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集錦
發佈於:2021-07-12
流亡一甲子之後，民主鞏固之前：流亡圖博社群民主化的漫漫長路
(文 : 李芃萱) 當影片開始，觀眾隨著廷列（Thinley）、尼瑪（Nyima）、以及這對小夫妻的家人，緩緩走在印度山城達蘭薩拉蜿蜒陡峭的街道上時，似乎也跟著他們走進了流亡者的生活之中，陪他們一起經歷生於異鄉的苦樂。 為何藏人會在達蘭薩拉？為何圖博子民輾轉流落異鄉？
導演在片中從未點明，但客居他處的氣息，其實飄滿了畫面中每一個角落：從老爸爸與印度人流利往來的印地語（Hindi）對話，一家人侷促居住的空間，一件大衣就扯落一排掛鉤的將就，一同備餐的阿姨講著自己母語能力的流失，以及病痛之中、卻無家人隨侍在側的無奈，都在在地提醒我們，流亡之後，還是流亡。
《流亡之後》劇照 片中主角廷列、尼瑪一家
圖博的流亡
圖博自二十世紀開始，便因其重要的戰略地位，成為列強必爭之地，從北方透過東突厥斯坦（新疆）遙望的俄羅斯，南部隔著喜馬拉雅山的英國（英屬印度），以及東方的清國、和後來陸續建立政權的中華民國（1911）和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無不試圖對圖博投射其權力與控制。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圖登嘉措（Thupten Gyatso）雖然在1913年發表了《土牛年文告》再次確立圖博獨立的地位。
但圖博政府在1951年，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威脅利誘之下，簽下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俗稱《十七條協議》）。此後，圖博日漸受到中國控制，最後導致1959年3月10日，藏人起義抗暴，遭到中國強力鎮壓，而政教領袖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Tenzin Gyatso）流亡印度，直至今日。
《流亡之後》劇照 達蘭薩拉
建立流亡政府
追隨著達賴喇嘛向南逃亡的，是數以萬計的藏人。達賴喇嘛流亡之時，年僅24歲，卻必須對不論是留在境內、或是追隨他到印度、尼泊爾等地定居的人民，負起身為領袖的責任。1959年3月30日，達賴喇嘛到達圖博與印度邊界，踏上噶倫堡（Kalimpong）的土地後，便開始設想如何照顧一同流亡的藏人。
同年4月29日，達賴喇嘛在密蘇里（Mussoorie）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Tibetan Government in
Exile，後來改名為藏人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並在隔年遷移至喜馬偕爾邦的山城達蘭薩拉（Dharamsala），從此長居至今。
在流亡之後，達賴喇嘛不希望重建原本權力集中於僧俗官員和貴族的政府體制，而是參照客居的印度，建立三權分立的制度。
因此，在1960年成立西藏人民代表委員會（Commission of Tibetan People’s Deputies），並在9月2日宣示就職——此後，9月2日便成為流亡圖博社群的「民主日」，是一個重要的國定假日。在這個立法機構中，分別有來自圖博三區衛藏（U-Tsang）、康區（Dotoe）、安多（Domey）的代表，以及來自四大教派寧瑪（Nyingma）、薩迦（Sakya）、噶舉（Kagyue）與格魯（Gelug）的代表；在1976年後加入圖博傳統宗教苯教（Bonpo）代表；1991年後，因為越來越多藏人移居海外，更逐次加入了歐洲（後改為歐非）、北美（後改為美洲）、東亞與大洋洲的海外席次，從原有的13席，逐步擴張到45個席次。立法機構的現行名稱也在2006年正式改為西藏流亡議會（Tibetan Parliament in Exile）至今。
《流亡之後》劇照
另一方面，流亡政府在逐漸發展的過程中，也擴張成七個部會：宗教與文化部（Department
of Religion and Culture）、內政部（Department of Home）、財政部（Department of Finance）、教育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安全部（Department of Security）、新聞與外交部（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與衛生部（Department of Health），受到噶廈（Kashag，也就是內閣）的管理。在行政權之下亦有選舉委員會、公職委員會、審計辦公室三個獨立機構。
而綜理整個流亡政府的首長，則是司政（Sikyong，原稱噶倫赤巴Kalon Tripa，首席部長）。有趣的是，在所有的噶倫（Kalon，部長）之中，地位最高的是宗教與文化部部長，在司政出訪或不能視事時，也是由宗教部長代理司政職務。
雖然在一般對民主體制的理解上，是先有制度，再有實際的政治機構。然而，正式的《流亡圖博憲章》（Charter of the Tibetans-in-Exile），卻是遲至1991年才發布與實施。在2001年，《憲章》進行修正，將司政改為全民直選，因此流亡圖博的民主制度，便從三權分立的內閣制，稍微轉向為有雙重民意授權的雙首長制。
在1992年，最高司法委員會（Supreme
Justice Commission）成立，三權分立的最後一塊基石確立，圖博流亡政府的架構大致上穩定至今。
在這之後最大的改變，則是達賴喇嘛在2011年正式宣佈，將自己的政治權力全面移交給人民直選的政治領導人，司政正式成為流亡圖博社群的政治領袖。
《流亡之後》劇照
流亡政府的選舉體制
從1960年議會成立以來，流亡圖博人民就持續選舉代表自己的三區議員，出家人依照自身所屬的教派，有多一票選舉教派席次的權利。自2001年開始，人民可以投票直選司政，至今已經歷四次任期，共20年的時間；而在2011年達賴喇嘛尊者轉移政治權力以來，政教合一政府「還政於民」也已經有10年時間。圖博流亡政府五年為一次任期，從2001年至今，人民與政府對於選舉，也已經有過三次實戰經驗。
藏人只要年滿18歲，就有選舉權，年滿25歲就能夠被選舉。選舉採登記制，必須拿自己對圖博流亡政府的繳稅證明「綠皮書」（Green Book）去登記，若是中間有欠稅，也要把金額補上才能夠登記。選舉共有兩輪。對議員選舉而言，初選會將每個選區人數不定的候選人範圍，縮小到實際當選人的兩倍；而對司政選舉而言，除非任一候選人拿下超過半數選票，否則便是選出前兩名候選人，進入第二輪選舉。
然而，做為經歷民主化與政治轉型的台灣人，回過頭看圖博流亡社群的民主發展，多多少少會發現一些和我們原本認知的民主概念不同之處；而在達賴喇嘛尊者卸下政治權力，讓人民在政治上「自力更生」之後，發生過的爭議與困擾，在流亡社會中也沒有少過。
《流亡之後》劇照
被賜予的民主
雖然圖博流亡社群自1960年起，就持續進行民主選舉；但是在2011年之前，仍然是世襲的達賴喇嘛尊者擔任正式的政治領導人，在他轉移政治權力後，才有正式的民選領袖開始領導流亡圖博社群。
達賴喇嘛做為過去數百年來領導圖博的政教領袖，在藏傳佛教深深根植於圖博文化的情況下，自然是獲得子民充分的信任。就算是沒有信仰藏傳佛教的外人看來，達賴喇嘛靈童的選拔、和在他親政前嚴格的學術和宗教養成與訓練，也不難理解為何他能夠在年僅24歲的情況下，帶領整個民族經歷大風大浪，到86歲仍然不輟。
然而，正是因為有如此值得信賴的領袖，有不少藏人是沒有欲望、甚至是不想獲得民主的。
甚至在2011年，達賴喇嘛宣佈要轉移政治權力的當下，幾乎整個流亡社群，包含政府、議會和人民，都大力請求尊者收回這個決定，表達想繼續受到達賴喇嘛治理的期望；但在尊者的堅持之下，議會才進行修憲，讓司政成為最高政治領袖。
在9月2日的「圖博民主日」，他們紀念的是達賴喇嘛尊者「賜予」（granted）圖博人民民主，對民主的感受，與台灣、或其他威權轉型為民主的國家的人民，要以血淚爭取民主的經驗其實很不相同。
《流亡之後》劇照
代表性的矛盾
另外，流亡政府所管理的，畢竟是整個圖博民族的一小部分，目前僅有十多萬藏人在境外，行使民主權利，享有自由與人權；而有接近七百萬藏人自1959年便在中共治下，經歷大躍進、飢荒、文革，在中國政府治理下，整個地區受到系統性的剝削和政策上的歧視。
圖博流亡政府的兩大宗旨，一是照顧流亡社群，二則是持續推進圖博自由運動，為境內的同胞發聲。
然而，讓僅僅2%人口所選出的政府，為六百多萬人口代言，會不會有代表性的問題？而民選代表基於選舉需要，會不會傾向於更照顧流亡人民的需求，而無暇顧及境內同胞？這些問題，都曾經在社群內產生辯論，恐怕也是一個暫時無解的大哉問。
《流亡之後》劇照
多元與團結，孰重孰輕？
而在身兼治理與倡議雙重責任的政府身上，更產生了多元與團結兩種價值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在實行民主體制的公民社會之下，只要不侵害他人自由，理論上可以進行各種政策上、價值上的辯論；而在選舉期間，候選人之間本來也就會對政見和現任者的施政表現提出批評指教，甚至是針鋒相對——這大概也是對選舉瘋狂的台灣人民很習慣、甚至頗為投入的行為。
然而，身在流亡社群，面對中國持續在境內壓迫同胞，面對同胞無數的抗爭、受到鎮壓、自焚……這些實質的憂患，也導致人民對政策攻防與辯論多少有些排斥；而選舉中的惡性競爭，例如互揭瘡疤、檢討候選人的私生活，也會變成中國政府惡意破壞圖博流亡社群民主選舉、進行政治宣傳的材料。
同樣的原因，導致圖博流亡社群中，並不存在實質的政黨政治。目前達蘭薩拉僅有圖博國家民主黨（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of Tibet）一個政黨，而在這個情況下，此黨在運作上毋寧更像是一個非政府組織。它在2016年的司政選舉中，甚至表態同時支持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與邊巴次仁（Penpa Tsering）兩位司政候選人，這大概是習於藍綠政黨政治的我們有點難理解的。 
《流亡之後》劇照
民主路上，風雨同行
流亡圖博社會做為一個新興的民主政體，面對這些嚴峻的挑戰與衝突，看似沈重，一時半刻恐怕也無法產生有效的解方。然而，回顧片中所記錄下的2016年大選，不論老少，就算是不識字的老人家，也積極地行使他們投票的權利；而看今（2021）年的兩輪選舉，就算在深陷疫情危機中的印度，人們仍然努力地完成了大選，已經連任一次的前司政卸下職務，而他在政治場域上壁壘分明的競爭者接棒成為下一任司政，某種程度上，也完成了一次不同陣營之間的輪替。
民主的養成與鞏固，就算從台灣人解嚴30年的經驗來看，大概也是不斷地練習，在犯錯和補救之間，形成更自由自主、更有彈性的政治文化。或許對圖博流亡社群也是如此，縱然命運對流亡藏人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但他們仍然努力地撐到了今天。或許，在藏人回家的路上，台灣人做為一方盟友，除了是在對抗中國威權擴張的的夥伴，或許也可以在民主鞏固之路上教學相長、結伴同行吧。
作者 李芃萱
「台大政治系畢業，圖博自由運動工作者，關注圖博、維吾爾、南蒙古、香港、中國等地之人權與政治現況。自2013年開始，從圖博自由運動中汲取倡議的資糧，也望能貢獻台灣人的經驗與支持予圖博的兄弟姐妹。」
【 流亡之後 】 Drifting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出生在北印度的廷列與妻子尼瑪，是流亡圖博第三代，兩人在同一間工廠上班，日子僅是勉強餬口，即將誕生的孩子帶來期盼與挑戰。祖國境外，流亡之後，是否有值得企盼的黎明?
公視13 台┃07／8 週四 22:00┃紀錄觀點
網路直播┃https://bit.ly/30PaMj6
公視＋免費線上看┃www.ptsplus.tv/ (7/8-7/15)
流亡之後 https://youtu.be/MgqkyEzp4mo
導演：張康儀 / 84'20" / 2021--2021/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