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於:2022-05-09

夏明:藏人逆境中求生存創新,其文化宗教影響着中國和世界


夏明:藏人逆境中求生存創新,其文化宗教影響着中國和世界

  

(作者:流芳) 四月底,西藏流亡政府最高行政領導人邊巴次仁到訪美國,在華盛頓發表了公開演講。邊巴次仁強調:西藏流亡政府將繼續堅持以非暴力為基礎的中間道路,為西藏尋得一個互惠、持久的解決方案。中間道路的主張是由達賴喇嘛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提出,主張通過對話尋求西藏在中國框架範圍內的真正自治權。然而,在北京眼中,這一主張是一個“分裂主義的政治要求”,因此絕不可接受。從而令中國政府與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代表間長達二十多年的對話始終未果。今次,西藏流亡政府最高行政領導人邊巴次仁到訪美國,再次提出中間道路的主張,意義何在?我們連線到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政治學教授夏明先生。法廣:近年來,受新冠疫情困擾以及最近爆發的烏克蘭危機的影響,西藏的話題似乎在世人的關注點上有所淡化。邊巴次仁此時到訪華盛頓及其他一些國家,主要目的和意義是什麼?

夏明:是因為你也看到現在國際大事情很多,尤其是新觀疫情、經濟各種困難,還有就是烏克蘭危機。但是這種危機其實也給藏人提供了某一些機會。因為有烏克蘭危機,讓人們意識到,像俄國對他國的這種入侵和傷害,同樣的中國可能對台灣、或者是西藏、或者是流亡藏人的傷害,也越發激起了人們的關注。所以我覺得,西藏行政中央新當選的司政到美國來訪問,其實這個關頭、這個大背景、才是有許多的積極意義,因為他會受到一些特別的關注。我跟司政邊巴次仁也都是老朋友了,我在2010年跟他就認識了。所以這次在華盛頓,我們也見了面,他給我講到他的日程的安排非常的多,有非常多的人要拜訪。所以美國首都對他的來訪也都有特別高的重視,所以他非常忙,他就說有幾次都沒有時間吃晚飯,只有買一個三明治趕快這樣跑場。所以我覺得這也是西藏流亡藏人能夠引發國際關注的、其實是一個比較好的時機。

他這次訪問的主要目的和意義,第一,我們可以看到,因為有新冠疫情,所以流亡藏人社區有非常多的特殊的困難。無論在抗疫、還是在經濟方面、還有在人權保護上面,都需要美國的關注。我認為這是最大的一個重要意義。因為美國也是一個新政府,拜登政府跟司政都是兩位新的領導人,也都是在這邊第一次見面,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因為由於中國的強勢,流亡藏人在追求他們的自由、和追求他們給中國對話的過程中,也都受到了一些挫折。我認為這個時候,新的司政出來、到社區去走訪,一方面是加強跟流亡藏人的各種關係,當然另外一方面,也是促進流亡藏人自己的團結,要保持更強的這種希望,這一點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就在於:儘管司政是一個政治領導人,他是個由流亡藏人投票選舉的政治領導人,也是一個最高的職位,他領導的是一個政治運動。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西藏行政中央還領導着藏人的經濟自立,在全球各個社會裡邊要生存,所以它也是一種社會、經濟的自立運動。因為我們知道,整個西藏的海外流亡的藏人,他們追求的,除了政治運動、社會經濟、自立運動,也是一種精神文化運動,尤其是藏傳佛教在整個全球化過程中、在西方主流文化中,都在深入人們的心目中。那麼我認為,作為司政,他來推動各方面這些運動,有的會短時間可以見效,但是在目前大的格局下,政治運動在短時間內要見效可能是比較困難。但是,我覺得歷史的變化,讓人們有時往往覺得難以預測,所以藏人如果能夠做好各種準備的話,我們真的不知道在未來,歷史會發生什麼大的轉變。

法廣:達賴喇嘛提出“中間道路”的主張已有50多年,與北京進行的對話也持續了二十多年,相關對話自2010年以後再也沒有恢復。在這樣的背景下,出任西藏流亡政府最高行政領導人近一年時間的邊巴次仁再次強調西藏流亡政府將繼續堅持中間道路的主張,您認為,他是否有可能有所突破,完成達賴喇嘛所未能實現的目標?

夏明:是,因為我們看到中間道路、也就是達賴喇嘛提出的,第一,並不認同中國政府所說的: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版圖。西藏在歷史上是一個獨立國家。它跟中國是兩個不同的國家;同時中間道路也不否定:今天西藏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管轄內。這是兩個不同的事情。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尋求一個中間的道路,就是說:我們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的管轄,所以在外交和國防上,尊重中央政府的權力。但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裡邊有民族區域自治、有少數民族的區域自治管理,所以達賴喇嘛要求讓人們落實憲法裡面的“區域自治”、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己制定的民族區域自治法,給藏人在文化、宗教、教育上面有真正的自治權利。這就是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

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有沒有可能有所突破?你可以看到,西藏流亡藏人裡邊,現在邊巴次仁是第二位當選的司政,在他之前還有洛桑森格,他是第一位當選的、民選的流亡藏人的政治領導人。他們都在探索不同的戰略,尋求突破,能夠實現中間道路。中間道路作為一個由流亡政府,由流亡藏人議會已經採納的、官方的這麼一個政策,所以這個道路本身是沒有任何改變。但是,兩位司政他們還是有不同的一些策略,想推動中間道路。根據我的觀察,洛桑森格是比較注重在西方國家走遊說的路線,獲得西方各國的支持、和全球的人權組織的支持。邊巴次仁跟藏人社區、跟印度這邊的藏人社區結合得更緊。他的許多的戰略,恐怕更多的是有點草根的性質。更多的話,會有藏人的這種社會運動,可能會有些突破。他們兩人有不同的戰略。現在就說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有沒有可能實現呢?這次司政來到美國,他也講到1998年以後,流亡政府是成立了藏中和談籌備小組,因為過去十幾年,也都沒有進行任何的對話、和談,所以現在這個小組就被解散。現在成立了一個新的策略規畫小組,來研究怎麼樣跟中國政府打交道。

我認為,目前中國政府處於一種強勢,所以讓任何對話都變得非常的困難。但是國際格局目前變化非常快,無論是在烏克蘭引發的西方國家的團結、西方國家對專制國家的警惕、同時對俄國跟中國形成了這種專制軸心的這麼一種防範,這些東西都是有助於人們關注西藏問題,而且有助於藏人在國際格局的變化中獲得某種突破。另外一個就是達賴喇嘛,他的整個完成宗教跟政治的分離,其中推動藏人社會,尤其是藏人政治的這個世俗化過程,就說他原來作為整個流亡藏人的宗教和政治合一的這麼一個領袖,他最後是把政治領袖這個角色是放棄掉了,所以他現在只是宗教意義上的領袖。所以這個司政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民選的職位,其實就已經完成了達賴喇嘛在政治意義上一種轉世,也就是說,達賴喇嘛即使轉世、或者他的轉世靈童在18歲以前還沒辦法直接、親自主導這些宗教事務,但是今天有司政已經把這個擔當起來了,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儘管達賴喇嘛可能沒法在短期內完成他的目標,但是已經是後繼有人了。我記得有一次我跟達賴喇嘛在一起交流,因為達賴喇嘛講要做這件事情、要做那件事情,那我就跟達賴喇嘛說,這需要很長很長時間了,我就說:我都不知道我的人生能不能完成,能不能看到?他說:對呀,他說因此我們就需要轉世。所以其實轉世本身,你就是追求一種永恆。所以我覺得,無論你有沒有在你的有生之年完成它,但是,其實你在做一件永恆的事情。那麼我相信一定有其他人會接着去做的。

法廣:近年來,北京加緊在包括新疆和西藏等地在內的少數民族地區推進同化政策,導致這些地區少數民族群體的處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中國政府來說,是否還有必要恢復與流亡藏人的對話?

夏明:是,首先,我來回答:中國政府有沒有必要跟藏人對話?第二,其實在藏人推進對話的過程中,中國政府其實是非常關注的。我來講一講這兩點。第一,我們知道,毛澤東,他一直想統一台灣。但是,我們都知道他的軍隊打下大陳島等等,但是最後留下了金門跟馬祖。金門跟馬祖就在廈門旁邊。也就是說,如果毛澤東要拿下金門和馬祖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但是毛澤東沒有拿下,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就在於,毛澤東說:金門和馬祖留下來,蔣介石的軍隊在這兒,這樣的話,還可以給我們一些經常的接觸,我們大家有一個紐帶連在一起。因為毛澤東跟蔣介石都認同:只有一個中國,所以毛澤東認為,金門跟馬祖的意義就使得我們兩方面還可以經常吵吵架,罵罵架,還可以打打炮。這樣的話,真正的讓台灣跟大陸還是一家人。因為如果大家都不吵架了,就不在一個屋檐下了的話,就不是一家人了。所以毛澤東他有他的非常高的戰略的這麼一個意識。同樣的,如果有這種對話,尤其是有這個中間道路,那你才真正的可以想象,藏人跟漢人才可能留在中國這個大的框架以內,才可能成為一個屋檐下的,如果沒有這種對話的話,最後的話,也就是藏人跟漢人,他們都會懷疑我們是不是在同一個屋檐下,我們有沒有必要在同一個屋檐下。如果中共、如果習近平認為想維護中國整個的國家領土和主權的統一的話、完整的話,我當然認為對話對北京來說,是非常的重要。另外,我想講一個另外一個簡單的例子,因為我們在談論流亡藏人跟北京的對話的過程中,他們有不同的說法,一種叫大寫的對話、官方的對話。我們也看到,在1998年以後,流亡藏人成立了對話的小組,其中就有些由流亡藏人政府跟國務院辦公室有各種接觸,這是一種大寫的一種對話。另外還有一種秘密的、非正式的、沒有公布的一種小寫的對話,就是有包括通過第三方、還有一些秘密的訪問等等。當時我認為還有一種對話,就叫小字印刷的對話,也就是達賴喇嘛一直在推動的、藏人跟漢人、尤其是在海外的藏人跟海外的漢人、尤其是海外的漢人的青年、或者知識分子進行對話。所以我把它叫做“小字印刷”的對話。我非常高興的說,在這個對話中,我也非常積極的在起作用,也組織了各種小字對話的各種平台和活動。而且我意外的發現,今年三月份,美國司法部公布的一個間諜案,裡面有一個叫王書君的,他在2016年11月,對我在當時紐約主辦的其實是少數民族的對話會,包括藏人、新疆維吾爾族的人、還有就是香港、台灣、民運等等,結果就是王書君接到了這個指令,就是要對我們這個會議進行各種收集情況,後來王書君是把這個事情做完以後,得到了上級的表揚。所以現在司法部把他給逮捕以後,就把這些事情給公開曝光出來。所以當我看到這些經歷,我就覺得非常有意思,發生在我身邊,說明北京國家安全部,他們意識到我們進行這種小字印刷的民間的對話,它都非常的重視、非常的警覺。對它來說,這具有國家安全的意義。所以我當然認為,對中國政府來說,它也是想找到各種管道能夠了解海外藏人的各種信息的,也很想了解我們這些漢人對藏人的態度。所以我覺得,當然如果北京能夠恢復跟藏人的對話,北京也是有好處的。另外一點,我想讓北京比較清楚的就在於,因為流亡政府其實在藏人中、尤其在國內的藏人中,其實有非常高的聲望,因為他們是在為全世界的藏人在代言。自焚活動,從2009年有160來人自焚死掉了。現在你可以看到,2022年二月份以後,有新的一波自焚潮好像又開始擡頭了,這裡邊就反映了藏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境內,他們今天的處境是非常的艱難、也非常的絕望。當然如果我再想想上海今天的絕望的話,那我想想藏人的絕望,比上海恐怕是要艱難幾十倍、甚至上百倍。所以在目前的情況下,當然中共如果真的想解決各種問題,他們必須要跟海外的、尤其是流亡政府進行某些對話,這個對話對中共來說,他們自身的政策、和他們的統治、和他們想完成的、維護中國的整個統一都是有幫助的。

法廣:達賴喇嘛年事已高,轉世問題越來越緊迫。您如何看待達賴喇嘛轉世的前景?

夏明:我們看到在整個藏人社區,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都是獲得非常高的尊重,當然還有其他的仁波切、宗教領袖,這些都是非常高的地位。如果北京在班禪喇嘛十一世問題上已經做了很多的手腳,但是今天藏人也沒有忘卻被囚禁的班禪喇嘛、十一世班禪。所以在海外可以看到,藏人還不斷地在紀念、在呼籲要釋放他、讓他獲得自由等等。所以我覺得,中國政府在操縱班禪喇嘛十世轉世,操縱最後選擇班禪喇嘛十一世,犯了很大的一個錯誤,其實加深了藏人跟北京的不信任。我在華盛頓也正好碰到了阿嘉仁波切,阿嘉仁波切就是在金瓶抽籤選擇班禪喇嘛十一世的過程中,他是參與的。因為當時他也是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青海政協的副主席。所以他也是非常地位高的這麼一個宗教領袖。他後來出逃,現在在美國。他其中一個主要的因素就在於:不能認同當時的中共中央的統戰部在選擇班禪喇嘛問題上弄虛作假,用一個無神論的政府來干預整個一個宗教的這麼一個程序。這是不合法的,而且是沒有任何道理的。同樣,北京今天試圖控制達賴喇嘛的轉世。我相信也會引發不僅是藏人的反對,而且你可以看到美國,美國國會也都通過了各種決議,是堅決抵制北京在
達賴喇嘛轉世問題上,要去做這些手腳,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面對着達賴喇嘛年齡越來越逼近這些轉世的問題,藏人團結當然變得非常重要。這也是司政訪問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要強化藏人的團結。

另外我想說一下,就是面對的達賴喇嘛轉世這些緊迫的問題,在漢人的心目中總是認為藏人是一個落後的、凝固的、守舊的這麼一個族群,或者這麼一個人群。我也是接受達賴喇嘛的囑託寫過一本書,叫“高山流水論西藏”。許多人認為西藏就是高山,藏人就是山林。但是我看的西藏,其實是是一個流水,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不斷地在往前行走,在不斷地變遷、在不斷地適應。所以其實如果我們看到藏人在整個全球化過程中,在非常艱難的過程中,不斷地在探尋各種生存的方式,同樣地用他們的文化、用他們的精神和宗教去影響世界,包括影響華人,那我覺得我們真的不可簡單估量藏人:他們會想出許多有創造力的想法來拯救自己的民族、拯救自己的文化,如果我們看到,就像猶太人,他們經歷了兩千年的苦難,最後還成就他們的理想。那我相信不管時間怎麼樣流逝,對藏人來說,首先他們在他們的文化和精神上,其實是在不斷弘揚自己的傳統,在政治的發展過程中、國際形勢變化、中國的各種格局的變化,其實達賴喇嘛的轉世問題現在來看,並不一定就是完全能夠被中共真正的所控制。我並不認為:中共真正完全能夠控制中國人的命運,而且我擔心,其實中共連它自己的前途和命運恐怕現在都在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