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疫情期間赫然出現在大昭寺前的兩座中式碑亭（下）

從目前正在大昭寺前加蓋的兩座碑亭看，狀如布達拉宮前的兩座中式碑亭，或可能是空心的，而不像那兩座碑亭有牆體和門用以封閉，但因尚未完成，所以無法判斷。只是那太大的體積，佔據了大昭寺前原本就並不寬敞的空間，與前些年加蓋的燈房擠在一起，使得大昭寺一下子變得局促，顯得庸常，如同從成千上萬卻沉默不語的虔信者供奉的神壇上跌落下來。 2000年11月，拉薩大昭寺及其周圍環境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評語包括建築特點、歷史源流、政治地位、自然風景，認為“與布達拉宮、羅布林卡並稱，……構成一幅和諧融入裝飾藝術之美的驚人勝景”。2004年在“第28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大會”上，做出了若干項有關拉薩的決定，提到了保護拉薩老城區的必要性，其中聲明：“應停止拆除歷史性傳統建築，……任何有必要複建的建築物應當符合這個地區的歷史特徵……” 然而事實又是怎樣的呢？這些年來，大昭寺及帕廓轉經道不斷地被改造成為遊客佈置的主題公園，包括拆除一座座有歷史的老房子，遷走原住居民，遷走原本屬於轉經道一部分的所有攤位，改建講述新編故事的豪華版“清駐藏大臣衙門”、“更敦群培紀念館”，將位於帕廓北街的朗孜廈（圖伯特政府甘丹頗章政權時的拉薩市政廳）設成“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在轉經道上開“必勝客”和“肯德基” ，最近還在大昭寺廣場西側的藏式房屋上增加了一面猶如文革語錄牌形狀的紅色語錄牌，以及到處密佈的五星紅旗和攝像頭，使得拉薩乃至全藏地最重要的精神場域，即大昭寺及帕廓轉經道的傳統風貌不斷被削弱、被改變，而越來越與本地的傳統和歷史、與原住民的習俗和日常脫離、無關。 2013年5月，出於對拉薩老城區傳統建築遺產及其周邊環境遭到加速毀壞的深切關注，擔憂拉薩“變成一座21世紀初的旅遊城市而失去了它的獨特性和固有的傳統文化”，上百位國際藏學家致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開信，呼籲道：“此種毀壞正在製造一個人為的旅遊村，從而使得拉薩老城區不可或缺的藏式風貌和生活方式成為過去。”“現代化與保護之間無須相互排斥。有很多把文化作為關注重心的方法來實現古老城市街區的現代化，同時保護傳統建築。但是，對於正在拉薩老城區發生的一切，首先和最重要的問題在於這些行為根本上是出於商業而非文化目的。這不僅僅是西藏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這是一個國際性的問題。”遺憾的是，再多的呼籲也無效果。 最新出現在大昭寺前的這兩座中式碑亭也觸動了我的回憶，與文化大革命席捲拉薩時發生在此處的變故有關，當時我父親用相機記錄了這個場景：就在“唐蕃會盟碑”和“種痘碑”、“無字碑”周圍，那棵原本生長得極為茂盛的柳樹慘遭破壞。柳樹傳說是1300多年前，隨一位遠嫁到藏地的異族女子從唐都長安來到拉薩，並由她親手所栽。那個異族女子就是今天被渲染成某種政治神話的文成公主。在“破四舊”的那天，茂密的樹枝被折斷，堆放在大昭寺講經場，用來焚燒經幡、經書和轉經筒。時隔不久，分化為兩派的“革命群眾”開始武鬥，雙方的武器除了使用牛羊毛編織的一種甩石器——“烏多”拋擲石頭，還有農藥“六六粉”。“六六粉”紛紛揚揚地撒在“革命群眾”的頭上，也撒在活過了千年之久的“唐柳”的枝幹上。於是一棵著名的古樹死了，從此隱逸在書中和傳說裡了，僅剩下一截已無生命的乾枯樹樁。如今所見的在原址前生長著的另一棵稀疏的柳樹，實際上是文革後不知從何處移植而來，作為“唐柳”或“文成公主柳”的替代品，也可以看作是一個謊言。 共產黨的祖宗馬克思說過：“歷史本身經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就成為鬧劇了。”但歷史重演得這麼快，讓並不想看悲劇也不想看鬧劇的旁觀者欲哭無淚。恰在七年前的這些日子，以“市政建設”為名的大昭寺跟前和帕廓轉經道上大興土木，沒有了從邊遠的康和安多磕著長頭到拉薩的朝聖者，沒有了日日燃著千盞萬盞酥油供燈的信仰燈房，有的是房頂上的狙擊手和轉經道上挎槍巡邏的蒙面人，有的是暴發戶一樣的官商勾結的巨大商場接踵開業，以及大紅套金的充氣圓柱正在風中炫耀著粗俗和入侵……而今天，在原址開始了又一番的“市政建設”，從網上發佈的照片，除了看見相似的場景，還看見在靠近舊日那高高的幡旗杆的旁邊，幾個戴著口罩的黑衣人陰森森地伏在屋頂上，盯視著同樣戴著口罩但低頭默默轉經的男女老少…… 發端於中國武漢的瘟疫洶洶，至今未有止息，還在全世界肆虐，已奪去二十多萬人的生命，被形容為類似世界大戰的至暗時刻。伴隨著疫情而來的，比如這兩座改變大昭寺傳統風貌的中式碑亭以及更多的我們尚不知的“新生事物”，實質上也印證了我在疫情期間寫的長詩《時疫三行詩》裡的詩句：“沒有一個地方不淪陷/沒有一種瘟疫不可怖/不，更有他疫遠甚於此疫”，而“我們被制伏在同一個屋頂下/失去了聲音和淚水/如同受困於離亂中的生命”。--2020/5/1-3（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