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於:2011-04-11
3月31日在青平台Open講座所辦的第一場龍在雪域討論會，因為我感冒失聲，所以大部份的時間都沒講話，都是主持人沈清楷幫我唸演講稿（非常感謝）。何澄輝（米那娃之梟）提出了有趣的觀點，也就是1947年後的西藏是五國角力的競技場（美國，蘇聯，中國，印度與西藏），能夠看到蘇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目光如炬。周美里會長自己提了不少問題。 我倒是在會場後半段與達賴喇嘛宗教基金會董事長達瓦才仁先生有所互動，談到了圖伯特正名的問題。所以這一場是成功還是失敗？嗯，大概屬於持平吧。以下是討論會的照片以及演講稿。 各位女士，先生，各位來賓： 大家好，我是翻譯本書的謝惟敏，感謝大家來參與今天的座談會。 我想先向各位報告我為什麼想翻譯這本書。 2008年我在英國的電視新聞上，看到源源不絕開進西藏的解放軍戰車與裝甲車的畫面，才開始關注西藏議題。我開始專為西藏寫部落格，內容主要是翻譯當時西方媒體上容易看得見的文章。可是愈翻譯，我愈覺得有更進一步了解西藏歷史與文化的必要。 畢竟西方媒體雖然有正確的資訊，也有不少誤解、模糊不清的地方。我也很輕易地發現中國勢力積極利用英文媒體發聲，甚至派遣憤青混入流亡論壇製造輿論。2008年更是各種有關西藏資訊在中文網路大爆炸的一年，各種對於達賴喇嘛的讕言，指控，詆毀所在多有。 我發現自己對於西藏的認識是非常少的，比方說，康巴游擊隊所成立的「四水六嶺」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到底如何，中國媒體指控歷歷，認為是美國顛覆中國的陰謀，講得咬牙切齒，磨刀霍霍，可是卻令人無法盡信，因為立場顯然失之偏頗。 因此，我決心動手翻譯兩本書，第一本就是各位看到的，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茨仁夏加教授的《龍在雪域》，另一本則是前衛即將在五月出版的《遮蔽的圖伯特》。這兩本書的特點，就是作者都是斐聲國際的藏學家，他們致力於保持中立客觀，儘量以事實敍述為主，而把評價與判斷留給讀者。 今天這一場以《龍在雪域》為主，因此我就把關於《遮蔽的圖伯特》的報告保留到五月二十五的座談會。 圖博之友會的會長周美里曾問我，《龍在雪域》在西藏史上的重要發現為何？我想，台灣這幾年在「圖博之友」、「達賴喇嘛宗教基金會」、「西藏青年議會」、 「西藏婦女聯合會」、ＳＦＴ等等組織的努力下，再加上可以看到如唯色、王力雄、李江琳等人的著作，對於西藏現代史的了解，絕對比中國大陸一般人的資訊來得豐富。 可是1999年出版的《龍在雪域》，雖然經過十二年的歲月，還是有值得翻成中文，引介給中文讀者的地方。那就是它所提供的完整西藏現代史觀照與視角。它一開始就以影響中亞情勢的印度獨立為歷史的斷代點，突顯了印度對西藏命運的牽動。 印度果然也在西藏與世界各國的連繫上扮演重要角色，將來勢必繼續牽動東亞局勢，這也是我們討論達蘭薩拉與北京，流亡政府與達賴喇嘛時都不可忽略的重點。而這一點，是許多中文書籍比較容易忽略的一點。 茨仁教授對這方面所下的功夫，見解的獨到，我相信一定夠增加讀者的國際視野。我請讀者特別注意第一章、第三章、第八章、第十章、第十四章與第十五章。 我在這裏也抛出一些好玩的事實，提供讀者玩味。第一點就是尼泊爾與西藏的關係。現在中國說「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一部分」，這大體上是延續清朝的版圖，認為西藏是中國的藩屬國，可是西藏從來不用向清朝繳納貢賦，清朝末年為了維持擁有西藏主權的假相，還代替西藏償付大筆戰爭賠款，可謂所費不貲。 相形之下，西藏卻要向尼泊爾繳納貢賦，這是根據一八五六年的《西藏－尼泊爾條約》，每年西藏要向尼泊爾繳交一萬盧比的貢賦，這筆錢一直繳到一九五二年。而尼泊爾有義務在西藏受到外力侵犯時，防禦西藏。 所以假如要用中國的定義，說西藏是中國的藩屬國，倒不如說西藏是尼泊爾的藩屬國。（這是第四章的註釋第八十六條，頁五八四）。一八五六年，西藏與尼泊爾的 條約之所以簽定，是延續一八五四年的邊界戰爭而來，這個條約允許尼泊爾在拉薩建立使館，並且讓尼國商人在西藏擁有貿易特權，這種特權甚至一直延續到文革時期。 當中國鎖國搞革命，西藏也因為人民公社制度而買不到任何東西時，唯一還可以買到的舶來品就是尼泊爾－西藏商人進口的貨品。 另外一個有趣的事實是，很多中國人在網路上表達對於美國中情局支助康巴「叛亂」組織「四水六嶺」的不滿，認為中國解放軍「平叛」、「鎮壓」有理，理由不外乎，外國不得干涉中國內政。可是在他們的文章裏，你卻從來沒有看到他們對自己的國家──中國──干涉他國內政表達同樣的義憤填膺。 茨仁教授在第十三章的第三十個註釋（頁六二七）裏面提到，中共積極支持反印度政府的團體。中共為印度米佐人與那加人的游擊隊提供軍事援助與訓練，這兩個團體都想脫離印度獨立。整個一九七零年到到一九八零年代早期，中共都提供軍事支持與游擊訓練。這一點自然影響到印度對中國的戰略思考。 當然，要講《龍在雪域》，還是要談中共在西藏的統治。我認為這本書突出了一個重點，那與中共在文宣裏講的完全相反，中共統治西藏六十年，幾乎全是不得民 心，不獲人民信任的一甲子。中共與西藏1951年5月23日簽定《十七條協議》，這就是最早的「一國兩制」雛型。茨仁夏加在前言裏特別強調，西藏之所以變成今天這個樣子，是當年西藏內部有強大的派系主張與中共合作，認為共產中國與佛教西藏可以共存。 而中共也採取統戰的手法，以拉攏上層階級為主，並不考慮西藏一般民眾的需求。其中一個最顯著的例子是烏拉差役的問題。中共把自己比擬成解放西藏農奴的大救星，其功業跟美國南北戰爭解放黑奴不遑多讓，自吹自擂其政權免除西藏人民的烏拉差役，達成了社會正義。 一九五四年，共產黨就是利用西藏人民義務提供的牛馬與住宿食物，到西藏偏遠的地方出差。 （第180頁）我們還可以注意到，從1950年到1959年中共統治西藏的時期，西藏人民反共的聲音不斷，要求中國人離開西藏的呼籲也從未止息。 有一個統計數字是，當時通貨膨脹的比例高達3000%（有人知道國民黨來台之前，上海的通貨膨脹率是多少？來台以後，台灣的又是多少？）。就有一個人民團體，稱之為「米芒圖卓」（人民的代表），他們向當時駐藏的解放軍將領張國華遞交請願書，希望減少軍隊駐紥的人數，也希望中共不可以削減達賴喇嘛的權威。 除了這個團體之外，還有「拉薩芒卓瑞欽」（拉薩人民的組織）。這兩個團體在一九五二年被中共解散以後，一九五四年西藏又出現一個團體，這次稱之為「米芒仲都」（人民會議）。 他們不只到處張貼反共的海報，甚至第一次顯露西藏人民過問政治的氣勢。發起人是一位理塘商人阿樂群則茨仁多吉，另外兩位是低階的政府官員，而他們也凝具足夠的人氣，獲得許多人的支持。 當然，對中共來說，人民真正的意見都不是民意，只有他們要的意見才是民意。所以他們對於以上三個團體都採取鎮壓的態度。上述三個團體在中共壓力、西藏政府的臣服下，一個個解散。 中共在西藏遭受人民反對的最高潮，當屬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導致達賴喇嘛出走印度的「拉薩起義事件」。拉薩人民反對的，最先並不是中共，而是西藏的統治階級；他們對於執政者（西藏的貴族）將國家帶向與中共合作的方向非常不滿，因此在國家的象徵──達賴喇嘛──受到威脅的時候，群起抗議。 茨仁教授這一段寫得很精采，他說：「不只是中共（對人民的示威）沒有準備。西藏統治階級似乎也對這場示威的嚴重性沒有感覺。3月10日下午，西藏政府的全體官員行禮如儀地出現在中國軍區總部，以觀賞演出。他們肯定早知道，或者已見過拉薩當天早上發生的示威。然而他們似乎對整件事絲毫不感憂心。 達賴喇嘛的兩位經師、部份家人、所有的僧官與西藏貴族的成員，那天下午都出現在中國軍區總部。諷刺的是，雖然中共聲稱「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策動了這場示威，然而當西藏農民在拉薩街頭示威時，西藏統治精英們事實上也正在另一個地方享受解放軍提供給他們的豪華娛興節目。 就在他們等著達賴喇嘛出現時，這些西藏佳賓們由中共高階幹部親自接待：宗教領袖們被請到一處去觀賞電影；中共還為俗人官員擺設了麻將桌，而比較時髦的年輕官吏則跳著西式的交際舞。（第250頁）」 所以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為什麼是西藏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天？著實是因為這一天就是人民意志的展現。西藏人民明確地表達他們不希望被中國統治，也質疑貴族們不知道要把國家帶到什麼地方。這一天不僅代表達西藏舊政府的終結，也是中共的一國兩制在西藏已經遭到徹底失敗的明證。 當然一九五九年三月以後，民意在西藏更消失得無影無踪了。中共開始在西藏平叛，開始推動社會主義改革，沒收莊園田產，主要是寺院以及「參叛」貴族的。 中共認為土地改革就是擴大他們在西藏統治的基礎，許多農民也真的歡迎改革，然而茨仁教授在書裏面強調：「西藏社會裡許多較貧窮的階級無疑樂見重新分配土地，有些人還認為此事公平合理。貴族失去權力與特權就是因果循環報應。 然而縱使西藏的百姓不質疑分地的作法，他們還是會懷疑中共是否有作主分配的權利，特別是針對寺院田產的重新分配。 中共是以西藏的傳統觀念為藉口沒收寺院土地。過去貴族、喇嘛或寺院與西藏政府產生衝突的時候，政府會沒收他們的土地來作為懲罰；因此僧人們認為，他們的土地被沒收是因為中國政府懲罰他們參與起義。 有些僧人向中共請求放過他們的莊園，有的人則告訴中共，雖然寺院的住持已經逃離西藏遠走他國，但是沒有那位高僧的許可，中共沒有權力解散莊園。然而中共確實對寺院另眼相待，特別予以打擊。 絕大多數的寺院都被指控「參（加）叛（亂）」，因此逃不過中共的改革。最後各寺院沒有選擇，只好同意解散他們的莊園，自毀他們的經濟基礎。數世紀以來，西藏的寺院與宗教機構享受國家的保護，它們也對西藏的政治與社會有相當的影響力。 現在西藏的新領導人視寺院與僧伽為改革的最大障礙，致力於徹底摧毀宗教在西藏社會的重要性。寺院的經濟基礎慘遭瓦解，這是自從佛教傳入西藏以來，西藏歷史上最重大的社會與政治事件。西藏的寺院永遠也無法恢復它們在西藏社會曾擁有的重要地位。（第317頁）」 事實上，西藏的寺院慘遭解散一事，留下深遠的不良後果。茨仁教授在書裏面提到，西藏的寺院在很多時候就像是銀行一樣。事實上這個主題在另一本書《遮蔽的圖伯特》裏會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我在部落格上發表的文章裏也曾約略提到，遍布各地的寺院是西藏的經濟命脈，它所提供的服務，從為貧窮的人提供微型信貸（microcredit）、為大型法事提供資金、到在國際羊毛貿易上扮演重要角色。荷蘭萊頓大學區域研究所發展經濟學專家安竹費雪認為，這個古老的寺院系統，其金融服務的效率之高，乃是現 代國家機器難以望其項背的。 當然，中共在一九六零年代、一九七零年代對於宗教的打壓，最直接引起的後果就是一九八零年代改革開放一開始，許多藏人就呼求宗教自由，希望中共放鬆對宗教的限制。更有人認為，如果要恢復宗教過去在西藏的地位，只有藉著獨立才能達成，因此一九八零年代晚期，拉薩的抗議不斷。 到最後，中共開始認為宗教就是造成分離主義的力量，一九九四年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中共認為藏傳佛教的某些面向必須翦除，因此開始在西藏實施愛國主義教育，對象不只僧人，也包括俗人，以及學生。 此次會議以後，中共也以達賴喇嘛作為口誅筆伐的對象，只是這樣是否可以促成西藏人轉而效忠中國？事實上，「愛國主義教育」根本是緣木求魚，反而更激起西藏人的反抗。 作家唯色也認為，「愛國主義教育」政策就是造成2008年西藏抗議蜂起的原因之一。而這次的抗議，又跟一九八零年代晚期有所區隔，也就是抗議的人不再只限 於僧人，而是西藏各個階層的人都有。中國改革開放後，西藏自治區也有了新的發展目標，這些新的經濟建設，也造成了新的問題。茨仁教授認為：「西藏的新經濟 政策目光如豆，主旨是發展物質建設，西藏人民在社會與政治上的積怨並不是它想處理的對象。」 而政策轉向，以西藏與中國的經濟整合為重點，也不能解決漢藏族群之間長久的衝突，還代表中共默默地拒絕了一個論點，就是他們不認為西藏問題的濫觴，起源於藏人認為制度不公正，因此藏人其實別有懷抱，另有自己的願望與憧憬。既然中共認為藏人沒有什麼好不滿的地方，自然就沒有辦法推動解決的方案。 事實上，西藏民族自決，西藏人民的意志，至今仍是一個最重要，也最無解的問題。也許有一點確定不變的，那就是這麼多年以來，即使是經歷了中共的統治，西藏人民仍然尊奉達賴喇嘛為他們的政治與宗教領袖。 所以達賴喇嘛現在說要退休，這當然是西藏的大事，很值得討論。我自己認為，這件事情的演變，原則上應該還是要重視西藏人民的意見。英國在歷史上也曾經廢王室，立共和。然而英國人後來還是認為他們沒有國王不行，因此又讓王室復辟。 今天達賴喇嘛自己一個人就決定從政治的舞台上退場，未免有點一意孤行的感覺。當然，我們等下可以請對於流亡政壇很熟悉的圖博之友會會長周美里女士來談談她的看法。 至於有關西藏國際地位的問題，我們等下請萊頓大學區域研究所的何澄輝來談一談。比方說，西藏因為一直無法取得明確的國際法律地位，而屢屢在聯合國遭遇挫敗，西藏的未來是否可能取得獨立的法律地位？能做什麼？有什麼途徑？西藏的歷史教訓對台灣的啟示又是什麼？我今天就報告到這裏，感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