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北京的祝福》：西藏內部的真相，為何讓這麼多藏人選擇公開自焚？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一九六六年六月席捲中國中心地帶的文化大革命，於當年八月來到西藏的門口。數十萬紅衛兵衝進青藏高原，預備「破四舊」：打倒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和舊習慣。十年之後中國歷史這段黑暗時期結束時，西藏的宗教和文化機構全部化為廢墟。（文：葛瑞格・布魯諾Greg C. Bruno） 火熱的分裂 情況怎麼會演變成這樣子？為什麼西藏男人、女人和青少年會以如此可怕、絕望的公開犧牲來嚥下他們的最後一口氣？西藏內部生活的真相究竟怎麼了，會使人認定生不如死？ 西藏人在現代的憤怒植根於受到中國共產黨幾十年的壓迫。一九五○年十月中國入侵東藏之後，藏人論人數、論武力都抵擋不了中國部隊，派遣一個代表團到北京談判投降條件。西方民主國家和聯合國已經背棄了它，未支持西藏合法的主權主張，到了一九五一年五月，中國政府和達賴喇嘛代表達成一項名為「和平解放西藏十七點協議」的協定。從很多方面講，它都是「紙老虎」。 從表面上看，這項協定似乎對藏人的要求很敏感。它要求繼續保存西藏傳統的社會、政治和宗教治理制度，但是要求藏人承認西藏是中國「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協定的崇高言辭幾乎立刻就失敗了；中國透過「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以控制西藏的計畫暗示了北京的真實意圖。 首先，這項協議允許人民解放軍在西藏境內設立軍事和行政委員會，似乎就與先前承諾西藏自治相互矛盾。協定還將自古以來的西藏地區分割合法化，把東藏（包括安多和康巴）的大片土地分別畫入青海、四川、甘肅和雲南省轄下地區，對於西藏人而言，這是代價高昂的誤判。 儘管有這些早期的訊號，毛澤東和他的共產黨同僚繼續向西藏人保證，中國駐軍不具入侵性質，是互補互成的。但現場的實際情況則絕非如此。西藏地名被改成普通話定名。官方歷史重新改寫，以顯示在共產黨人到達之前，西藏是封建的「地獄」。諸如報紙、雜誌、書籍和免費戶外電影放映等宣傳工具，統統動員起來，重新建構西藏的宗教歷史。在毛澤東的新中國裡，階級而不是宗教，才是群眾的定性特徵。 然而毛澤東安撫群眾的計畫：透過揭示新的階級意識來向他們證明他們的佛教方式是錯誤的，卻嚴重失敗。藏人民族主義的情緒飆升，在東藏康巴區的部分地方，出現有組織的抵抗，反對中國駐軍。一九五六年春天的一次對抗中，在理塘縣（今天的四川省南部），中國企圖逮捕當地一間寺院的宗教領袖，導致了激烈的對峙。在戰鬥中，中國軍隊召來飛機空襲，摧毀寺院，殺死數百名被圍困的僧人和人民。一名西藏反抗者後來回憶起這件事，藏人和漢人之間爆發了「大規模的戰鬥」，使河水「染紅了血」，天空「因爆炸和槍聲變黃」。 理塘縣事件讓藏人堅定反抗之心，到了一九五○年代末期，拉薩以東地區開始起義。領導起義的是四水六崗衛教軍（四水六崗是康區的傳統名稱），這支西藏戰士主要得到東藏居民和僧人的支持，但也得到來自少數前國民政府部隊、間諜，甚至少數新疆維吾爾族人的支持。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祕密支持下（美方起先提供通訊訓練，後來擴大到提供武器、醫療用品和無線電），西藏戰士進行游擊戰，對抗實力十分優勢的人民解放軍。 早期，西藏戰士取得一些成功。但是到了一九五九年三月，潮流轉向對中國有利。三月十日，中國邀請達賴喇嘛參加在解放軍軍營舉行的戲劇表演，引起西藏民眾的恐慌。謠傳達賴喇嘛如果接受中方邀請，中國計畫綁架這位西藏領導人。為了確保達賴喇嘛的安全，大批西藏僧人和俗眾包圍達賴在拉薩的夏宮羅布林卡宮。藏人連續守備了六天。三月十六日，中國軍方向示威者開槍，造成數千人死亡。暴力蔓延，在混亂中，達賴喇嘛化妝成俗眾，被護送跨越喜馬拉雅山，逃亡到印度。引導他投奔自由的人員包括和中國進行作戰，以捍衛信仰和土地的這支康巴族藏人游擊隊。他們極力抵抗毛澤東所擬想的社會新秩序。 一九五九年起義後，中國的立場變得更加強硬。改革的步伐加快，在起義之前被視為盟友的傳統菁英，現在遭到邊緣化。資深宗教領袖，特別是班禪喇嘛，被更加懷疑。隨著共產黨對傳統西藏價值觀和制度的攻擊愈演愈烈，北京對達賴喇嘛的誹謗也日益升高。一九五九至六二年，隨著起義失敗的塵埃落定，並且隨著全中國各地實施社會和經濟改革，北京以鐵拳方式開進西藏。寺院在一九五九年三月起義所扮演的角色：僧人最先跳出來守衛羅布林卡宮，而且是最後離開者，無疑是中國重新制定政策時的重要考量。 一九六六年六月席捲中國中心地帶的文化大革命，於當年八月來到西藏的門口。數十萬紅衛兵衝進青藏高原，預備「破四舊」：打倒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和舊習慣。十年之後中國歷史這段黑暗時期結束時，西藏的宗教和文化機構全部化為廢墟。數目不詳的僧人和俗眾被殺或自殺。研究這段時期的一位歷史學家指出：「人們在街頭遭到身體攻擊，只因為他們穿著藏人服裝，或者留了非漢族的髮型。官方試圖摧毀每一件宗教物品。除了少數幾座寺院和廟宇之外，全部（數字估計從兩千所到六千五百所之間不等）都被摧毀，許多寺院被逐磚拆卸，拆得完全不留痕跡。」 毛澤東一九七六年去世，西藏人的命運稍有改善。西藏人再度被允許稍有宗教自由。一九五九年起義後被囚禁的僧人獲得釋放。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毀壞的寺院廟宇重新修建。中國領導人向達賴喇嘛展現善意，開始就他是否可能回歸展開談判。接下來的十年中，由於鄧小平政府承認過去的政策失誤，西藏經歷了一段深刻的政治和經濟變革時期。政府補貼湧入西藏，在其他地方實施的農業生產配額，在西藏則免除，稅收凍結，旅遊業也受到鼓勵。 到了一九八三年，達賴喇嘛受到與中國人談判的鼓舞，表達有信心他很快就會回到西藏，「親眼看看情況如何」。但是樂觀情緒很快就消失，一九八七年九月，西藏僧侶和喇嘛再次走上街頭抗議在中國人控制下的西藏生活。這是二十八年來在西藏境內首次公開示威。十月一日中國國慶日的一場大型示威活動以流血畫下句點。一九八九年夏天，在北京和天安門廣場爆發要求民主的抗議活動時，北京的強硬派已經呼籲對西藏恢復更加強硬的立場。 此後的幾十年裡，先是開放、繼之抗議，最終出現鎮壓，這個循環持續不已。一九九○年代末期，我以學生團體一員身分短暫訪問西藏時，西藏人似乎至少在外表上仍然控制著他們的宗教命運。我能夠前往訪問正是另一次關係解凍的證明。雖然閉路電視攝影機追蹤我們的一舉一動，士兵經常在拉薩布達拉宮前開闊的廣場巡邏，西藏人或多或少還保持自決的氣氛。在我們訪問首府之外的寺院時，西藏人會把我和我的同學拉到一邊，詢問西藏在國際議程中的地位，或是祕密地向我們展示達賴喇嘛的小照片，他們謹慎地把這些照片藏在他們露天的祭壇裡。 但是到了二○○八年三月，一股政治寒風再次吹過世界屋脊。西藏人在北京奧運會之前走上拉薩街頭示威，由此引發的暴力事件導致數十家漢人商店遭到破壞，二十幾名漢人喪生。作為回應，西藏自治區當局派出數千名軍隊，在街道上布防，並且派出武警部隊包圍寺院，更在拉薩一些最神聖的地方安裝更多的錄影監視器，派遣持槍哨兵布防。官方宣布的戒嚴，迄今仍然有效。 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西藏人持續不斷騷動形同打了北京一記耳光。在經濟上，西藏在中國是一個罕見的例外。這個相對落後的一灘死水，受到政府慷慨解囊補助。根據中央政府的數據，自從一九五○年代以來，中國在西藏的開發上投注金額動輒數十億美元，譬如二○○一至一○年，為了改善西藏自治區的基礎設施，估計投資了四百五十四億美元。連接拉薩與中國其他地區的火車線路，為藏人和漢族移民帶來更便宜的商品和服務。另外還有鐵路線正在興建中（其中有一條將抵達普蘭・多傑的家鄉）。 中國領導人指出，「經濟奇蹟」把原本封建的神權政體推向現代。直到今天，北京的外交官們還在到處宣揚中央政府慷慨建設的訊息；二○一七年四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個代表團訪問英國，與大學生和國會議員討論中國的西藏發展戰略。 儘管花了這麼多錢，西藏人還是沒有被撫平。經濟史學家安德魯・馬丁・費雪（Andrew Martin Fischer）說，部分原因在於北京忽視了文化的價值以及融入其發展模式的重要性。西藏僧侶和尼姑一再被迫譴責達賴喇嘛，費雪說這一要求「等於犯下滔天罪惡，會害人淪入『金剛地獄』、永世不得超生」。想把西藏遊牧民族從敏感的放牧地遷移的動作也同樣激起了憤怒，另外，非正式政策在就業市場上也偏袒非藏人。但是費雪認為，北京在西藏內部採取「從上而下」的發展方式，是讓人脾氣暴躁的最主要原因。他認為，開發的「邊緣化」是西藏人沒有被中國大撒鈔票所平息的一個關鍵原因。 近年來，自焚的速度已經放緩，但並不是因為西藏人已經被安撫。其實，安全措施反而更加收緊。二○一二年，中央政府將「組織、策畫、煽動、強迫、引誘，或者幫助他人實施自焚」定為刑事犯罪，根據中國法律可判處「故意殺人罪」。根據美國國務院二○一六年的人權報告，某些地區的地方官員甚至「扣留了自焚者家屬的公共福利，並責令朋友和寺院人員不得參加自焚者宗教葬禮儀式或哀悼活動。」將近一百名藏人因涉嫌與計畫或實際的自焚事件有關而受到懲罰。 到了二○一五年，自焚事件的速度已大大放緩；這一年有七個俗眾和西藏僧人自焚而死。和二○一四年有十一個人自焚做比較，數字已經下降，若是和二○一二年相比，更是大幅下降，二○一二年包括洛桑・嘉央在內的八十三名藏人，以這種方式結束了生命。 相關書摘 ▶《來自北京的祝福》：印度藏人的未來，寄託在並非始終擁抱他們的國家 本文摘錄自《來自北京的祝福：流亡逾六十年的藏人，要如何面對後達賴喇嘛時代的變局與挑戰》，時報文化出版＊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