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於:2021-05-06

博客:在岡仁波齊遇到的行腳僧,及聖山南面的藏人與流亡的精神領袖(九)


博客:在岡仁波齊遇到的行腳僧,及聖山南面的藏人與流亡的精神領袖(九)

  

楚布寺展佛。(1998年夏天唯色拍攝)


12、由岡仁波齊延伸的故事:逃亡、隱匿與重逢

我又想起一個故事,與直貢噶舉的一位仁波切有關,也與聖山岡仁波齊有關。不過我認識那位元仁波切的時候,他是楚布寺的年輕僧人,出類拔萃,直率勇敢。我還認識他的父親,看上去很像拉薩的退休幹部,但與他長談後才瞭解到如同悲劇史詩的故事。我記錄了這個故事,以《丹增和他的兒子》為題,收入改變了我人生道路的散文集《西藏筆記》之中。于2003年在廣州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這本書很快成了禁書,我也於來年被解除了在《西藏文學》的編輯職務。被認為有“嚴重的政治錯誤”的文章,包括這個故事所記錄的事實,比如描寫父子倆在尼泊爾和印度的朝聖照片這段: 


 我的散文集《西藏筆記》2003年出版後被禁。(唯色拍攝)


 “千層佛塔。萬尊佛像。菩提樹。金燦燦的轉經筒。丹增又讓我看了兩張照片。很鄭重。也很小心翼翼。一間不算寬敞、也不華麗但灑滿金色光線的屋子裡,他和江央班登神態謙恭地候於兩側,而被擁於中間的,正是所有虔誠的藏人最熟悉、最親切、最渴望的人——達賴喇嘛。這照片是1999年3月拍的。”

丹增其實也是一位仁波切,為青海省玉樹州雜多縣更那寺(噶瑪噶舉)寺主,六歲升任法座。他的家族雄踞一方,父為千戶長,母為囊謙王室公主。他有三個兄弟,兄長是直貢噶舉的加布仁波切。按說再過幾年,他的完整的寺院教育就結束了,他就該在金剛法座上履行他的弘法利生的責任了,但輪到他這個十三世的時候,他的絳紅色的人生之旅被來自外界的一股強大的可怕力量給斬斷了。正如我依據他的講述寫的,發生在1958年春天的故事: 


 丹增和他的兒子見到了尊者達賴喇嘛。(唯色翻拍)


 “……他的哥哥突然把他從寺院裡帶出來,告訴他不逃不行了,再不逃就會沒命了,然後塞給他一支長槍和一匹馬,帶著上千名男男女女匆匆地踏上了逃亡之路,也可以說是不歸的‘叛亂’之路。因為這個隊伍是邊打邊逃的,執行‘平叛’任務的解放軍一路圍追堵截,緊緊跟著,一直跟到了今天的阿裡地區革吉縣境內。這時候,上千人只剩下了幾十人,死的死,傷的傷,逃的逃,散的散。丹增記得,他的身邊常常是一個活人突然就變成了一個死人。起先他害怕得很,慢慢地也就習慣了。其實談不上習慣不習慣的,因為時刻都在逃命。丹增是後來才知道,他和三個兄弟最終失散的地方叫做革吉縣的。

“這片寒冷、荒蕪而且沒邊沒際的大草原,是在一個槍聲大作的黑夜讓他們餘剩不多的人像鳥獸一樣散落開來,並吞沒或者掩護他們消失於其中的。當狂奔的丹增再也走不動的時候,他發現他的身邊沒有兄弟,也沒有經師,誰都沒有,只剩下他一個人了。他狠狠地大哭了一場,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厲害的一次大哭。然後,他擦去淚水,朝著有帳篷的地方走去,在一個比較富裕的牧人家裡作了傭人。從此,十四歲的丹增開始了他的漫長的隱姓埋名的生涯。漸漸地,人們知道的是這個男孩在隨家人朝聖神山岡仁波齊的路上,失去父母又與兄弟走散,變成了一個孤兒。” 


 2012年5月,在青海省玉樹州囊謙縣挖出的亂葬坑裡的骨骸,當地人認為是1958年被殺的藏人僧俗的遺骨。(圖片來自Elliot Sperling)


 當所謂的“解放”成為現實,“長達整整二十多年,丹增完全隱瞞和圓滿編造了個人的身世”。他當過通訊員、駕駛員、技術員,都是普通一員。他謹小慎微地,經歷了共產黨發動的一個個政治運動。文化大革命中,出於自我保護,他哪個派都不參加,也不得罪。後來,他結婚了,有孩子了,在拉薩定居下來了,“隨著歲月的推移,他開始難以遏制地思念起當初一起出逃的兄弟們。他們是死了,還是活著?如果活著,又會流落在哪裡?他悄悄地打聽著,查尋著,每一次單位組織下鄉總是最積極的一個,尤其是去阿裡、那曲一帶。那一帶果然有些同鄉人,他清楚他們一定是當年失散的同伴們,但他從不去找他們。他的尋找依然是暗地裡進行著的,一切都是悄悄的,不動聲色的,他早已經習慣了這樣。就這樣到了1980年,又有了一次去阿裡的機會,距離神山岡仁波齊很近,有同事的一個親戚也要搭車去朝聖,可一直走到了神山腳下那人才告訴他,他是打算翻過神山逃往印度的。丹增這次不害怕了,他直覺地認為這是他尋找兄弟們的一個機會,或許,他的兄弟們就在那邊呢。於是他委託這人幫他打聽他的失散二十多年的兄弟們,這人也答應了。然後他們一起轉山,計畫是轉著轉著就各走各的。可不曾料想,一個極其戲劇性的場面出現了。” 


 敬安仁波切、加布仁波切與法王噶瑪巴合影。(圖片來自網路)


 “丹增反復對我說這是真的,真正的,我真的就在轉山的時候,碰到了我過去寺院裡的僧人。雖然我們二十多年沒見面了,而且當年我還是個孩子,可是我們互相都認出來了。我像被電打了一樣。這是我二十多年來第一次看見我的家鄉人,還是我的寺院的僧人。我愣愣地站著,他也愣愣地站著,誰也不敢相信啊。他撲通一下跪到在地放聲哭了起來。他邊哭邊說:‘祖古【1】,你只是胖了一點,還是和以前一樣。’”

“這個在轉山路上遇到的僧人,正是從邊界的那邊過來朝聖的。丹增說,那時候對邊境的管制不像現在這麼嚴,只要有過往尼泊爾的通行證,是允許那邊的人來這邊朝聖神山的。丹增說,這個僧人也是當年一起出逃的人,一直跟著他的兄弟們。他的兄弟們果然是逃到了印度。……就這樣,丹增終於找到了他的兄弟們。”在這個故事的最後,我寫到:“我佛慈悲。我佛終究會在適當的時候,因緣具足的時候,讓善報或惡報示現給芸芸眾生看的。”

現在我意識到,是聖山岡仁波齊給予了這一因緣具足的時刻,使得離散的親人獲得重聚的機會。就在我打算複述這個故事的時候,意外得知丹增的兄長,直貢噶舉著名的加布仁波切,已於三年前在印度圓寂;他那離開故鄉的兒子,已在異國成為直貢噶舉新一代仁波切;丹增與妻子依然在拉薩生活,也時常返回寺院,我真心希望有一天能與他再見。 


 玉樹州雜多縣更那寺及三位仁波切。(圖片來自網路)


 從網上檢索更那寺不多的訊息,我找到有關寺院概況的簡介,其中除了提及丹增為第十三世寺主,還提到寺院三位仁波切中的一位叫賢林祖古,“卒於1958年”。這個有著特殊意義的時間,讓我想起藏學家埃利亞特·史伯嶺(Elliot
Sperling)的文章《死亡統計》【2】,就2012年5月在囊謙挖出的一個亂葬坑裡所暴露的累累白骨寫道:“圖片非常清晰,當地人流傳這些是在1958年被屠殺的僧俗人士的遺骨。”他還翻拍了1999年北京出版的《中國藏學》雜誌一期當中的一頁,記錄了玉樹地區的一座寺院多位仁波切,無論年長或年輕,無一例外的,全都死於1958年。丹增與他的兄長也正是1958年逃出被鎮壓的寺院。

注釋:

【1】祖古:སྤྲུལ་སྐུ།,化身,轉世者。指藏傳佛教的轉世高僧,漢譯活佛是錯誤的。
【2】《The Body Count》,http://www.rangzen.net/2012/09/14/the-body-count-2/
。中文譯文《死亡統計》,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9/blog-post_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