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評論-《殺劫》：西藏的農牧民至今不能忘卻對「人民公社」的記憶(文：唯色)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書中，作者提及「凡是革命者，都善於製造標語口號，製造革命術語和政治運動，製造沒完沒了的集會和狂歡」。今日再看，感慨更甚。中國培養出一批高舉愛國心的新世紀紅衛兵：小粉紅。於是西藏成為不可干涉的「國家內政」，文革已是過去式。
人民公社
對於西藏的農牧民來說，「人民公社」是整個文化大革命跟他們的日常生活發生最直接也是最深切的關係的象徵。「人民公社」惡化了他們的物質生活，正如「破四舊」粉碎了他們的精神生活。
他們至今不能忘卻對「人民公社」的記憶。在他們的語言中，並沒有給翻譯成藏語的「人民公社」這個詞留有位置，恰恰相反，他們記住的是漢語發音的「公社」。如同「共產黨」這樣形而上的辭彙，也如同「白菜」、「酸蘿蔔」這樣並不形而上的辭彙，這些都是外來的卻保持了原本發音的辭彙，牢牢地在經歷了各種社會變革中不斷豐富的藏語語言體系的大地上扎下根來，帶有殖民的痕跡。
在裝有這幾幅照片的底片袋上寫著「慶祝人民公社」的字樣。天高雲淡，頗為廣闊的土地把模樣敦實的山推得老遠。從正穿過土地的遊行隊伍的服裝上來辨別，他們應該是拉薩近郊的農民。那麼，父親所拍攝的是西藏的第一個人民公社——通嘎人民公社嗎？
我們頭一回看見列寧的畫像高高地舉在西藏農民的手中。為什麼會選擇列寧的畫像呢？共產黨的其他幾位祖師爺如馬克思、恩格斯和史達林的畫像何以不見其中？當然，這是一個不會有答案的問題，其實也無關緊要，對於西藏的農民來說，他們和毛澤東一樣，都是外來的神靈。列寧畫像左邊的牌子上用藏文寫的是「我們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敢於鬥爭，勇於革命，善於鬥爭，善於革命。我們以毛澤東思想作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針，認真、全面、徹底、一字不漏地貫徹執行十六條」。年輕農民高舉的橫幅上用藏文寫的是「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全區人民公社化」。
走在前面的顯然是黨的女幹部，她身穿不同於身後老百姓的幹部服裝，褲子上的兩塊大補靪十分醒目，以示艱苦樸素的作風。她是鄉長？縣長？還是工作組的組長？她獨自走在這一群西藏農民的前面，如同一位帶路人，正引領著西藏農民走在通往社會主義天堂的金光大道上。這座金光大道就是人民公社，它依傍著廣闊農村的田地，長滿雜草。——黨教導我們：「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正是「人民公社」的特色。
據報導，革委會成立後，全區文藝團體整編為多個「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以歌舞等各種表演形式來宣傳文化大革命。照片上，這些可愛的演員們送戲下鄉，歌頌毛澤東推行的人民公社。今天，可愛的演員們仍然在舞臺上載歌載舞，歌頌廢除了公社制度的農村，人人奔小康。一代代演員就像是黨手中的玩偶，聽憑擺布。
從成都、康定等地，來到康地農村當「知識青年」的年輕漢人，似乎過著一種浪漫生活。被稱為「知青」的年輕人，穿上藏裝騎著馬由攝影師擺拍，或者化濃妝，在簡陋的舞台上表演漢藏大團結、軍民一家親的歌舞。但據瞭解，這些以漢人為主要的「知青」，實際上多數在西藏農村過著精神痛苦的日子。我採訪過於一九七六年八月，從瀋陽來到西藏農村的六十多位「知青」中的一位。他說：「同伴們很不習慣西藏農村的生活，天天都呆在屋子裡，也不參加勞動，不到半年，一個個都走了」。但他「願意在西藏農村開天闢地」。而且全村老百姓很照顧他，他說他吃過全村每一家的飯，他們自己捨不得吃的雞蛋、喝的酥油茶都要給他送來。
又如在拉薩，前面寫過，一九六九年九月，「拉薩中學首批一三二名知識青年到農村安家落戶」。隨後，所有學生都被趕到鄉下去了。曾遭批鬥過的德木・旺久多吉對我說，一九六八年九月，他和一位男同學去色拉寺下面的扎其村當「知青」，村子里的老百姓憐憫他們，說城裡長大的孩子來農村吃苦真可憐，把過去寺院堪布（寺院高僧）的房子讓他們住，經常叫他們去吃飯，允許他們常常回家，還給最高的工分——八分，到了年底分到的青稞折合成人民幣兩百元左右。在農閒季節，他們和年輕農民組織了一個宣傳隊到處演出，他拉過二胡，敲過鼓，演過解放軍，還演過剝削、壓迫農奴的「三大領主」。但因為他是「牛鬼蛇神」的子女，連村裡傳達「林彪事件」也沒有資格去聽。直到一九七二年才離開農村，去曾在拉薩開辦過幾年的玻璃廠當了工人。
一九五九年之後，在西藏農村和牧區實行的「民主改革」，是對西藏傳統經濟的一次革命。緊接著，「人民公社化」更加劇了革命造成的混亂。黨的幹部們急欲使西藏跟上全中國的步伐，開始了公社化的嘗試。所謂的「人民公社」是毛澤東及其同志們對斯大林的蘇聯農業集體化模式的效仿，既是計劃經濟的集體農莊，也是共產黨在農村的基層政權，而農民被剝奪了生產資料的所有權。
早在一九六○年，西藏農村已經建立起八千多個農業生產互助組，並且試辦了七、八十個合作社，但鑒於西藏彼時還在「平叛」、局勢不穩的實際情況而暫停。一九六五年，西藏開始試辦人民公社，在堆龍德慶縣通嘎鄉試辦了第一個人民公社，不久又在達孜縣邦堆鄉試辦了第二個人民公社。到一九六六年初，已經辦起了一百三十個人民公社。革委會成立之後更是快馬加鞭地大辦人民公社，到一九七五年，西藏百分之九十九的鄉完成公社化，共建立人民公社一千九百二十五個，這無疑是革委會的勝利成果。
在中國實行人民公社化的成果，是出現了以戰天鬥地的精神來改造自然、把窮山惡水變成人間良田的一個名叫大寨的人民公社。一九六三年，毛澤東一聲號召——「農業學大寨」，使得全中國所有農村投入到與大自然做鬥爭的勞動高潮中。位於山西省昔陽縣的大寨是中國所有人民公社的榜樣，象徵著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之一。西藏也和中國各地的農村一樣，要把每一個人民公社都建成大寨式的人民公社。因此，西藏當年的農牧民們恐怕一生中最記得中國的兩個地方，一個是北京，一個就是大寨。
如何學大寨呢？除了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即搞水利、修梯田，諸多並不符合西藏生態系統的政策出籠，如盲目開墾草場、牧場搞糧食種植，把種植青稞改為種植冬小麥等等，這在以後被認為「既是一種社會災難，也是一種生態災難」。青稞是青藏高原最主要的農作物，也是最適宜在高海拔地帶生長的農作物，由青稞而加工成的糌粑，是使西藏民族在這塊絕對高地上繁衍生存下去的主要因素。實際上，幾乎所有藏人都不喜歡吃小麥，而且在西藏種植出來的小麥品質之差，簡直無法食用。
尤其是，公社化沒收了農牧民的土地和牲畜；而在集體化的勞動中，工分收入極其微薄，包括公糧在內的稅收雖不算多，卻也並不輕鬆，農村和牧區之間以物易物的傳統方式（如用青稞交換酥油和肉類）被取消，改由政府統一配給口糧等等，加上雪災、雹災等各種天災，使得民不聊生，甚至有整村、整村的人在外行乞。根據中共自己的評估和統計，公社化後期，全西藏有五十萬人的生活比不上公社化以前，其中有近二十萬人生活相當困難。這個數字在當時西藏自治區一百八十萬的人口總數中，所占比例驚人地高。西藏的中共官員不得不承認，西藏老百姓「沒有嘗到公社化的甜頭，或者吃了苦頭」。
看來，即使天天都在田間地頭學習毛澤東的思想，可毛澤東思想這個「精神原子彈」並沒有使西藏到處麥浪滾滾，糧食堆滿倉。然而好笑的是，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西藏召開「農業牧業學大寨經驗交流會」，集西藏軍政大權於一身的中共高官任榮竟在會上自豪地宣布，「全區基本實現了糧食自給」。幾天後，大寨英雄陳永貴這位已經變成國家領導人的「毛澤東的農民」視察西藏，認為西藏的形勢「相當好」。
一九七六年，一部中共官方拍攝的紀錄片《西藏高原大寨花》上映，講述的是西藏第一個人民公社即堆龍德慶縣的通嘎人民公社「劈山開石、造田、治水，一場農業學大寨的群眾運動在西藏高原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在海拔四千二百米的世界高城帕里，各種農業經濟作物衝破高寒禁區在這裡生根開花結果。萬里而公社化的進程，對西藏農村和牧區的傳統文化造成巨大破壞。美國藏學家M・C・ 戈德斯坦，在一九八○年代對西藏西部牧區為期十六個月的田園調查中發現：
個人的宗教活動被禁止，寺院和祈禱牆等都被拆除了，牧民們被迫拋棄他們頭腦中深深印有的一些價值觀念和風俗。例如，男人必須剪去他們那有特色的劉海和辮子，婦女也要求打破女人不能宰殺動物的戒規。這是一個可怕的時期，因為牧民們的價值標準和道德準則都被故意地顛倒過來，更糟的是缺乏食物。西藏的幹部操縱的階級鬥爭大會以及大量傾瀉的歪曲一切事物的宣傳，造成了認識上的混亂和不和諧。在某種意義上，政府僅僅想從語言上減少西藏人對傳統倫理的認同。
為此，他的總結是：「這一時期中國的政策是想保持牧場的經濟，但破壞掉牧場的傳統社會和文化結構」。
人民公社化在西藏的很多農村和牧區激起的強烈反響，並沒有出現在這些照片上。在採訪中，當年在昌都一個區裡當區幹部的霍康・強巴旦達說，當時農區已經完成了公社化，接著在牧區辦公社。他所在區裡的文書在大會上表示異議，說牧民們不願意辦公社，因為他們對自己放牧的牲畜很有感情，可現在要把牲畜都交給生產隊，他們的心裡很難受。就因為這句話，縣公安局的警察連夜抓人，這位文書被關了整整三年。
戈德斯坦所考察的日喀則地區昂仁縣帕拉鄉在一九六九年年底，因為反抗把牧區變成公社，「大多數的牧民在傳統領袖領導下發動起義，控制了該地區，殺死了幾個親中國的西藏官員。他們建立了一個所謂的政府，宣稱提倡宗教和經濟自由。很快，叛亂就被南部開來的中國軍隊平息。中國政府逮捕或處死了一批領導人，對其他人進行監禁或再教育，然後建立了公社和革命委員會⋯⋯」
也就是說，在一九六九年的一系列混雜著各種目的的反抗事件中，有些正是出於對公社化的反抗。藏學家茨仁夏加（TseringShakya）在他的著作《龍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後的西藏》 中寫道：「在某些地方，叛亂活動是由於中共試圖恢復人民公社制度而造成的。」正如當時流傳在西藏底層的一句話：「解放就如同給人們戴上了一頂濕皮帽。皮帽乾得越快，就箍得越緊。」於是，中共聲稱獲得解放的「翻身農奴」表示不願意要這樣的「解放」，喊出了「吃糌粑的趕走吃大米的」口號。而糌粑與大米，實際上各自象徵著民族屬性，即藏人與漢人，並意味著民族認同。
當然很多事情的來龍去脈並非可以簡單化地一言以蔽之，而是有著各種各樣的可能性。而如此之多的可能，實際上都緣於一個前提，那就是：革命。一位伴隨著發生在西藏的所有革命度過了大半生的藏人知識分子說：「一九五九年以後的『民主改革』是對西藏經濟的革命；一九六六年的文革是對西藏文化的革命。兩次革命，使得西藏徹底變了樣。」而人民公社化，則是夾雜在對西藏文化的革命之中，對西藏經濟的又一次革命。
也因此，與體現官方意圖的媒體所做的宣傳相似，我父親所拍攝的人民公社的照片反映的並不是真實的情況，而是在虛擬一種幸福生活的假象。
不知道在這些參加集體化勞動和學習的人群當中有沒有知識青年。早在一九六五年十月，《西藏日報》報導有一批首都知識青年志願到西藏參加農業生產。一九六九年，西藏的本地中學生被下放到西藏農村插隊落戶。隨後多年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運動仍在進行，不斷有一批批熱血青年從中國各地來到西藏。曾在拉薩某國企任第一把手的孫某就是其中一個。
那是一九七六年，來自東北撫順、剛滿十八歲的他成為山南地區瓊結縣紅旗公社的農民，儘管時間不長，但與西藏農民的朝夕相處，不但使他學會了當地藏語，而且交情匪淺，延續至今。畢竟文革即將結束，那時候的西藏農村雖然除了勞動就是開會，階級鬥爭已經不那麼重要了，生息在這裡的老百姓是淳樸的、善良的、厚道的，以致在這位漢人知青的記憶中，「像是來到了一個多少猶如世外桃源的地方」。
可是，真的是世外桃源嗎？在經歷了這麼多的革命之後，西藏會是一個世外桃源嗎？
我很難相信，我的父親在他親眼目睹了砸寺院、毀佛像、燒經書的場面，並且用相機把這些可怕的場面拍攝下來、記錄在案之後，他本人又是否真的相信由他自己導演的西藏農民幸福生活的新氣象？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殺劫：不可碰觸的記憶禁區，鏡頭下的西藏文革，第一次披露（2023年全新修訂版）》，大塊文化出版
作者：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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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爾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說過一句名言：
「關於文明的記錄同時都是關於野蠻的記錄。」
但我要修改為：關於所謂文明的記錄，實質上是關於野蠻的記錄。
西藏文革最直接而真實的紀錄
無論過去多少年，歷史只是更加鮮明，從未褪色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開始燎原，作家唯色出生於西藏軍區總醫院。當時她的父親是中國駐藏解放軍的一名軍官，也是一位熱心的攝影愛好者。透過鏡頭，這位軍官記錄了迄今為止關於西藏文革最全面的一批影像。「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與遺忘的鬥爭」，在世界面前，文革是中共的一個尷尬，西藏則是另一個尷尬，因而西藏的文革就成了雙重禁區，愈加不可觸碰。
「我像什麼呢？是不是，我像一個隱秘的、並不專業的考古愛好者，也像一個著了魔的廢墟收藏者，更像是這個被佔領的老城裡的流亡者之一，心懷許多個前世的記憶流亡著？逐漸地，在重新拍攝與記錄中，我像是從對西藏文革的倦怠裡恢復過來，重又繼續研究父親生前拍攝的照片，包括記錄了兒女成長的家庭照片。並將從拉薩家裡帶往北京的底片掃描，於是電腦變成了讓昨日再現的場域。」――補記《殺劫》之後
這期間，唯色嘗試使用她父親在文革當年拍照片的蔡司伊康相機，站在她父親當年同一角度，拍攝今日拉薩圖景，兩個時代照片的對比，顯示出歷史的無常。如今文革超過五十年，世界依舊未對西藏文革多置一詞，消極犬儒，和諧漠視這道傷痕。書中，作者提及「凡是革命者，都善於製造標語口號，製造革命術語和政治運動，製造沒完沒了的集會和狂歡」。今日再看，感慨更甚。中國培養出一批高舉愛國心的新世紀紅衛兵：小粉紅。於是西藏成為不可干涉的「國家內政」，文革已是過去式。他們有強大玫瑰色濾鏡，死守黑歷史不現形。但是影像紀錄不可抹滅。當前世界處於和平崩毀的邊緣，不聽不看並無法使危機消失。因此我們必須閱讀《殺劫》，必須見證歷史、才能記取歷史，並且不讓記憶遭到竄改、抹滅。
本書特色
華文世界最重要、觀點最真誠的藏族作家
西方學者認為她是「中國知識分子中，運用現代傳媒表達觀點的第一位藏人」。
中文版內容全新修訂，增加多幅前版遭刪減照片
Photo Credit: 大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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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朱家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