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在岡仁波齊遇到的行腳僧，及聖山南面的藏人與流亡的精神領袖（九）

楚布寺展佛。（1998年夏天唯色拍攝）

12、由岡仁波齊延伸的故事：逃亡、隱匿與重逢 我又想起一個故事，與直貢噶舉的一位仁波切有關，也與聖山岡仁波齊有關。不過我認識那位元仁波切的時候，他是楚布寺的年輕僧人，出類拔萃，直率勇敢。我還認識他的父親，看上去很像拉薩的退休幹部，但與他長談後才瞭解到如同悲劇史詩的故事。我記錄了這個故事，以《丹增和他的兒子》為題，收入改變了我人生道路的散文集《西藏筆記》之中。于2003年在廣州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這本書很快成了禁書，我也於來年被解除了在《西藏文學》的編輯職務。被認為有“嚴重的政治錯誤”的文章，包括這個故事所記錄的事實，比如描寫父子倆在尼泊爾和印度的朝聖照片這段： 

 我的散文集《西藏筆記》2003年出版後被禁。（唯色拍攝）

 “千層佛塔。萬尊佛像。菩提樹。金燦燦的轉經筒。丹增又讓我看了兩張照片。很鄭重。也很小心翼翼。一間不算寬敞、也不華麗但灑滿金色光線的屋子裡，他和江央班登神態謙恭地候於兩側，而被擁於中間的，正是所有虔誠的藏人最熟悉、最親切、最渴望的人——達賴喇嘛。這照片是1999年3月拍的。” 丹增其實也是一位仁波切，為青海省玉樹州雜多縣更那寺（噶瑪噶舉）寺主，六歲升任法座。他的家族雄踞一方，父為千戶長，母為囊謙王室公主。他有三個兄弟，兄長是直貢噶舉的加布仁波切。按說再過幾年，他的完整的寺院教育就結束了，他就該在金剛法座上履行他的弘法利生的責任了，但輪到他這個十三世的時候，他的絳紅色的人生之旅被來自外界的一股強大的可怕力量給斬斷了。正如我依據他的講述寫的，發生在1958年春天的故事： 

 丹增和他的兒子見到了尊者達賴喇嘛。（唯色翻拍）

 “……他的哥哥突然把他從寺院裡帶出來，告訴他不逃不行了，再不逃就會沒命了，然後塞給他一支長槍和一匹馬，帶著上千名男男女女匆匆地踏上了逃亡之路，也可以說是不歸的‘叛亂’之路。因為這個隊伍是邊打邊逃的，執行‘平叛’任務的解放軍一路圍追堵截，緊緊跟著，一直跟到了今天的阿裡地區革吉縣境內。這時候，上千人只剩下了幾十人，死的死，傷的傷，逃的逃，散的散。丹增記得，他的身邊常常是一個活人突然就變成了一個死人。起先他害怕得很，慢慢地也就習慣了。其實談不上習慣不習慣的，因為時刻都在逃命。丹增是後來才知道，他和三個兄弟最終失散的地方叫做革吉縣的。 “這片寒冷、荒蕪而且沒邊沒際的大草原，是在一個槍聲大作的黑夜讓他們餘剩不多的人像鳥獸一樣散落開來，並吞沒或者掩護他們消失於其中的。當狂奔的丹增再也走不動的時候，他發現他的身邊沒有兄弟，也沒有經師，誰都沒有，只剩下他一個人了。他狠狠地大哭了一場，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厲害的一次大哭。然後，他擦去淚水，朝著有帳篷的地方走去，在一個比較富裕的牧人家裡作了傭人。從此，十四歲的丹增開始了他的漫長的隱姓埋名的生涯。漸漸地，人們知道的是這個男孩在隨家人朝聖神山岡仁波齊的路上，失去父母又與兄弟走散，變成了一個孤兒。” 

 2012年5月，在青海省玉樹州囊謙縣挖出的亂葬坑裡的骨骸，當地人認為是1958年被殺的藏人僧俗的遺骨。（圖片來自Elliot Sperling）

 當所謂的“解放”成為現實，“長達整整二十多年，丹增完全隱瞞和圓滿編造了個人的身世”。他當過通訊員、駕駛員、技術員，都是普通一員。他謹小慎微地，經歷了共產黨發動的一個個政治運動。文化大革命中，出於自我保護，他哪個派都不參加，也不得罪。後來，他結婚了，有孩子了，在拉薩定居下來了，“隨著歲月的推移，他開始難以遏制地思念起當初一起出逃的兄弟們。他們是死了，還是活著？如果活著，又會流落在哪裡？他悄悄地打聽著，查尋著，每一次單位組織下鄉總是最積極的一個，尤其是去阿裡、那曲一帶。那一帶果然有些同鄉人，他清楚他們一定是當年失散的同伴們，但他從不去找他們。他的尋找依然是暗地裡進行著的，一切都是悄悄的，不動聲色的，他早已經習慣了這樣。就這樣到了1980年，又有了一次去阿裡的機會，距離神山岡仁波齊很近，有同事的一個親戚也要搭車去朝聖，可一直走到了神山腳下那人才告訴他，他是打算翻過神山逃往印度的。丹增這次不害怕了，他直覺地認為這是他尋找兄弟們的一個機會，或許，他的兄弟們就在那邊呢。於是他委託這人幫他打聽他的失散二十多年的兄弟們，這人也答應了。然後他們一起轉山，計畫是轉著轉著就各走各的。可不曾料想，一個極其戲劇性的場面出現了。” 

 敬安仁波切、加布仁波切與法王噶瑪巴合影。（圖片來自網路）

 “丹增反復對我說這是真的，真正的，我真的就在轉山的時候，碰到了我過去寺院裡的僧人。雖然我們二十多年沒見面了，而且當年我還是個孩子，可是我們互相都認出來了。我像被電打了一樣。這是我二十多年來第一次看見我的家鄉人，還是我的寺院的僧人。我愣愣地站著，他也愣愣地站著，誰也不敢相信啊。他撲通一下跪到在地放聲哭了起來。他邊哭邊說：‘祖古【1】，你只是胖了一點，還是和以前一樣。’” “這個在轉山路上遇到的僧人，正是從邊界的那邊過來朝聖的。丹增說，那時候對邊境的管制不像現在這麼嚴，只要有過往尼泊爾的通行證，是允許那邊的人來這邊朝聖神山的。丹增說，這個僧人也是當年一起出逃的人，一直跟著他的兄弟們。他的兄弟們果然是逃到了印度。……就這樣，丹增終於找到了他的兄弟們。”在這個故事的最後，我寫到：“我佛慈悲。我佛終究會在適當的時候，因緣具足的時候，讓善報或惡報示現給芸芸眾生看的。” 現在我意識到，是聖山岡仁波齊給予了這一因緣具足的時刻，使得離散的親人獲得重聚的機會。就在我打算複述這個故事的時候，意外得知丹增的兄長，直貢噶舉著名的加布仁波切，已於三年前在印度圓寂；他那離開故鄉的兒子，已在異國成為直貢噶舉新一代仁波切；丹增與妻子依然在拉薩生活，也時常返回寺院，我真心希望有一天能與他再見。 

 玉樹州雜多縣更那寺及三位仁波切。（圖片來自網路）

 從網上檢索更那寺不多的訊息，我找到有關寺院概況的簡介，其中除了提及丹增為第十三世寺主，還提到寺院三位仁波切中的一位叫賢林祖古，“卒於1958年”。這個有著特殊意義的時間，讓我想起藏學家埃利亞特·史伯嶺（Elliot Sperling）的文章《死亡統計》【2】，就2012年5月在囊謙挖出的一個亂葬坑裡所暴露的累累白骨寫道：“圖片非常清晰，當地人流傳這些是在1958年被屠殺的僧俗人士的遺骨。”他還翻拍了1999年北京出版的《中國藏學》雜誌一期當中的一頁，記錄了玉樹地區的一座寺院多位仁波切，無論年長或年輕，無一例外的，全都死於1958年。丹增與他的兄長也正是1958年逃出被鎮壓的寺院。 注釋： 【1】祖古：སྤྲུལ་སྐུ།，化身，轉世者。指藏傳佛教的轉世高僧，漢譯活佛是錯誤的。 【2】《The Body Count》，http://www.rangzen.net/2012/09/14/the-body-count-2/ 。中文譯文《死亡統計》，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9/blog-post_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