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當我們談論天花時我們在談論什麼（十）

北京雍和宮戒臺樓供乾隆持戒像。（唯色拍攝）

 6、落藏永旦博士論天花在西藏（下） 我是不是不該大段轉載落藏永旦博士的論文？照搬太多既不好意思也似不妥。但之所以這樣做，首先是因爲他主要依據的是對大量的藏文文獻的研究，從中發掘出、呈現出素來被忽略的價值，這在相關話題的研究中從未有過，其意義非同一般，值得廣傳。 這就如同新清史學派的研究，重視在全球背景下“包括大量滿語及其他非漢語的一手文獻”【1】，而不是僅依憑漢文文獻或堅持“漢族中心主義”的視角【2】。與諸多民族的命運相關的歷史敘事絕不應該只有一個聲音，哪怕那個聲音最高亢、最強大，試圖壓過其他的聲音，欲把所有人共同經歷的、不同面向的複雜故事，變成了勝利者隨心所欲的、任意剪接的獨白，這肯定是不對的。你說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說什麼。你在公開場合的大聲表白，有可能隱藏了，或者說抹掉了有些關鍵的事實。 

 以唐卡繪畫記錄五世達賴喇嘛重建布達拉宮的事蹟。（圖片來自網絡）

 我的意思是，只有中文講述的聲音是不完整的；要想了解任何事件/事實，必須聽到所有在場者、所有相關者的聲音。更何況在場者是有文字、有文獻，也即不可能被揣測、被篡改的聲音。中國有句老話：兼聽則明，偏信則闇。連乾隆帝的《喇嘛說》都要用四種文字來表達他縝密的心思，說明他還是在意各各不同的族羣，這恐怕並不是民族大團結的意思。 我還要強調的是，並非所有的聲音都是政治的聲音，軍事的聲音，商業的聲音，同時還有文化的聲音，宗教的聲音，等等。譬如，圖伯特在歷史上很多重要場合的聲音，確確實實是喇嘛的聲音，即佛教上師的聲音，觀世音菩薩在世間廣度衆生的聲音。當滿清皇帝幾次三番邀請五世達賴喇嘛，“在五世自傳中，他寫到他抓住這個機會，希望能讓‘中國、藏、蒙’都皈依佛教。滿洲皇帝只是‘藏、蒙和滿的諸多統治者之一，他們也是達賴喇嘛的信徒、施主，和保護人。”【3】 更要補充的是，雖然有不少從藏文文獻翻譯成中文的著作，但必須要注意到，這些經過嚴格審查的簡體中文譯著，在許多敘述細節上佈滿了精心修改的痕跡。比如，夏格巴·旺秋德丹著作中的圖伯特被譯成了“藏區”、噶廈政府被譯成了“西藏地方政府”，諸如此類的刪減與增補比比皆是。還有，比如五世達賴喇嘛傳記中文版，把去北京與滿清皇帝會見譯爲“進京陛見”；把按照禮尚往來的方式，以敬語這一通用於圖伯特上層文化之間的語言習俗給滿清皇帝的回信，譯成“爲了不違背皇帝的聖旨……上書詳細具奏”等等諸如此類，明顯罔顧當時真實存在的供施關係，處處製造類似君臣與附屬的效果。總之，中國藏學工作者是非常用心地把許多個詞、許多句話的中文道白都變成了政治的話語，這是一種政治魔術。 註釋： 【1】《乾隆帝》，（美）歐立德(Mark C. Elliott)著，青石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2】新清史學派：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6%B8%85%E5%8F%B2%E5%AD%B8%E6%B4%BE#cite_note-3 【3】《西藏的故事：與達賴喇嘛談西藏曆史》，（美）湯瑪斯·賴爾德（Thomas C. Laird）著，莊安祺譯，臺灣聯經出版，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