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於:2021-10-12

【歐洲之聲】柏林會議「詠嘆調」——維藏蒙漢香港台灣聯合反對專制活動側記(下)


【歐洲之聲】柏林會議「詠嘆調」——維藏蒙漢香港台灣聯合反對專制活動側記(下)

  

由歐洲之聲、民主中國陣線主辦的「人類社會十字路口:民主與專制——維藏蒙漢香港台灣聯合起來反對專制獨裁政權」系列活動,部分參會者合影。圖/田牧


民運人士對民族問題有個認知過程

民主中國陣線總部召集人王國興的發言,他說道:民族問題對民運人士來說,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也是一個很沈重的話題,是我這個能力之外的一種話題,我只能談談我自己的一些經歷和心得。民運與各個民族團體的合作,其實也是一個逐漸的過程,因為我們不是一步就認識到這個問題,甚至對我本人來講,對這個問題以前是無知的、非常無知的,包括很多高級知識分子都是如此。我記得94年我第一次遇到一個場面。

那時老席談內蒙古獨立,講的就像脫口秀一樣,用了很多俚語笑話,大家覺得是在聽一個笑話,講一個非常不可能的事情,講一個不存在的事情,但大家還能包容。然後在晚上聊天喝酒,有一個知識分子,是中國社科院的研究員,唱一首滿江紅,他完全沒有意識到席海明在場,意識到中國存在民族問題,他完全沒有想到席海明的感受,當時老習就急了,差點動手打起來,我們那種反差、那種吃驚,當時也並不覺得那是中國存在的一個問題,只覺得是他個人的問題。

1994年,民運已經敢於與其它民族團體接觸了。在94年之前,嚴家祺和萬潤南去拜會過達賴喇嘛,達賴喇嘛給了2個忠告:

第一、你們要做堅持20年以上的打算。我想當時大家未必能聽進去,我本人肯定是沒聽進去,我當時覺得大概兩三年就可以殺回去。

第二、還給了一個建議,中國民運要重視跟各民族兄弟的這種合作跟團結。當時也未必能聽進去,因為我們對這個問題太無視太無知了。

然後經過很漫長的過程,通過對聯邦制的討論等,諸如此類有過很長時間的變化,這當中也有中共民族政策的惡化,使中國的民族問題走向國際化,也使我們民運在面對國際社會的同時,從反面來講我們不得不一邊各民族兄弟團體走到一起,當然有主觀有客觀的,有主動有被動,我覺得這是一個過程。

現在中國的民族問題,幾乎成了一種政治正確的話題,就是你不提這個問題好像不是中國問題,有很多人對這很反感,但是香港問題是民族問題嗎?台灣問題是民族問題嗎?顯然不是。

老席經常引用一句話,叫你們漢人經常講,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我就用這句話,叫非我同制,其心必異,同是同樣的同,制是制度的制,這個現在等於是台灣與香港,在不同的制度下,其心必異。

我真正近距離親自去接觸少數民族朋友,我發現大家本質上作為人來講沒什麽太大的區別,你受你的文化教育,我受我的文化教育,我們在西方也逐漸願意接受這種歐盟似的、或者非歐盟似的也無所謂,你願意獨就獨,願意合就合。但就我個人來講,你讓我完全去解構拆散這種大一統情結,在我心裡覺著還確實挺難,即使我十分認同,自治也好獨立也好,但是我不能說我一點痛苦沒有,我不能說我一點感覺沒有,我不能說我已經到了一種半神的程度。

中國未來,聯邦也好,邦聯也好,獨立體也好,走向另外一個意義上的大一統,所謂的中華文化真正有所發展、有所提高、真正的自信,你應該站在這個高度上有所建構,我覺得我們要共同努力。


 民主中國陣線總部召集人王國興。圖/田牧 


 要得公道打個顛倒

胡平對海玉爾的提問,對席海明的質疑,對丹增的呼籲,對王國興的疑慮……給出了很好的解說與答案。

他對處理民族問題有個形象的比喻,「要得公道打個顛倒」,這也是他正出版的新作的書名,全書研究和探討的是中國的民族問題。

胡平說:作為漢人,我們在思考少數民族問題的時候,一定要學會換位思考,設身處地的替少數民族思考,可將自己設成藏族、維族、蒙族一員,然後重新思考原先同樣的問題與矛盾,這麽一來,很多問題就變得清楚了,變得貼近了,變得明白了。

毫無疑問,今天的中國民族問題是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盡管中國憲法規定,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實行區域自治,但實際上呢,大家都知道所謂民族區域自治徒有虛名。這些年來,當局更是在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指導下,以推進中華民族一體化和國家認同的名義,強行去除少數民族的民族意識和民族認同,就使得民族問題變得更加嚴重,因為在中國當局看來,他的邏輯很簡單,他認為在中國少數民族問題之所以成為問題,就是因為有少數民族,就是因為少數民族有他們自己的特殊的民族意識和民族認同,比如有他們的特殊的語言,特殊的生活習慣,特殊的宗教信仰等等。如果去掉了他們這些民族意識和民族認同,那麽少數民族問題就不成其為問題了。簡單的說,如果各個少數民族都被漢化了,都被同化了,都不知道自己是少數民族了,都不覺得自己是少數民族了,那麽少數民族問題也就不存在了,這些民族問題、民族矛盾自然就不存在了,他們就是這麽個邏輯。

十幾年前,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教授馬戎,他就很鮮明地提出這種觀點,他說:中國所實行的民族政策,那是學習蘇聯的,是學習蘇聯史達林搞的民族理論和民族區域自治,先後識別出了56個民族,政府給每個國民都定下了民族的成分,然後使中國各個民族之間的人口邊界非常的清晰,並實行以民族整體為對象的政策,這樣就強化了各個民族民眾的民族意識,因此就催生和助長了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的民族分裂主義和獨立思想,所以這種做法是錯誤的,是跟著蘇聯學的。馬戎說:我們應該學美國,應該學印度,你看美國印度也是多民族國家,但是美國印度人家就不搞什麽民族自治嘛,人家強調的是這個國家憲法,強調的是國民的公民權,而把種族、民族族群的問題,主要當成文化差異,不允許各個民族有自己特殊的政治權利,那麽他的這種觀點,打出的牌子是反對蘇聯那一套,放棄蘇聯那一套,學美國,學印度,那麽很多人看起來似乎不錯,說中國很多東西就是學蘇聯而學壞的,而且蘇聯干脆是加盟共和國,都成了國了,所以後來就分裂了。

中國還是自治區,還沒到國。一些自由派人士、自由派學者、一些民運人士都接受了這種觀點,這個觀點當然毫無疑問是完全錯誤的。你談到美國,不錯美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美國確實看上去好像沒有實行什麽民族自治的制度,可是美國和中國不一樣,因為美國是個移民國家。所謂不實行民族自治,那是對於作為移民的各族裔的美國人,比如說我們華人,我們中國人,我們到美國來了,那本身就意味著我們自願放棄了華人、就是中國人的一些認同,我們自願在一個以白種人為主體的、以英語為國語的這麽一個國家生活,如果你覺得不自在了、不舒服了,那你可以回去,可以回到你的祖國去。可是你要是在中國、在新疆、在西藏、在內蒙古這些地方,維吾爾人、藏人、蒙古人祖祖輩輩生活的地方,讓他們也必須接受完全接受漢語文化,放棄他們自己的語言、自己的文化,讓他們在自己的家鄉都成為一個外鄉人,成為一個邊緣團體,那當然就不公正了,那完全不一樣,中國現在要在少數民族做的事情,就是對這些民族使用同化,強制性的手段,維藏蒙族沒有地方可去了。 


 中國民運著名理論家、北京之春名譽主編胡平。圖/田牧 


 我們在美國的華人,如果我們覺得在西方生活不自在,因為語言文化不一樣,種族不一樣,我們可以回去。你在新疆、在西藏、內蒙古,你在人家自己的故鄉去強行推行漢化,讓人家沒有地方可去了,所以這兩種當然不能同日而語。

美國也有民族自治的,比如說對印第安人就有保留區,印第安人保留區就是高度自治的,另外在阿拉斯加還有愛斯基摩人自治區,他們都是原住民族,他們不是移民,他們本來就在那兒,因此國家就要尊重人家的習慣,尊重人家的風俗,尊重人家的文化,允許和同意地方自治。在西藏的藏人,在新疆的維吾爾人,在內蒙古的蒙古人,當然是原住民族,所以中國哪怕要套用美國的例子,他們也應該享有自治的權利。另外我們知道在很多國家,主要是一些民主國家,對原住民族都是實行民族自治的,比如:加拿大、紐西蘭、丹麥、瑞典等,這種先例很多。

在中國,漢人占了90%以上,漢文化占了絕對優勢,所以少數民族就面臨著強大的被漢化的可能性。而中國當局這些年來所採取的進一步強化政策,毫無疑問就是剝奪少數民族自己的民族意識,剝奪他們的民族認同,要做到這一點,大家可以想像中國政府就是依賴於暴力、依賴於殘酷的暴力,這是我們看到的在少數民族地區發生了種種反人道的行為、反人權的行為,甚至我們稱之為「文化滅絕」,或者「種族滅絕」,都是來源於這一條。簡而言之,中國現在所做的,就是要從文化這個角度上,使少數民族不再是他們的原來的民族,消滅掉這些少數民族,所以說這一狀況是「文化滅絕」、「種族滅絕」,從這個角度去理解那就很清楚了。

歐洲華文媒體話語權蕩然無存

法國漢學家瑪麗•侯芷明(MarieHolzman)教授,提出了一個嚴峻而嚴肅地問題:民主世界不能懈怠。這些年來,中共的意識形態已延伸至海外,他們是在潛移默化地進行著。比如:當年歐洲各大城市的機場、火車站都有中文報紙,《星島日報》、《歐洲日報》等,這些華文媒體基本上是中立客觀的,眼下這些報紙早已消失,而填補這一空白的新聞文化市場,恰恰是中國政府的紅色媒體如《歐洲時報》,或者說是大批的親中僑民主辦的媒體如《華商報》。

這一提醒,揭示了一個基本事實。近十年來,中共政府強勢涉外、一手遮天,完全操控了海外華語媒體的話語權。誰控制著國際華語信息管道,誰就掌握了海外四千多萬僑胞的命脈……。北京發出一個聲音,遍及全球各地的華僑界,華語媒體等便會積極響應,幾乎就是一呼百應。顯然中共政府壟斷了國際華文話語權,這與自由、多元的現代文明格格不入,是在挑戰普世價值觀,阻礙世界文明的健康發展。

人們常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問道、尋道、聞道、獲道、行道,必須銜接五湖四海的民間僑界,必須贏得人民的支持。海外漢語版塊是一個大群體,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法國漢學家瑪麗•侯芷明(Marie Holzman)教授。圖/田牧 


 化解民族矛盾的金鑰匙

化解民族矛盾的金鑰匙在哪里?尊者達賴喇嘛說:在我們自己的手裡。我雖然不信教,但我明白,「宗教是人類政治生態平衡不可缺失的重要部分,是人類精神思想的重要基礎。」我曾數次拜見達賴喇嘛尊者,每一次聆聽他的教誨,都是一次心靈的凈化,是精神養料的充實,我相信尊者的率直和懇切,相信尊者的仁慈和愛心。

尊者是如何解讀民族矛盾的呢?我有這樣的記述:

1、漢藏民族之間確實存在問題,而這些問題是人為造成的。世界上這類人為自找的麻煩比比皆是,漢藏問題是典型的人為因素,是人為製造的難題,需要人們共同去溝通和解決。

2、處理民族矛盾和衝突,不要執著於「你」或「我」,而是凸顯「我們」。我們不是敵人,而是在共同處理和解決問題的對手。西藏民族是一個具有歷史和智慧的民族,我們彼此要保持友情,如與朋友般相處和對待,爭取互利雙贏的結果。

3、雙方接觸交流,了解真相,承擔起尋求化解的責任。

這些平實的語言和道理確實打開了我困頓的心結。

結語

若要繼續說,真是說不完,程翔指出香港原來的民間草根組織中就被安插了黨支部,現在這些組織都已解散了。長平沈痛地報告剛建成的「六四網上紀念館」,已經遭到滅頂之災。尤根•卡爾強調台灣在歐盟和德國公眾界的能見度提高了,成為朝野關心的議題。港人蕭瑩沈痛地指出,如今香港不僅沒有思想自由,連沈默的自由都沒有。狄雨菲批評,六四剛過去,華僑社會還有一些反對中共的紙媒,如今都漸漸消失,中共的統戰無處不在,而歐盟的國家對此不了解,也不重視。廖天琪指出中共大外宣具有侵略性,並且不計成本,在紐約時代廣場放映一秒鐘的圖像價格是70美元,而中國包租下來,放出宣傳性的視屏,動輒半小時,並且不斷重複,付出天價也不在乎。蔣揚次仁遙隔天涯的祝賀……。這麽說吧,這次會議確實收獲不小。海玉爾會後告訴我:參加了會議,我才知道這麽多漢人是理解我們、支持我們的,我可以打消疑慮,今後我們一定加強合作!瑪麗•侯芷明教授誇獎會議非常成功。周蕾也說「會議有深度有內容有廣度,與會者的知名度、水準,遠超過去……」。

借此,也要感謝華盛頓的《光傳媒》和紐約的《明鏡電視》相助,會議全程網絡直播,世界各國的網絡與會者達七百餘人。

10月1日上午11點至下午14點,會議組織了與會朋友們,及德國其它一些民間社團,在中國駐德國大使館前舉行了示威抗議活動,主題是:抵制北京冬奧會(Boycott Beijing Olympiecs 2022)。(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