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於:2016-04-04
1.邊界
“我們已經三天沒飯吃，手腳也凍傷了，頭一天夜裡她發高燒，加上山太高，她燒得有些迷糊了。第二天早上出發時，她說走不動，我鼓勵她說翻過這個山口就到了……雪很深邁腿很吃力，所有人都只顧趕路，她落在了後面，但也不是最靠後的……‘開槍了，快跑！’有人喊，我拼命跑，其實也跑不快，但我的位置比較靠近山口，我跑了過去……她要是沒生病可能就沒事吧？她太虛弱了，跑不快……”
“我被抓進了邊防站。幾天後，他們讓我去隔壁房間認屍。她躺在那裡沒穿衣服，身體上有洞。他們問我認不認識她，是不是和她一夥的……”
我一邊聽他翻譯，一邊想：他也是這樣跑出來的。他也可能像她那樣被擊斃，或者像其他一些人，凍死在雪山上 ，掉進冰窟，或被邊防人員射殺了卻不為外界所知……
在印度達蘭薩拉，他是翻譯桑傑嘉，一名偷越國境者，在翻譯其他偷越國境者講訴的一名偷越國境者的死亡。或者說，一名倖存者在翻譯其他倖存者講訴的一名遇難者的遇難。還可以說，一名追隨者在翻譯其他追隨者的追隨，一名流亡者在翻譯其他流亡者的流亡。
“偷越國境”不單是地域上的“非法”跨越，更是一段時間迷宮中“合法”、“非法”的顛倒里程——1912年9月，一個中國代表團來到印度大吉嶺並要求進入西藏，聲稱是為了向達賴喇嘛報告“中華民國的創建並要求藏人的承認”，但西藏堅拒中國人進入其邊界。中國再次派出一個“恢復”達賴喇嘛名號和地位的代表團；此後又派了一個“抱著和解的意願前來西藏研究”的使節；又委任一個在印度的中國人劉興祺為民國代表，試圖與西藏政府接觸；而此前未取得任何成果之代表團的團長楊奮仍試圖從藏印邊界前往西藏。但是，所有這些中華民國的代表無一人得以取得西藏許可通過藏印邊界進入西藏。
桑傑嘉在他的文集《天葬台》裡寫到：“1949年11月2日，西藏外交部發給毛澤東的外交照會：‘西藏是慈悲之觀世音菩薩的教化聖地，是一個佛教興盛而與眾不同的國家，從遠古時期開始到現在都一直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在政治統治方面從未遭受過任何國家的侵佔，自始至終都是一個反抗外國侵略並保衛自己家園的佛教國家。我們不僅需要中國軍隊不會越過中藏邊界進入西藏以及不進行任何軍事活動的保證，而且也希望嚴格管束藏中邊界的文武官員，使我等西藏人安放心。同時，就幾年前被中國兼併的西藏領土問題，希望中國內戰結束後展開談判。’”
這份外交照會發出後不久，照會中提到的“藏中邊界”——西藏東部康區和安多與中國接壤一線，就被中國抹去了。中國人的邊界擴張到了西藏與印度、尼泊爾的交界線。“侵略者手中，沒有任何有關西藏邊界以及外交事務的資料，對西藏外交問題沒有任何概念”，“外事幫辦楊公素漏嘴說：‘同印度的邊界究竟在哪裡，我們還不明確。國民黨政府的行政管轄及其軍隊根本沒有到過西藏，更談不上控制與管轄邊界了’” 1953年中共“合併”了西藏外交部，掠獲了西藏政府與印度、尼泊爾等鄰國就邊境線進行交涉、約定、劃分等的各項完整紀錄，以及西藏政府與鄰國簽署的各種外交檔，“在西藏前面加上‘中國’兩字，西藏和印度的邊界成了‘中印’邊界，而中共入侵前的西藏與印度邊界以‘傳統習慣邊界線’輕輕代之”，藏尼邊界也如法炮製成了“中尼”邊界。
那些在“中印邊界”、“中尼邊界”被中國邊防軍人射殺的、抓捕的“偷越國境”的藏人，他們冒險穿越的邊境線，也是桑傑嘉偷越的邊境線，也是所有“偷越國境”進入印度、尼泊爾和流亡其他國家的西藏流亡者偷越的邊境線，正是中華民國代表團和代表數度被西藏政府拒絕入境的邊界線，正是西藏被吞併前的藏印邊界、藏尼邊界。
“西藏與鄰國的邊界線是在歷史上多次衝突中，由西藏政府和人民用血和生命換來的，而且，所有的決定權在西藏政府手中”，直到西藏被中國吞併。西藏的精神領袖、西藏政府、西藏政治與文化精英和無數西藏人，流亡到了藏印和藏尼邊界線的另一邊。被抹去與被覆蓋的邊界線上，血和生命疊加著血和生命疊加著血和生命疊加著血和生命……像修持沒有盡頭的“古薩里”，在輪回中，無數的施身，填不飽餓鬼們的肚子。
2.護照
桑傑嘉和我都有過一張中國的身份證。這張硬塑卡片上印著包括西藏在內的中國版圖，佈滿集中營鐵絲網般的網紋，身份證無疑做了防偽處理。與我不同的是，我還有過一本中國護照，但桑傑嘉沒有。他持有防偽的中國身份證，他生來就被蓋上了“中國藏族”的印記，他像中國人那樣說漢語，他在中國教育系統中受教育，他還可望謀得一份中國體制內的職業，他在清洗和同化的流水線上移動，而在領土、邊界、審查制度、禁言、偽史、身份、新話、忘懷、帝國的繁榮、假裝的幸福……所組成的巨大迷宮中，雪山、草原、河流、農田、廢墟、城鎮……也有記憶與證言的秘密通道，諸如“靈魂”、“民族”、“歷史”、“真相”等等事物，並非那麼容易過濾、清洗、或偽造：“高中時我讀了一些外國人寫的有關西藏的書。有幾個好朋友叫我一起跑，去印度。我想：上完大學能更多更好地幫助達賴喇嘛，那幾個朋友就先跑了。上大學時，我又讀到了藏文版的達賴喇嘛自傳《我的土地與我的人民》，讀了《雪域境外流亡記》，還讀了《西藏政治史》。大學時又有幾個朋友策劃逃亡，我沒有同意。我還是覺得，讀完大學能出力更多。大學一畢業我就離家去了拉薩，告訴家人說去拉薩找工作，但我一直在拉薩打聽怎麼出逃。我沒有想過、也沒聽說周圍的人申辦護照。如果有邊境通行證可以走到邊境地區，但我沒有辦到邊境證。我滿腔熱血，想為國報效……就這樣出來了。”
桑傑嘉沒有中國護照。那些在邊境線被槍殺的西藏人沒有中國護照，所有“跑”與“逃亡”的西藏人都沒有中國護照。所有無法離境的西藏人都沒有中國護照。西藏人與“中國護照”更有某種拓撲學的防偽術——護照不但證明持有人的國籍，還用於出入旅行他國；中國當局給西藏人打上“中國藏族”的印記，卻不能提供護照證明其國籍，因為西藏人可能持“中國護照”去追隨西藏國的象徵，重現被遮蔽的西藏印記，踏上自由西藏的旅途，重返“非中國人”的身份——“西藏歷代政權非常重視外交事務……一直到1953年中共以‘合併‘之名吞併、奪取外交權為止，都是西藏外交部掌管西藏外交事務……
西藏政府頒發給外國遊客護照（即簽證）的最早記錄是在1688年……
1780年西藏政府給印度總督沃倫.哈斯廷斯(WarrenHastings)的使者普倫吉爾.高桑（Purangir Gossain）簽發了一份護照 ……
自1912年以來，西藏政府也正式頒發護照給那些要到國外的西藏人。
1921年西藏政府批准了其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珠峰探險隊的入境和探險申請……
護照有時是發給從事科學工作的探險人員……
1942年，西藏政府成立外交部……由此外交部成為西藏與外國政府代表進行聯繫的唯一合適的管道……
1942年西藏政府在邊境小鎮亞東向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兩位特使簽發了入境許可簽證……
第一本現代意義上的西藏護照是1948年簽發給西藏貿易代表團的護照……英國、美國和其它七個國家給這本西藏護照簽發了簽證和過境簽證。’當時的代表之一夏格巴的護照現存在印度北部達蘭薩拉為最有力的證據。
以上文字摘自《從一張照片談西藏政府外交部的淪陷》，是桑傑嘉註定珍視和強調的記載，是他翻山越嶺數千里、躲過中國邊防軍人、跨越被“中尼”覆蓋的藏尼邊界、避開尼泊爾員警的獵尋、走過現實的中陰之旅，終於輾轉來到印度達蘭薩拉的因緣之一。
這個在浩劫暫息的年代、鐵幕之內出生的西藏人，在西藏政府外交部工作了13年。那些時日，在達蘭薩拉麥克勞甘齊鎮下面，離一座西藏白塔不遠的斜坡下，就是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簡陋的磚混房子。從山路上可以看見外交部中文組辦公室的視窗，可以看見桑傑嘉坐在電腦旁，身後掛著一幅尊者的像。
他有一本印度政府頒發的西藏難民證，藍色的封面有著與西藏的天空類似的藍。他不需要中國護照。
3.語言
當他用中文轉述那些“偷越國境”者的話、那些流亡者的話時，好像他自古以來就說漢語，好像漢語是他的母語，好像他是一個漢人……雖然他的樣子與漢人有可辨的區別，他有近似蒙古人的臉頰，濃黑微卷的鬍鬚，幾乎沒有漢人男子將鬍鬚修剪成那種樣式，他的長頭髮可以和紮秀一起編起來盤在頭頂，他的耳廓與寺廟裡那些佛像的耳廓類似。雖然他沒有經歷過“時世翻轉”，可是誰能確定呢？對西藏人來說輪回是存在的。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生活仍然與那場災變千絲萬縷聯繫著。
而就我而言，跟藏人說漢語，聽他們用與我相同的語言對答，不僅自然正該如此，而且，難道不是“沒受過現代化教育”的藏人，才不會漢語或者說不好漢語嗎？即使對寺院裡那些深受僧侶和信眾尊敬的博學上師，我的尊敬也仿佛是對古人的尊敬。偶爾我會閃過略微糾結的心思：要是藏人都穿漢裝、說漢語、和漢人沒有兩樣，那這裡還是西藏嗎？我還記得這種心思掠過時伴隨的羞愧不安，不是因為發生在眼前的漢化，而是曾在老資格“志願援藏”文化人的雄辯中敗下陣來。這些文化人們集理想、開拓、吃苦奉獻、發現新大陸、傳播現代化於一身，既懂得風俗禁忌又決意移風易俗，甚至會說幾句藏語，像不擺架子的領導一樣拍打老鄉的肩膀……老資格的援藏文化人鄙夷地說：你們這種人（指的是我這樣的人），就是希望西藏不發展，停留在原始落後當中罷了！藏民沒有文化、不識字（指的是漢字）、成天轉經拜佛、種地放牧，才符合你們對西藏的浪漫化想像！
《天葬台》裡桑傑嘉描繪了關於“無用的藏語”和“現代化漢語”的循環論證機制：“我是在大山裡長大的，到九歲才離開大山上學……入學的條件是用漢語數數，從1數到20。由於我不在村子裡生活，沒有和漢人接觸，我不會數漢語數字……
我們小學各年級的藏語文課都是輔課，不學也可以……很多藏人學生不學藏語文，原因是藏語文對升學沒有任何作用……又因為是輔課，所以學校不安排好的老師任教……我是為數不多的堅持學藏文的學生之一。雖然我的藏語和藏語文成績在班上是前茅，可是學了五年藏文，小學畢業時還不會讀藏文文章，不會造句，更談不上掌握藏文語法……
初中時，除了藏語文課，其他課程全部是漢語授課……漢語學得好其他課程的成績自然會提高，結果漢語好的就能升學，三年下來藏語好的學生往往是留級或退學的物件……高考時，我們班藏語文學得非常好的學生都被拒在學校門外，因為他們總分很低，藏文再好也無法被錄取。
後來，那些藏語文很好的學生由於無法升入高中而返回農牧區務農入牧，結束一生上學的機會。”
因為藏語無用漢語有用，所以學藏語無用學漢語才能發展、提升、現代——在這樣的循環論證中，西藏人的藏語文越來越“沒有用”了。藏人祖先創造的形如山谷、飛鷹和青稞葉似的美麗的字母，浩瀚的經卷裡的文字，贊普們上師們說過的和寫過的語文，廟宇、民居、宮殿的設計師和工匠們溝通的語文，《格薩爾》藝人唱頌的語言，飛過草原和農田的情歌的語句，錢幣、信件上的文字，官文、律例和文獻的文字，記載政教史、條約、盟誓的文字……這使用了三千年的西藏字母語言，在短短幾十年裡成了“沒受過現代教育”的西藏人才會的東西。你必須像一個真正的文盲那樣，去接受“先進的”象形筆劃語的教育，還必須像一個真正愚笨的蠻子那樣不開竅，回去種田放牧自慚形穢。
更重要的是，你不能再用藏語文思考和記憶了，漢語成了你的新話，漢語將西藏的國王換成中國的土官，漢語寫的西藏歷史成了中國西藏地方史。“……我找不到能與‘དུས་ལོག’相對應的中文詞。這個詞辭典裡不存在，有關西藏的中文書籍或中文譯著裡也沒有，但這個詞確確實實存在于我們藏人的話語中……‘དུས་ལོག’，指的就是‘入侵’、‘反抗’、‘起義’這段特殊的西藏歷史時期，天地反覆、善惡顛倒、命運逆轉、一切的一切都翻轉，指的就是‘世時翻轉’”。當藏語消失了，“དུས་ལོག”也就銷毀了，惟有“翻身”、“解放”被記載。
這並非佔領者的“政策錯誤”，恰恰不是，而是換腦術和換心術的正規綱常。環球時報發表的中國學者文章說：“秦始皇一統中國後，又做到了‘書同文’，即文字的統一。文字統一對形成共同的文化認同和民族認同，對中國的民族融合、國家統一、疆域拓展、歷史延續，都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最近一次“國家統一、疆域拓展”就發生在六十多年前，民族尚未“融合”，歷史還在修改。 繼剿滅的村寨、繼屠城、繼死亡勞動營之後，系統化清除藏語文也是滅絕的一部分。
4.流亡
桑傑嘉從拉薩流亡印度的那一年，我也在拉薩。當他在“北京路”、“江蘇路”或八廓街東奔西走時，也許曾與我擦肩而過。他四處打探如何出逃，我參與剪輯一部“西藏和平解放XX周年大慶”宣傳片。當他晝伏夜出，在雪山荒嶺走得腳底起泡精疲力竭的時候，我在布達拉宮西側的廣電局混凝土辦公樓裡，按照解說詞鋪排炮火、繳槍、舉手投降、載歌載舞、揮動的花束、藍天裡飛升的紅氣球與和平鴿。桑傑嘉從沿途的檢查站、告密者、邊防站、巡邏警、或許甚至從那個幾年後開槍射殺尼姑格桑南措的邊防武警的疏漏之間，跨過了他後來寫到的邊界線，成了一名流亡者；我反復流覽的紙頁上是自治區宣傳部傳達的意志的解說，拼湊的畫面是經批准放出的“歷史鏡頭”和精心的擺拍，我習慣了輕度翻胃，自動地不思想，或者說識時務，只管以熟悉的“美學手法”執行“甲方”意圖，確保製成“合格品”通過審查結款……
2009年夏天，更準確的說，因為2008年3月的風暴，我與桑傑嘉在達蘭薩拉相遇。是否有必要辨認一下相遇中更多層的含義呢？比如，忠誠與背叛、真與假、受害者與壓迫者……是否有必要承認，其實早在我貌似富有情趣、懷著時尚的好奇、著迷異域風物的……漢人雲遊西藏時，我就從尚未來得及清除的各種痕跡裡辨認出來了真相，我只是習慣了聽起來像真話的宣傳，習慣了像正派行徑的謀害，習慣了像理性務實的敗壞……無論如何，從個體來說我與桑傑嘉都算隨和的人，一見如故，但不僅僅如此。我們同在拉薩那一年，截然不同的經歷，加在一起更真實，也是更廣泛的隱喻。
達蘭薩拉的麥克勞甘齊鎮，兩條主街雖然窄狹，卻因西藏的淪亡和流亡者的悲慘境遇而伴生了消費者的隱秘樂趣。咖啡館、餐館、酒吧、旅遊品店和客棧的享樂主義意味，與街牆斑駁陸離的張貼相映襯，那些張貼，有的印著被鎮壓受害者血淋林的照片、有的印著失蹤的班禪喇嘛，以及政治口號、佛學講座和瑜伽班的手寫廣告等。他人的痛苦與悲劇美學欣賞者的惻隱、感動和勵志。
穿過主街後面那些低矮老舊的房子形成的小巷，桑傑嘉領著我，沒費什麼力氣，就在一些簡陋清貧、甚至陰濕破敗的屋子裡，找到了一些老人、一些中年人、一些青年。也可以簡單地說，找到了一些未被炮火消滅的男女，一些繳槍投降後從餓殍與苦役中遺存的人，一些被載歌載舞遮擋的、家破人亡淚水枯涸的男女，找到了一些揮動過花束的人、一些被紅氣球與和平鴿欺騙過的人、一些被通緝的新難民、被通緝的目擊者。達蘭薩拉已有三代流亡者了。這些人對著話筒、答錄機、攝像機、報刊的、電視的、寫書的、寫文的、難民署的、人權組織的、有名的無名的來自天涯海角的人……不知說了多少遍了，不知翻譯們重複了多少遍了，所有的……希望，最終都像被吸進了紅塵的黑洞。麥克勞甘齊的街道猶如河流，悲情參觀者流轉不息，其來去似乎關乎流亡人，同情、譴責、以及讚美，像旅遊紀念品一樣廉價。
從麥克勞甘齊鎮走十來分鐘下到一條樹木蔥郁的山谷，那裡有一個西藏流亡者的火葬場。一座長條形水泥焚爐砌在山澗旁邊，挨近一條小瀑布，顯然便於取水沖洗爐槽。有一天清晨，我和桑傑嘉去看了流亡政府老人院一位孤老人的火葬。火葬場唯一的工人圖堅頭天傍晚已經把木柴整齊地碼放在焚爐上了，是老人院出錢從印度人那裡買的木柴。天快亮的時候，老人院的皮卡車拉來了死者，他被放在了柴堆上。沒有僧人們念度亡經，屍體也沒有捆成胎兒的姿勢，沒有脛骨號的祈請和法鼓的禮贊，沒有化身為鷲的空行……圖堅、老人院一個送葬的工作人員和皮卡車司機，一邊囫圇念經一邊澆汽油。和天葬儀軌相比，一些重要且神聖的環節，因為客死他鄉而缺失了。而天葬，是西藏人一生中最後一次佈施和供養。
火葬場唯一的工人圖堅來自色達，他後來訴說了“三萬戶色達庶民之主”——色達賁阿虛·仁增頓珠的最後結局：“中國人把色達賁的屍體運到會場，把赤裸的屍體綁在木樁上。色達賁的兩個兒子也被帶去了會場，讓兒子看批鬥父親屍體。中國人對開會的民眾說：‘這就是你們的大賁，他是剝削壓迫廣大人民的壞人，我們消滅了他！你們應該高興，你們已經翻身了！’他們問民眾打死賁好不好？大家閉口不說話，默默哭泣……色達賁阿虛·仁增頓珠被中國人殺了，那等於是色達的頭被他們砍了……我們不知道屍體最後是怎麼處理的……”
我不知為何寫這些。也許和桑傑嘉找尋“時世翻轉”的見證人有關。由於老人院的很多老人經歷過“時世翻轉”，他去老人院打聽。回來說沒找到，老人們不是過世了，就是太老很多事都記不清了。而後來找到的見證人，他們訴說了太多的死亡，都是可怖的死亡，是缺失了天葬台的死亡，是沒有任何葬儀的死亡。或許，那些死難者倒斃之處就是天葬台，一切皆儀軌，惡魔、餓鬼、上師、空行、本尊……都在。
也許，這一切是桑傑嘉將博客和文集皆起名《天葬台》的因由……這些事都與死亡有關：生命的死亡、邊界的死亡、護照的死亡、語言的死亡、家園的死亡……在漸次死亡中，如果死於失語症和失憶症，輪回之人就真正死亡了。《天葬台》是一名西藏流亡人的文字天葬台，是他“非法”跨越邊界線、持難民身份證、在達蘭薩拉、在漂泊的各處、在忠誠地追隨中，抵抗失語症、填補記憶之窟的修持。正如“中國護照”與西藏人的詭譎關係一樣，既然漢語殖民了“蠻子的舌頭”，那就用殖民者的語言抵抗殖民者的除憶詛咒，用掠奪者的語言控訴掠奪，用偽裝者的語言揭示偽裝得更道德、更魅惑的篡改，用佔領者的語言重新述說西藏國恆久的存在。
(2016.2.9.洛薩/特拉維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