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在岡仁波齊遇到的行腳僧，及聖山南面的藏人與流亡的精神領袖（十三）

Limi山谷的村莊。

 16、Limi山谷是“西藏之外的西藏”嗎？ 出於想更多地瞭解包括Limi在內的喜馬拉雅地區，我網購了這套叢書：《環喜馬拉雅區域研究編譯文集（一）——環境、生計與文化》、《環喜馬拉雅區域研究編譯文集（二）——佐米亞、邊疆與跨界》[1]。主編鬱丹，雲南民族大學環喜馬拉雅研究中心主任（其實多年前我們認識，那時他在中央民族大學工作，但漸漸脫離聯繫也已多年，畢竟我是不便接觸的“敏感人士”）。在序言的第一句即介紹叢書是“由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環喜馬拉雅生態與文化多樣性研究’”支持，想必意在響應中國政府對被命名爲“環喜馬拉雅區域”的國家和地區的深謀遠慮。當然兩本書精選的文章都是學術力作，包括多所國際知名大學學者的相關研究。 其中有篇文章[2]批評了美國人類學家斯坦·芒福德（Stan Mumford）。斯坦·芒福德在關於20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對佛教和薩滿教的研究中強調：“一部關於西藏村落中藏傳佛教的完整民族誌，只有在西藏邊境下方喜馬拉雅邊緣的尼泊爾纔可能完成，但在西藏之內是不可能的。”文章認爲，像斯坦·芒福德這樣的“在尼泊爾和印度做研究的民族誌學者，試圖將他們的主要研究對象定位在藏傳佛教的文化世界中”，“把‘尼泊爾’降級並歸屬於‘喜馬拉雅邊緣’，而不是一個在政治上一直延續的民族國家，這表明了去除國家邊界的期望。” 

 在仁欽林寺，信衆向法王供奉宣舞。（Limi藏人提供）

 我沒有讀過斯坦·芒福德的著作《喜馬拉雅對話》，但因受到這段批評的啓發，繼而對正在寫作的這篇文章關涉的諸多話題有了更爲慎重的思考和盡力深入的瞭解，認識到在論及聖山岡仁波齊南邊的Limi地區，斯坦·芒福德的觀點應該是對的。最有力的理由是：在近代歷史的激烈進程中，此地不同於西藏，並未遭到毀滅性質的改變，而是仍如從前，保留了並延續着屬於西藏文化的傳統，這應該與邊界的劃分、所屬有關。當然在尼泊爾境內的藏文化地區不止Limi，更有木斯塘等地。需要聲明的是，我並非人類學者，既沒有過對Limi等地區腳踏實地的田野調查，也沒有過從方方面面去研究Limi等地區與西藏的關係，我僅僅是出於對岡仁波齊的奉信和熱愛，並對由岡仁波齊引發的、延伸的故事有興趣而已，主要是人與命運的故事，而且我記錄的故事也僅是浩如煙海的故事中極少的一些，所以在表達相關看法時若有差池或不妥，還請海涵，權當個人之見。 

 昆仲袞寺的古老面具。（圖片來自網絡）

 我關注了幾個Limi人的Instagram和Facebook，諸多圖片、視頻及說明如同打開的窗戶，讓我得以窺見深掩於喜馬拉雅山麓裏的Limi地區，確實在諸多方面表現出“西藏之外的西藏”，無論日常生活的衣與食，精神生活的信仰與儀式，以及語言與文字，神話與儀式，歌舞與配飾，婚俗與葬俗，建築與裝飾，農牧與貿易等等。許多場景我都很熟悉：冬季大雪封山封路，一片白茫茫，新年洛薩來臨了，達瑪鼓敲響了，而這正是被稱爲“西藏宮廷樂舞”的嘎爾的重要樂器，自五世達賴喇嘛起，來自上阿里三圍的嘎爾樂舞及樂器，出現在供奉着獅子寶座的頗章布達拉，向尊貴的依祜主奉獻妙樂，被喻爲如雲供品，爲此成立樂舞隊，專門爲政教法王及政府服務，從此具有了高級的禮供意義。隨着達瑪鼓的鼓聲，衆Limi男子穿藏袍，戴哈達，莊重地起舞。接着是踢踏舞，劍舞，舞蹈和旋律中有對傳統的尊重和繼承。而在古樸的寺院庭院，可以見到村民男子扮成出征武士的舞蹈，儀容裝束和舉止姿態亦仿如吐蕃時代的迴光返照；可以見到僧侶的金剛法舞“羌姆”，所佩戴的面具更拙樸，所持舉的法器有劍、骷髏碗等，所展示的舞姿比如今的更有古舊感。 還有放牧時的犛牛毛編織的黑帳篷和婦女做酥油的場景。還有用糌粑做的日常食物和法會祭品，這個細節很重要，對於藏人來說，由青稞炒熟磨製而成的糌粑，在藏人的文化中象徵民族屬性，意味着民族認同，如果問你“喫不喫糌粑”，如同問你是不是藏人，堪稱作爲自我的糌粑。另外，糌粑除了是藏人的主食，還具有宗教的功能，我在一首詩中寫過：“當糌粑用作食子/糌粑就是人與神共享的食物/當然這些神靈是本土的/屬於自己而非他者/或者叫做措，或者叫做朵瑪[3]。” 

 在培給林寺，信衆表演傳統儀式。（Limi藏人提供）

 分佈在Limi山谷的三個村莊，各自擁有一座歷史悠久的寺院：除了位於瓦爾茲村的仁欽林寺，還有位於梯村的昆仲袞寺，位於藏村的培給林寺。三座寺院都是直貢噶舉傳承，寺主皆爲正當盛年的森給滇真仁波切，他因此也被稱爲“Limi祖古”，同時他還是尼泊爾的多波等藏人地區寺院的寺主。他於1981年出生在邊界這邊的普蘭縣，如同在今中國行政區劃裏的藏地適齡兒童要有的學校教育，他也上了小學因而有了通曉中文的基礎，畢業後考上設在漢地的“西藏中學”卻未去，而是遵循與生俱來的更重要的使命，翻越雪山，抵達印度，得到直貢絳袞澈贊法王的認證，原來是八百多年前吉天頌恭尊者的大弟子森格益西的轉世，恰與Limi等地有深厚法緣，並在仁欽林寺圓寂。 我在YouTube上觀看了森給滇真仁波切在2008年去Limi的視頻，看到我熟悉的行腳僧-達瓊喇嘛滿面喜悅地爲他牽馬，看到身着傳統服飾的婦人代表當地人民莊重地向他獻供，看到供奉着古老佛像（其中有一個懸掛在柱子上的金色面具讓我覺得有古象雄的風格）的古老佛殿對他敞開，實在令人感動。當我聽到森給滇真仁波切談及他最新的計劃，是在仁欽林寺右邊的山上蓋15間閉關房，蓋好之後他會去閉關一至兩年，我彷彿看到古老傳承的河流是如何地注入了新的生機，依靠永不枯竭的精神之水的滋養而存活的當地衆生，又使得這一可以稱之爲“西藏之外的西藏”的生態長久存在，也即是說，精神領袖與信奉者之間是靈與魂、血與肉的生命關係，如果忽略或者無視這一關係，不是過於輕率就是另有用心。

 仁欽林寺的古老佛像。（Limi藏人提供）

 又比如位於瓦爾茲村的千年古寺仁欽林寺，我們僅僅目睹圖片和影像，就可以獲得一個真切的認識：即經典上記載的、傳說中頌揚的不曾中斷的金鬘傳承，被這座寺院展現並喚起對久遠時代的記憶。我似乎看見了放棄王座出家的贊普後裔益西沃用等身重的黃金捨命邀請弘法上師，似乎看見了拉喇嘛絳曲沃恭迎偉大的阿底峽從印度帶來了“修持佛法的四種共同基礎”，即比黃金更寶貴的“四共加行”。尤其是，出生於古格王宮下的小村莊的大譯師仁欽桑波，他在Limi這片高山深谷裏獲得了永世的存在：不只是精神意義上的存在，那尊用他的骨灰與當地泥土所塑的造像提供了類似骨血傳承的隱喻，更具有不可否認的說服力。 設想一下，假如Limi地區在1961年簽訂中尼邊界協議時劃給了西藏這邊，那麼一場場革命的風暴勢必難擋，難躲浩劫的仁欽林寺、昆仲袞寺、培給林寺或可能蕩然無存，或可能徒剩空殼。就像我前不久讀過的一本書，《拉薩市古地名名錄》[4]，彙集了拉薩一帶的寺院、塔、碑、老房子等上百處，但讀了很傷心，因爲這些古蹟大都在1950年代之後，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摧毀或被損壞，以致於編撰者都不好意思過多提到文革，不然通篇滿是毀於文革那顯然太刺眼，於是換個說法，如“目前已修復”、“八十年代恢復維修”之類，卻不提爲何要“修復”、“維修”的原因。 註釋： [1] 這套叢書由學苑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2] 這篇文章在叢書（二），即《喜馬拉雅中心區在“佐治亞”嗎？》，作者是Sara Shneiderman。 [3] “措”（ཚོགས་）與“朵瑪”（གཏོར་མ།）皆爲用酥油和糌粑做的供品。 [4] 《拉薩市古地名名錄》，拉薩市民政局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