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A評論 | 唯色：當我們談論天花時我們在談論什麼（二十）

改寫歷史的“清政府駐藏大臣衙門舊址”位於拉薩帕廓北街，於2013年7月1日開館(唯色拍攝)

11、去漢地危險，從漢地來的呢？（中-1） 去漢地危險，那麼從漢地來的呢？會不會也帶來危險？ 回顧瘟疫史上最著名的典型案例，即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天花這種烈性傳染病便如大火撲來，“印第安人大批大批地死亡……他們的房屋成了他們的墳墓”【1】。16世紀，西班牙強盜不足500人，卻滅了有着幾百萬人和輝煌文明的印加帝國，不是這幾百人多麼神勇，更不是幾百萬印第安人完全任其宰割，如今全世界都知道是天花病毒厥功至偉。對天花免疫的西班牙侵略者是帶菌傳播者，最大感染源，一路傳播，不戰而勝。在西班牙人到達美洲後的一個世紀內，2500萬原住民只有600萬活了下來，連威嚴的國王、富裕的領主和成千上萬的庶民全都悲慘死去。同時被消滅的有原住民的信仰和精神，因“這種極具差別的免疫力”給原住民的心靈震懾甚至超過肉體消滅，以致於倖存者大都改從了入侵者的基督教信仰。 人類歷史上類似故事很多，外來者往往自帶瘟疫而至。軍人、強盜、傳教士以及後來的奴隸和移民等，“都在這個微生物帝國主義的擴張中起着重大作用”【2】。當然我倒不是說在圖伯特也發生過美洲原住民所遭遇的覆滅悲劇，畢竟沒有燃起過那麼決絕的瘟疫烈火，但也並非沒有發生過兇猛的火災，尤其是在天花病毒變異後的這四百多年來，所造成的災難需要重視、研究和討論，在此大致列舉歷史上的事例如下： 事例1，17世紀蒙古軍隊和香客帶來天花： 這在前面的篇章裏有提及，即四世、五世達賴喇嘛時代，天花在許多藏地突然肆虐，這裏不再重複。 事例2，18世紀滿清軍隊帶來天花： 正如夏格巴·旺秋德典先生的記錄【3】，1721年借護送轉世於康區理塘的七世達賴喇嘛到拉薩的機會，“滿洲皇帝的代表和駐防軍（4000人）第一次出現，……駐拉薩的中國官兵給百姓造成很大負擔，在拉薩市內不講清潔衛生，污垢遍佈”。這之後紛亂很多，發生了各種內訌與仇殺。爲掌握攝政王權，貴族頗羅鼐邀請滿清援軍相助。1728年，“二位安班和兩千中國軍隊留了下來，……像洪水毀路一樣，開了中國官兵常駐拉薩的先例”，“究其根源，第一聲雞鳴似從那時開始叫響的”。 隨之而來的，還有諸如凌遲這樣的中國古老酷刑和木枷、拶指等中國的古老刑具。在中國的史記與漢書中記載的有“五刑”，正是凌遲的原型，爲秦朝時有名的法家與丞相李斯所發明，即在公開示衆的受刑者臉上刺字，再割其鼻子，砍其雙足，施以宮刑，最後腰斬並斬首、或斷舌及剁成肉醬。李斯本人在公元前208年極具諷刺地受此刑而死。據學術譯著《殺千刀：中西視野下的凌遲處死》【4】評論：“倘若說凌遲是中華帝國法律上最嚴酷的刑罰，那麼它也是大衆印象中最嚴酷的刑罰。” 

 在“清政府駐藏大臣衙門舊址”裏，塑造“駐藏大臣”如何“總理西藏事務”的場景。（唯色拍攝）

 而圖伯特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凌遲，是1727年滿清雍正皇帝趁藏亂派往拉薩的第一任駐藏大臣帶去的，同時帶去了實施凌遲酷刑所需的刀具與劊子手。彼時，駐藏大臣與當上攝政王的頗羅鼐合作，在布達拉宮前的修赤林卡（法座園林）以凌遲之刑緩慢處死兩位謀殺同僚的重臣，令拉薩民衆從上至下備受精神折磨，在圖伯特歷史上留下深刻印記。圖伯特著名歷史傳記《頗羅鼐傳》【5】中，記錄了第一次目睹凌遲酷刑的頗羅鼐如何遭受心理創傷，餘生爲之懺悔，並在大昭寺供金燈爲死者禱。 不清楚圖伯特歷史上曾發生過多少次凌遲，據藏人作家嘉央諾布（Jamyang Norb）在文章《從黑暗到黎明：從清朝到獨立的圖伯特刑罰》裏【6】：“哈佛大學最近出版的一本對凌遲的研究裏（即《殺千刀：中西視野下的凌遲處死》的原著），作者們提到凌遲之刑在圖伯特東部，一直到1910年都還在執行，由趙爾豐所下令。康區藏人說中國兵‘會讓人慢慢死亡，把身體一次一小片割下，直到心臟，而生命終了爲止。’作者們認爲‘此刑可能被當成軍事緊急措施，而受到批准。’”另外，據記載，1918年中華民國時，也對反抗的康區藏人用過凌遲、剝皮、烹刑、車裂等酷刑。 有意思的是，由歷史上138位駐藏大臣從中國帶去的若干外來刑具——除了凌遲用的刀具，還有木枷，藏語稱gya-go，意爲“中國門”；還有拶指即夾手指的刑具；有些刑具甚至沒有藏語稱呼——雖然在圖伯特本土極少使用，日後卻成了中共揭批“舊西藏”如何慘無人道的“證據”。甚至時不時就會陳設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宮”，展示給中國民衆看“舊西藏”的殘酷、野蠻與原始，如網上有中國人說：“六七十年代，北京民族文化宮常年展覽控訴西藏奴隸主的罪惡行徑，人皮、頭骨、各種刑具全是實物。” 

 朗孜廈陳列館外觀。（唯色拍攝）

 事實上今天還專門設置的有這樣的洗腦展覽，比如位於拉薩八廓北路的一座三層藏式建築名爲朗孜廈，原爲圖伯特政府甘丹頗章政權時的拉薩法院，第一層爲監獄，第二層爲辦公地，如今已被列爲“文物保護單位”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陳列館，走進去可以看見數間陰森森的牢房、數個慘兮兮的塑像、一些簡陋的刑具等。從掛在牆上的幾個小小的擴音器，傳出幾段字正腔圓的漢語普通話類似奧威爾所說的“新話”：“有的人懷着一線希望，在牆上刻下了計算關押時間的符號，但是一天一天，是多麼漫長的日子。”“舊西藏有許多野蠻而殘酷的刑罰，這裏曾有不同的刑具，實施剜眼、砍手、斷足、剝皮等酷刑……”配着單調的音樂，這幾段普通話一直在循環、循環、循環，猶如並不鋒利的刀片，一直在鍥而不捨地，有節奏地，割着耳朵，割着腦神經，割着靈魂…… 而當年隨着滿清軍隊的湧入，圖伯特人無力對付的天花病毒事實上再也沒有平息過，此時在西方旅行者主的記載中，出現了“在中藏爆發了天花流行疫”【7】的記錄。有的傳教士很可笑，竟將疫病視爲贏得圖伯特人改變信仰的良機，認爲“傳教士把疫苗帶進西藏是可能的，這是擊敗喇嘛教的導火線。”【8】

 左圖：掛在朗孜廈陳列館牆上的刑具。（唯色拍攝）； 右圖：朗孜廈陳列館裏的囚犯塑像。（唯色拍攝）

 註釋： 【1】《天國之花：瘟疫文化史》，（美）唐納德·霍普金斯（Donald Hopkins）著，沈躍明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265頁。 【2】《天國之花：瘟疫文化史》，（美）唐納德·霍普金斯（Donald Hopkins）著，沈躍明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273頁。 【3】摘自夏格巴·旺曲德典（Wangchuk Deden Shakabpa）著作《西藏政治史》（1967年在耶魯大學出版，後更名《十萬明月：高階西藏政治史》，添補大量原始資料於1976年出版藏文版，2010年譯成英文版）的中譯本（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翻譯，書名《藏區政治史》爲“以供批判”的內部資料）。 【4】《殺千刀：中西視野下的凌遲處死》（原著由哈佛大學出版社2008年出版），（加）卜正民、（法）鞏濤、（加格力高利·布魯）著，張光潤等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 【5】《頗羅鼐傳》，多卡夏仲·策仁旺傑著，湯池安譯，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 【6】嘉央諾布（Jamyang Norb）文章《從黑暗到黎明：從清朝到獨立的圖伯特刑罰》（From Darkness to Dawn: Legal Punishment in Tibet from Imperial Chinese Rule to Independence），臺灣懸鉤子譯：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09/blog-post_22.html 【7】《發現西藏》，（瑞士）米歇爾·泰勒（Michael Taylor）著，耿昇譯，中國藏學出版社，1999年，62頁。 【8】《西藏探險》第三部第二章，（美）約翰·麥格雷格著，向紅茄譯，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