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平措汪傑先生談昌都戰役和“導火索”格達活佛（二）

中共宣傳畫：紅軍經過康區，朱德與格達活佛會面。（來自網路）

1950年10月的昌都戰役結束之後，中共軍隊坐鎮昌都，經常開大會。王其梅作為18軍第四把手，在慶功大會上對被俘的藏人官兵講話，“他說到我們都是階級兄弟的時候哭了，還嗚嗚地哭得不行，這個對阿沛是很有觸動的。雖然阿沛當時坐在台下的地上，跟所有俘虜一樣，但他還是很驚訝。他跟我說，沒想到這麼大的軍官還會這樣哭，”平汪先生回憶道。 但是，有一位在拉薩的噶廈官員對王其美的印象很差。他的名字是恰巴·格桑旺堆。他說：“1951年，第一批人民解放軍從西康騎馬到了西藏，這是東部路線，帶隊的是王其美，還有平措汪傑等人。那時，西藏政府在拉薩河大橋附近搭了帳篷迎接他們，解放軍一來，樹林裡和牆上都貼了標語，內容大致是‘為格達活佛報仇！’‘帝國主義滾出西藏！’我們照常給王其美和平措汪傑獻了哈達。王其美發言，手敲著桌子，聲音也大得很，和標語一樣的內容。王其美個子雖然很矮，但說話很凶。我們過去沒有聽過共產黨說話，那是第一天和西藏政府見面，他沒什麼客氣的。”[1] 

 有關格達活佛的宣傳片截屏。（來自網路）

 說到格達活佛，是康區甘孜縣白利寺的住持，早在1936年即與“萬里長征”逃經康區的中共紅軍有過接觸。平汪先生在他很重要的一篇文章《回憶紮喜旺徐同志》[2]中寫道：“紅軍抵達康北重鎮甘孜。在此期間，根據黨的有關決議，在朱總司令的宣導下，建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博巴政府’，即‘藏人政府’，驚動了國民黨當局，這是他們萬料不到的事件。根據史料所載，‘博巴(藏人)依得瓦（中央政府）’革命黨黨綱共有十條”。包括：“番人（藏人）獨立，建立博巴依得瓦獨立政府，博巴坐自己的江山”及“聯合紅軍和贊助博巴獨立的一切團體和個人”等。

 曾任昌都總管、噶廈噶倫的拉魯·次旺多吉宣傳片封面。（來自網路）

 格達活佛被任命為“博巴政府”的副主席，幾位康區有名的上層精英分任各職，深信“一切贊助和同情博巴人民獨立的國家或民族、政府和軍隊，都是博巴人民的朋友”。正在饑寒交迫的逃亡路上的中共紅軍，對這些藏人“莊嚴承諾”：“無條件地承認他們有民族自決權，即在政治上，有隨意脫離壓迫民族即漢族而獨立的自由權。中國共產黨與中國蘇維埃政府，應實際上幫助他們的民族獨立與解放運動”[3]，也因此得到了藏人給予的救命回報。據中共官方檔，在紅軍經過阿壩地區前後十六個月中，格勒得沙政府（是當時在藏人土地上幫助建立的另一個藏人政權）支援糧食約1000萬斤，牛、羊、馬、豬等牲畜約20萬頭；在紅軍經過康北地區期間，博巴政府提供糧食約450萬斤，並收留、安置、保護了上千紅軍傷病員。不過這兩個政府都歷時很短，僅僅數月即告解散。 1950年初，當中共軍隊又抵藏東康區卻已今非昔比，而是大軍挺進。格達活佛被任命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接著，正如平汪先生的傳記中所寫，“我們一直在做兩方面的準備：一方面，我們組織軍事進攻；另一方面，我們盡力去說服西藏政府接受和平解放。我們派出像格達活佛這樣的宗教領袖去昌都，同當時在昌都的拉魯談。”[4]請注意，格達活佛是被“我們派出”，而非中共官宣所說的“自告奮勇”、“主動申請去拉薩”等等。他率管家等隨從，于7月24日到昌都，“在等待拉薩的許可中，格達仁波切得到所有轉世喇嘛的尊敬與禮遇”[5]，8月22日突生急病過世，終年48歲。 他的死成了重大事件，以致說法不一，一種說法是因病服下過量藏藥致死。但時任十八軍宣傳部長、後任新華社西藏分社社長的樂於泓，在1981年發表的《和平解放西藏日記摘抄》中寫道，他1951年8月26日在拉薩拜訪噶廈高官噶雪·曲吉尼瑪，自稱很早就“反對親英美”、“曾堅決主張派和談代表去京”，並與格達活佛同一師門的噶雪·曲吉尼瑪透露，“他聽說格達是拉魯害死的”[6]。有意思的是，2007年民族出版社出版《西藏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樂於泓日記中關於格達活佛之死的這段話被刪除。這是為什麼？ 而拉魯·次旺多吉在經歷了1959年3月後的入獄、1965年的特赦、文革結束後的“統戰”，與噶雪·曲吉尼瑪一樣，均獲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等高位。他對這一指控婉轉否認。在《西藏文史資料選輯(十六)》，即他的自傳專輯中“格達活佛到昌都和談”這一章，將他與早年就熟識的格達活佛推心置腹的多次交談寫得很清楚。比如他問：“為什麼要這樣急著解放呢？”格達活佛說：“解放西藏是毛主席和史達林商定的，是得到蘇聯支持的。為了解放西藏，蘇聯還支援了嘎司六九汽車數百輛。西藏是世界屋脊，這與國際上爭奪世界屋脊有關，所以要很快地解放西藏。”又比如，格達活佛在病故前已寫好給解放軍的信，告知噶廈願意和談，請求推遲進軍時間。就格達活佛的死，拉魯說就是生病，藏醫診斷是“腸胃絞痛”。而格達活佛服用了自己帶的藥丸，當夜去世。拉魯強調：“關於格達活佛的去世雖有各種各樣的說法，但當時我所耳聞目睹的實際情況就是這樣。”[7] 

 中國官宣網站至今仍寫：“美、英等國的情報機構參與了叛亂。親手殺害愛國藏民首領格達活佛的英國人福特被抓獲。”（來自網路）

 但是第三種說法顯然最強悍，認定格達活佛是被帝國主義在西藏的代表、帝國主義特務福特下毒害死。而福特，即羅伯特·福特（Robert Ford），是個27歲的英國人，受雇於西藏政府，在昌都當了兩年的無線電報務員，昌都戰役後隨戰敗藏軍逃亡時被抓。 無論哪種說法，格達活佛的死被認為是“導火索”。“這一重要事件的發生，在當時直接影響到和平解放西藏的整個進程”，18軍軍長張國華的女兒在書中繼續寫道：“……到拉薩去調解的格達活佛遭到暗害，致使北京的態度明顯地強硬起來。1950年8月23日，毛澤東指出：‘如果我軍能於10月佔領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團來京談判，求得和平解決（當然也有別種可能）。’遵此，西南軍區於8月26日正式下達《昌都戰役的基本命令》。”[8]。可是包括這本書在內，諸多的中方官宣都言之鑿鑿地寫道，格達活佛一去昌都就無音訊。18軍的偵察員直到9月初的一天，才“不經意”地、卻很震驚地，從正在野花怒放的草地上燒茶喝的“七八個趕騾的藏民”那裡，驚聞格達活佛被害死的死訊。這不明顯是自相矛盾嗎？ 注釋： [1]朱瑞：塵封的西藏(回憶錄上)——恰巴·格桑旺堆先生的回憶 http://zhu-ruiblog.blogspot.com/2013/04/blog-post_5.html [2]平措汪傑：回憶紮喜旺徐同志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1104160754/http://gangjanba.middle-way.net/article/2007/0206/article_60.html [3]同[2]。 [4]《一位藏族革命家：巴塘人平措汪傑的時代和政治生涯》(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pa Phüntso Wangye)，梅·戈尓斯坦，道幃喜饒，威廉·司本石初著；黃瀟瀟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1年出版。 [5] 《龍在雪域：1947年後的西藏》，茨仁夏加著，謝惟敏譯，臺灣左岸出版社，2011年。 [6] 《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紀念西藏和平解放三十周年選輯)》，政協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年。 [7]《西藏文史資料選輯(十六)——拉魯家族及本人經歷》，拉魯·次旺多吉著，民族出版社，1995年。 [8]《雪域長歌：西藏1949-1960》，張小康著，中共黨史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