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國》：藏傳佛教不僅是一種宗教，更是蒙古人幾百年來維持身分認同的關鍵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有一些人認為「普遍接受藏傳佛教形式的佛教信仰」所產生的「精神統一」，是蒙古人在缺乏自己國家的幾百年裡能夠保持認同感的關鍵因素，而另一些人則對反革新的喇嘛阻礙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方式提出了批評。 文：邁克・迪倫（Michael Dillon） 蒙古和蒙古人——土地、人民與傳統 藏傳佛教和蒙古人 佛教過去是蒙古人生活和文化的中心；在蘇聯時期強制推行無神論之後，佛教如今正在恢復其以往的影響力。在蒙古盛行的宗派通常被稱為喇嘛教，這是以喇嘛神職人員的名字命名的，但是大多數蒙古人和藏人都更喜歡藏傳佛教這個名字。 與亞洲其他信仰佛教的地區相比，藏傳佛教成為蒙古人主要宗教的時間相對較晚。雖然藏傳佛教有許多顯著特點，但是它並不是一個獨立的、獨特的信仰體系，而是盛行於亞洲北部的大乘佛教傳統的一個分支，與東南亞地區更廣泛的上座部佛教傳統（Hinayana或Theravada）有所區別。 藏傳佛教的儀式、服飾和藝術，比起保守的佛教教派更為生動活潑、豐富多彩，而且藏傳佛教有著神祕主義或密宗的特殊傳統，這些傳統多是受到薩滿信仰的影響。 藏傳佛教的格魯派（Gelug或Gelugpa）也被稱為黃教（Yellow或Yellow Hat Sect），是達賴喇嘛作為首領的藏傳佛教教派。格魯派在十六世紀末成為藏傳佛教的主要派別，並且由於蒙古人和藏人之間的宗教和政治聯盟而成為蒙古的主要佛教傳統。這個聯盟的重要性可以從「達賴喇嘛」的存在來理解（Dalai Lama 的字面意思是海洋或普世的喇嘛）。 一五七八年時，蒙古首領俺答汗（Altan Khan）將「達賴喇嘛」這個頭銜授予西藏哲蚌寺（Drepung monastery）的格魯派僧人索南嘉措（Sonam Gyatso）。索南嘉措的兩個前輩也被追授了這一頭銜，因此雖然他是第一個獲得此頭銜的人，但是他被稱為第三世達賴喇嘛。 這個頭銜是蒙古領袖而不是中國明朝的萬曆皇帝所授予的，這一事實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因為它象徵著蒙古和西藏獨立於中華帝國權威之外的結盟。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亦即現任達賴喇嘛丹增嘉措是這一傳統的繼承者，一九九○年蒙古佛教寺廟重新對外開放宗教儀式之後，立即就能夠看到他的畫像在蒙古佛教寺廟中醒目而無所畏懼地展示。 寺院通常是由一位呼圖克圖（khutughtu）領導，這個詞在現代蒙語中是「khutagt」，相當於西藏的「tulku」（祖古）。呼圖克圖是被尊為聖人轉世或佛陀某方面化身的傑出喇嘛的一種精神性的頭銜，意思近似於「祝福」或「聖潔」，比較常見的用詞是「huofo」——來自漢字「活佛」，但很多藏傳佛教徒不喜歡這個稱呼。 達賴喇嘛處於宗教權威金字塔的頂端，可以和羅馬天主教會中紅衣主教和教宗的關係相提並論，不過藏傳佛教中權威的傳承和行使更加地分散，沒有可以和梵蒂岡相提並論的中央權威，這一點與伊斯蘭世界反而有較多的相似之處。 輪迴說賦予了高級僧侶巨大的權力和權威，他們組成寺院的執行委員會，獨立於其他機構控制寺院。在一位呼圖克圖去世後，就必須尋找是其轉世的孩子（男孩），藉由一套精確的傳統測試來確認他的身分，通常包括識別屬於前一位化身所屬物品的能力。寺院在這個過程中擁有完全的自主權，雖然達賴喇嘛被尊為宗教領袖，但是他無權干預個人化身的過程。在成功地找到幼年轉世的喇嘛後，高級喇嘛會安排新的呼圖克圖按照自己的模樣加以教育和培養。 除了精神上的權威之外，寺院還掌握著巨大的財富和世俗權力，曾經有估計稱，在整個蒙古地區，「寺院控制了大約一半的國家財富」，使國家或任何私人企業家無法獲得大量收入來用於發展。寺院控制的土地——在法律上它們並不擁有土地——讓它們有權向牧民索取稅收；虔誠的教徒也會贈送牲畜或其他的財產，使一些僧侶個人變得十分富有。 從十六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蒙古男性人口中可能有多達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在任何時候都是聖職者，因此他們無法從事生產勞動。這與十六世紀時亨利八世解散英格蘭的天主教修道院之前的狀況有許多相似之處： “人們對禮品和祭品有巨大的需求，出現了一批制度化、非生產性的階級。蒙古的大部分財富都流向了寺廟，失去了對整個社會未來發展的再投資。 除了蒙古喇嘛不事生產的拖累外，還有大量的財富外流，這些財富被虔誠地捐獻給藏傳佛教的發源地西藏。十七世紀時呼圖克圖咱雅班第達（Zaya Pandita）的蒙文傳記中提到，他曾兩次在蒙古收集了兩萬多匹馬並將之賣給中國商人，所得到的錢被拿來當作捐款送給了西藏。” 一般來說，男子在十幾歲或是剛剛成年時並不是因為強烈的個人宗教使命而成為僧侶的，在某些文化裡，包括佛教的某些教派中的情況也是如此。典型的情形是，一個蒙古新手喇嘛是在七、八歲的時候被父母介紹到寺院裡——是出於家庭的虔誠還是貧窮的緣故並不總是明確的，寺院會指派一位高僧作他的宗教導師，從而成為一名學徒。 這種情況也發生在未來的蒙古領導人喬巴山的身上，當時他還是一個小男孩。在喇嘛等級制度中，升級進步的基礎是學習、紀律和宣誓。修行者的誓言是以剃髮的程度「gesel」為標記的，最初時會進入到格隆（gelüng）的狀態。在蒙語中，對任何一種轉世喇嘛的稱呼是葛根（gegeen），意思是「輝煌」或「光輝」，對更高等級的轉世喇嘛還有其他的頭銜稱呼。 寺院學校的課程宗旨是讓學生在導師喇嘛的引導下完成這些階段的學習，這一學程可以持續十六至二十年的時間。正如這一信仰（藏傳佛教）的名字所暗示出來的那樣，課程的語言和寺院的儀式在過去和現在都是用藏語來完成的。對於藏文經文的理解，以及經文辯論的能力是一個僧人教學的核心，在某些情況下，這一能力是他教育水平的總和。 這種專注於藏語的做法，無論是在語言上還是文字上，都和蒙語無關，這對蒙語的研究產生了負面的影響。在前現代時期，絕大多數人都是任何一種語文的文盲——這一比例可能高達八十％或九十％。對於那些有能力或有時間的人（比如僧侶）來說，他們沒有動力去研究或教授自己的語言，使其達到很高水平。 這些都是一九三○年代蒙古人民革命黨及其政府對寺院發動激烈政治運動的許多複雜原因之一。這可以再一次和亨利八世的解散方案相提並論，但蒙古版本的解散方案則更加殘暴和血腥，導致了成千上萬的僧侶死亡。我們將在第四章更加詳盡地討論這些政治運動。 藏傳佛教對蒙古社會的影響自從共產黨政府在一九九一年垮台後已經得到了重新評價，而且出現了一場受民眾歡迎的運動來重新開放寺院並重建僧侶們的聲譽。宗教的角色仍然具有爭議，不僅是馬克思主義者，許多蒙古人和外來訪客也批評宗教是這個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主要障礙。 有一些人認為「普遍接受藏傳佛教形式的佛教信仰」所產生的「精神統一」，是蒙古人在缺乏自己國家的幾百年裡能夠保持認同感的關鍵因素，而另一些人則對反革新的喇嘛阻礙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方式提出了批評。除了少數的密宗（mystical religion）信徒之外，所有的沙俄、西方和中國旅行者都將傳統的蒙古藏傳佛教描述為「無知、衰敗、停滯不前、迷信和經濟寄生。」 藏傳佛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喇嘛教，在蒙古歷史上的重要性並非只是——甚至並非主要是——作為一種宗教。喇嘛和寺院的宗教功能和政治功能是密不可分的，在「神職人員政治」的運行中，它的作用才能被充分地感受到： “〔歐文・拉鐵摩爾在一九六二年總結他在蒙古對藏傳佛教的經驗時寫道〕我已經確信，這個宗教的信仰和神祕主義，並不像是它作為一種教士等級體系及其等級體系那樣功能重大，它在政治上比在宗教上更加重要——對財富和權力的控制，運行一個複雜的權力機器。 如果你和蒙古人聊得更多的話，或者你保持安靜，在蒙古人的交談中仔細聆聽，你就會發現有兩種關於宗教事件和宗教人物的故事和傳說（道德故事和民間傳說）。這種故事〔民間傳說〕的內容其實更多時候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它顯示的是人們對於其社會運行方式的感受。” 在蒙古，寺院擁有領地、徵稅權、要求人們勞動和服務，就像是中世紀的歐洲一樣，「無所事事的僧侶」、「偽善的教士」和「貪得無厭的住持」也是同樣的主要諷刺對象。我們可以完全始終如一地說： “「那裡的寺院活佛是非常神聖的人，我們必須尊崇他；但同時我們也有權利討厭他的行政人員們，他們是給我們帶來悲苦的人。」” 上述的說法並不能暗示說在一般大眾中就不存在真心誠意的宗教驅動力。在一九三○年代針對寺院的殘暴鬥爭和破壞運動，以及在一九九一年後對寺院的尊敬和寺院系統的重建與擴大之後，我們有理由判斷說，藏傳佛教對於蒙古社會的益處不言而喻，藏傳佛教的恢復符合全體人民的利益。 自從一九九○至一九九一年的蒙古民主革命以來，僧侶、喇嘛、寺院和呼圖克圖的傳統在蒙古毫無疑問地復興了，但是，無論蒙古人的個人對於佛教的虔誠心有多強大，也無法排除他們對於宗教機構存在有一定的矛盾情感交雜在一起的心理，甚至是有強烈的反神職人員主義（anti-clericalism）。 有一些寺院，尤其是位於烏蘭巴托西郊的甘丹寺（Gandantegchinlen），已經變得十分富有。當地信徒的捐贈非常重要，這裡面包括有敬拜活動後向僧侶們分發的食品包裹，但是寺院發展所需的資金是來自於國家和那些蒙古國內外富有恩主的支持。甘丹寺現代化、豪華的新建築和修復後的建築，與當地居民貧窮、破舊的住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蒙古國：一部土地與人民顛簸前行的百年獨立史》，時報文化出版 作者：邁克・迪倫（Michael Dillon） 譯者：苑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