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歷史長河，綿綿雅隆雪山，西藏遼闊的草原碧藍的天，這獨特的人文歷史和地理環境，造就了獨特的西藏，成為許多人嚮往的地方。有人說，西藏是一個讓人身體下地獄，眼睛上天堂，靈魂回故里的地方。的確，外來人就有這樣的感受，不過西藏對西藏人而言，肉體在人間，精神在天堂，靈魂在永恆之中。
儘管如此，但這個民族歷來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尤其是進入近代史， 西藏先受到政治危機，接著逐步受到文化危機，以及生態危機等等。遭受這樣的極大危機不用說風雨飄搖中的西藏民族，甚至對一個穩如泰山的帝國也恐怕是致命的。政治、文化、生態環境，這三者中生態環境的保護在當今社會已越來越成為一個國家政治合法性的前提與基礎。同時筆者認為，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生命，也代表一個民族的精神與文明。在一定意義上決定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國力強大的不是軍事，不是經濟，也不是政治，而是文化。
西藏民族正是一個極為重視文化的民族，尤其對精神文化的重視遠勝於物質文化。其精神文化的核心又是宗教，以境界高深的宗教文化駕駛整個西藏民族。對於這樣一個民族來說，宗教，也就是說藏傳佛教是這個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和淨化靈魂的永恆歸宿。藏傳佛教的與眾不同之處除了其博大精深的教義之外，仁波切轉世體系和神聖的寺院佛殿不僅是藏傳佛教的核心價值，也是一種文明和精華的體現。如；歷經幾百年及一千多年的達賴喇嘛尊者和班禪仁波切為主的各教派仁波切轉世體系，以及以大昭寺和三大寺為主的各地寺院佛殿，這些是西藏民族今生與來世之祜主與皈依處，西藏人把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都毫不保留地交給這些皈依處了。
然而，中共佔領全藏區，首先在政治上奪取其統治地位，並不斷得到鞏固後，便開始逐步毀滅西藏宗教文化。他們認為，如果不能夠徹底毀滅西藏民族的這一精神支柱與靈魂歸宿—藏傳佛教，西藏雖然失去了政權，但這是暫時的，等到時機成熟，東山再起是必然的。因此，在經濟繁榮歌舞昇平的掩飾下，不擇手段，不斷進行蠶食鯨吞藏傳佛教。其手段首先從謀殺藏傳佛教領袖開始，嚴厲控制各寺院，然後對藏傳佛教聖地佛殿下手。
早在29年前的1989年1月28日，西藏人民的精神領袖第十世班禪大師在日喀則札什倫布寺離奇圓寂，這至今對每個藏人記憶猶新。當時噩耗傳出後，不僅驚呆了國內外全藏人，甚至與班禪大師形影不離的經師嘉雅仁波切也被這突如其來的噩耗震驚不已。在《逆風順水》一書中（第389-390頁），阿嘉仁波切十分驚訝地表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們離開時大師還好好的呀！”…… 經師嘉雅仁波切也表示：“晚上還好好的，早晨就圓寂了……”。第十班禪大師的健康狀況始終處於良好狀態，根據“籠中雄獅”一文，長達近十年牢獄之災中大師的健康狀況仍然比其他獄友好的多。另外，班禪大師的私人醫生噶瑪曲培先生也稱，大師的健康狀況一直很好。
中國自由派法學家，作家袁紅冰教授和安樂業先生所著的《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中，詳細講述了如何謀殺班禪大師，參與人員，為何謀殺等。雖然，當時中共當局統一口徑，稱班禪大師因操勞過度，心臟病突發。中央政府獲悉後，專門派要員帶領醫療專家赴日喀則，協助隨身醫生救治，結果醫治無效。於1989年1月28日晚20時16分，班禪大師在日喀則德慶格桑頗章的“夏珠培傑林”淨室內圓寂。這表面上講的似乎天衣無縫，滴水不漏，但事實並非如此，這裡面破綻百出，首先大師圓寂的時間都出現兩個截然不同的說法，上述中共的講法是元月28日晚20時16分，而班禪大師身邊的經師、陪同官員、警衛等都表示，元月28日早晨6點多就圓寂了。無論如何，大師圓寂的準確時間應該是1989年1月28日早晨，並非是那天晚上20時16分。僅僅從這種沒有必要出錯的圓寂時間就能說明重大問題，這裡面一定有鬼，否則為何這樣弄虛作假？此外，當時大師的健康狀況極佳，在主持班禪東陵紮什南捷開光大典功德圓滿後，對身邊工作人員講：“合葬靈塔的功德圓滿，了卻了我的一樁心願，今後我可以靜心寫些書了”。從佛教的角度講，大師的密意中根本沒有圓寂的跡象。即使所謂心臟病突發，當時班禪大師也不住在深山老林山洞，一位國家級副職領導人的隨身醫生一定有能力救治他，除非……
中共謀殺西藏宗教領袖，並非是班禪大師一人，色達五明佛學院創辦人堪布·晉美平措仁波切，還有貢唐·丹貝仲美仁波切等的離奇辭世，記憶猶新，仍然樸素迷離，對世人留下了諸多疑問。
多災多難的西藏民族，失去政治地位的傷與痛仍然未消失，反而在加劇之際，接著又接二連三地失去了這些精神領袖，境內藏人頓時變得群龍無首，徘徊在漫漫黑夜之中，始終尋求著心靈的光明。在宗教領袖遠離和失去的無奈之下，最終他們對精神領袖的依賴不得不轉化到佛教聖地—大昭寺，這個藏傳佛教各教派都五體投地地崇拜的聖殿之上，以物代人，墊補心靈的空虛。與此同時，境內藏人把大昭寺也轉化為表達內心痛苦和訴求心願的場所，於是，在1989年拉薩爆發大規模抗議示威時，示威者在大昭寺前的廣場上發表演講，高舉西藏雪山獅子旗的民眾在大昭寺周圍的八廓街遊行。2008年，西藏又發生“戊子和平示威”運動，這一運動也是在大昭寺周圍開始，不久便波及整個西藏三區，即；衛藏、康區、安多，成為1959年後規模最大的示威運動。
此後，大昭寺是藏人的佛教基地，也是中共的軍事基地，成為“水”“火”二者的混合體。當局在大昭寺內外和周圍八廓街，一年四季，全天候佈滿荷槍實彈的軍警和便衣員警，甚至在大昭寺平頂多處佈置軍警，架起機關槍，虎視眈眈，瞄準來往信眾。最近幾年對大昭寺的警戒更升一級，幾挺機槍中間還暗中佈置了阻擊手，阻擊手們不分晝夜地在那裡尋找“獵物”。宗教場所寺院佛殿安置特殊兵種阻擊手是除了西藏，絕無僅有的奇事。由此可見，現在中共當局在藏區最不放心，也是最痛心疾首的地方就是大昭寺。幾位有全國性和地區性影響力的，“不聽話”的仁波切都被幹掉了，現在除了大昭寺，境內藏人再也沒有影響力的皈依處了。由此可得出結論，此次大昭寺若不是被列入“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物件，就一定成了中共權力鬥爭的犧牲品，成為“天津大爆炸”另一形式的再版。因為，習近平正要修憲做皇帝了，老江為主的老人集團，黨內異己，以及各路諸侯能甘心情願，讓習順利登基嗎？
無論如何，時間必定能夠證明發生這些令人錯愕事件背後的真相。以下是圍繞此次大昭寺火災對當局提出的三個問題：
一、 如果大昭寺是真的正常失火，那麼，當局為什麼還要如此遮遮掩掩？
二、 當局對此除了極有限的報導之外（其實中共喉舌“新華社”22日發表的另一篇報導，聲稱著火地點是後殿二樓右側通風室。這與公安部內部文件披露的“起火部位位於大昭寺主殿、金頂”完全不一樣），為什麼不讓當事人大昭寺僧侶或香燈師出來公開對社會說兩句此次火災的真實情況？
三、 既然“寺內供奉的釋迦牟尼12歲等身像完好無損”，那麼，火災前和火災後的該佛像怎麼完全不一樣？
綜上所述，第十世班禪大師和拉薩大昭寺，雖然是截然不同的人與物，在一定層面不能相提並論。但現實中他們有諸多共同之處，第一、二者都是藏傳佛教最聖神的皈依處；第二、班禪大師在文革期間身陷囹圄近十年；大昭寺也在文革期間被改成軍隊的豬圈和屠宰場；第三、班禪大師成為中共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而大昭寺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第四、二者都是無神論者思想上的沉重包袱；第五、最後，班禪大師離奇圓寂了，大昭寺卻奇異失火，二者都在不明不白中失去了（指“覺沃”）。
我們不知道此後還會失去什麼？而在這失去中又對我們留下了什麼？只是震驚嗎？不！還對我們留下了讓人得以覺醒的深刻啟示！
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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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拉姆曲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