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管制西藏作為及國際社會對於西藏人權等議題之關注情況
西藏為世界屋脊，是一個因為大陸板塊擠壓而隆起的高原。造山運動迄今還未結束，因此此地的地質敏感而脆弱。地勢高聳，雪水自亞洲水塔融化而下，高屋建瓴，成為亞洲大陸各個文明的起源。黃河、長江成就了中國，恆河哺育了印度，湄公河滋養著東南亞。西藏有在南北極以外地球的第三極之稱，冰山雪域維持了亞洲大陸氣候與生態的平衡。西藏民族皈依了藏傳佛教之後，原本與大自然搏鬥的強悍個性逐漸消磨，敬天、節制與慈悲的種種美德，小農與遊牧經濟生活型態，使他們成為西藏自然環境永續發展以及周邊民族生命存續的最佳守護者。
1949年，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國支部，以及漢民族主義的帝國主義現代變種，中國共產黨在其與中華民國政府內戰勝利後，於中國大陸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次年12月，在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挑唆下，毛澤東基於西藏控制內陸亞洲的戰略地位，迅速地拋棄了原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支持西藏民族自決的立場，將因冷戰結構成型而無法渡過臺灣海峽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轉向青藏高原，以軍事逼迫西藏簽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十七條。1959年，作為大躍進運動一環的各省藏區土地改革運動引發的民族衝突擴散至拉薩，西藏法王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在神諭的啟示下，決心率領甘丹頗章王朝噶廈政府出亡印度，中華人民共和國乃宣佈廢除《十七條協議》，經數年籌備後設立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從此西藏民族以喜馬拉雅山相隔藏印兩地。
中共管制下的西藏在人權、宗教、國際戰略地位，以及與西藏流亡政府關係的發展情形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共產黨國威權統治，不斷以狂熱和恐怖的政治運動動員來進行各種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實驗和對於政治異己的清洗，漢族人民即已受到恐怖統治的殘酷鎮壓，對於西藏等少數民族而言，以漢人為主的中國共產黨政權，則更兼有殖民統治的性質，其所受到的迫害、痛苦乃更甚於漢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在少數民族地區實施民族區域自治，但就像該憲法的所有人權條款和人民民主專政制度架構，在黨國的民主集中制體制下，全都成為具文。表面上，西藏自治區和各省藏族自治州縣各級地方政府首長都是由藏人出任，但權力實際掌握於各級黨委員會書記之手，黨委書記實際上由上級指派，各級黨員代表亦然，各級黨員代表大會和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都是儀式性的，用以象徵、宣示黨的安排也是具有於民意基礎的。自西藏解放以來，各級共產黨黨委書記，都是漢人，此則顯示共產黨對於藏人幹部的不信任，也實質架空了政府部門裡藏人首長與官員的權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初佔領西藏的動機，便是著眼於西藏的國際戰略地位，西藏居高臨下，不僅在交通上可直撲內陸亞洲各國，更可控制各國水源，而由西藏發射的砲彈，在重力加速度之下，威力無比強大。西藏豐富蘊藏的自然資源，更直接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無須對價、取用不盡的資產。但居住於其上的藏人，是一個語言文化與漢人迥然不同的宗教化民族，而中國共產黨，又是一個宣稱無神論卻又崇拜物質與迷信暴力的政權，這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西藏的統治，在內部深藏著不安定的因素。為了建立和鞏固自身在西藏的統治正當性，中華人民共和國則無所不用其極地對西藏傳統的神權政治進行詆毀攻擊，在無產階級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利用紅衛兵對西藏文化遺產肆行恣意破壞。正如臺灣在當時高舉中華文化復興一般，流亡印度的域外西藏，也就成為西藏宗教的傳薪者，西藏各教派法脈無不出亡印度，重建傳承，西藏人民也前仆後繼翻越天險投奔達蘭薩拉（dharamśālā），以保存西藏語言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香火。面對神權政治的批評，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則領導西藏流亡社區進行民主啟蒙與民主轉型，頒佈《西藏流亡藏人憲章》和〈西藏未來政體及憲法要旨〉，引進天賦人權、權力分立與主權在民等觀念，推行選舉制度，最後將政權移交民選司政，此外並在全球推廣藏傳佛教，與科學、哲學和各宗教對話，提倡慈悲和仁愛。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將西藏人民的苦難昇華，轉化為提升人類精神文明的柴薪，他將藏傳佛教發揚光大，傳遍全球，也使西藏民族的命運，受到全球的普遍同情。相形之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西藏境內強化社會控制和教化洗腦，千方百計防範流亡西藏和達賴喇嘛力量的滲透，則顯得左支右絀，拙劣而粗暴。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法完全統治西藏人民的心靈，最終只能再抬出班禪喇嘛來企圖削弱達賴喇嘛的影響，但達賴喇嘛作為人間觀世音菩薩，在藏傳佛教中的神格地位無人能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越介入西藏宗教內部事務，就越與達賴喇嘛的權威相衝突，也就對達賴喇嘛對西藏人民的號召力越感到畏懼。
達賴喇嘛繼承印度聖雄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的非暴力抗爭主張，反對西藏人民以卵擊石般的武裝起義，因而西藏人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抗，自2009年2月起，便轉化為自焚殉道的形式，而此則持續積累與擴散著西藏人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不滿情緒。為了防患於未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做法，則是於社會控制更為變本加厲，如對異議者監控和司法迫害，在村落針對自焚或暴動實施聯防與連坐，在各大寺院內派駐黨支部和公安派出所，對西藏民間社會組織和佛學團體進行打壓，宣揚愛國主義，抹黑侮蔑達賴喇嘛、媒體與網路中境外資訊的過濾封鎖、限制藏人出國等等，其中，對於達賴喇嘛，目前的做法則似乎有意與時間競賽，以為等到達賴喇嘛圓寂，便有機會在境內扶立第十五世達賴喇嘛，收編流亡西藏。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下的西藏，防民甚於防賊，西藏人民的思想自由、宗教自由、表意自由、人身自由和參政自由的侵害最為嚴重，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今年公佈的全球自由度評比，西藏的自由度在全球只勝過在伊斯蘭國內戰烽火中的敘利亞，人權狀況之慘烈可見一斑。
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對於境內藏籍中華人民共和國官員或共產黨幹部，甚至於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共產黨的領導人個人，也一向不出惡言，他們深信在黨國威權體制下，連黨國幹部都是身不由己的。他們透過各種關係網絡聯絡或瞭解藏籍黨官，對於藏籍黨官都有所體諒。他們相信，在維護西藏民族的利益上，委身於中共政權的西藏官員和流亡西藏的立場是一致的。這是達賴喇嘛的智慧，保留了日後他們回家後與境內西藏買辦和解重生的可能性。
西藏流亡政府關於西藏前途的立場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下實施名副其實的民族區域自治，這一中間道路立場是經由流亡社會西藏人民特別大會和西藏人民議會的雙重確認的。2008年前後，緣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於當年主辦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中華人民共和國乃在國際注目和壓力下，裝模作樣地與西藏流亡政府進行會談，達賴喇嘛表達了出席北京奧運會和五臺山朝聖的意願，但中華人民共和國仍有所忌憚，對西藏談判代表虛與委蛇。當西藏流亡政府依要求將自身對於西藏前途的主張整理成《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副其實自治的建議》遞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北京奧運也閉幕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轉而指摘西藏流亡政府的主張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西藏問題的三個堅持：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名副其實的西藏民族區域自治是變相獨立云云，在10月的第八次會談後便藉故拒絕回到談判桌上。2015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佈《西藏發展道路的歷史選擇》白皮書，誣指中間道路為變相分裂中國，西藏流亡政府圖謀恢復神權制度，8月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指中間道路為變相的分裂要求，確認永不接受中間道路。藏中陷入難解的僵局。
國際社會對西藏情勢發展的聲援活動、成效與阻礙因素
作為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和一代高僧，達賴喇嘛在國際社會享有極高的聲望，他長年來便藉著國際弘法的機會，尋求國際社會對流亡西藏的支持。各國政府為了維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則將接待達賴喇嘛來訪視為政治籌碼，藉以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爭取利益或者提升執政黨在其國內的支持度。美國和印度的捐助是西藏流亡政府最重要的外國捐助，兩國也對流亡藏人提供了大量的政治庇護，但兩國也從未賦予西藏流亡政府任何國家法人的待遇，反而數度重申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
西藏流亡政府主要透過經營國際民間社會，來強化其國際支持的基礎。2000年在全球援救遭受軟禁的第十一世班禪喇嘛更登確吉尼瑪行動中設立於美國的國際西藏網路（The International Tibet Network），是各國援藏團體的聯盟，旗下一百八十個團體分成六大洲的地區網路，定期召開各洲與全球的會議，更新對西藏形勢的瞭解，並凝聚各國援藏團體的友誼和信念。藏人行政中央派駐有觀察員參與國際西藏網路的運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大國和強權，國際社會不可能為了公開支持流亡西藏而招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報復，但對於西藏的情勢，基於人道主義的立場，又無法袖手旁觀，因此各國政府喜歡藉由與進行元首高峰會之時機，利用中國人愛面子講交情的習性，就西藏當下迫切決需要的問題，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遊說或施壓，具體效果雖然有限，對於西藏人民卻是一大鼓舞，讓抗爭者和受難者感到不孤獨和溫暖。各國援藏團體所發揮的作用，就是讓西藏問題在各國形成公共議題和輿論壓力，逼迫各國政府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表達關切，以牽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西藏的政策方向。
去年10月，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僧格在達蘭薩拉召開5-50論壇（The Five-Fifty Forum）《打造西藏的政治未來》（Shaping Tibet’s Political Future），邀集各國援藏團體代表和專家學者出席參加，洛桑僧格表達了對於達賴喇嘛回家和流亡藏人重返西藏問題的看法，認為有可能拖延下去，因此流亡西藏要有五到五十年的短程和長程的打算，最壞的情況，就是在未來五十年繼續留住於印度，則流亡西藏必須考慮如何解決流亡藏人的流亡狀態，尋求流亡社會永續的發展。
對於政府如何關注西藏情勢的建議
1997年達賴喇嘛首度訪問臺灣之後，台藏人民惺惺相惜，雙邊關係迅速升溫，西藏流亡政府在臺灣設立代表處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與臺灣政府和民間社會有了直接的聯繫交往，雖然流亡西藏基於其國策，拒絕與被認為帶有中國對西藏主權意涵的蒙藏委員會往來，但並不排斥與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互動，事實上，我國在1959年即由蔣中正總統發表〈告西藏同胞書〉，聲明支持西藏民族自決，臺灣民主化後，關於臺灣前途的問題，和西藏前途的問題，都是源自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壓迫，而民主自決，合乎普世價值，台藏立場乃無分軒輊。
對於西藏情勢，我國國力有限，加以兩岸官方關係冷卻，不易居間著力調解。過去石之瑜教授曾對中國國民黨做此提議，一度獲得西藏流亡政府之重視，可見，西藏流亡政府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政治動態，相當期待我國能提供協助，以利於其政策之研擬與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交涉。蔡英文總統推動新南向政策，流亡西藏與印度關係密切，亦可協助我國拓展與印度各方面之關係。與流亡西藏官方之關係，我國政府可鎖定在情報交換合作的層面，其他則為對於流亡社會的人道援助，其中最重要者應為教育事業和醫療服務，筆者認為，對於流亡社會，我國最為無可取代的貢獻，就是中文教育，我國可以鼓勵流亡藏人來臺灣升學，協助培養熟悉中國事務的人才。
蒙藏委員會裁撤之後，藏事業務仍應有專責單位繼承，亦得與新南向工作配合，而作為政府對外政策之幕僚機構，筆者建議政府可設立獨立法人之西藏研究中心，或將蒙藏文化中心轉型改制為蒙藏研究中心，或者恢復設立臺灣西藏交流基金會，使之成為政府智庫，用以培養與容納藏事與新南向人才，也可以其開展與藏人行政中央之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之合作關係，進行人員互訪培訓和共同研究之計畫，並作為臺灣援藏團體對內與對外聯繫之平臺。如此方不致於使我國過去長期累積的藏事成果逐漸渙散，也可以有一平臺在陸委會之外運作，而可降低外界對於我國依舊矮化西藏地位之疑慮。
筆者亦有過訂定《臺灣西藏關係條例》之倡議，目的在解決流亡藏人身分之認定，因現行法將藏人列為大陸地區人民，導致無國籍之流亡藏人來台手續極為複雜，未來宜通過特別立法，由藏人行政中央擔保，承認流亡藏人之身分或其大陸學歷，以方便其來台工作、移民或留學，正好落實我國對藏之人道援助，豈不為美事一樁？
對於藏人為自由所作之奮鬥，我國表達關懷之最有力的道義支持，就是邀請達賴喇嘛或司政來訪，台藏民間對此期待甚殷，政府當作適時之安排
（曾建元：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新臺灣國策智庫諮詢委員兼兩岸關係組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