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的流亡文學／我生來就是個流亡者 ------丹真宗智的詩與詩想

我生來就是個流亡者我會三種語言 當我歌唱時 我用母語 我的額頭烙印著一個R字（註：Refugee，難民，以R字開頭） 要用博意讀作 RANGZEN 獨立 自由，意味著RANGZEN 2014年3月，喜馬拉雅山腳的達蘭薩拉仍寒風刺骨，崎嶇的山徑上藍色的虞美人綻放著夢的釉彩。那位頭戴紅布條，臉龐如冰雪雕刻般堅毅的男子匆匆向我走來，無論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在多麼嘈雜的人群中，誰都能一眼認出他。 一位真正的詩人，他（她）獨異的氣質、語言、力量如滲透時光的黑色沼澤。那紅布帶，是母親分娩時賜予他的宿命的胎記，他生來就是個流亡者，如果他不能回到自由的故鄉，他不會摘下紅布帶。 「如果問我從哪裡來，我將永遠找不到答案，因為我從來就沒有覺得我真正屬於過什麼地方，從來就沒有過真正的家」（《我這種流亡》）。 61年前，他的父母和其他八萬達賴喇嘛尊者的子民一樣，於突如其來的戰亂中，扶老攜幼匆匆離開了正在耕作的土地，餵養的牲畜、柴火上煮的奶茶、甚至來不及帶上一捧故鄉的熱土，就成為失去家園的流亡者。很多人倒薨於炎熱、疾病，再也爬不起來。 他生於公路建築的簡陋帳篷裡，勞累與饑寒的母親，甚至記不住他的出生年月。他的父親以為很快就能回家，「圖博才是我們真正的家」，其他，都不過是人生的臨時寄居所，每逢雨季，寧願動員全家大小用鍋碗瓢盆去接漏雨，甚至沒有想到使用好一點的建材修理屋頂，--奧德修斯和他的士兵流亡十年終於踏上返鄉之旅；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歷經四十多年的艱難跋涉，儘管他在就要到達迦南之時死去，但以色列人終於擺脫了被奴役的命運；而今的博巴（西藏人）已經有十幾萬人規模，長達61年的現代流亡，仍未走到終點，其艱困與苦難史上罕見。 我們聚集在那間鐵皮屋頂的屋子裡，小煤氣爐上「滋滋」地燒著紅茶，他盤坐在他的王國中央-床上盡是書籍、手稿、和他手工製作的毛邊本詩集，一美元一本，這是他僅有的收入源，用以購買充饑的饢餅和長途汽車票。 第一代流亡博巴老人死了，年輕人不懂圖博的傳統葬禮儀式；一出生就在「自由」像空氣一樣自然的世界裡長大的下一代，為融入所在國的生活而掙紮 ，祖先的語言、祖先的故土祖先的一切，已經越來越遙遠，“What's in a name ？” （名字究竟算什麼？）似乎在所謂「世界公民」、「地球人」的政治正確的大潮汐中，成為一隻難以孵出幼雛的石鳥。 他背負著他的詩集，像苦行僧甘地一樣，走遍印度博巴居住的地區，朗誦，疾呼，喚起無根漂泊的流亡者第二代，第三代祖先的記憶，自由的珍貴。 他的聲音如砂礫上燃燒著的寂靜的火焰。 三十九年的流亡， 未曾有哪個民族支持我們， 未曾見過哪個有血性的民族！ 我們是這裡的難民 一群失去祖國的人。 不屬於哪個國家的公民。 …… 在每一個檢查崗口。 我是一個「印度博巴」， 我的身份證， 我必須每年更換一次， 鞠躬一次， 一個在印度出生的外國人， 我不止是一個外國人， 除了我多褶皺的博巴面孔。 「尼泊爾人」？「泰國人」？「日本人」？ 「中國人」？「那加人」？「曼尼普爾人」？ 但從來沒有人問過我：「你是，一位博巴」？ 我是博巴， 但我並非來自圖博， 從來沒有去過那裡， 我卻夢見， 死在那裡。 從少年時代開始，他就常偷偷地跑到拉達克（Ladakh）的山丘上遠眺，終於在大學畢業那年，忍不住岩漿般的熱血--僅僅只為看一眼母親的大地--他獨自一人翻越拉達克的殘雪的山隘口，徒步走向故土。入境僅僅只有幾天，他就被牧羊的同胞出賣。 1987年達賴喇嘛在美國國會人權小組會上發表關於圖博地位問題的「五點計畫」之後，至1989年，圖博發生了一系列的抗議運動，當局軟硬兼施雙管齊下，同時祭出重賞獎勵相互監控與告密，正如圖博女詩人唯色的長詩《圖博特的秘密》中寫道的：「背叛與出賣，在窺探和竊竊私語中悄悄進行，幹得越多，越能夠得到豐厚的賞賜」；有人說：「博巴的恐懼用手就可以感觸到，但我想說，真正的恐懼早已融入空氣之中」。 2005年中國總理溫家寶訪問印度期間，丹真宗智像日本忍者一樣，躲開層層防線，突然從陽臺上懸掛出Free Tibet字樣的紅色布條。 他被逮捕，關入拉薩的監獄，在監獄裡，在淩辱與折磨下，他終於與其他「政治犯」得以心心相印的交流--沒有筆，有人在放風時遞給他一種小藥片似的東西，用這種小藥片，指甲或小釘子在黃色的布或者紙上能掐出紅色印跡的字—而紅字--正是那個黨的象徵，他們以此躲過看守的突然襲擊。 三個月後，他被以「非法入境者」罪名趕出他世世代代的家鄉。 「是否憎恨過出賣你的同胞，如果有把槍，是否想立即斃掉那迫害博巴的加米（漢人）？」我問。「不，從不。他們（境內的博巴）與我們，手心手背血脈相連，同為一體。加米（漢人）給我們造成永遠難以癒合的傷口，1989年天安門運動改變了我對加米（漢人）的認識」。 他那茶色墨鏡背後的目光裡，流淌著一條泛光的河。 2001年，他的英文散文《我這種流亡》（My kind of Exile》獲全印度“Outlook-Picador”非小說類文學獎。他出版了多種詩文集，並有其他語種的翻譯版本。 三月，是在達蘭薩拉與他一期一會的佳期。 但他被「消音」的蟄伏期，不是來自中國，而是印度警方援用一條刑事法令，將他畫地為牢--不允許他離開達蘭薩拉。同時由於他「激進」的思想，走「中間道路」的流亡政府有時也不待見他。而他始終認為「中間道路」是一條迫不得已的智慧策略，因為他和他的「激進」夥伴挺身匍匐在前方，後方才可能走「中間道路」。 幾乎任何抗議活動中都有他的身影，他無數次被捕，被打，無數次出庭（印度的法庭效率之低真是折磨人）他唯一擁有的武器是，思想，身體和熱情。所有的「抗議，只是為了凸顯異議」。沒有人，生來就是被打敗的。 去年夏天，幾經周折，他終於收到了我翻譯的日文版詩文集《一個人一支偵察隊》，（他的作品選集。與田島女史合譯。書肆侃侃房出版，2019年），劉毅的黑白油畫為封面，唯色的序《你我流亡的命運》。 他的名字叫丹真宗智（Tenzin Tsundue），一個戰鬥的非暴力詩人。 詩人丹真宗智與他的詩文集《一個人一支偵察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