已經無法追溯從什麼時候起，我對西藏產生了無以名狀的思念，直到有一天，自認為瞭解了西藏，才合上書，背起背囊，上路了。從哈爾濱出發，經過北京，西安，西寧，格爾木，我去了敦煌。又從敦煌返回格爾木，坐上了開往拉薩的汽車。 經過十幾個小時的夜行，天亮時，車，停在了一個叫安木多的小鎮。顆粒狀的雪出其不意地飄來，撫摸著我，既不粘膩，也不凜冽，是清爽，還有平和。這是一種我從沒有過的體驗。不遠處，四、五個人在轉一座老舊的，環繞著經幡的塔，很專注，連一眼也沒有朝我們這邊看。那似乎油漬斑駁的長袍，和電影、電視裏的藏裝截然不同，不誇張，不喧鬧，呈現著一個有形的，但對我來說，完全陌生的文化。這才發現，我讀過的那幾本書，...
2009年3月的一個午後，在達蘭薩拉一條幽靜的深巷裏，一位穿著深藍色亞麻立領對襟上衣的漢人，數著一串檀香木念珠，步子緩慢而 平穩地迎面而來。這位超越中國人形象的中國人吸引了我。圍著一張小茶几，我們相對而坐，開始了下面的對話。分別匆匆，都沒有問及彼此的姓名，索性在這裏稱他未名。 未名：中國是人的世界，而西藏是靈的世界。比如，死，在中國，是忌諱的話題。 朱瑞：是的，魯迅的《立論》裏，就道出了中國人的這種觀念。 未名：漢民族不敢面對死亡，而生命的死亡，恰恰是最本質的。不理解死亡，就不理解現存的生命，並不奇怪，中國文化中帶有某種膚淺和功利性。 朱瑞：我們祖祖輩輩臨終前，最要緊的是買個好棺材，找個風水好...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瞭解到，西藏問題的關鍵是“民族自治”。達賴喇嘛並不要求西藏獨立，祇要求西藏“實行真正的自治”。中共當局指責達賴喇嘛搞西藏獨立或變相獨立是沒有根據的。今日西藏實行的是中共黨治，並沒有實行藏人自治。在達賴喇嘛與中共當局的爭端中，顯然是中共當局不講理。 不過，最近我們又聽到另一種意見。按照這種意見，民族自治制度本身就是問題。若真正實行起來，很容易助長分裂主義。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馬戎前兩年就提出 這種觀點。在今年2月號的《領導者》雙月刊中，馬戎又發表了文章《當前中國民族問題的癥結與出路》，進一步闡明他的見解。馬戎認為，目前中國民族問題的症 結是，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來，採用了蘇聯...
一位友人，是出生於八十年代的中國音樂人，給我發來他新近創作的一首歌，我聽了一遍就記住了歌詞。淚水悄然滑落，因爲那透著懷念的聲音在悲愴地唱著：“六月的一天，全是年輕的臉。他們在春風裏，忘記了時間。六月的一天，全是年輕的臉。他們在陽光下，想象著世界。一場大風，把你吹散；一場大雨，把雲沖淡。一場大風，把我吹遠；一場大雨，把足迹沖淡……” 我知道這歌是爲誰唱。與此同時，在我眼前浮現的不止是20年前的天安門，還有去年的多衛康三地；不止是去年的多衛康三地，還有20年前的帕廓，還有50年前的羅布林卡……那是藏人的臉，不止是年輕的臉，還有中年的臉、老年的臉，而年輕的臉最多，讓人扼腕美好的生命宛如獻祭一般悲壯消...
不少藏族人有這樣一個幻覺，以為只要藏區還在，藏族人還在，藏語還在，關於藏族的學問和文化遺產還在，藏族的文化就還安安穩穩地存在著，甚至是發展著，不管是令人欣喜地還是令人討厭地。所以我們同時聽到"二十一世紀將是藏族文化的世紀"。可是現在的問題恰恰在於，即藏族文化的活生生的存在，幾乎快要消失了，傳統文化的主流正面臨斷子絕孫、無以為繼的重大危機。 生為藏族人,幾乎所有的藏族人都為自己是藏族而感到驕傲,因為我們擁有悠久的歷史,獨具特色而世人羡慕的傳統文化,有甘珠爾和丹珠爾為首的龐大的文獻.如果說過去是藏族文化的保守期,那麼藏族文化的發展直到二十世紀中葉，隨著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帶來的藏區社會翻天覆地的歷史...
西藏，2008年3月發生的流血事件，雖然已經過去一年多了，但給苦難的雪域西藏人民留下的許多難以癒合的傷痕；就象五九年拉薩大屠殺 和八九年拉薩事件，藏人至今歷歷在目一樣，也給後人留下了無法忘卻以致刻骨銘心的血淚史。 (博訊 boxun.com) 在人類文明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中國，即將舉辦2008年奧運會的時候，在北京，當時正值中共召開“兩會”的時候；卻在聖地拉薩，一場小小的示威遊行，竟然被軍警“擦槍走火”，自然有著中國特色極權主義壓制民心，激起民變的社會背景。 經過朋友的幫助，我們與居住在拉薩市區的一位婦女次仁邊姆（化名）取得了聯繫，當採訪時，她回想起往日發生在她家裏的一幕幕悲劇，心裏特別...
有件迫在眉睫的事情，需要大家來呼籲！(唯色Blog)本月31日，可能有20多位中國律師會被當局打壓，面臨馬上被暫停或停止執業的危險。這當中，有8名律師在去年“西藏事件”期間參與21名律師聯署簽名，公開聲明將依法爲被捕藏人提供代理、辯護等法律服務，他們是：程海、江天勇、黎雄兵、李敦勇、李靜林、劉巍、彭劍、溫海波，其中包括最近爲普布次仁仁波切和喇嘛久美做辯護的江天勇律師。 而當時，這些聯署簽名的律師都被當局嚴厲警告，不准介入西藏案件；律師所在的律師事務所被司法局/廳要求禁止接受藏民委託並接到警告將被暫緩年檢註冊；律師本人如滕彪被登出律師執照、江天勇被暫緩年檢註冊；北京市律師協會會長聲稱“要發揮智慧...
在一個“憶苦思甜”大會上，我第一次聽到達賴喇嘛尊者的名字。作為“比中世紀還要黑暗的西藏農奴制的代表”，尊者被指責為剝人皮，削人骨的妖魔。為了讓大家都體驗到新社會的甜，大會上，每個人必須吃舊社會農奴們的苦飯。否則，被認為不熱愛社會主義祖國。而我，不僅熱愛我的祖國，還願意為它獻出一切，直至生命，像黃繼光，董存瑞，邱少雲那樣。就吃了，人們都說黃連苦，那個飯，如果也叫飯的話，比黃連還要苦。回到家裏，我又漱口又刷牙，還是一陣接一陣地噁心。吃那種東西，毫無疑問是對生命的摧殘。就可憐起在遙遠的西藏高原，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的農奴們。 後來，我有幸讀了一些外國人和藏人自己寫的關於西藏的書，還走訪了西藏的大部分地...
《國家人權行動計畫（2009—2010）》發佈至今，在中國國內引起很大反響。少有的比較敢言的報紙——《南方都市報》，發表一文，對照該計畫中涉及保障汶川大地震災後重建中的人權條款，要求真實地公佈地震死亡名單。知識份子冉雲飛在《請以人權的名義釋放劉曉波》的文章中寫到：“……沒有行動，只停留在觀念上，不付諸實施，那麼人權就只有停留在概念中。……所有因言獲罪、所有因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維權而被關押和迫害的人，包括那些不停上訪的人，官方都應該道歉，而且無條件釋放他們，如此方能踐行人權計畫，讓人權計畫因為行動而得以貫徹實施，落到實處，避免落入官方歷來喊口號這種口惠而實不至的欺騙局面。 我也仿效之，在這裏重點...
我（不是雲兒，而是戈爾德斯坦，學淵注）要講的這個村子（Samada村），在當年西藏第三大城——江孜的東南，離城約六十五公里，地處拉薩通往不丹和印度的交通要衝，是一個半農半牧地區。村子裏共有八十三戶人家，人口約二百五十人。[注一] 西藏的土地，名義上歸國家所有，劃分成大大小小的莊園，由三大領主（政府、貴族和寺院）分別領有。領主和庶民都分屬於不同的莊園。根據中國官方的一項調查，舊西藏土地佔有結構，38%歸政府，37%歸寺院，此外25%歸貴族。 我們這個村（戈爾德斯坦研究的Samada村，學淵注），歸政府，藏語叫“雄居巴”，即政府差地。用當今東土官府的話說，所有村民都是政府這一領主的農奴。但是在藏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