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譯者Kamila Hladíková對我的訪談：關於記憶、流亡及“藏族文學”（六）

上圖為我曾編輯過的《西藏文學》雜誌；下圖左是我在《西藏文學》發表的詩歌評論；下圖右是我的詩集曾獲中國第七屆“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2001），十年後藏學家Elliot Sperling很有興趣地給獎盃拍照。(唯色提供) 

 【簡述相關介紹：2020年4月間，國際文學雜誌《漸近線》（ASYMPTOTE）網站發表了捷克學者、翻譯家Kamila Hladíková對我的訪談，她也是我的散文集《西藏筆記》譯者，于2015年在捷克出版。而這個實際上我用了一個多月完成的訪談，原本關涉的話題更多也更深入，在譯成英文發表時因限於篇幅做了較多刪減。為此，我將中文原文（包括提問）以首發的形式連載。】 卡蜜拉：在你的一些文章中，你質疑中國人“表述西藏的權利”。實際上，除了中國官方的敘述和流亡西藏的聲音外，沒有多少人聽到來自西藏內部的聲音。你是否認為有來自內部的代表西藏的聲音？是否有“真正的西藏文學”、“真正的藏族文學”之類？ 唯色：之所以沒有很多來自西藏（圖伯特）內部的聲音，是因為今日圖伯特及圖伯特人的狀況所致。但這麼說的意思並不表示我就是代言人，我只能代表自己說話，或者只能力圖代表一些人說話，而不是代表全體。全體這個概念是不符合事實的。就像文化大革命當中，這個民族有被鬥的人，有鬥爭別人的人，也有當時所說的“消極分子”等等。 我想，我並沒有在文章中質疑中國人或漢人“表述西藏的權利”。王力雄就是地地道道的漢人，然而他的關於圖伯特的著作和文章，卻是關於圖伯特的歷史和現實甚為深刻而清醒的表達。實際上，至為關鍵的並不是有沒有權利表述哪個地方，而是如何表述。我質疑或者說反對的是，以國家主義的立場、以大一統主義的立場來表述圖伯特的方式。 事實上，持這種立場來表述的並不只是漢人。在體制內的藏人文人同樣應聲附和，其諂媚的腰肢可能更加彎曲。我曾在黨的報社當過記者，在党的文學雜誌社當過編輯，也曾寫過“主旋律”的“報告文學”，我太清楚在無法掌握話語權的環境裡，權力所允許敘述的規則，以及依附于權力的文人所遵循的規則是什麼樣的。 所謂的“西藏文學”這個概念的含義是什麼呢？是西藏的文學？還是說寫西藏的文學？還是說，用藏文寫作的文學？我曾在《西藏文學》編輯部做過十多年的編輯，我所知道的，這個“西藏文學”的概念就是党領導下的“西藏文學”，黨花錢、花心力在拉薩辦一個“西藏文學”雜誌社，為的是要讓這本雜誌發出黨需要的聲音。党從來都有著對“西藏文學”的策劃、安排和審查，如果符合，那就是“西藏文學”；如果不符合，那就不是“西藏文學”。當年我曾想編輯以“安多專號”、“衛藏專號”、“康專號”為名義的三期雜誌，為此專門去安多和康地向藏人寫作者約稿，但最後未能如願。因為《西藏文學》還要接受宣傳部的審查，我的設想被認為是“大西藏”的想法，而被否定了。 同理，也存在著另一種意識形態對“西藏文學”的想像。如果符合這個想像，那就是“西藏文學”嗎？如果不符合這個想像，那就不是“西藏文學”嗎？那麼，什麼又是中國文學呢？什麼又是美國文學呢？語言不是一種寫作工具嗎？如果我用藏文寫非西藏題材的作品，那也叫“西藏文學”嗎？有過極權主義下生存經驗的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引述過一位流亡詩人的話：“並非語言即家園，家園是被說出者。”的確，若不說出有關故鄉生存的真實細節，滔滔不絕的母語只是粉飾殘酷的工具。也因此，我個人是很排斥所謂的“西藏文學”這個說法的。 我並不認為目前沒有表述圖伯特的聲音，當然是有的。並且我認為，不應該僅局限于圖伯特境內，也即是說，並不是境內圖伯特的聲音才是唯一的“西藏之聲”。如果世人想聽見，應該能聽見不少。這是因為從廣闊的意義上講，自1959年尊者達賴喇嘛及成千上萬的藏人流亡異國之後，從未有過的，在藏人的歷史上出現了用多種文字表述的聲音：除了用母語寫作的聲音，還有用中文和英文等文字寫作的聲音。說起來，多麼地豐富多彩，卻是百味雜陳，卻並不應該被忽略。（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