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RFA博客：“那時候是秋天，風一吹，破碎的經書就和樹葉一起漫天亂飛” ——西藏文革：我阿媽的回憶

1966年8月19日，拉薩五萬人集會慶祝文化大革命，西藏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正式拉開。（澤仁多吉拍攝）

4、我對校長王書記的印象很深。因爲公安廳派我參加“三教”工作組下鄉前，他還說過，她剛結婚，而且她去的話，沒有老師教藏文。他幫我說過這些話。所以我覺得他很好，後來他悄悄地讓我幫他從軍區的郵箱寄信到上海家裏，我幫過他。 好笑的是，爲了表示他們低頭認罪，就要對革命羣衆畢恭畢敬，比如他們平時都叫我“次仁玉珍”，或者“玉珍”，但現在得叫我“老次”。我這個23歲的年輕女子成了“老次”，我每次聽到都覺得尷尬。歐珠老師被喊做“老歐”，他倒是滿不在乎的樣子。王書記和瞿校長除了挨鬥，還被安排餵豬、劈柴、打掃食堂和廁所。他倆戴個爛草帽，每天忙忙碌碌的。 不久我們學校成立了革命羣衆組織，學校的公章也被羣衆組織奪權奪走了。領頭的是幾個剛畢業進藏工作的大學生，從北京來的，權都在他們手中。記得其中有一個姓馬的，小馬，最積極也最厲害，當然他也被叫做“老馬”了。 我參加的批鬥會不算多，因爲沒過多久就生你了。我從來沒有去鬥過人，只是跟着喊口號。我心裏覺得不可理解，這是怎麼回事呢？怎麼會變成這樣了呢？我不像其他人，他們都是一直參加各種運動過來的，先是寫大字報，然後大辯論，接着開批鬥會。而我下鄉近半年，跟農民們“同喫同住同勞動同商量”，一回來感覺像是到了另一個世界，很難接受。 所以他們就給我做工作，說你本來家庭成份就不好，這次一定要站穩立場，對那些“走資派”、“當權派”不能有同情心，這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尤其是後來成立了“兩派”（注：拉薩兩大造反派組織：一爲“造總”，全稱是“拉薩革命造反總部”；一爲“大聯指”，全稱是“無產階級大聯合革命總指揮部”。與中國各地的造反派一樣，“兩派”爲了爭奪權力，打得不可開交），這邊也給我做工作，那邊也要拉我進去，我自己心想，“大聯指”是同情當權派的，而“造總”是鬥當權派的，“大聯指”對當權派不兇，對我這種人也不兇，不像“造總”總是很強調我的出身，好像我不是革命陣營裏的人。另外你爸爸也是支持“大聯指”觀點的，這對我也有影響。 當時我們學校的一個組織叫“萌芽戰鬥組織”，屬於“造總”觀點，教導處長是隊長，一直邀請我加入。我可能是因爲經常分享他妻子帶來的上海美食，不好意思拒絕吧，就勉勉強強地加入了這個組織，參加過幾次開會，學習過幾次報紙，但不久軍區下了一個通知，意思是說凡是軍人和軍人家屬不得參加“兩派”中的任何一個組織，這樣我就寫了一個小小的聲明，表示我退出“萌芽”組織的願望，貼在食堂的窗戶上，所有人都看得見。那時候在窗戶上貼聲明的人很多，一會兒加入這個組織，一會兒退出那個組織，都這麼做。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參加過任何組織，再說不久我就生你了，住在軍區院子裏，也不用去上班，有時候去單位上看看，成了一個逍遙派。 那時候我還改過名字。當時要求人人改名字，說藏族人的名字都屬於“四舊”，有封建迷信的色彩，必須改名換姓。我們是由公安廳統一改名字的，每個人的新名字都要上報政治部批准，不是姓毛就是姓林，有的就叫高原紅。自己改名也可以，但得報上去批准纔行。我先選了一個名字叫毛衛華，但公安廳裏已經有人叫毛衛華，我想漢族名字裏也有叫玉珍的，乾脆我就叫林玉珍吧，跟林副統帥一個姓也很革命。 可是，雖說要求新名字都得用，但除了軍代表點名，平時都沒人喊，好多人都忘記了。我的一個同事小達娃叫高原紅，但每次點她的新名字她都沒反應，我們就趕緊捅她“達娃啦達娃啦，在叫你呢”，她才慌不迭地連聲說“到、到、到”。想起來簡直好笑得很。那時候的人都跟瘋了一樣。真的，文革時候人都瘋了，半夜三更號召去遊行，“噌”就出門了，全都跑到大街上去遊行，敲鑼打鼓，使勁喊口號，精神還好得不得了。 不久任何上班都沒有了，也用不着上班了，我們學校裏各個地區的學生也讓他們都回去了，不過工資還是有的。除了挨鬥的人，每個人都在鬧革命。每天不是這裏開會就是那裏開會，“咚咚咣，咚咚咣”的，到處都在敲鑼打鼓，滿街都是宣傳車和大喇叭。大字報，大辯論，還有一個大什麼。那些人的口才都好得很。你說你有道理，我說我有道理。都在說造反有理。起先天天都在打嘴巴仗，兩個廣播宣傳車就在大街上對峙着，辯論個沒完。但不久就發生武鬥了，非常可怕，那個慘狀我很幸運地躲過了，是因爲我再次成了產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