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於:2021-02-17
【西藏之聲2021年2月11日報導】十三世達賴喇嘛成立了藏醫院,藏醫院སྨན་རྩིས་ཁང་།的發音是「門孜康」,直譯就是「醫算院」,中文一般譯為「醫學及曆算院」。其實,這個「算」,不僅指天文「曆算」,還包括「卜算」。應該說,古時候的曆算,除了觀察天時變化,可能也有觀天象以預測世事的功能,故而和卜算放在一起。這類「天人感應」的觀念,對古人而言是普遍的迷思。
白算和黑算
西藏人將文明歸類為「十明」,意謂十種文化,「算」是小五明之一,包括天文曆算和卜算兩部分,分別被稱為「白算」「དཀར་རྩིས། 」和「黑算」「ནག་རྩིས」。
「白算」,指的是計算年月日時分等時間,確定各種星辰的運作、包括七星曜、十二星宮、以及六十年一輪的「繞均」、四季變換、以及設置新年等的知識。有「會『白算』,就不會昧於計算」的說法,表示白算是通過加減乘除的計算來推算的。主要是依據源自印度的佛教經典「時輪經」。
「黑算」,即卜算。指的是以九宮སྨེ་བ་དགུ、八卦སྤ་ཁ་བརྒྱད、五行འབྱུང་བ་ལྔ།、或通過黑白石子來計算個人災難(ཀེག་རྩིས།)、婚嫁(བག་རྩིས།)、喪(གཤིན་རྩིས།)、身、命、福澤福氣之五行興衰རྡེའུ་དཀར་ནག་རྩིས་ནས་ལུས་སྲོག་དབང་ཐང་ཀླུང་རྟའི་འབྱུང་ཁམས་ཀྱི་དར་རྒུད་རྩིས ་ ཚུལ།等。內容多源自中國。
至於「白算」或「黑算」的命名,「嘉」རྒྱ在藏語中是「遼闊」「廣大」的意思,是藏人對印度和中國的通稱。需要區分時則稱印度為「嘉噶」,意謂「穿白衣服的遼闊國度」;稱中國為「嘉納」,意謂「穿黑衣服的遼闊國度」。順理成章地,對源自中國的稱為「黑算」,對源自印度的稱為「白算」。後來,人們將「白算」的藏文改用「སྐར་རྩིས།」,發音一樣,意思則變成了「星算」。
紡織老婦的曆算法
有關西藏曆算的最早記載,據本教的資料,可追溯到公元前的聶赤贊普時期,當時邀請聶赤贊普為王的十二個本教徒中,有一個的身分被記載是卜卦佔算師,如前所述,在西藏,曆算和卜算是密切連結在一起的。
《西藏王統記》和《智者喜宴》等都記載了布德貢嘉時期,四大本教師之中,有一個以曆算見長。對於西藏古時候曆算最早有具體的記載是《雅桑格岡的牧人拉嘉的故事》(གཡའ་བཟང་གི་གམ་འབྲོག་པ་ལྷ་རྒྱལ་གྱི་སྒྲུང་དེབ།),其中有一段是有關「古時老婦對一年四季之變的實測記錄」。說的是西藏第九代贊普布德貢嘉時期,出現了「西藏七賢臣」中的第一位賢臣茹列傑,他引導藏人開荒種地、挖渠引水、燒炭煉銀銅鐵礦等。其時,在拉薩南部雅隆地方,有一個聰慧的紡織老婦(བལ་མ་ཟླ་རྩིས།),根據月亮的陰晴圓缺進行計算,她先在一塊黑色石板上放三十個白石子,以七天為周期,四個七天一輪來計算每月缺失、充盈的周期和變化規律,區分了大小月以及以三個月為一季的四季之變化,第一季為春季,特徵是地面溫暖回潮;第二季為夏季,特徵是雨水多、樹草發芽成長;第三季是秋天,特徵是植物結果實,天氣轉涼;第四季是冬季,特徵是寒冷。她還根據東南西北的方位,認識到大地回春萬物復甦時,太陽會偏北移動;氣候轉涼時,太陽開始偏南移動。紡織老婦觀察月亮的計算方式,卻會出現每年的四季變換相互對不上的現象,從而發現了觀察四季的變換要看太陽,從太陽南移或北移的時間點來把握四季的變化。月的變換要看月亮,包括月亮的上弦、滿月、下弦、天盡日(每月三十日),日的變換看晝夜的規律,白天加黑夜,就是一天,一日分日出、半日、日落、半夜,稱為日夜四時。
但由於年和月的長度不成整數比例,一年的天數比十二個月的天數多,因此需要通過幾年置一個閏來解決。目前所見是大約公元十世紀的資料,拉喇嘛•益希沃所教授的置閏月的口決:「每逢馬、雞、鼠、兔之年,分別在秋、冬、春、夏的第二個月置閏。」
根據西藏民間及殘存文獻(如巴黎圖書館藏的敦煌藏文卷PT76、1、82、83、85和PT55的80),可以窺見西藏的天文曆算或民間算法中,最明顯的特點是以七天為一周期,以及用太陽運行的4個點來區分春夏秋冬等。據苯教的傳統說法,在吐蕃時代已有瓊丹紀60週年的推算方法。西藏著名大學者綽日慈囊在學術演講中談到玉妥・雲丹貢波曾在貢波設學校教授醫學曆算。據說還撰寫了《曆算山塵論》,說明當時對此已經有系統的發展,只是由於古西藏屬於苯教文化統治時期,後來隨著佛教的興盛,所有與本教相關的知識不是以佛教術語和解釋所取代,就是被毀滅,相關知識也因而失傳,現代人已很難通曉當時的曆法了。
「黑算」
西藏史書有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帶來「算」之典籍的說法,而且據說是由和尚嗎哈金達、嘉楚嘎肯(漢兒舞者)、西藏醫學曆算學者瓊波茲茲、瓊波檔促等翻譯成藏文。
西藏著名的學者才丹夏仲在《漢算釋義》(97頁)中指出:「傳說中國的星算曆法只存在於中國的皇室中,作為宮中密訣而不外傳,嫁到西藏的前後兩個中國公主帶來的也只是被稱為『黑算』的中國之『算』,雖有不少翻譯成藏文,但其內容主要就是八卦九宮福祿地神等,其中沒有一絲一毫有關星算、如計算日月食等的內容。」
「黑算」又稱「五行算」འབྱུང་རྩིས།,就是以年月時日(八字)、屬相、五行(木火土金水)等來推算命運。有關五行有兩種:一種是源自印度的「土水火風空」,或稱「土水火風空」,西藏人認為世間一切萬物都是由這四種元素在空間的範圍內合成。另一種是據說由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傳入西藏的「金木水火土」,多用來卜算。
《時輪歷》傳入西藏後,為了配合六十年為一個週期的紀年方式,西藏人在十二屬相之上配上五行,從而形成六十年一輪的「饒君」紀年方式。
西藏的十二生肖中,牛特指黃牛,羊特指綿羊;孟加拉虎偶爾也會出現在西藏西南角;龍在西藏傳說中是一種冬天在地下冬眠,春天會騰飛到天空後在雲中生活的動物,雖然古西藏對龍的形狀缺乏具體的描述,後來接受了中國龍的形象,但對古藏人而言,龍作為某種可能說不清形狀但卻認為是真實存在的一種動物是無庸置疑的。因此,十二生肖中的動物對西藏人而言並不是完全陌生的,因此也有部分西藏人主張十二生肖可能是西藏本土產生的。但說黃牛而不是更熟悉的犛牛,也沒有西藏特有的動物等,加上西藏周邊各民族很早就已記載有十二生肖,因此,大部分人傾向於認為西藏的十二生肖應該是受外來文化的影響。至少自公元七世紀創制藏文、並有文獻記載以來,西藏人都是以十二生肖紀年。在西藏傳統星算學中,十二屬相被歸類為「黑算」,而「黑算」的基本內容以中國傳入的、或傳說由文成公主做為陪嫁帶入西藏的卜算內容為主,因此有學者認為十二生肖可能是由中國傳入。但更多學者認為,因為藏文是公元七世紀才創造出來,因此文獻記載也只能溯源到公元七世紀,但並不表示西藏人用十二生肖紀年是從那時候才開始的。藏文史書也記載了文成公主帶來的「黑算」內容,其中也未提到十二生肖紀年法。而且,如果說西藏紀年是受中國影響,則應採用中國通用的天干地支,而不是中國官方從不使用、民間也是後來才較普遍的動物屬相紀年法。
至於十二生肖被計入「黑算」,就像很多本教或傳統的卜算術也被歸入「黑算」是一樣的道理,而且「白算」指的其實是以公元十世紀傳入西藏的《時輪經》為主,在此之前就已存在的十二生肖等自然就被歸入「黑算」了。
在《時輪經》沒有傳入西藏前,西藏曆算受中國影響的最明顯例子是拉薩大昭寺前石碑上刻寫的唐朝和西藏之和約內容,其中西藏國王也像中國國王一樣使用年號:
「大蕃彝泰七年,大唐長慶元年,即陰鐵牛年孟冬(霍爾歷十月)十日,雙方登壇,唐廷主盟;又盟於吐蕃拉薩東哲堆園,時大蕃彝泰八年,大唐長慶二年,即陽水虎年仲夏(霍爾歷五月)六日也,雙方登壇,吐蕃主盟;其立石鐫碑於此,為大蕃彝泰九年,大唐長慶三年,即陰水兔年仲春(霍爾歷二月)十四日事也。」
其中的國王年號顯然是簽約時為了與中國皇帝的年號相對應而臨時起意的,在整個西藏歷史上大概也僅此一例。此外,歷史上西藏贊普的大事紀等文獻中也都是簡單地以十二生肖紀年。而以五行配陰陽的「陰鐵牛年、陽水虎年」的紀年方式極為少見,因此,在碑文中出現,是否也跟國王的年號一樣,是為了配合中國的天干地支紀年法而臨時起意從「黑算」中引用五行做配合?或者是當時西藏已經有這樣的紀年法?可以確認的是,到《時輪歷》傳入西藏後,以陰陽五行配十二生肖而湊成六十年一周期的紀年方式才正式確定。
時輪歷
中國有六十年一輪的天干地支紀年法,西藏也有六十年一輪的「饒君」紀年法,兩者雖然都是六十年一輪的紀年,但西藏的「饒君」紀年是源自於印度的《時輪經》。在此之前,雖然大昭寺前面的石碑中曾有「陰鐵牛年、陽水虎年」等的記載,但從前後的文獻來看,似乎更像是為了配合中國的天干地支紀年法而臨時搭配的。因為從松贊乾布時期創製文字,因而開始有文字記載以來,一直到1027年西藏的火兔年為止,四百餘年間,西藏基本上都是沿用十二生肖記年的傳統方式。
西藏曆法受外來影響最劇的是1027年,卡切・達瓦貢波將《時輪》的經典帶到西藏,著名譯師卓希繞扎同他合作翻譯了《時輪經》,這一年是火兔年,就成為時輪紀年曆的第一年。
《時輪歷》猶如一個歲月的巨輪,這個巨輪由六十個年份構成,每個年份都各有名稱,這些名稱本身並不具有表示首尾或順序的意涵。西藏人雖然也忠實地翻譯了六十個不同年份的名稱,但在曆法或現實中還是沿用傳統的十二生肖紀年法,只是增加了「黑算」中的五行陰陽來搭配,一輪下來正好就是六十年。西藏曆法由此定型並延續至今。
西藏是從西曆1027年開始採用時輪歷中的六十年一輪的紀年法。在時輪歷中,那一年的名稱是「饒君」རབས་བྱུང་།。西藏人就以「饒君」來作為時輪歷之六十年一輪紀年法的統稱。也就是說,西曆1027年、藏歷火兔年、時輪歷中的饒君年,成為西藏第一個「饒君」曆算的起始年。六十年一輪後進入第二個「饒君」紀年,如此周而復始,到西元2021年,已經是西藏第17個「饒君」的鐵鼠年年。
西藏歷史上的第一部年曆是薩迦八思巴根據《時輪經》發行的「薩迦年曆」。
第五饒君的土馬1318年噶瑪巴饒君多傑補充《續部》沒有的各種曆算知識而形成《曆算論典匯總》(རྩིས་ཀྱི་བསྟན་བཅོས་ཀུན་བཏུས། ) ,其曆算法被稱為粗普派。
第八個「饒君」的火兔(1447 [1])年,粗普寺的嘉揚頓珠吾色遵循粗普流派撰寫典籍並出版「粗普年曆」,其中包括每月的氣候變化、日月食、閏日缺日、霜雪旱澇等都有預報。其後有《智者喜宴》的作者巴沃・祖拉陳哇於1536年撰寫了《匯聚一切算術之注疏寶庫》等,在諸多學者的推波助瀾下,粗普派成為衛藏地區最流行的曆法流派。
十五世紀,在西藏山南地方連續出現著名的曆算師,其中尤以「三嘉措」(曲札嘉措、倫珠嘉措、諾桑嘉措)最為著名。1447年普巴・倫珠嘉措著《曆算善說・白蓮親教》(རྩིས་ཀྱི་བསྟན་བཙོས་པད་དཀར་ཞལ་ལུང་།)從而傳出普巴派。第巴・桑傑嘉措遵循普巴派著《白琉璃論》(ཕུག་ལུང་རྩིས་ཀྱི་ལེགས་བཤད་བེེདཱུརྱདཀར་པོ),從而奠定了西藏曆算的格局和年月周等的內容。
敏卓林寺也成立曆算學校,發行敏卓林的年曆,現今傳世的星算的格局基本據此確定。但到1916年拉薩的門孜康(醫學曆算院)出版以《敏竹林曆書》為藍本面向整個西藏出版《門孜康曆書》以後,據說就不允許敏竹林寺發行自己的曆書,他們一年只能製作三本曆書,一本奉送給西藏政府,一本給藏醫曆算院,另一本則自己留底。
十三世達賴喇嘛於1916年在拉薩成立藏醫曆算院,刻版印刷曆書,普宗派大概從那時候開始正式成為西藏曆算的正宗。曆書的內容將時輪歷、梵文字母曆算法、中國皇曆、五行卜算等相結合,加上傳統的經驗之談和諺語,分年月日敘述,與藏醫相關之時季變換對人的脈動和藥材效能的影響等。
同時,粗普派的曆書仍繼續在康區發行並發揮影響力。1732年,噶瑪額列丹增發行的《白黑算結合之曆書・常用寶瓶》,認為是內容最為豐富的曆書。其後,大司徒仁波切在康區八蚌寺建曆算學校,弘揚粗普派曆算,並建立了中國「牛算」的傳承。從此,西藏人會從曆法中的「牛算」圖判斷或討論來年的收成、旱澇雹霜等。
所謂「牛算」,就是通過一幅圖畫表現來年的氣候。圖畫中的主角是一位牽著黃牛的牛倌(穿中國式服裝),身後有農田、房屋,天上有云團、飛龍,遠處有山梁、樹木。通過畫中人物的不同穿著、年齡和黃牛走路姿勢等來預示來年的天氣形勢。如趕牛人為兒童,代表對兒童有益,老年人則有險,對中年人最險。牛腹下寫“8”字(代表8位財神),表示土地肥沃秋來早。如果牛倌左腳穿鞋,右腳赤腳把靴子掛在腰間,表示婦女忙,男性會閒;如果牛倌走在牛王前,表示莊稼早熟利於畜;如果黃牛張嘴往前跑,表示人丁興旺乳品多等等。後來「牛算」被拉薩出版的曆書所引用。
根據中國學者李安宅的《藏族宗教史之實地研究》(商務印書館2017年)記載,拉卜楞寺原於公元1763年設立傳授藏歷之時輪學院。1881年第四世嘉木央「專為漢歷」成立喜金剛學院,弘揚粗普的流派。期間,一個叫《中國曆算心要》的藏譯本開始在拉卜楞寺傳習,後來拉卜楞寺編制曆法時,註明「此為巴銳(天祝)馬央寺的曆算師索巴加措,根據先輩口傳,按照支那(中國)的曆算典籍意譯後編寫」。1958年所謂的「民主改革」以後,整個西藏完全沒有西藏曆法書的出版發行,因而沒人知道西藏的新年或節日是那一天。1980年以後中國政策走向寬鬆,拉卜楞寺出版的曆書在西藏自治區以外的西藏地區廣泛流傳,但因其與拉薩出版的藏歷曆法明顯不同,如因循中國曆法而將西藏新年和中國春節設在同一天,讓各地藏人不知所從。加上後來拉薩出版的曆書較以前容易取得,因此除了與中國交界之藏人農區,因氣候和中國相近而較受歡迎而外,這一受中國曆法影響較深的曆算流派在整個西藏已經不再引人注意。)
印度古代將一個月分為兩段,從每月的十六日(望)到三十日(朔)稱為「黑分」,從每月的一日到十五日稱「白分」。「時輪歷」以「黑分」居前,月圓後的第一日為月首,即以十六日作為月首。因此,在西藏古文獻中,因為遵循的曆法傳承不同,談到某月的月初,有的可能是指十六日以後的那幾天。如「鬼宿月」,在古代的藏歷中,可能指霍爾十二月,也可能是指霍爾十一月,端看採用的是以初一為月首,還是以十六為月首等。
後來,西藏曆法統一將白分(即從一日開始計算)作為一個月的前半段。
西藏其他的紀年法
與此同時,西藏也有其他的一些曆算法同時在流行,如西藏的法統歷。法統歷是以西藏第一個國王聶赤贊普登上王位的公元127年作為王統元年,2015年為西藏法統歷2142年。這個紀年法主要是政府部門官方資料,以及正式文件或貨幣上使用,如1912年發行的面額為十五章喀的西藏紙幣上方寫「雪域大西藏國政教政權創立一千六百五十九年」紙幣下面寫「具四分圓滿之吉祥利眾政教雙運第十五個饒君之紙幣」。
此外,在西藏流行的還有佛歷。佛歷是以傳說的公元254年佛法第一次傳入西藏做為元年。其他面額的西藏貨幣上有些就使用佛歷加「饒君」歷的紀年法。
有關歲首或新年
西藏歷史上以數字一二三四序列稱呼月份,是從蒙古時代開始的,因此,在西藏曆法中,將這種計算月份的方式稱為「蒙古月」(霍爾月)。第五世達賴喇嘛在《黑白算答問》中說:「成吉思汗於第四個饒君的火豬年(1227)攻克西夏首都之後歡慶,因此將星宿月(藏歷十二月或是十一月。一致的是以月亮最圓的那一天為十五日,差別是有些以下弦十六日開始算新的一個月,有些以一日(上弦一日)開始算新月份的開始。)改成蒙古月的歲首,星宿月因此成為一月」。
《時輪經》中六十年一輪的各年份有不同的名稱,同樣,一年的十二個月份也有不同的名稱,就像英文的十二個月只有名稱,並無代表順序或起始一樣,時輪歷的月份是根據月亮最圓時,位於二十七宿之那一個星宿的附近就以此來命名,如月亮最圓時位於二十七宿的角宿附近,這個月就被稱為「角宿月」,如位於氐宿附近就是「氐宿月」(氐宿月在藏語中稱為「薩噶達瓦月」,即藏歷四月,為佛陀誕生、成佛及圓寂的月份,是西藏最主要的宗教節日)。十二個月份的名稱就像一個旋轉的年輪,沒有起始,不表示首尾。因此,以那個月作為歲首就由各不同文化背景的曆法制定者因時或因地制宜。
1265年建立的西藏薩迦王朝,是受到蒙古扶持建立的,因此尊循蒙古曆法。不過也有學者考證說成吉思汗滅西夏是六月,不是星宿月。總之,不論此說確否,至少在八思巴的著作中已經出現用時輪歷的紀月方式(望宿月)夾雜被稱作「王制月」的這種新的以數字順序表達的紀月方式。
而如果五世達賴喇嘛的上述說法成立,則藏歷新年是源自蒙古人的新年。而忽必烈後來下令各國學者編制《時授歷》時,也順理成章地按照中國的由皇帝「定正朔」的傳統,將歲首新年編入《時授歷》中。這也許可以解釋藏歷新年與農曆春節,除了因置閏月和缺日的不同而出現差異而外大體一致的原因。
有關新年從那一天開始,藏歷中有不同的說法,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霍爾三月為新年,認為霍爾曆三月黑月為一年之首,因為該月十五日為哲蚌寺時輪法會開始之日,這是遵循時輪本續之歷算者的主張。薩迦札巴堅讚說:怎樣認定一年之歲首,曆算「時輪派」認為是納巴(黑月),即以烏鳥入眠之春季第二個月為年初歲首,枯葉落盡新葉萌芽之時為歲首。རྒྱ་གར་ནག་ལུགས་ཀྱི་ལོ་མགོ་འཛིན་སྟངས་ལ་ས་སྐྱ་གྲགས་པ་རྒྱལ་མཚན་གྱིས། ལོའི་མགོ་གང་ནས་འཛིན་པའི་རྩིས་ནི་ དུས་འཁོར་བ་ནག་པ་སྟེ། བྱའུས་ཉ་བ་ལ་དཔྱིད་ཟླ་འབྲིང་པོར་བྱས་ནས་དེ་ནས་ལོ་མགོ་འཛིན་ཏེ། ཤིང་ལོ་རྙིང་ པ་ལྷུང་ནས་གསར་བ་སྐྱེ་བ་ལ་ལོ་མགོར་བྱེད།。
二、霍爾一月一日為新年,這是醫學四續派、蒙古國王、至少十三世達賴喇嘛時期以後發行的西藏官方曆法所主張的,也是現在通行於絕大部分藏人居住區域的新年。
三、霍爾十二月一日為新年,勘卓嘉措之追隨者,部分黑算者。也是農區農民所遵奉的(四座經和勝樂金剛空行經主張,這一傳統至今仍在很多地方延續)。
四、藏歷十一月十六日為新年,薩迦班智達、宗喀巴尊者等以《俱舍論》和《律經》為依據,主張鬼宿月、藏歷冬季第二個月、霍爾歷十一月十六日天明為新年之首,冬季之初。
五、中文史料記載:西藏贊普時期「其四時,以麥熟為歲首」。也就是說,西藏的曆法計一年為四季,以麥子成熟收穫後視為新的一年的開始。西藏至今仍有不少地方在藏歷的十月或十一月過新年的習慣,如拉達克、年楚河流域都以藏歷12月1日為新年,貢波地方以藏歷10月1日為新年等等,大概就是此遺風。
由此可知,不同於中國將曆算和曆法等均視為皇室專有的權威的象徵。在西藏,星算是十明文化的組成部分,作為一個學者,多少要掌握相關的知識。而且任何人都可以研究曆法,可以發布曆書,因為日月食以及曆法對醫學修行和宗教活動的關聯性,加上各自從印度接受的傳承之不同,各教派或學者對包括季節劃分、新年或歲首認定、月份的起始等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最後大概是隨著西藏拉薩的「藏醫曆算院」每年向整個西藏及喜馬拉雅地區廣泛發布年曆開始,才統一形成現行的以藏歷一月一日(早先標為霍爾曆三月一日)為新年的主流。
西藏曆法與中國的農曆
現行的藏歷是1027年定型,1227年將「星宿月」定為藏歷一月(或霍爾曆三月),被藏人廣泛應用則大概在1270年前後。而作為中國最主要曆法的《時授歷》、《大統歷》、《時憲歷》等都是那以後產生的。
就像西藏從印度引進《時輪歷》一樣,中國在傳統上也常常受到西方、包括阿拉伯的影響。早在宋朝初期(961年),宋朝皇帝就從西方一個叫魯穆國的地方邀請伊斯蘭星曆學家馬依澤(910年-1005年)到中國,協助編制了《應天歷》。
蒙古時期,統治的範圍包括中西方廣大的土地,各種天文曆算的學者或學說什多,亦專設有回回司天監;「時授歷」就是忽必烈派天文學家到歐亞各個地點進行天文觀測,並參閱七十多種曆法後製定的,有中文本和蒙古文本。《授時歷》以1281年為曆算的起始年份。
明朝基本沿用《授時歷》,只是改名為《大統歷》。1369年,明朝從阿拉伯魯密國(應與宋朝邀請天文學家之「魯穆國」是同一國之不同中譯)邀請黑的兒、馬德魯丁、馬哈麻父子先後出任欽天監的監正。到明朝末年,欽天宮有使用《大統歷》的中國天文家、使用《回回曆》的阿拉伯天文學家,這兩者一直都是中國曆法的參與者。而新加入的就是使用西曆的傳教士中的天文學家。
其時,因為《大統歷》已經與實際氣象、天文有誤差,明朝乃於1629年任命禮部尚書、天主教徒徐光啟等人根據西法「督修曆法」,而實際「譯書演算」的則是「西洋人龍華民(義大利)、鄧玉涵、湯若望(德意志)、羅雅谷(葡萄牙)」等人。他們是來自義大利與日爾曼地區的耶穌會傳教士。他們所依託的理論依據是「第谷宇宙體系」,是丹麥天文學家第谷的設計,是介於日心系和地心體系之間的一種調和性體系。主要理論是地球仍然在宇宙的中心,太陽與月亮繞地球公轉,但五大行星則繞太陽公轉。
新的曆法編寫後還未及頒布,明朝就滅亡了。滿清佔領中國後的1644年,耶穌會教士湯若望預測將有日食發生。結果,日食發生時,欽天監官方使用舊曆法的測驗均有偏差「大統歷錯一半,回回曆差一時」;但湯若望的測試結果「時刻分秒,毫釐不爽」。滿清皇帝因而稱奇:「明朝二十年來不用新法,我大清國不過施行幾日,一測即驗,猶如合對兵符,真可謂為神奇者也!」。由此,讓湯若望掌理欽天監。並於1645年以《西洋新法曆書》之名頒行了傳教士編寫的曆法。
但好景不長,公元1665年,官員楊光先上書,稱湯若望「於《時憲歷》敢書『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竊正朔之權以尊西洋,明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毀滅我國正教……天佑皇上歷祚無疆,湯若望只進二百年曆」。結果,湯若望等人被判死刑,湯若望不久病死,5名中國官員(均為天主教徒)則全部被處決。
楊光先掌欽天監後的1668年,其助理吳明烜奏請參用回回曆以校正舊曆,遭到傳教士們的批評,於是再次進行勘驗,幾次下來,結果是傳教士南懷仁的推測無誤,楊光先等都有誤差。1669年,清廷讓南懷仁擔任欽天監監副,並恢復使用了湯若望所訂的新歷《西洋新法曆書》,只是改稱《時憲歷》並沿用至今。滿清被推翻後,中華民國政府宣布採用西曆,《時憲歷》由此被稱為「農曆」。所以,現行的農曆其實就是傳教士編寫的《西洋新法曆書》。
《時憲歷》不僅是運用西方的觀念,而且,即使是現行農曆的「二十四節氣」也來自於洋教士。「二十四節氣」古今雖同名,但確定方法和日期並不同。傳統的中國曆法,每個「節氣」間的日期是相同的,稱為「平氣法」;而西洋傳教士的《時憲歷》是根據太陽在回歸黃道上的位置來定「二十四節氣」,太陽在黃道上每運行15度為一個「節氣」,每個「節氣」的時間不均等,稱為「定氣法」。
綜上所述,現行藏歷和農曆的主要來源分別為印度和西歐(但印度和西方的學說之間似乎有某種淵源關係)。而現行藏歷是1027年定型,並於公元1227年根據蒙古的習慣將「星宿月」定為霍爾歷一月,以此為新年,並以1234的數字順序稱呼月份。而以六十年為一輪的紀年方式則源自印度的「時輪歷」,西藏人只是以五行陰陽配十二生肖之法(此法在公元十世紀就已運用過),取代「時輪歷」中不易記住的六十個年份名稱。
直到這個時候為止,並無中國曆法傳入西藏的記載或跡象。西藏人不知道(或是沒有採用)中國的天干地支,也不知道二十四節氣,西藏曆法或文化中因此也沒有中秋節、端午節等以節氣命名的節日。
有關西藏曆法的典籍有很多種(見《漢藏辭典》སྐར་རྩིས་སྐོར་གྱི་གཞུང་།),但其中沒有一本典籍是源自中國的。
同樣,西藏人的六十年一輪之「饒君」,是從水兔年開始的。中國的一甲子則是從甲子(木鼠年)年開始的;《時憲歷》以一日為準(定朔),藏歷以月圓為準,故藏歷有閏日、或缺日。
即使同受蒙古人影響而言,西藏人使用「霍爾月」也比蒙古元朝頒布《時授歷》早大約十幾年。大約從那以後,藏歷新年和農曆春節的日期就相差無幾。也許是都受蒙古影響的結果,而不是相互影響。至於三百多年前由西方傳教士主導編寫的《時憲歷》(現稱為「農曆」),與600年前就已定型的西藏曆法之間更談不上有什麼淵源關係。
[1]此處西曆年份採用的是「饒君年+60+964=公元年」的推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