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滿蒙藏關係剖析理藩院與蒙藏委員會的角色

從滿蒙藏關係剖析理藩院與蒙藏委員會的角色 跋熱･達瓦才仁 古老的西藏 西藏民族是生活在西藏高原的原住民族，一般認為，早在五萬年以前，西藏高原就已經有人類生存活動。而有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衍化的完整考古證據證明，至少在18000年前西藏人就已經在西藏高原活動。 根據最新的基因研究表明，西藏人身上帶有古老的、早在五萬年前就已滅絕之丹尼索瓦人的基因EPAS1。這種遺傳基因存在於九成左右的現代西藏人和少數藏漢混居地區的漢人身上，其他非洲或歐洲等都甚少這種基因結構。 根據記載，西元前後，西藏曾經歷所謂的十二國、四十國等歷史時期。千百年來，西藏因為地域廣大，一直處於小國林立的狀態。西藏與外界的交流也大概僅限於邊疆各小國與當面之外國的包括戰爭在內的交流。如西藏東北部邊疆的藏人就常常與中國各朝代發生相互征伐的戰亂，中國史書將其稱為羌亂。 西元七世紀，位於雅魯藏布江中游的雅隆國王松贊幹布統一西藏後，在與中國、阿拉伯帝國、突厥、回紇等周邊各國的衝突中，建立起了包括現今的尼泊爾、新疆、中亞和中國西部大片領土的強大帝國。 西元十世紀，西藏王朝由於內亂而分崩離析，在長達近二百年的分裂時期，西藏再次孤立於世，與中國宋朝的連接僅限於由王室贊普後裔在西藏東北部以青唐(即現在的西寧)為中心建立的唃廝囉國，唃廝囉國在西夏、宋朝、遼國與回紇之間連橫合縱，頑強求生存近一個世紀後，被宋軍攻破，接著被西夏、遼國和金朝軍隊所佔據。 十三世紀，蒙古鐵器橫掃亞歐，眾多國家或民族遭遇血腥的征服，惟有西藏由於蒙古汗王信奉西藏佛教而絕處逢生，怙主八思巴不僅成為蒙古帝國的國師，而且在蒙古的扶持下建立了薩迦王朝，西藏再次獲得統一。 十四世紀，西藏佛教帕珠噶舉派的勢力推翻了薩迦王朝，西藏開始長達二百多年的帕珠乃東王朝時期（1358-1617年），帕珠王朝或其後的藏巴王朝（1617-1642年）與中國明朝的關係多限於宗教。明朝有幾個皇帝篤信藏傳佛教，一再邀請西藏喇嘛到中國弘法，並給其中一些喇嘛予「法王」的稱號以示尊崇。其中最著名的是被贈予「大寶法王」稱號的噶瑪巴尊者；還有色拉寺的創建者釋迦耶希，他本是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的侍者，明朝皇帝前後三次派人邀請宗喀巴到北京弘法，宗喀巴沒有答應，僅僅派其弟子釋迦耶希前往，明朝皇帝乃給釋迦耶希奉獻大量財寶，並贈予大慈法王的稱號，釋迦耶希返回西藏後，用明朝皇帝奉獻的財寶創建了拉薩郊區的色拉寺。明朝皇帝還給其他很多西藏喇嘛贈予法王的稱號，但不論是噶瑪巴或釋迦耶希等，這些被贈予法王稱號的西藏喇嘛，都只是宗教領袖或一般的宗教人物，甚至明朝武宗皇帝也曾封自己為「大慶法王」，顯見贈予尊號所表達的僅僅是尊崇或榮耀，而不是權力。獲得尊號並不會帶來任何實質或額外的政治權威。總之，這種宗教連結對西藏的政治幾乎沒有任何的影響。 西藏噶丹頗章與滿清的連結 西藏最後的王朝叫噶丹頗章，於1642年由第五世達賴喇嘛在蒙古和碩特部顧實汗的幫助下建立。當時的中國屬於明朝，西藏新王朝與明朝之間沒有任何往來，但卻與滿清保持著密切的聯繫。滿清和明朝在當時是敵對的兩國。 滿清本身信仰的是一種薩滿教，但與滿清皇室聯姻的蒙古人虔誠信仰藏傳佛教，藏傳佛教也就成為滿清皇室的信仰。不論是為了籠絡蒙古人或因自身的信仰，滿清與西藏由此建立了密切的宗教連結。滿清曾邀請達賴喇嘛訪問，當時達賴喇嘛雖然沒有去，但滿清還是以很禮遇達賴喇嘛的使者，滿清文獻記載說滿清皇帝親自率諸王大臣等出懷遠門親迎西藏使者，站著接受達賴喇嘛的書信，使者就坐於皇帝禦榻的右則，也沒有跪拜禮等。 幾年後，滿清乘中國內亂發動征服戰爭。1653年，戰爭尚在進行，達賴喇嘛就應邀訪問了滿清的新首都北京。 回顧歷史，滿清自開國時就與西藏佛教產生了連結，期間，曾先後有兩任達賴喇嘛訪問過滿清，時間正好分別是滿清剛開始征服中國的最初幾年和滿清被中國推翻前的最後幾年。其中，第五世達賴喇嘛於1653年訪清，奠定了雙方以宗教為基礎的友好關係；而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於1908年對滿清的訪問，則可謂是西藏與滿清特殊關係的終結與決裂。 五世達賴喇嘛訪問北京——滿清與西藏關係之奠定 滿清初稱後金，約於西元1616年建國，而西藏佛教通過蒙古傳入滿清的時代甚早，努爾哈赤曾拜西藏喇嘛囊素法師為帝師，去世後還修塔供奉。滿清第二個皇帝曾供奉西藏喇嘛墨爾根，並邀請達賴喇嘛訪問滿清。滿清第三個皇帝順治亦多次邀請達賴喇嘛。 滿清皇室所以頻頻邀請達賴喇嘛訪問，除了信仰，還有想以此吸引喀爾喀等諸蒙古汗國與滿清結盟的動機。當時的滿洲人雖然以一系列屠城等血腥手段懾服了中國，但要維持對人口眾多之中國的統治，滿清顯然是急於想與驍勇善戰的蒙古人結為盟友。因此，當五世達賴喇嘛真的應邀前來訪問時，滿清君臣以及滿漢大臣就如何接待達賴喇嘛的到來等問題上發生了一些有趣的爭執。根據《清實錄》的記載，1652年10月5日，滿清順治皇帝召集眾臣商議說：太宗時由於「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聽」，故曾邀請達賴喇嘛，而達賴喇嘛沒有來。太宗去世後，「後睿王攝政時往請，達賴喇嘛許以辰年前來，即朕親政後召之，達賴喇嘛即啟行前來，從者三千人，今朕欲親至邊外迎之。」皇帝擔心「今年歲收甚歉，喇嘛從著又眾，恐與我無益。倘不往迎喇嘛，以我即召之來又不往迎，必至中途而返，恐喀爾喀亦因之不來歸順」，因此問眾臣的意見。「滿洲諸臣議：『我等往請，喇嘛即來，上親至邊外迎之，令喇嘛住於邊外……上若親往迎之，喀爾喀人以從之來歸，大有裨益也。若請而不迎，恐於理未當，我以禮敬喇嘛，而不入喇嘛之教，又何妨乎？』眾漢臣議：『皇上為天下國家之主，不當往迎喇嘛。』認為派一個大臣代迎，多給一些金銀等物就可以了。 這次商議的結果，皇帝決定到邊外迎接。十月十三日順治皇帝給達賴喇嘛寫了一封信說：既然你說邊內多疾疫，最好是在邊外相見，那麼我就到邊外的代噶地方等你來。到了十月底，那些認為皇帝是「天下國家之主」的漢臣們，以天有異相說進行勸阻，大學士洪承疇等對順治皇帝說：「昨太白星與日爭光，流星入於紫薇宮」，然後分析說：「日者，人君之象，太白敢於爭明。紫薇宮者，人君之位，流星敢於突入，上天垂象，誠宜警惕」，皇帝一聽天象如此，果然改變了主意。最後雙方在北京會晤。i 滿清皇帝與達賴喇嘛的這次會晤固然重要，而滿清君臣的討論更顯現滿清與西藏關係的未來發展方向： 首先，對達賴喇嘛這次的東行，雖然後世的中國政府常將其描述為是一次朝覲行為，但當時的達賴喇嘛顯然根本沒有這個意思，因此才以擔心疾疫為由，要求滿清皇帝到邊外來相見。如果是臣民或藩屬來覲見皇帝，提這種要求本身就已經是大逆不道。 其次，滿人君臣也把達賴喇嘛視為因事關國家利益而經多次邀請後才請到的尊貴客人，對達賴喇嘛希望在邊外相見，因為國內歉收，擔心所費不貲，因而也樂得順水推舟，皇帝也打算去邊外迎接，以避免達賴喇嘛因不高興而可能會折回等。其中絲毫沒有把西藏視為滿清屬地或視達賴喇嘛為臣屬的意思。 最後，是那些主要由明朝降將所組成的漢臣，他們認為「皇上為天下國家之主，不當往迎喇嘛」。即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觀念來主張他們新歸附的主子是天下所有國家的主人，意謂對蠻夷君主應視若藩屬而不能屈尊去迎接。 大概是因為當時滿清與不久前的「天下國家之主」明朝之間的戰事還在持續中，總之，皇帝並沒有受「為天下國家之主」的麻痺，還是決定前往邊外迎接。這時，漢臣們就搬來了「天有異相」說，此招果然有效，皇帝一聽天象諭示達賴喇嘛會與他爭奪光輝，會衝擊他的皇帝大位，就不敢再堅持前往邊外迎接。 達賴喇嘛到北京後與順治皇帝的會面，則是在平等、尊重與友好的氛圍中完成的。根據五世達賴喇嘛自傳的記載，清皇以打獵之名義前來南苑相迎。在南苑，達賴喇嘛騎馬到距離皇帝約一箭之地時下馬，皇帝也同時從寶座走過來，互相握手問好。「皇帝的御座大約與人腰相高，皇座旁為我特設了一座比皇上稍低的座位，就坐上茶時皇帝示意讓我先喝，我說這樣妥否？皇上非常有禮貌地建議一起喝。」ii前後三次見面都是一樣的規格，若說有什麼不同，第二次見面時，達賴喇嘛先到，稍等了片刻。第三次見面，皇帝贈送了五百兩黃金和上千匹綢緞。回西藏途徑代噶時，清皇派人送來贈達賴喇嘛名號的金冊。達賴喇嘛也做了相應的回贈名號等。顯然，五世達賴喇嘛訪清是很成功的。iii 當時的東亞和中亞，只存在三個大的勢力，即蒙古、滿清和西藏。力量最強的滿清以血腥的武力征服和統治著中國，但因為滿人以百萬人口統治人口超過億萬的漢族，因此，力有所不濟而與蒙古諸汗國通過聯姻等方式形成了結盟關係；而蒙古人雖然四分五裂，但仍控制著從蒙古高原到中亞突厥的廣袤土地，而且，蒙古人是虔誠的藏傳佛教格魯派的信徒，「惟喇嘛之言是聽」iv。而西藏的格魯派領袖達賴喇嘛在當時倚仗蒙古和碩特的幫助，統治了整個西藏，達賴喇嘛和西藏拉薩因此成了西藏和蒙古的信仰中心，滿清皇室為籠絡蒙古人而也加入其中，從而使達賴喇嘛成為整個東亞的最高精神領袖。 達賴喇嘛是西藏的國王，同時也被以蒙古人為主的亞洲各國奉為信仰的導師和領袖。因此，西藏為達賴喇嘛個人所有的基礎上，西藏政府就是達賴喇嘛意志的表現或利益的維護者。西藏人和蒙古人，不僅都是達賴喇嘛的追隨者或弟子，而且也是達賴喇嘛政府的共同創建者，因此，在西藏政府中，兩者都具有相同的權利和責任，西藏政府的官員也是蒙藏共同組成。 而滿清因蒙古的原因而加入其中，使蒙藏特殊關係下的權利和義務也有部分延展到了滿清，蒙古和滿清在成為達賴喇嘛或黃教護法主的同時，也使滿清皇帝具有了為達賴喇嘛事業分憂解難的資格和義務。這就是所謂的供施關係。 根據《第五世達賴喇嘛自傳》的記載，第五世達賴喇嘛與蒙古諸國都保持著頻繁的聯繫，不論滿清皇帝的使者、遠走歐洲的卡爾梅克人、與滿清為敵準噶爾汗國、與滿清友好的喀爾喀蒙古，乃至於背叛滿清的吳三桂的使者等都同時成為第五世達賴喇嘛的座上客，即使他們彼此激烈交戰期間也是如此。對滿清和吳三桂，達賴喇嘛同樣都表達了善意與友好，但也都拒絕了他們要求西藏派兵支援的要求。同時又派兵收復了之前被佔領的西藏傑塘地方(現雲南的迪欽藏族自治州)。 當然，五世達賴喇嘛時期，西藏與滿清間也曾發生過一些衝突，但衝突大多能夠協商解決，如，大約1667年，青海一帶的蒙古軍與滿清發生衝突，達賴喇嘛派人前往和談，滿清皇帝主張「番眾等舊納貢蒙古者聽爾轄，倘係前明所屬，應仍歸中國」，雙方以此劃定邊界，設立了商埠。再如，公元1693年，大概是西藏軍隊在邊界有集結，滿清皇帝寫信給達賴喇嘛說：「而喇嘛又奏打箭爐交市之事，殆欲屯戍之意也，今天下太平，並無一事，爾喇嘛與我朝往來通使有年所，何嫌何疑？爾喇嘛若設立駐防，我內地必量增戍守，中外俱勞」。 只是第五世達賴喇嘛已於1682就已經圓寂，只因匿丧近十五年，滿清皇帝當時並不知道第五世達賴喇嘛早在十年前就已圓寂的事。也許就因為達賴喇嘛圓寂，掌權的第司處理的不夠圓融，到公元1700年，西藏和滿清還是爆發了最激烈的邊界軍事衝突，滿清通過那次的戰爭，佔據了西藏的邊界商城打箭爐(即後來的康定)。 雖有這些衝突，但滿清與西藏的關係，大體上還是維持和延續了第五世達賴喇嘛時期雙方共同奠定的以宗教為基礎的友好關係。 贈封名號與主權無關 現代中國學者宣稱中國皇帝贈送名號、官銜或印章等是主權及神聖不可違抗等，當然是為現代政治服務而編造的神話。歷史上，相互贈送金冊或名號等，更多具有的是承認、尊敬或結盟的意義，且不論中國明朝皇帝給那麼多普通的西藏僧人贈送了法王或王的稱號，歷代達賴喇嘛也同樣給很多蒙古領袖贈送了台吉、汗王等名號、冊子和印章等，與滿清皇帝也是互贈名號。「達賴喇嘛」是蒙古俺答汗贈給索南嘉措的稱號，在此名號之上滿清皇帝又加授其他稱號。而達賴喇嘛不僅經常給蒙藏領袖冊封名號，甚至也會在滿清皇帝贈與的封號之上加授其他名號，如滿清皇帝的帝師章嘉喇嘛在其撰寫的《第七世達賴喇嘛傳記》中，不僅記載了至少百餘起七世達賴喇嘛給蒙藏領袖贈名號賜印信的經過，而且，還記載了滿清皇帝賜給章嘉喇嘛(作者)父親的名號之上，七世達賴喇嘛再加授「阿奇圖達爾罕諾顏」名號的事情。可見不論滿清皇帝或達賴喇嘛，都會在對方已賜的名號之上加授稱號或另賜名號等，並不以為悖。 在滿清皇帝贈送的許多名號中，也包括給第司桑傑嘉措贈送名號和金冊V，第司在其撰述中寫道：「尊貴的達賴喇嘛將西藏政教大權託付與我管，對我來說，雖然沒有比這更榮耀與責任重大，但你們（滿清）把金冊、金印送上門來，我還是很高興。」這大概是對名號金冊的意義所做的最傳神的解說。 其實，滿清承認六世達賴喇嘛的過程就表明滿清的所謂冊封僅僅是一種宗教性的例行公事。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在布達拉宮舉行升座儀式時，清皇派來參加典禮的使者送來了豐厚的禮品。此後，拉藏汗另立益西嘉措為第六世達賴喇嘛時，清皇又派人賜予「第六輩達賴喇嘛」的金冊和金印；後來當格桑嘉措被公認為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之轉世時，清皇反倒不承認，堅持他才是真正的第六世達賴喇嘛，並派人送來「六世達賴喇嘛」的金冊和金印。滿清皇帝前後承認了三位不同的六世達賴喇嘛，也頒了金冊金印，但卻絲毫沒有改變現實：西藏人只承認倉央嘉措是第六世達賴喇嘛，不承認益西嘉措是達賴喇嘛的轉世，而格桑嘉措則是第七世達賴喇嘛。最後，滿清皇帝也只好接受現實，沒有把冊封等當真。 在西藏，不管誰掌握西藏的權力，滿清皇帝大都會派人送來名號金冊等，而當「受封者」被其他政敵消滅時，獲勝者還是同樣會收到滿清皇帝送來的名號或金冊等。例如，第十一世、十二世達賴喇嘛時期，攝政由熱振仁波切擔任，滿清皇帝循例給他很多稱號。後來他在內部鬥爭中失敗，熱振便拿著滿清給予的印信冊文等跑到北京，請求滿清皇帝幫忙。但滿清並沒有幫助他，反而是行禮如儀地給在內鬥中獲勝的謝札送來了稱號等。謝札曾指揮藏軍贏得與印度森巴和尼泊爾的戰爭，這些戰爭及戰後的簽約，滿清都未參與。而且，謝札並非僧人，因此執掌西藏政權時期被稱為第司(僧人一般稱嘉擦)，但滿清不知這些，送來的竟然是專屬僧人的「諾門汗」稱號。 總之，所謂「金冊」或「封號」等具有承認、榮譽性乃至於某種程度的結盟等是無可置疑的，至於象徵主權等不過是後人為政治利害的說詞而已。 五世達賴喇嘛以後的西藏與滿清關係 西藏從第五世達賴喇嘛圓寂以後就開始進入多事之秋，最初是拉藏汗和第司的內訌相殘、準噶爾的人侵、滿清以護法主的身分介入西藏，隨著諸蒙古汗國的衰微，滿清在西藏持續坐大，從而發生了三個六世達賴喇嘛、頗拉鼐專權與七世達賴喇嘛的失權、青海湖周邊及康區部分土地被滿清侵佔、滿清在西藏派駐欽差大臣等，而第八世達賴喇嘛又醉心於宗教而不理朝政，尤其是此後的四位達賴喇嘛因未及成年而圓寂，造成西藏政權中心的主人缺位長達近百年的奇觀。 而這個時候，滿清也走向衰微，無力關心西藏，蒙古諸汗國的衰敗更使西藏失去了傳統的奧援，而內憂外患仍頻，南亞印度的錫克人(森巴)、穆斯林、尼泊爾都相機入侵西藏，西藏西部很多屬地相機併入南亞各國，衰弱的西藏也頻頻向滿清求援，滿清軍隊曾幫助西藏擊退尼泊爾的入侵，但到1856年，當尼泊爾再次入侵西藏時，滿清已無力或不願再提供保護，因此，西藏只好獨力面對，最後雙方簽訂了《藏尼條約》，條約規定西藏受尼泊爾的保護，並每年向尼泊爾貢獻一萬盧比，承認尼泊爾人在西藏享有法外治權等。 西藏也與錫克森巴人、喀什米爾人簽訂了系列條約。滿清在西藏的勢力也全面衰微，1846年在拉薩的傳教士古伯察就形象地比喻了西藏和滿清的關係，他說：「西藏政府就猶如教皇一般，而中國的使館就象在羅馬的奧地利使館」。 與此同時，英國人開始出現西藏和滿清的視野中。其實，由於地緣關係，西藏與英國的接觸還略早於滿清，最初還是西藏人主動和英國接觸的。 西元1772年，幾千名不丹人攻打位於不丹和英屬孟加拉之間一個叫Kuch Behar的印度土邦，並俘虜了土邦的國王。該土邦向統治孟加拉的英國人求救，英國人以該土邦接受英國宗主權為條件出兵援助，不丹人遭到挫敗後，也向西藏求救。當時的西藏，達賴喇嘛年幼，便由班禪喇嘛給英國總督寫了一封信，信中承認不丹挑起戰爭的不當，並認為由於戰敗，不丹的三座城池被占領，已經受到了懲罰，班禪喇嘛接著寫道：「我想敬告閣下，不丹法王是從屬於達賴喇嘛尊者的……如果閣下堅持壓迫不丹國王，則勢必會激怒達賴喇嘛和他的臣民，必然會遭到合力的抵抗」。 英國人收到班禪喇嘛的信件後，便停止進擊並退還了已佔的不丹領土，隨後於1774年派出賦予全權代表資格的波格爾出使西藏。波格爾的到來受到西藏官員的禮遇，在日喀則與班禪喇嘛會晤時，班禪喇嘛感謝英國總督停止攻擊並退還佔領的不丹領土，稱不丹為西藏藩屬，此事能告一段落深感欣慰，同時也感謝英國總督優禮被派去的西藏代表等，並表示希望在恆河邊上有一座西藏佛教的寺院(據說波格爾返回印度後在恆河邊新建了一座佛教寺廟)。對於英國人提出的孟加拉與西藏通商的要求，班禪喇嘛表示自從印度被回教徒占領後，西藏與印度的貿易減少，近來因為與尼泊爾和不丹的戰爭，西藏與孟加拉的貿易不甚通暢，但他承諾會鼓勵西藏的商人與孟加拉進行貿易，並保護孟加拉商人在西藏境內的自由和安全。 如果說英國人和西藏的最初接觸還算祥和，則英國與滿清的接觸就不是這樣。西元1792年，喬治･馬戛爾尼帶領著英國的外交使團前往北京時，滿清皇帝習慣性地將使團當成是前來進貢或祝壽的貢使團，但前後兩次抵達北京的英國代表團拒絕對滿清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禮，因此，通商要求被拒絕。 這時的滿清，統治中國已逾兩百年，其生活、語言和觀念都日趨漢化，雖然外面的世界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但滿清仍死抱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觀點，對英國代表拒絕下跪感到非常的不滿，自認「中國為天下共主，豈能如此侮慢倨傲？」 只是當英國人在半個世紀後再次出現時，場景就完全不同了。 英國、滿清與西藏的三角關係 1840年，英國與滿清之間爆發戰爭，滿清戰敗後被迫簽約承認對等的關係。後又於1858年簽定《天津條約》承認英國人可以在中國內地自由遊歷等。通過幾次戰爭，滿清被迫接受了西方文明中的主權國家平等、以及清楚界定領土、邊界和殖民等觀念，滿清也開始以此重新界定其領土範圍和疆土。而其界定疆域的方式與二戰後的中國政府首次面對海洋權益時在南海畫出十三段線的做法如出一轍，也是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為基調，將之前與滿清產生過連結且尚未被西方列強納入勢力範圍的包括西藏在內的周邊國家統統以圈地的方式納入滿清版圖內。雖然這時候滿清在西藏的勢力已經衰微，但滿清大臣們還是自信「論我之兵力，禦他人則不足，制藏番則有餘」。 由此，滿清和西藏延續幾百年、以宗教為基礎的傳統關係開始面臨巨大的衝擊。 十九世紀，英國在喜馬拉雅地區的擴張、尤其是對不丹和錫金等傳統西藏文明區域的控制自然地引起西藏的疑懼或反感，並進而擔心英國可能會威脅到西藏的安全。而西藏人的應因措施卻是拒絕與英國進行任何形式的接觸，也不允許任何西方人進入西藏的鴕鳥式政策。在此之前，傳教士或旅行家進入西藏並沒有遭到特別的阻攔。與此同時，由於歷史上蒙古人到西藏留學求法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因此也有很多來自俄國轄境內的蒙古人在西藏，並在西藏上層和學界擁有廣泛的影響力，英國人擔心俄國勢力藉機進入西藏會影響到印度的安全，因此亟欲與西藏政府建立關係，但英國人的接觸努力統統遭到拒絕，派去的人在西藏邊界遭到阻攔，託人送去的信函(包括兩封印度總督寇松寫給達賴喇嘛的信件)都被原封不動地退件。 英國人當然也知道西藏在歷史上遭到尼泊爾人入侵時曾得到滿清的救助，而且西藏人在對外遇到糾紛時也常拿滿清狐假虎威地嚇唬外人，1783年，印度總督藉班禪靈童轉世之際派人祝賀並試圖達成通商協議，西藏人最初也以通商需要經過滿清皇帝同意為由拒絕。最後通過送禮等手段，西藏人才同意印度商人可以到日喀則經商。 因此，當英國人對西藏感到束手無策時，也順勢利用滿清對西藏擁有主權的主張，試圖通過滿清來壓服西藏人。雖然之前簽定的《天津條約》已規定英國人可以遊歷中國，但因西藏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也不讓英國人進入。因此1876年滿清和英國簽訂《煙臺條約》時，又特意加入了允許英國人與次年進入西藏，滿清對此應予「妥當辦給」「妥為照料」的條文。 但英國人根據此條約欲進入西藏時，仍舊遭到西藏的阻攔，西藏政府堅稱條約非西藏所簽，因此不承認條約內容，滿清沒有資格代替西藏簽約等。 由於滿清實際上並沒有能力讓西藏人接受條約，更遑論「妥當辦給」或「照料」，因此，滿清君臣只好不斷變換託辭，以尚未準備好等為由「婉為勸阻」英國人，拖延時間。直到1885年，等得不耐煩的英國通知清廷：將遣派馬科雷率領役夫58名和英兵16名入藏。滿清君臣眼看躲不掉，皇帝急忙指示其手下：「又諭（軍機大臣等）：… 英人…前欲由川入藏遊歷…西藏番眾…視洋人如深仇。若不商議妥協，貿然前往，必至開釁生事。…遊歷載在條約，…須先與藏番定議，准其遊歷。著…色楞額…遴選明幹委員，向該番眾將此時一切事理，切實開導；必使覺悟而後已。」 但滿清官員之前奉旨對西藏人「婉為開導」、「設法開導」「切實勸諭」已經很多年了，知道西藏人不會接受，因此駐藏大臣「色楞額等會奏：遵旨…切實開導；惟藏番素性冥頑，能否遵從，尚難逆料。…俟英使馬科蕾到後…儻使准其遊歷，亦必俟開導有成，番性移轉，免致激成邊患。」 果然，西藏人不僅堅拒接受滿清的「勸導」，而且還派出軍隊到邊界隆吐設立防線阻攔英國人入鏡。最後又是英國人接受滿清的「婉為勸阻」，同意取消馬科雷的入藏計畫；「惟須在藏、印邊界議辦通商；應由中國體察情形，設法勸導。如果開辦有成，即可永不入藏。是目前緊要關鍵仍以開導番眾於邊界通商為主。著文碩…因勢利導，切實勸諭…」。 先是清廷簽約答應英國「『明年』派員… 入藏」後成功拖了9年；現在清廷告知英國自己無能『勸導』西藏接受那種英式『遊歷團』後，英國就很實際地退而求其次：要清廷幫助促成藏、印邊界通商。滿清還加碼騙西藏人說：如果允許英國人在藏印邊界通商，英國人就永遠不會進入西藏。這些動作說明瞭英國和清廷都相互確認：清廷無能左右西藏政府。所以，英國要清廷設法說服西藏開放，並非因為英國承認、相信清廷在西藏有什麼實際或合乎道義的權力，而是因為當時英國人認知：逼迫清廷較方便，逼迫藏人較不方便（當時中國已經領教過『鴉片戰爭』。而英國尚未在西藏立威）。 滿清君臣又為讓西藏人退兵及接受邊界通商而費盡心計，滿清皇帝令「仍著裕鋼遵照外務部電傳迅速赴邊界，先與英員妥為商議，並切實開導藏番，毋得執迷不悟。」但西藏人還是拒絕滿清的「勸導」，而滿清駐藏大臣裕鋼因無法前往邊界而遭「交部議處」。 最終，藏英爆發戰爭，藏軍大敗。據《清史稿》列傳313•藩部八，中華書局版 頁14555-14556。記載：「藏兵萬餘盡潰。印兵追噶卜倫等於仁進岡，與駐藏大臣所遣止戰武員蕭佔先遇。佔先豎漢字阻印兵，印兵止槍，約相見。…佔先告以此為中國土，藏番違旨用兵，中國當嚴為處置，請勿進兵。印兵官諾之，要約速辦，乃退兵。」 也就是說，在整個戰爭期間，清廷不僅未盡供施關係中的「護法主」責任，沒有出一兵一卒，一分一毫援藏抗敵；相反，還一再和英國聯手壓迫藏人妥協，藏軍戰敗後，英國人竟十分賣清廷的賬，僅僅是一個拿著漢字旗幟的中國官員幾句話「要約速辦」就退兵了！戰後，滿清皇帝「諭軍機…：英兵於初八日攻毀隆吐兵房…。藏番昏愚已極，違旨背約，此次辱由自取，朝廷早在意中」，幸災樂禍溢於言表。駐藏大臣「升泰奏：… 英官講信修睦 … 將戰爭所得之地，全行退出……再，英官來函 … 包內有致送呢片衣料三件，奴才答以川綢兩匹…」。與侵略軍互送禮物，更是無比親熱。 不論按條約讓英國人進入西藏、經商、邊界設貿易點、撤卡撤兵等，滿清所有的「勸導」全都遭到西藏人的斷然否定。再再顯示滿清對西藏毫無主導之權力。在滿清君臣的通信中，清帝雖然要他的駐藏大臣「嚴切宣示」「藏為中國屬地」，大臣也唱和「殊不知藏為中國屬地，乃竟不知恭順朝廷」。但在現實中，或者是西藏根本就不承認、也不理會這一套說詞；或者這些記載的內容其實只是滿清君臣之間的唱和自爽罷了，駐藏大臣根本沒有向西藏人做這類「宣示」。毫無疑問，駐藏大臣都會在奏文中極力保住清帝的面子，粉飾藏人對清廷的尊重。而西藏人只會用藏文，駐藏大臣公署包攬所有翻譯、轉達任務，兩邊不好聽的話都容易修飾隱瞞。今天看到發往駐藏大臣的漢文文牘裡有不少清帝發惡的文字，但是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當時西藏政府真有看到這些文字。同樣，許多駐藏大臣用漢文在奏章報告藏方對清廷說的好話，不等於是藏人的原話。光緒14年10月駐藏大臣「升泰奏：…但藏番…每以人衆挾制我。駐藏官兵無多，力不能勒令辦理。此歷任大臣之所以曲為該番掩飾，百事遷就者，職是故也。」如其所言，滿清在西藏沒有任何權勢，大臣能做的也就只能是曲為掩飾和遷就。 英國本來想假手滿清壓迫西藏，但這時英國不僅已了然滿清在西藏的所謂主權是虛構的，而且也瞭解到滿清根本就無力迫使西藏人妥協。想要開啟西藏的大門，與西藏人締結一項條約，只有跟西藏人直接談判才是有效的。 1903年，英國派出榮赫鵬率200名錫克人士兵越過邊界，進入西藏境內距邊界約30公里的岡巴宗(縣)要求跟西藏人談判；而滿清皇帝也一再命令其駐拉薩的欽差大臣設法促使西藏人與英國人和談，但西藏不僅堅拒談判，而且還派出幾千名軍隊驅趕英國人。藏英雙方在對峙近五個月後英國人暫時退出西藏。隨後英國決定更進一步深入到西藏的重要城市江孜，迫使西藏人談判並簽訂一份條約。於是，榮赫鵬率領更多的軍隊再次進入西藏，這次他們擊敗裝備簡陋的西藏軍隊，並於1904年4月佔領了江孜城。軍隊隨即停止前進，要求西藏人派代表前來談判。滿清駐拉薩的代表再次呼籲西藏政府派人與英國人進行和談，但西藏政府仍堅拒和談，並派出了更多的軍隊。七月，英軍再次擊敗藏軍，並長驅直入，八月佔領拉薩。而十三世達賴喇嘛任命噶丹赤巴代行其職權後便逃離拉薩，前往蒙古，據說是意圖尋求俄國人的幫助。期間，滿清在道義上站在英國一邊，沒有提供西藏一兵一卒的援助，英國人進入拉薩後首先拜訪的也是駐藏大臣，駐藏大臣也款待英軍。甚至竟然異想天開地提出要罷黜達賴喇嘛。英國人在拉薩迫使西藏政府簽訂《藏英拉薩條約》後便撤走了。滿清在拉薩的欽差大臣和尼泊爾的代表則以第三者的身分見證了藏英間簽訂條約。 達賴喇嘛流亡與訪問北京 達賴喇嘛流亡期間，滿清感到不安，1904年10月3日，滿清皇帝「諭軍機大臣等：西藏為我朝二百餘年藩屬，該處地大物博，久為外人垂涎，近日英兵入藏，迫脅番眾立約，情形叵測，亟應思患豫防，補救籌維。」並令鳳全到昌都、延祉駐西寧辦事大臣，從西藏東南北開始「經營」西藏。10月31日，皇帝再下旨說：「有人奏西藏情形危急，請經營四川各土司並即時將三瞻收回內屬」，要諸大臣協商。 1905年，滿清與英國在印度談判時，就西藏地位無法取得一致意見，英國拒絕承認滿清宣稱的對西藏的主權。而這個時候西方的主權和殖民地等概念已經進入中國，這一切都使滿清政府極欲在達賴喇嘛流亡蒙古之時，趁機控制或吞併西藏，即使不能，也要向西藏東部進軍，且儘可能地想要把中國的國界擴大到西邊。 在四川總督錫良手下任道台的趙爾豐提出：以前滿清的駐藏大臣或六部閣員的奏摺中都說「自打箭爐南門或北門入藏」，英國人據此認定打箭爐(康定)以西都是西藏領土，因此，他主張先占領康區，再圖衛藏。他的觀點獲得滿清的賞識，便藉在巴塘推行殖民的駐藏大臣鳳全被藏人所殺，派趙爾豐率新軍攻入西藏康區。 最初，滿清擔心達賴喇嘛久在蒙古會節外「生事」，因而一再下令各地官員促使達賴喇嘛儘早返回拉薩。但達賴喇嘛不為所動，在蒙古等地待了兩年多。期間，又有班禪喇嘛於1906年應英國邀請訪問印度一事，滿清駐藏大臣有泰「阻止不從」，班禪又沒有理他。 不知是否因為這些受到了刺激，滿清又進一步改變它的西藏政策。在趙爾豐強橫暴力的基礎上，滿清也想要在法理上建構起滿清的「主國」地位和西藏的殖民地身分。此主張的代表者是張蔭堂。張蔭堂認為西藏「礦產甲五洲，將來必為我絕好殖民地」。主張「查英人治印，因其教俗以土王治印民，而以印督駕馭其上…中國之治西藏，當如英之治印度。」，具體方式是「查英印度總督用王禮，節度印度諸土王。」如果滿清駐藏代表「如印督用王禮，則主國名義自定。」至於對「達賴、班禪優加封號，厚給歲俸，如印度各藩王之制。」vi也就是說，將滿清駐西藏代表的地位抬高至英國在印度的總督的地位；用王禮來節度西藏；給達賴喇嘛歲俸「如印度各藩王之制」，等於是領滿清的薪水。如此則滿清作為主國，西藏作為藩屬或殖民地的地位就可水到渠成地達成。 他認為駐藏大臣百年來無所事事，長期被西藏人輕蔑，沒有軍隊，不能過問西藏政務，早已經沒有什麼政治權力，已經無法建構印度總督一樣的地位，因此他主張另設西藏行部大臣。他主張乘達賴喇嘛不在西藏的機會推行這些政策。 滿清顯然很賞識他，1906年派他去擔任駐藏大臣vIi。張蔭堂在拉薩的時間很短，卻也雷厲風行，連滿清皇帝都覺得過分：「風聞張蔭堂有令喇嘛盡數還俗，改換洋裝之事，」以及沒收寺院財產等「操之太急，深恐激成事變」。但張蔭堂認為藏人的反抗很容易對付：「或謂收回政權，藏官恐茲反抗，… 臣竊料藏人貧弱而愚，現在尚無反抗之能力；即有小釁，苟有練兵三千，足資鎮撫」。 當時的西藏，張蔭棠正在拉薩推行他的主張，趙爾豐繼續在西藏康區苦戰，而達賴喇嘛也從蒙古回到青海塔爾寺，準備返回拉薩。陝甘總督報告了達賴喇嘛想回西藏時，滿清指示他讓達賴喇嘛「暫緩回藏，俟藏務大定，再候諭旨」。所謂「俟藏務大定」當然是張蔭堂所說的「欲收政權，必趁達賴未回」。因此，滿清政府適時地邀請達賴喇嘛訪問北京，從而為張蔭堂和趙爾丰在西藏「布置」贏得了時間。viii 滿清政府雖然成功地將達賴喇嘛拖住，但達賴喇嘛也沒閒著。期間，英國與俄國簽訂《英俄專約》，兩國互相保證不干預西藏。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抓住這個機會，派人拜訪英美德法等國的公使，改善彼此的關係；英國等國也紛紛派人前來拜訪，那一期間是達賴喇嘛接見外國人最多的時候，西藏也由此與世界各國建立了密切的聯繫。 達賴喇嘛到北京後，滿清根據既定政策，要求達賴喇嘛行跪拜禮，試圖以此框定滿清的主國地位和西藏的殖民地身分，卻遭到達賴喇嘛的拒絕。滿清招來張蔭堂「詰問」，試圖威逼達賴喇嘛未果，只好自找台階，以平等禮節對待達賴喇嘛。即使如此，滿清還是不忘施展其奧步，於1908年11月3日的「諭內閣」諭示中，指要給達賴喇嘛「誠順…自在佛」的稱號；按年給達賴喇嘛廩餼銀一萬兩；要達賴喇嘛「到藏以後，務當確遵主國之典章，奉揚中朝之信義，並化導番眾…」；這大概是滿清第一次對西藏使用「主國」這個概念，而且一反西藏與滿清間「供施關係」的定位，竟然反而要求達賴喇嘛去「遵」主國典章，「奉揚」中朝之信義，「並化導番眾」，可謂是乾坤顛倒。最後還要「所有事務依例報明駐藏大臣，隨時轉奏」，顯然是試圖抬高駐藏大臣的地位到達賴喇嘛之上，以便其如英國總督用王禮節制印度諸土王一樣地對待西藏的達賴喇嘛，從而達成滿清的「主國」地位。 張蔭堂是典型的中國官僚，他在給滿清皇帝的奏摺中，口口聲聲要像英國對待印度那樣地將西藏變成殖民地，而且要乘達賴喇嘛不在西藏之機，「密為佈置」奪取西藏政權。但到西藏後，卻搖身一變成了處處為西藏人著想的大好人，他對西藏人講：「從前印度各藩王爭權……英人乘之，卒滅其國。世世子孫，為人奴隸，」他還洋洋得意地上奏皇帝說，他用印度、哲孟雄亡國後「世世奴隸」為例子恐嚇(怵)西藏人，西藏人聽了都感動哭泣了哩！(親至大公所會議，… 怵以印、哲覆轍，藏眾感泣)。 他勸西藏人說：「西藏…切勿受人愚騙，勸爾獨立為自立之國，歸英、俄保護等語。昔法蘭西勸越南王自立而滅越南，英國勸緬甸王自立而滅緬甸，日本勸高麗王自立而滅高麗。外國常用此法以滅人國，最易誤入其牢籠。未滅之先，必諛辭歆動之，詭稱他系獨立自主之國，我認保護，數年即滅之，而主國不能幹預矣。其滅哲孟雄，亦用此法。伊近謂布魯克巴宜及早分清界限，豎明界石，以免越占…」。(《清季籌藏奏牘》第三冊,《張蔭棠奏牘》卷三，<頒發藏俗改良>,光緒33（1907）年, 頁23：) 現在回過頭來看當時的情勢，如果西藏人當初真的做到了張蔭棠勸西藏人不要做的那些事，西藏也該如他列舉的那些國家一樣享有自由獨立。因此，中國政府非常地讚賞張蔭堂，編造了許多「張大人」的假故事假傳說，試圖繼續消費「藏眾感泣」的謊言。 有關達賴喇嘛與滿清皇帝見面的情形 有關達賴喇嘛與滿清皇帝見面的禮節問題，一直被認為是衡量滿清對西藏究竟有多大權威，乃至於是否為主權的一個標準。因此對此的論述常引人注目。惟中文論述中有個普遍的說法：滿清要達賴喇嘛行三跪九叩禮，達賴喇嘛拒絕，為此雙方見面的時間一拖再拖，最後是達賴喇嘛以單膝跪地這種西方禮儀解決問題……。即使一些同情西藏的中國學者如王力雄等也如此敘述-----弔詭的是中國政府的文檔卻對此維持模糊，但相關的資料來源卻又莫衷一是，形成以訛傳訛的情勢，因此，這裡專闢一節，對照中文《清實錄藏族史料集》和藏文《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傳記》對此的記載，做一些澄清。 中文只記載皇帝於農曆九月庚寅日(1908年10月2日)諭軍機大臣等：「達賴喇嘛現在到京，著派達壽、張蔭棠隨時照料」。如前所述，張蔭堂是主張將西藏變成殖民化最力的大臣，滿清當時對達賴喇嘛的策略與他的主張是一致的，因此，讓他來照料，滿清顯然是想要把達賴喇嘛的北京行安排成臣屬藩王來京覲見上國君主之行。只是，該記載只表明10月2日達賴喇嘛已在北京，而不一定是抵達的日期。藏文傳記載達賴喇嘛於「蒙 (藏)曆八月三日入住黃寺」。藏曆和農曆有差異，但一般都在一個月以內。 至於達賴喇嘛和皇帝見面的時間，藏文資料記載八月二十日見面，也就是說到北京17天後才見面。而且是同一天先見慈禧太后，然後見光緒皇帝。達賴喇嘛傳記這樣記載 ：「二十日，是吉祥日，雪域觀音幻化至尊正式與大自在天文殊人主之母子會面。早上在音樂聲中乘轎子前往，前後左右是披甲持械的護衛武士,市街擠滿瞻仰或看熱鬧的民眾，在長長的隊列中間緩緩行走。」「到皇宮中一個叫﹝王系城﹞以東的門廊中下轎，皇太后已經在仁壽殿內安座，御前大臣和軍機等五百餘名文武百官重臣﹝壯威﹞，由﹝禮空部大童根﹞迎請(達賴喇嘛)，翻譯……等陪同，通過﹝那部﹞右階梯首先與皇太后見面，(達賴喇嘛)獻上一尊佛陀像和哈達，回贈漢地綢緞和寶石念珠，然後入座畢，王母皇太后說：達賴喇嘛一路辛苦了。尊者回答：託王母恩德，不辛苦。王太后：離開西藏多少天了？尊者回答：四年多了，天數不記得。太后問：到北京後接待或住的可好？尊者答：很好。太后：達賴喇嘛到北京後，可曾到各寺院去朝拜過嗎？尊者答：正打算如此做。這時﹝禮空部童根﹞迎請尊者到﹝納斯殿﹞休息，期間，在寢殿內的皇帝座位下方為尊者設了一個稍微低一點的座位。皇帝早到入座，﹝禮空部童根﹞邀請達賴喇嘛在兩位翻譯、四名侍從堪布陪同下從仁壽殿右側進入時，皇帝起立，達賴喇嘛手上拿著哈達和佛像一邊問候一邊奉上，皇帝亦以敬語問候並贈一條內褲哈達。然後各自就坐畢，光緒皇帝說：達賴喇嘛一路辛苦了，尊者答：托大皇帝的恩德，沒有辛苦。大皇帝：在山上居住期間有沒有水土不服？尊者答：很順利。大皇帝：北京的氣候怎麼樣？尊者答：與西藏不一樣，但冷熱很均勻。所有這些問答都是由通司喇嘛翻譯傳達，完畢上茶。再次由﹝禮空部童根﹞邀請達賴喇嘛回去，乘轎子返回黃寺駐錫地。」 中文資料對那天的見面只有很簡略地記載：「上奉慈禧…皇太后禦仁壽殿，達賴喇嘛覲見。」ix 從這些紀錄可以看出，達賴喇嘛並沒有單膝下跪的動作。如果有跪拜的動作，就算藏人避諱不載，中文也絕不會漏掉。 其後，滿清並沒有放棄要達賴喇嘛跪拜的意願，中文資料載10月19日：「理藩院奏：達賴喇嘛應否於入宴坐次跪迎跪送。得旨：著於入宴坐次跪迎跪送。」 但實際宴會的那天，根據達賴喇嘛傳記地記載：「六日，在一個叫那海的宮廷中，皇太后邀請參加宴會，應邀乘轎子…，抵達後與天命大皇帝一起入座，周圍由胡圖克圖、紮薩克喇嘛、十六位公務員堪布、蒙古王……等藏蒙官員如繁星一樣排列……期間有貌美年輕的舞者獻各種蒙古舞，有武士的摔角，餐畢有幾個戴獅子面具者舞獅等，完畢輕鬆返回黃寺。皇帝又贈送純金的曼陀羅等珍寶用具，恭敬領受。」 其中只談到與皇帝同時入座，而未提有跪拜的動作。中文資料和上次一樣，也只用十一個字帶過他們規劃已久的宴會見面：十月戍午(10月30日)，「上禦紫光閣，賜達賴喇嘛宴。」中文唯一談到達賴喇嘛跪拜的是：1908年11月20日：「達賴喇嘛率徒叩謁大行太皇太后、大行皇帝梓宮，唪經。」也許有人可能會誤以為是對著慈禧和光緒的屍體行跪拜禮。實際上，舉行法會或誦經前對著佛像或法座行跪拜禮是法會儀軌的一部分。 中文史料只記載了上述的兩次見面，但根據達賴喇嘛的傳記，雙方其實還有見面，據達賴喇嘛傳記的記載：「九日，皇太后的慶壽會上……獻上吉祥祝壽詞和修持過的祈願長壽的加持物、黃色哈達及其他豐盛的禮物，皇太后非常高興，也回贈讚美的言詞和…皇帝的寶傘…等禮物。次日正式的慶壽會上……看川戲，期間王母皇太后又給尊者和隨從依據地位贈送禮物。」傳記所載當天所獲禮物清單，數量非常可觀。 傳記接著寫道：「間或幾次與皇太后和皇帝見面並輕鬆地談論合乎教法的內容，(達賴喇嘛)論及(滿清)祖先時代對危害西藏的政教和臣民之邪惡國家或國王隨時予以強力回擊，從而維持各守其地的長治久安，使成為中藏蒙眾生安樂之根源的宗喀巴顯密講修教法得以長久存續的宏大決心和不可思議的文韜武略等，並強烈籲請(滿清政府)繼續延續這一傳統。」 顯然，達賴喇嘛在見面時強烈呼籲滿清皇室繼續保持他們的祖先曾有過的維護西藏免受外地入侵、各守其地、護持宗喀巴教法等文韜武略的傳統。根據傳記的記載，滿清的回應也很正面：「而天命皇帝及皇太后對此均予正面認可，尤其對西藏和廣大西藏境內各寺院如律持戒講修等方面，皇太后是如父對子一樣地關心，表示要延續傳統以穩固和樂之根本的格魯派教法，從此以後，西藏的重要事情可以由達賴喇嘛直接送達聖聰，其他則由駐藏欽差和西藏方面聯合呈報，要繼續穩固漢藏聯盟，延續傳統，使漢藏均安等。並在聖旨和金冊上以清漢藏蒙四語書寫『誠順贊化西天大善自在佛』的稱號，並贈予……等禮物，給予超過第五世達賴喇嘛的禮遇。並下令在達賴喇嘛回西藏途中，各地官員要善加接送和保護等。」 如今，對照張蔭堂的奏摺和滿清的規劃，可知這些名號、以及「併按年賞給(達賴喇嘛)廩餼銀一萬兩，有四川藩庫分季支發。」等都是為了取代達賴喇嘛的名號，並將達賴喇嘛定位為接受滿清皇帝薪俸、為滿清皇帝藩屬之佛教領袖，從而奪取西藏政權，將西藏變成滿清殖民地的謀略做作的鋪陳。 只是，對滿清的如意算盤，與達賴喇嘛傳記的記載卻有一些落差，達賴喇嘛傳記記載：「其後，皇太后和皇帝通過『禮空衙門』送來…綢緞等，並指示說：達賴喇嘛駐錫北京期間，做為開銷每天給一萬兩銀子，由四川『洪戶』按時送來。恭敬領受。」按照中文的記載，皇帝贈送銀子的本意是想把達賴喇嘛定位為食君之俸祿的藩屬之策略，但在達賴喇嘛的傳記中記載為駐北京期間待客的慷慨餽贈。 同樣的狀況也表現在對贈予名號的理解。和五世達賴喇嘛一樣，十三世達賴喇嘛也馬上回贈了一個冊子，冊子上用詩文體寫了回贈的內容，詩文結尾處寫道：「此讚美大地之王並祝願其政治威德興隆的祈願文，乃是因君主本人在我抵達多麥時，因之前願力與堅固福報的習氣成熟，由天命大地梵天贈送政教兩方予讚美的稱號，因此做為回贈，由稱為達賴喇嘛白雜達拉佛王之釋迦比丘僧阿旺羅桑圖登嘉措吉劄旺秀南巴嘉瓦德以至上發願書寫。」 達賴喇嘛的回信中，感謝滿清皇帝贈予對達賴喇嘛的政教兩方面表達讚美的稱號，因此也寫「讚美大地之王並祝願其政治威德興隆的祈願文」作為回贈，並用「達賴喇嘛白雜達拉佛王」自稱，而沒有用滿清剛剛給予的稱號。 達賴喇嘛顯然已洞察到滿清的陰謀，雖然藏中文都沒有記載有關見面禮節方面爭執的詳情，但滿清顯然提出過他們的要求，那就是達賴喇嘛傳記中談到的達壽與張蔭堂跟達賴喇嘛之間不愉快的經歷。奇妙的是，達賴喇嘛傳記在記載與張蔭棠的不愉快交涉時，是以支那 (中國)人民相互傳言來開始描述的，傳記記載：「支那(指中國)民眾相互傳言說：『之前，皇帝各領地的人民只聞佛號(指達賴喇嘛之名號)即心生信仰而祈願能夠拜謁並奉香供花。現在皇帝派代表從遙遠地方請來了，到北京後眾皆歡喜而言有真佛來到，這次一定要看到神變。達賴喇嘛因為是佛教之主，又是西藏政治的統治者，是極有權勢的類似「法王」(原文用中文發音—譯註)的君主，是當今皇帝的長城(藩籬?)，不曾聽說過從屬於皇帝，應該是皇帝的盟友』等在各地如此傳言。 但有極具權勢的達昂邦(昂邦，欽差的意思，藏人對駐藏大臣亦如此稱呼)和皇帝的張姓漢族欽差卻自以為是地妄稱是為了利益西藏，對於大皇帝給達賴喇嘛尊者大量餽贈並隨時會晤等情面完全不做迎合、推動與配合，而是固執己見地感到不悅，表現出諸多令人很不愉悅的態度，自誇自吹或埋天怨地地說了許多惡意爭辯的粗鄙言語，對此(達賴喇嘛)並無絲毫的畏縮羞怯，而是如須彌山一樣泰然處之地回稱：『即便有大恩德，那也是皇帝母子的恩德，何況我被奉為上師，有誦經等許多事情要做，不適宜的時間不必再見面』等，猶如無可回遮的金剛霹靂，使他們未得到任何的可乘之機。 」 達賴喇嘛傳記用「支那民間的傳說」闡述了西藏的立場，對於被皇帝派來「照料」他的達壽和張蔭堂，達賴喇嘛的回覆，用大白話來講就是：即使有恩德，那也是皇帝母子對奉為上師的達賴喇嘛的供養 (與你們無關)。我被奉為上師，就會誦經佑護，其他的就不必(跟你們)爭辯。其實就是對雙方供施關係的闡述。中文史料10月30日(宴請達賴喇嘛的當天)條也記載，皇帝諭(軍機大臣等)：「昨飭達壽、張蔭棠詰問達賴喇嘛，答詞閃爍，意涉支吾。」x 從皇帝聖旨可知，兩個大臣詰問達賴喇嘛的內容還保括要求達賴喇嘛寫信給康區三崖的藏人，阻止他們圍攻滿清軍隊，達賴喇嘛似乎沒有答應。皇帝接著說：(達賴喇嘛)「縱肯戒飭番眾，而萬里遺書需時甚久，三崖等處被攻正急，何能久待？」 除了是否行跪拜禮，有關達賴喇嘛要直接跟滿清皇帝聯絡的要求是否被接受的問題也頗受關注。因為按照張蔭棠的奏摺內容，是企圖讓駐藏大臣以王禮對待達賴喇嘛，自然就不能讓達賴喇嘛繞過駐藏大臣xi。《清實錄》11月3日皇帝給內閣的指示有記載：(達賴喇嘛)「到藏以後，務當遵照主國之典章，奉揚中朝之信義，並化導番眾，謹守法度，習為善良。所有事務依例報明駐藏大臣，隨時轉奏，恭候定奪。」 當然，這些中文史料記載的內容，表現的僅僅是滿清君臣之間的對話或規劃，並非在現實中真的發生過。 且不說滿清要讓達賴喇嘛「遵照主國之典章，奉揚中朝之信義」之說在藏人看來完全是乾坤顛倒，毫無道理。滿清與西藏的關係是滿清皇室信奉西藏佛教，並以達賴喇嘛為精神導師。滿清怎麼變成了主國？而竟然要佛教遵照其世俗典章，無異於棄黃鐘而就瓦釜，是完全沒有道理的。至於「所有事務依例報明駐藏大臣」則是為框限「主國」與殖民地的關係或身分所衍生出來的，達賴喇嘛自然也不願意。而且，雙方顯然談到了此事，達賴喇嘛的傳記中，記載了皇帝同意有要事時達賴喇嘛可以直接跟皇帝陳述。《清實錄》1908年12月3日條也記載：「又代奏達賴喇嘛懇請予以奏事權限。得旨：『著理藩部查明該達賴喇嘛所稱依照陳例，事在何年，有無案據，詳細具奏，侯旨核奪』」。 顯然，達賴喇嘛根據慣例(陳例)對「依例報明駐藏大臣」之說提出反駁後，滿清重新做了評估。評估結果中文史料無記載，但達賴喇嘛傳記表明滿清做了妥協：有要事時達賴喇嘛可直接跟皇帝講。 綜上所述，達賴喇嘛與滿清皇帝或太后見面時沒有行跪拜禮；滿清皇帝贈予了名號，達賴喇嘛將其視為一種讚美並也同樣回贈了讚詞；滿清贈送金錢以圖造成「食君俸祿」的假像，達賴喇嘛則認其為駐北京期間的饋贈；對於滿清大臣張蔭棠的威脅，達賴喇嘛傳記中以「支那民間的傳說」闡述立場並給碰了個軟釘子；滿清試圖將達賴喇嘛的北京之行說成是進貢，但從達賴喇嘛钜細靡遺的記載中可以看出，達賴喇嘛贈給皇帝或太后的只是佛像或哈達等禮品，而滿清太后或皇帝給達賴喇嘛前後多次贈送的禮品則不僅非常貴重，而且數量也是非常之多，與其說是進貢，不如說更像是西藏人所說的皇帝對上師的供奉；滿清想提升駐藏大臣的地位，對西藏行王禮，而達賴喇嘛則根據「陳例」讓滿清皇帝同意直接對話……。總之，滿清垂涎覬覦西藏及其主權，按照張蔭棠的主張，玩弄了很多的宮廷禮儀等奧步，試圖以此騙取西藏為中國殖民地的假像。但被達賴喇嘛見招拆招，最後，滿清只好又回到趙爾豐的軍事入侵的主張，開始部署軍事入侵。 理藩院就是殖民地部 理藩院，顧名思義，就是管理藩屬國事務的機構。中國政府於1992年有關西藏主權的白皮書中也宣稱：「中華民國期間，… 中央政府設立蒙藏事務局…，取代清朝的理藩院，主管西藏地方事務…」。xii 針對西藏問題，滿清末年、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政府的立場是一致的，那就是西藏和蒙古是由滿清理藩院管理的藩屬國，因此是中國的一部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滿清自認為的藩屬國當然不僅僅是西藏和蒙古，在黃鴻壽的《清史紀事本末》卷61 <藩屬之喪失> 一文所論述的藩屬國，就包括琉球、越南、東埔寨、緬甸、朝鮮、暹羅、蘇祿、老撾、阿富汗、巴達克山國、布哈爾國、浩罕國、哈薩克國、尼泊爾等。 不僅如此，理藩院處理的事務，還包括對俄國、英國等「外藩」「朝貢國」的外交任務。 那麼，作為中國國民黨政府蒙藏委員會前身的理藩院究竟是什麼角色呢？清•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126， <職官考•十二>；「理藩部。臣謹案 …理藩院始於國朝 … 又禦史黃瑞麒奏: 『理藩院』自上年 … 改為『理藩部』,原欲仿各國殖民大臣及英國印度特設專部之意，改院為部，列於行政之官,以期實力經營各蒙旗、…西藏…。 皆須…遴才佐理。 現在該部仍守舊章，僅有蒙、滿員缺；…擬懇飭下理藩部破除成例,遴選…通曉殖民政策人員,不分滿、漢,一體任用…」。 也就是說，滿清於1902年改理藩部，目的是「仿各國殖民大臣及英國印度特設專部之意」，以便日後以「殖民」政策經營西藏。而理藩院設立200餘年來，從來「僅有蒙、滿員缺」。這當然是因為理藩院主要實質工作是蒙古事務，因此只有滿人和蒙古人參與。理藩院雖然也「處理」西藏、俄國或英國相關的事務，但並沒有俄、藏籍職員，說明與西藏或俄國的實質工作內容非常有限。而漢人根本就是滿蒙關係中的局外人，自然不准任職其中。同樣，「改院為部，列於行政之官」，表明之前理藩院在藩屬地方並無行政任務和行政官，因此也沒有「實力經營」的能力。當然更談不上行使主權。 而1902年出任英國大使的張德彝，是第一個翻譯「電報」「自行車」「螺絲」等科技名詞者，他在《八述奇》卷八中「光緒29年…8月…初五日…數日前,英藩部大臣章伯綸 議改稅則…」。 他將英國的「殖民地部」直接稱為「藩部」，也就是理藩部。 愛新覺羅•載振是乾隆帝五世孫，曾數次出國，積極參與新政，任清廷商部尚書及農工商部大臣。他在《英軺日記》卷六中寫道：「考英國…藩屬之中，以印度爲尤著。故藩部而外，別設印度部專理印度事宜」。 愛新覺羅•載澤是晚清重臣，1905年清廷特派載澤等五人出國考察政治，載澤在《考察政治日記》光緒32年3月初五日記載：「欲知英藩部設官之制，必先考英之海外殖民地。……惟印度、緬甸，直隸於印度部，餘皆隸於藩部。各…總督…均由藩部大臣選舉…」。 上述這些滿清重臣或皇親國戚，都將「藩屬」等同於「殖民地」，「理藩部」等同於「殖民地部」，這當然不是弄錯了。如負責處理西藏事務的滿清大臣張蔭棠就說的很直白：藏屬縱橫七千里，礦產甲五洲，將來必為我絕好殖民地。」「…藏屬地廣民稀，礦產豐富，他日當可資為殖民地……中國之治西藏，當如英之治印度」 而滿清駐藏大臣聯豫則講得很具體：「恭摺仰祈聖鑒事：… 惟藩屬與行省諸多不同…。查西藏教化政俗，不惟與內地各省不同，即與內外蒙古亦異。地為藩屬，人則異種。年來夜郎自大，隱懷異心，私議增兵，遇事抗拒，其不度德、不量力一意悖謬之行，竟不可以情理喻。惟兵力足以制之，或可相安無事。若一旦改立憲政，…于我反失主權… 。夫藩屬之人民，未有甘心帖服於主國者，而主國之相待，亦不能與本國人民一律…。考西洋諸強國，從無與異種藩屬以立憲政權者。如英之於印度、美之於菲律賓、法之于安南、荷之於爪哇 …。至若澳大利洲及坎拿大二處，因其種族，類皆英祖國之殖民，其 …所得權利，同于祖國。…其待他處藩屬則異。是今我國立憲，既已取法於西歐，則對待藩屬，似不妨仍效其政策。…」xiii 總之，當傳統的「中國是天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及在此觀念下假裝中國統治所有國家的那一套說辭已經無以為繼，滿清在文化上已被漢化，現實中又被迫以西方的觀念重新審視現代國家、主權、疆域等時，滿清開始吞噬自己的生存基礎。歷史上，滿清依賴與蒙古的聯姻結盟來維持對中國的統治，為維繫篤信西藏佛教之蒙古的服從與聯盟關係，滿清不僅扮演藏傳佛教保護者和信奉者的角色，而且為此與西藏保持著以供施關係為基礎的穩定連結，清代皇室篤信藏傳佛教，這從故宮諸多的藏傳佛教殿堂以及黃寺、雍和宮等皇家寺院的文物古跡中可見一斑。但這一切在滿清的末年開始發生變化，十三世達賴喇嘛在自傳中談到他呼籲滿清繼續維持「祖先時代…成為中、藏、蒙眾生安樂之根源的宗喀巴顯密講修教法得以長久存續的宏大決心和不可思議的文韜武略等…傳統。」但滿清卻試圖將蒙古和西藏變成其殖民地。在聯豫、張蔭棠等權臣的視野中，西藏「地為藩屬，人則異種。」「夫藩屬之人民，未有甘心帖服於主國者，而主國之相待，亦不能與本國人民一律」，他們給蒙古和西藏安排的最終歸宿就是「當如英之治印度」，變成中國的殖民地，包括講中文、換服裝、習中國風俗等。 西藏人當然不甘被外國或外族的奴役，雙方的衝突就成為必然。 1910年2月，達賴喇嘛結束北京的訪問後返回拉薩才兩個多月，滿清軍隊就已經擊敗西藏人的抵抗攻抵拉薩，達賴喇嘛不得不再次流亡，這次的流亡地是英國統治下的印度。 理藩院與蒙藏委員會 當滿清政府開始用試圖用軍事手段征服西藏時，西藏與滿清間以宗教為基礎的特殊關係就難以為繼。但達賴喇嘛並不認為這一切是滿清皇帝所為，大概是在北京的時候，漢官張蔭堂與滿清皇帝之間的巨大反差給達賴喇嘛留下太深刻的印象，達賴喇嘛始終堅信這一切都是漢族官員的野心使然，達賴喇嘛後來給西藏人民的文告(又稱為獨立宣言)中指出：「雖然…從五世達賴喇嘛時期與滿清皇帝建立供施關係並持續存在，但其間有四川和雲南的一些漢人官員卻無止盡地強勢侵擾踐踏並企圖侵佔西藏土地，以依約保護通商為由，派大量中國軍隊侵入拉薩。事已至此，我等君臣只好前往邊界試圖通過鐵絲 (電線)向北京說明中藏間是供施關係，而非從屬關係等理由。但當我離開(拉薩)後，對方卻接二連三地派出武裝官兵不論死活地要追擊我，迫使我等不得不暫時離開本國前往印度。到印度後，雖通過電線多次向中方說明情由，但那些被錢財收買的大臣一直未予任何明確的答覆。就在此時，因果報應無欺顯現，發生滿清皇帝之政治不穩的巨大事變，藏人也是不分貴賤地竭力與中國軍隊交戰，將衛藏之中國人驅逐殆盡，我亦重返我所統治之教法興盛的樂土，康區剩餘的中國軍隊亦將不日逐出。現今，中方以供施關係為幌子，實際上企圖奴役西藏的險惡陰謀猶如手指間的沙子，天空中的彩霞一樣轉眼就已消失無蹤，眾生由此迎來了具信仰、富足、幸福圓滿之新生活的機會緣起。」xiv 顯然，達賴喇嘛認為一切都是中國官員企圖奴役西藏而產生，並不認為是滿清皇帝的想法。撰寫《十三世達賴喇嘛傳記》的英國特使貝爾也在書中寫道：西藏人認為「滿洲皇帝信仰佛教，……他們認為中國人是不信仰宗教的民族，因此，西藏人和中國人和睦相處是很困難的。西藏人把宗教看得高於一切。一位共同的朋友告訴我，達賴喇嘛把我當成宗教信徒，我知道，這一點將使我們更加接近。他希望所有的人都虔誠地信奉他們的宗教。中國偉大的蒙古族皇帝忽必烈汗不也是這樣想嗎？事實上，這是西藏人普遍的心理狀態」。xv 他同時也談到西藏人對滿清軍隊的憤慨：「達賴喇嘛及其噶倫常對我講，中國軍官撕毀一○八卷的西藏佛經，並用羊皮紙的經書為其士兵做鞋墊。西藏人對此一褻瀆之罪，極為憤慨，甚至比殺戮僧侶更加深惡痛絕」。 隨著滿清被推翻，達賴喇嘛宣佈西藏與滿清間的供施關係終結。而中華民國政府，並不信奉西藏佛教，西藏人也因此根本沒有加深彼此關係的意願。一直到1950年中國入侵西藏為止，西藏與中國的關係一直都處於衝突冷漠的狀態。 而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在「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旗號下發動叛亂，甫於1911年從滿清幾百年殖民統治下重獲自由，掉頭就忘記了本民族幾百年來被異族征服奴役的歷史，反而以所謂「五族共和」為幌子，也想和其他西方帝國主義一樣擁有自己的殖民地。他們重拾趙爾豐、張蔭棠等的主張，試圖將西藏和蒙古變成中國的殖民地。1912年，砍掉趙爾豐腦袋的民國將領伊昌衡，沿著趙爾豐當年入侵的路線攻打西藏，佔據了西藏東部大片領土。其後，在英國調停下，西藏、中國和英國的三方代表在印度喜姆拉展開談判。期間藏英簽訂《喜姆拉條約》，中國代表在草約上簽字，卻拒絕簽署正式的條約。 1918年，在中國軍隊挑釁下，雙方發生大規模的戰爭，這時的西藏軍隊已非趙爾豐時期所面對的武裝百姓，而是英式裝備的正規藏軍，藏軍在戰爭中勢如破竹，消滅了大量中國軍隊，解放了大片領土，兵鋒直指康定。中國一再請求英國的調解，雙方才達成停戰協議。 同一年(1918年)，中國軍隊也攻擊蒙古國，但與西藏不同，中國軍隊打敗了蒙古人。1919年，中國軍隊佔領蒙古首都庫倫，徐樹錚將軍以中國政府代表身份，強迫被俘的蒙古博克多汗(即八世哲布尊丹巴)等蒙古君臣向自己叩頭。孫中山還為此致電祝賀，稱徐樹錚將軍的成就可與傅介子、班超相比。 在此之前，蒙古與俄國和西藏簽訂了相互承認的條約。因此，蒙古人後來是依靠俄羅斯人的幫助，才趕走了中國入侵軍，不過蒙古也由此陷入共產黨統治。 1918年針對西藏和蒙古的戰爭先後失利後，中國開始玩起滿清之前在地圖上跑馬圏地，將西藏、尼泊爾等周邊國家都說成是其從屬藩國的那一套文字遊戲，於1928年成立所謂的蒙藏委員會，宣稱延續前殖民國滿清理藩院的權責，並以憲法條文的形式彰顯對西藏和蒙古擁有主權的主張。 但從1928年成立蒙藏委員會，到1949年國民黨政府被共產黨軍隊逐出大陸為止，蒙藏委員會除了中華民國憲法賦予其的主權象徵性意義而外，並未對西藏或蒙古進行過任何實際的統治或管轄。 蒙藏委員會與西藏流亡政府 1949年，中國國民黨政府敗退臺灣後，蒙藏委員會隨同撤到臺灣。 1950年，西藏政府被迫簽定十七條協議，西藏被中共佔領。1959年，與中共合作失敗，達賴喇嘛率八萬餘藏人流亡印度，並在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 弔詭的是，同樣被共產黨打敗的國民黨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卻開始出現對立。最初的1959年3月，蔣介石發佈了一個「告西藏同胞書」，其中稱：「西藏同胞們！你們這次奮起反共抗暴，浴血作戰，乃是我中國大陸全體同胞反共革命最莊嚴、光輝的歷史第一頁開始……我中華民國政府，正在集中一切力量，給你們以繼續有效的援助。並號召海內外全體同胞，共同一致，給予你們以積極的支持。……我中華民國政府，一向尊重西藏固有的政治社會組織，保障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傳統生活的自由。我現在更鄭重聲明：西藏未來的政治制度與政治地位，一俟摧毀匪偽政權之後，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時，我政府當本民族自決的原則，達成你們的願望。」 這篇誇張的聲明，通篇都是以看似同情西藏的語言在宣示對西藏的主權，除了把西藏人救國謢教的抵抗運動歪曲成為蔣介石領導的「反共抗暴」和「中國反共革命的…一頁」，而所謂中華民國政府一向尊重西藏政治社會組織和信仰自由，以及中華民國會「繼續有效的援助」等，更是為了給人以中華民國政府始終對西藏行使主權、參與並幫助西藏抵抗運動的假像而編造的謊言；最終看似寬容地允許藏人自決的說法，也是在吃西藏人的豆腐，將中華民國政府自我抬高到中央政府的地位，意圖造成中華民國仿佛真的在主宰著西藏命運的假像。 西藏人堅持西藏是一個獨立國家，堅持他們的戰鬥和犧牲是為了抵抗入侵者，保衛國家的獨立和自由，是西藏民族和信仰的生死之戰；而不是所謂反共的意識形態之戰，更不是中國內戰的一部分。 但避居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除了以中央政府自居，視西藏為其屬地，而且還在國會、學校或其他部門象徵性地設置與西藏相關的職位來宣示其主權。雖然中國共產當和國民黨相互廝殺，但面對西藏人，兩者的立場卻是完全一致，而且配合默契，靈犀相通。 臺灣的國民黨政府除了以設立象徵性職位或機構等方式對西藏宣示主權，而且還通過蒙藏委員會對流亡西藏進行分化活動，延續理藩院之殖民機能的蒙藏委員會也從原本無所事事的狀態鹹魚翻身，成為對西藏流亡社會威脅最大、也最為活躍的一股勢力，以其豐沛的資源背景，招降納叛，分化流亡社會，破壞西藏流亡政府權威，試圖以此逼迫西藏流亡政府接受《中華民國憲法》及其對蒙藏委員會職權地位的規定，從而確立中國對西藏的主權。 而達賴喇嘛在流亡西藏所推動的民主化運動，又使部分失去傳統權力且處境潦倒的上層人士甘為其用。一直到李登輝總統時期，由於時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張俊逸與被其收買的四水六嶺組織領導層簽訂所謂的協議書，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造成流亡藏人的大反彈。李登輝總統由此開始改變政策，終止了對流亡西藏的分化、收買和破壞活動，西藏與臺灣關係由此開始逐漸邁上正途。 1997年，李登輝總統再次發揮其卓越的遠見卓識，讓達賴喇嘛不需要經過蒙藏委員會而得以訪問臺灣。達賴喇嘛首次的臺灣之行，成為臺藏關係的分水嶺。 在達賴喇嘛啟程訪臺之前，流亡藏人對這次的訪臺之行充滿疑慮，他們不清楚臺灣會怎樣對待尊者，也對尊者的安全等感到非常的憂慮，當時的流亡社會處處都是祈願神佛佑護的煙祭或祈福法會等活動。不過，當訪問結束，西藏流亡政府開始巡迴放映臺灣人民熱情歡迎達賴喇嘛的紀錄影片時，立刻就出現了巨大的轉變，西藏人熱淚盈眶地看著自己的領袖在一個陌生的島國上竟然獲得如此的尊崇和禮遇，感激之餘，對臺灣的觀感也完全翻轉，從過去與中共並列的敵人，一下子變成了無比親密的教友同道。 1998年，西藏流亡政府在臺灣以「財團法人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的身份設立代表處，更使雙方的關係正常發展，迄今二十年。 2018年，臺灣國會宣佈裁撤蒙藏委員會，由此，這個宣稱繼承了滿清理藩院法統的機構終於在滿清滅亡百年後、在臺灣民主化的浪潮中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結語 滿洲人在東北一隅成立「理藩院」，到「蒙藏委員會」在海島臺灣的終結，牽累其中最深的卻是風馬牛不相及的雪域西藏。 滿清征服中國後，主宰整個東亞和中亞的是滿洲人、蒙古人，而滿清為了籠絡蒙古人，與西藏建立了以供施關係為基礎的宗教聯結，西藏也因此佔有特殊的地位。二百多來來，所謂東亞中亞的國際關係史，其實就是滿清、蒙古和西藏的互動關係，中國是被征服亡國的處境或地位。 直到英國等西方列強帶來現代國際體系並強勢取代原有的宗教/政治聯盟體系時，亞洲各國才普遍面臨了順應新秩序以圖進取，或是閉關鎖國以求躲避的兩難選擇。 西藏不幸地選擇閉關鎖國並成功地推行了這一消極的政策，從而失去了融入現代社會和西方國際法體系，以及運用西方規則來維護自身地位或權利的際遇。 而滿清，自太平天國之亂，就開始主要依賴中國的人力和物力來維持統治，以往與蒙古結盟來統治中國的政策也由此發生改變。當西方列強找上門來，滿情進退失據，招致一系列打擊時，傳統八旗或蒙古力量已難於應對，因而對中國的依賴也就越來越深，乃至於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到清朝末年，滿清甚至異想天開地想要完全以中國為根基，效法殖民列強，反過來把當年的盟國蒙古和西藏變成殖民地。這樣的格局當然不可延續，當漢族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發動革命時，滿清毫無招架之力。而滿人本來就是整個民族都搬到中國來當主人，卻也造成分散各地，無一聚居區。遍布中國各地之滿城裡的滿人當統治者享受了幾百年後，本來就已習得漢語漢俗，一旦漢人革命，便做鳥獸散，改姓換名變裝進入中國民間，偌大滿城頃刻間空無一人，一個民族就這樣幾乎是瞬間消失無蹤。中國由此登上歷史舞台。 滿清末年開始的對西藏/蒙古的殖民理念和努力，又被推翻滿清的中華民國政府所承襲，雖然不再赤裸裸地談殖民地，而是將其包裝成「五族共和」，但因其心有餘而力有所不逮，故只能以設立蒙藏委員會的方式宣示其意圖，並妙筆生花地開始建構各種殖民論述，重新闡釋或曲解歷史。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時，雖然中國首次實現對西藏的佔領，但為了將軍事侵佔合理合法化，中共對西藏歷史的研究和曲解更可謂是登峰造極，加上強勢傳播，使得謬種流傳，頗有讓人難於辨別真相的撲朔迷離感。 此外，大概是由於西藏在歷史上一直都與征服中國之蒙古或滿清結成很密切的同盟關係，雖然蒙古元朝、明朝和滿清皇室崇信西藏佛教，但中國傳統對西藏或西藏宗教文化卻是極為排斥的。中文史料或通俗小說中描述的西藏或西藏文化，大多是中國人臆想出來的原始蒙昧或色情淫亂、貪婪荒誕、殘忍嗜血等妖僧形象；而在中國政府的描述中，西藏更是全世界最黑暗、最落後、最愚昧、最野蠻的國度或文化。活剝人皮、為了用顱骨做器皿而活活殺害少年、將青春少女活埋在寺院奠基坑中、以及骯髒亂倫等都是中國政府對西藏最直觀、最具代表性的描述。這種對西藏整體的醜化描述、配上中國教化或解放西藏的殖民化論述，幾乎就是一般中文讀者所認知的有關西藏的全部知識。 六十年前，西藏淪陷和達賴喇嘛等十餘萬藏人的流亡國外，吸引了西方社會對西藏的研究，因緣際會下，才開始把西藏和西藏文化介紹給國際社會。由此而引起的反響和熱情推崇，也影響到了孤懸大海的臺灣，尤其是民主化以後的臺灣，開始擺脫大中華意識的宰制，用比較超脫、客觀的眼光看待西藏，去欣賞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不僅西藏佛教成為幾十萬臺灣人的精神歸依，而且臺灣社會對西藏和西藏宗教文化的重新認識，深刻地影響並改變了中國人對西藏的認知；而中國民間對西藏宗教文化的熱情，又迫使中國政府不得不對其一味詆毀醜化西藏和西藏宗教文化的做法做出一些修正，這系列的改變可謂是空前的。 本書就是以照片和文字，希望能粗略地勾勒出過去二十年來臺灣社會重新認識西藏或西藏宗教文化的歷程。 而為了向讀者介紹這一具歷史意義之變局的歷史背景，本文以前言的形式，從第五世和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分別在兩個半世紀之前和之後訪問北京的歷史，試圖闡述西藏與滿清或蒙古相互之間錯綜複雜的宗教和政治關係，包括現代常常被誤導的一些說法，如對贈送名號、分封領土或任命官職等的刻意混淆，在古代視為理所當然的理藩院/殖民地部以及蒙藏委員會對此的攀附淵源等。由於篇幅有限而內容繁多，所述難免挂一漏萬，且又讓人覺得枯燥冗長，但對關心這一領域的人而言，也許還是一種角度比較新穎的闡述，希望可以帶來一些啟發。 最後，感謝臺灣佛弟子和同情支持西藏的臺灣人民，你們溫暖有力的支持，是西藏佛教和西藏問題能夠在流亡中存續並得到發展的強大助緣，無盡的感恩難於言表！總之，謝謝臺灣！ 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 跋熱•達瓦才仁 2018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 見《清實錄藏族史料集》(一)，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拉薩。 《第五世達賴喇嘛自傳》。 根據西藏人的說法，西藏是觀世音教化之地，中國是文殊菩薩教化之地，蒙古是持金剛的教化之地。第五世達賴喇嘛贈給滿清皇帝「文殊菩薩大皇帝」的尊號，等於正式承認滿清皇帝是中國的統治者。從此，西藏人稱滿清皇帝為「文殊大皇帝」。布達拉宮有一幅把乾隆畫成文殊菩薩的唐卡，唐卡前還有一塊「當今皇帝萬歲」的牌位，大概是第七世達賴喇嘛準備從康區噶塔返回拉薩時，滿清皇子專程前來送行時帶來的那個牌位。因為第五世達賴喇嘛承認滿清皇帝是文殊菩薩所幻化，因此，把滿清皇帝畫入唐卡並祈願其長壽或宗教性的叩拜等對西藏人而言都是符合教義的行為。 同樣，滿清原稱「大金」或「大清」，此後改稱滿洲。《欽定滿洲源流考》指出滿洲是因為西藏丹書以文殊菩薩「曼珠師利」稱呼滿洲皇帝而得名。也因此，滿清皇帝都特別喜歡去文殊菩薩的道場五臺山朝聖，順治甚至還被傳說在五臺山出家。而此前的明朝皇帝顯然就沒有這個癖好。 乾隆的《喇嘛說》。 康熙皇帝說：「第巴原係達賴喇嘛下管事人，朕優擢之，封為土伯特國王，乃陽奉宗喀巴之教法，陰與噶爾丹比。」《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174，康熙三十五年六月，884-1頁 不僅張蔭堂幾次談到要把西藏變成殖民地，滿清駐藏大臣有泰也主張：「查西藏…地為藩屬，人則異種…夫藩屬之人民，未有甘心帖服於主國者，而主國之相待，亦不能與本國人民一律，…。考西洋諸強國，從無與異種藩屬以立憲政權者。如英之於印度、美之於菲律賓、法之于安南、荷之於爪哇…。」。一般而言，中國官員奏事，多會揣摩上意，似乎當時的滿廷上下都瀰漫著將西藏變成殖民地的議論和情緒。不論趙爾豐的軍事入侵、張蔭棠的以欺詐手段奪取西藏政權等主張，清廷幾乎都是立刻接納。 他之後又有趙爾豐被任命為駐藏大臣，這是滿清和西藏交往以來，首次有並不信仰西藏佛教的漢人擔任駐藏大臣。 達賴喇嘛到五台山時，二月初九，滿清外務部曾致電張蔭棠，詢問受否還要讓達賴喇嘛「或應多延數日，俟趙(爾丰)大臣到藏後再令折回」，次日，張蔭棠回覆說，因為檫戎噶倫要派人「接達賴回藏，棠告知達賴俟奉朝旨，即可旋藏等語。棠屆時朝旨未下而達賴先行，反失體制，可否先行降旨飭回藏，以慰藏人之望，並飭派兵護送，沿途預備站宿，藉此擔(耽)延，則達賴抵藏當在六、七月，一面電知趙大臣迅速起程，則達賴未到趙已布置妥矣」。(《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彙編》第1480頁，1994，中國藏學出版社。 顯然，滿清政府在絞盡腦汁地設法拖延達賴喇嘛返回西藏的時間，以便為張蔭棠和趙爾丰在西藏「布置」製造機會。面對西藏可能派人來接，張蔭棠的建議是滿清先下手，「飭」達賴喇嘛回西藏，造成達賴喇嘛去留是遵照滿清旨意而行的假象。然後再以派兵護送，沿途預備站宿等看似禮遇的方式拖延時間。總之，張蔭堂在拉薩不能阻止西藏政府派人接達賴喇嘛；滿清在北京也無力決定達賴喇嘛的去留，只能以這種陽奉陰阻的伎倆來製造擁有主權的假象。 在中國政府的相關敘述中，一般都是將滿清君臣或大臣之間商議的內容等以模糊的方式呈現，給人予這些計謀或商議內容似乎就是實際發生過的假象。包括引用《政治官報》制式描述等。這點與國民黨政府所謂「主持達賴喇嘛登基典禮」的操作手法如出一轍。當時的中國各大報紙，在拉薩尚未舉行登基典禮的前一天，就已經收到當局發的中央代表主持典禮的過程描述等內容。 見《清實錄藏族史料集》(九)，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拉薩。 雖然滿清政府一再想要提高駐藏大臣的地位，但駐藏大臣或者說滿清的欽差大臣在西藏的地位是自古就形成的一套規矩，《第五世達賴喇嘛自傳》記載達賴喇嘛欽定的座次坐墊安排中，達賴喇嘛本人是五層厚座墊，薩迦法王是四層厚座墊……而清朝皇帝的正副欽差使臣和持有皇帝敕書印信的眾囊索(西藏的一種管職爵位)不僅排在很後面，而且一樣只有五層薄座墊。到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時，滿清欽差大臣見達賴喇嘛時也是一樣沒變。欽差駐藏大臣有泰在他的日記中談到去諾布林卡拜見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時的情形：「達賴面東，座稍高；余面北，矮座」。 中共使用「主管」這個詞，可能是想給人「主要管轄」的誤解。根據《大清會典則例》可知，理藩院是一個負責接待、行文或翻譯等行政事務的部門，不是政府權責機構。如駐藏大臣不是理藩院派遣，但其手下負責翻譯等文書行政事務的人員則由理藩院派遣。 《大清會典則例》記載：「理藩院只設五司，內柔遠一司，原系承辦西藏、喀爾喀、青海、厄魯特及各喇嘛、哈密、吐魯番回子諸部事，後有軍機以來，因事務益繁，一司不能承辦，立有柔遠後司。查議喀爾喀、厄魯特、西藏等事及事關軍機者，皆隸後司辦理。」也就是說，有關西藏等行政事務由理藩院的柔遠司辦理，因為事務繁多，還增設了一個後司。 《清代藏事奏牘》下冊,<聯豫駐藏奏稿•西藏憲政驟難籌辦摺>,宣統元年（1908）7月8日,頁1522-1523： 根據夏格巴的藏文《西藏政治史》翻譯。 《十三世達賴喇嘛傳記》查理斯･貝爾著，馮其友等譯。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編印，拉薩，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