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少數民族脫貧】專題報導第四集： 西藏軍事化強迫勞動的脫貧惡夢
西藏素有“世界屋脊”之稱，海拔高，地廣人稀。由於地理和歷史等諸多原因，西藏的經濟並不是很發達。但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為了實現2020年全國脫貧的目標，西藏也不能落後。那麼西藏是如何讓人們富起來的呢？軍訓式培訓、強制勞動、異地就業、消除宗教消極影響是關鍵字。請聽本台記者鄭崇生製作的《少數民族脫貧系列》的第四集《西藏軍事化強迫勞動的脫貧惡夢》
西藏軍事化強迫勞動的脫貧惡夢 （自由亞洲電臺製圖）
誦經儀式結束後、喝上一杯酥油茶。這是流亡印度達蘭薩拉的藏人還保有的傳統生活習慣，但英國人權組織西藏觀察（Tibet Watch）在達蘭薩拉的研究員西德達娃最近讀經卻仍難以心靜。他這兩年為了保護父母親，和他們斷了聯絡。但最近幾年中國官方掀起強勢扶貧運動，藏人被強制搬遷與強迫勞動的消息不斷傳出，他心裡縈繞著那份切不斷的牽掛，越來越濃。 “我聽說，今年初，有兩個員警去了我家，他們問我爸爸、媽媽：‘你兒子在哪裡？’我爸爸跟他們發誓說不知道，因為，這些年，他其實真的聯絡不上我。”西德達娃告訴記者。 輾轉打聽到的消息，卻帶來更多的憂慮。這時，沒有消息反而是最好的消息，這是許多藏人的心酸。 西藏所有貧困縣摘帽 外界難聽聞的無聲悲歌 在中共官方多年來的高壓維穩下，藏人和外界通信極為困難。中國官方高調宣傳，截至2019年底，西藏74個貧困縣已全部“摘帽”，62.8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西藏貧困人口人均純收入從2015年底的1499元、增加到2019年的9328元，歷史性地消除了“絕對貧困”。
2020年10月16日，西藏易地扶貧搬遷村彩渠塘村宣傳標語：“扶貧攻堅
党心所向 民心所依”。（路透社）
那麼這樣的脫貧“成績”是如何取得的呢？ 華盛頓智庫詹姆士頓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今年9月公佈的報告指出，中國以扶貧為藉口，強迫西藏農牧民“轉移就業”，還以有計劃、有組織、有系統的方式，大規模對藏人農牧民進行集中、封閉、半軍事化的技能培訓，以促進就業。 報告作者、華盛頓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資深研究員曾德恩（Adrian Zenz，又譯“鄭國恩”）就指出，與其說西藏正在上演類似新疆的“再教育營”悲劇，不如說是前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把迫害少數民族的高壓手段，從西藏帶進新疆。現在任新疆黨委一把手的他對待藏人和維吾爾人都不手軟，這也凸顯了中共高層不同的治理心態。 治邊先穩藏 陳全國的霹靂手段迫害先西藏後新疆 曾德恩說，“陳全國把前所未見的高壓控制與強大警力監控的方式，都運用在西藏與新疆這兩個地區。我們看到，中國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手段的發展演變，已經從鄧小平時代較放任寬鬆的方式、到胡錦濤時代的新融合，到習近平是細化到網格式的軍事化管理與監控。” 曾德恩發表報告後，中國外交部當時回復路透社，否認關於強迫藏人勞動的指控。外交部還稱，中國是“法治國家”，工人自願參與，得到合理薪酬，國際社會不該“被謊言所矇騙”。 然而，記者查閱網上公開的2019年《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公報》中，就專章介紹要在西藏進行技能培訓、促進就業計畫，要以創新培訓模式，大力推廣“軍旅式培訓”。訓練包括引導就業觀念、開設藏漢和雙語與政治教育課程，並且“有針對性地”編寫藏、漢雙語教材。 中國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手段的發展演變，已經從鄧小平時代較放任寬鬆的方式、到胡錦濤時代的新融合，到習近平是細化到網格式的軍事化管理與監控。
圖為，2020年10月15日，西藏僧侶在拉薩廣場。 （路透社）
訂單定向式培訓 是教育還是剝削？
《公報》還說，要突出企業在農牧民培訓中的作用，技能培訓要支持中央駐藏企業、區內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等市場主體，採取“先定崗、後培訓”的方式，加大“訂單定向式”的培訓力度。
西藏自治區2020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顯示，2019年，西藏實現農牧民轉移就業57.1萬人， 2020年計畫“訂單定向式”培訓10萬名農牧民，轉移就業60萬人，人均勞務收入目標要增長20%以上。
截至發稿，中國駐美大使館沒有回復記者的電郵查詢。
總部位於紐約的自由西藏學生運動的執行主任多吉才旦（Dorjee Tseten）告訴本台，“把人強迫送到所謂的勞動營裡，這不叫脫貧，這只是中共為了打造更容易大規模監控西藏人的方式，他們的目標是讓藏人脫離家鄉、改變原本的生活，消滅我們的宗教與文化，還藉由科技掌控藏人的資料，讓他們（藏人）更加依賴政府，目的是為了強化控制。”
曾德恩的報告則指出，西藏至少有兩種不同的職業培訓和勞動力安置計畫。除有類似新疆的拘留營，還有一種是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職業培訓，這個規模更大。
這形同要藏人轉經輪的手更多地從事生產與勞動。報告指出，在訂單定向式的技能培訓下，藏人結業後會被集中送到用人單位。
在西藏官方多個檔中也都提到，軍事化的職業培訓中心還必須兼顧“轉變勞動者落後思想”的工作，“淡化宗教消極影響”。
據臺灣《聯合報》報導，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書記吳英傑今年十月中旬在一個說明扶貧情況的記者會上說，基層黨組織在引領脫貧時，既“管肚子”也要更注重“管腦子”，進一步激發貧困群眾“理性對待宗教”，各族群眾更加自覺“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
在西藏官方多個檔中也都提到，軍事化的職業培訓中心還必須兼顧“轉變勞動者落後思想”的工作，“淡化宗教消極影響”。 圖為，2020年10月16日，人民解放軍（PLA）卡車在拉薩。
由此可見，中國政府在西藏的扶貧工作，並不是純粹的經濟舉措。脫貧很成功？那就讓外界親眼看看 原本就嚴格管制遊客進出的西藏，因為新冠肺炎疫情，今年邊境管制更嚴格，也連帶影響當地旅遊業，當地的脫貧工作究竟進行的如何，中國官方媒體主導所有資訊。 多吉才旦就想問，“如果中國政府真取得了自己聲稱幫助藏人脫貧成功的進展，那為什麼中國政府要東遮西掩？他們應該讓獨立的外國媒體自由進出西藏，讓這些媒體記者親眼見見當地的第一手資訊，中國政府在怕什麼？” 他還說，今年6月，西藏自治區那曲市的藏人牧民拉姆（Lhamo）只因為和在印度的親人聯繫、有金錢往來，她遭到當地公安拘留。但拉姆8月從拘留所轉到當地醫院後不久身亡，她的家屬發現她遍體麟傷，卻無法驗屍，遺體被立刻火化。這個悲劇消息，直到10月底才傳出來。 多吉才旦告訴記者，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和西德達娃一樣，在海外為藏人奔走，得選擇和老家親人失聯。 他多麼期盼有一天，能自由安全地回到家人身邊，一起誦經，當面向父親說出“紮西德勒”的問候語，看看親人究竟過上了怎樣的小康生活。（自由亞洲電臺記者鄭崇生華盛頓報導 責編：申鏵 網編：瑞哲）
資料來源：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