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於:2011-12-05
筆者作為一名追踪觀察西藏現況的研究者，讀罷《多維新聞》（其編輯部曾在美國紐約，後移到中國北京）於2011年11月21日題目為“自焚浪潮使西藏流亡政府陷入困境”報導，讓我大吃一驚，因為，這位記者緊跟北京政府的後腳把事實顛倒過來後，並北京自身缺乏道德底線的罪孽準備想強加給離藏土萬里之外的西藏流亡政府。這叫太天真還是除了功利遊戲什麼都不顧？其實，不妨大家沿著現今西藏連續發生殉道事件的背景去考察，就不難發現誰在逼迫不得不採取殉道來反抗的來龍去脈，比如，有一位研究當代中國政治的學者在大作中記錄，“終於，有藏人留下遺言：<我不希望生活在中國的壓迫下，不要說一天，甚至一分鐘也不願意，>另一位盲人僧人離世前對家人說：<這樣的日子不要說有眼睛的你們受不了，連我這個瞎了眼的人也受不了>。”再說，現在中國當局非常害怕焚身抗議蔓延西藏其他地區，對西藏所有寺院，尤其阿壩格爾登寺採取人盯人的嚴控措施。大家反過來看，“自焚浪潮使西藏流亡政府陷入困境”還是“自焚浪潮使北京政府陷入困境”？從這個層面來看，使北京政府確實陷入了道德和政策不可兼顧的困境。政策迫使殉道和為先進代表自居的共產黨政府形象之間，想穩定和實際的行為之間，依靠訂單和放縱之間，人們卻看到了威脅，也就是說“不擇手段的威脅”。同時，北京也想修復自身的形象，不過，除了強硬之外，又找不到合適的對策。可以說除了壓迫和欺騙，胡溫政府沒有西藏政策。當然，這一切離不開與當年胡錦濤在藏人犯下的罪孽。 雖然統治者如此，那麼，幫手們又是什麼樣的呢？幫助北京說話者身上，又大家聞到了對中國文明一竅不通的臭味。他們還大言不慚地說，“自焚事件為西藏努力抗爭的故事中增添了黑暗並且容易讓人曲解的一頁。”可是，徐沛博士的大作中披露，“而在中國歷史上燃指供佛、焚身供佛或捨身供佛也屢見不鮮。那是信佛者或修佛者向世人展示其信心或神通的一種方式。達賴喇嘛一直想朝聖，但遭中國政府拒絕的文殊菩薩聖地五台山從元朝起在壽寧寺首傳藏傳佛教，該廟原名王子焚身寺，是北齊文宣帝在三王子焚身供佛後為他修建的。據稱在三王子焚身的火光中，菩薩現行，是謂燃身現佛。高僧虛雲和尚（1840－1959）在58歲時曾前往寧波育王寺，拜佛舍利，燃指供佛，超度慈母，奇蹟連連。可是1949年後在中共極權專制下成長起來的大陸人多半失去了獲知自己民族文化和民族英雄的機會。” 如果說焚身供佛是漢傳佛教繼承和發揚的美德，焚身抗議又是二十世紀60年代，越南高僧和中國高僧先後在不同環境中向強權者不得不點燃的抗議聖火，因此，現今抗議聖火已經從西藏東部傳遞到天安門廣場，又延伸到在河南鄭州強撤的民宅。難道這也是“自焚浪潮使西藏流亡政府陷入困境”？豈不是西藏流亡政府成了帶領十五億中國人走出“無自由”的救星？若是那樣，大家需要做一件事情，即趁辛亥革命一百週年，把孫中山先生的“五族共和”應當改寫成“五族輪治”。據說，“革命志士林覺民等為了民族的獨立、民權的實現和民生的富足，赴湯蹈火，捨身取義，壯烈犧牲。林覺民的《與妻書》在民國時期就是中學生必讀的範文，至今感人肺腑，催人淚下。”這位記者還說，“也許與達賴2010年3月份退出政治有關，他雖然指責自焚事件是中國奉行“文化種族滅絕”的結果，但是沒有發出讓他們停止這一行為的呼籲。……同時，格爾登寺的主持也沒有發出呼籲不要再讓藏人自焚。”大家並不陌生這種說法，一方面，“希望之聲”對筆者進行採訪時說過，“中共可能想通過國際輿論界迫使達賴喇嘛出面製止藏人殉道。如果成功了，就達到了<一箭雙雕>的目的，不僅制止了藏人的殉道抗議，也就間接地證明了所謂<達賴喇嘛支持者鼓勵自焚>的說法。” 另一方面，為何漢傳佛教把焚身供佛視為美德或榜樣？這牽涉到《妙法蓮花經》裡邊有佛祖親自讚美“焚身供佛”有直接的關係，當年連佛祖都讚美過的一種行為，現今已經昇華為“焚身為他人求自由”的境界時，除了準備向超越佛祖的人以外，恐怕沒有人輕易去敢於否定，因為，這是佛教普遍奉為“利他行為”的一部分，又是除了給人震撼之外，沒有留下任何對他人不利的痕跡，所以，震撼意味著想喚醒世人的良知和要求換回自由的呼籲。自由包括言禁，行禁，報禁，甚至禁止自由思想或自由信仰。同時，從世俗的角度去看，面對打人者和被打者的時候，多半人會去勸阻打人者，又少部分人會幫助打人者去說服被打者包頭挨打，因此，中文名詞中就出現了“幫兇”。現在我們不需要去探討“幫兇”一詞的含義，僅僅從為他人而奉獻的高僧迫使轉變為“幫兇”是無法想像的，除非已經到了世界末日。可能基於這些原因現任總理洛桑森格已經公開說，“我們不鼓勵西藏境內的任何抗議，因為我們知道後果。但我有義務為選擇走這條路的男人和女人們站出來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