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各媒體紛紛報導有關達賴喇嘛尊者“特使”訪問中國的消息，從而猜測達賴喇嘛尊者返回圖伯特（西藏）或朝拜五臺山，也有學者進一步假設達賴喇嘛返回圖伯特後對印度影響等。這一波討論是因印度前大使，國際問題專家史托布丹（P. Stobdan）在印度《電纜》（The Wire）上發表文章稱圖伯特流亡政府前噶倫赤巴（總理）桑東仁波切為達賴喇嘛使者訪問了中國昆明的消息之後引起的。從桑東仁波訪問中國（還沒有證實），再貫穿奧巴馬和達賴喇嘛尊者的會晤，以及達賴喇嘛尊者在機場對境內圖伯特人講話等進行了討論。
綜合媒體報導，以及各專家學者的觀點。事實上，大家拋開圖伯特問題本身，按中國政府設置的思路既把圖伯特問題作為“達賴喇嘛個人問題”進行討論的，如達賴喇嘛尊者回圖伯特、朝拜五臺山等等。另外，對圖伯特問題的嚴重性和複雜性，以及中共對圖伯特的政策等問題幾乎未提及，對圖伯特和中國之間存在的現實問題討論更少。
當然，還有一部分研究者是以正常人的善良的思維去分析中共解決圖伯特問題的可能性，如，圖伯特佛教對中國人的利益、與正義代言人達賴喇嘛和解的重大意義、習近平父親與達賴喇嘛的關係、習近平家人的信仰等---但是，中共一貫用它邪惡的方式做事，如驅逐所謂的“低端人口”、打壓律師、關押致死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迫害宗教等等，因此，中共也不會按常理對待圖伯特人和圖伯特問題，這在圖伯特人與中共七十多年的交往中一次又一次地被證實。還有學者從習近平的父親的開明，以及習個人權力鞏固等角度分析解決圖伯特問題的可能性。筆者認為以上提到的這些並非解決圖伯特問題的主要因素，下面對習近平父子與圖伯特的關係進行簡要的介紹，從而可以分析習近平會不會解決圖伯特問題這個主題。
習仲勳與圖伯特
首先，很多中國學者認為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是開明人士、“改革派”。但是，習仲勳在圖伯特的所作所為，無法證明他是開明人士。這從習仲勳擔任中央西北局書記、西北軍區政委時對西北地方各民族採取的政策，特別是對圖伯特安多青海地區的鎮壓和屠殺可以證明。中共文獻中記載的習仲勳的一大功勞，被毛澤東大贊他 “智統”了安多昂拉賁（中文譯千戶，在圖伯特語稱為昂拉賁既昂拉地區的王）。
但事實上，習仲勳當時對安多昂拉地區採取的政策並非中共今天說的統戰而是武力鎮壓。1949年中共入侵圖伯特安多後一直拿不下尖紮縣境內地理上有很大優勢的地方王統治的昂拉，所以當時被稱為“小臺灣”。1952年習仲勳派遣解放軍以屠殺圖伯特人的手段迫使昂拉賁項謙投降。這部分歷史可以參考中國作家、詩人唐丹鴻和筆者採訪整理的《翻身亂世---流亡藏人口述錄》見證人洛日甲的回憶。
如果，有人說當時情況特殊，“解放”事關重大。那麼，我們在看看習仲勳後來對圖伯特問題的立場。
1982年5月29日下午4時，圖伯特流亡政府代表安全部部長達拉朋措紮西、宗教部部長居欽圖登朗傑、圖伯特人民議會議長嘉日洛地與中共高層官員在北京會談，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習仲勳說：“你們有個立場問題，要求成立高度的圖伯特自治區，這事實上就是成立一個國家，這是個大問題，這需要改變，不然沒有對話，無法對話，沒有共同語言。”（1）
大家公認中共統治中國至今對 “少數民族”政策是失敗的，包括體制內的專家也承認這一點，而這些政策的制定者和實施者就是習仲勳等，特別在“西北地方”，而這些政策至今延續，如對圖伯特、維吾爾和蒙古等民族的打壓。其中中共對圖伯特問題黑白顛倒，把自治說成是“獨立”的觀點也來自於“開明”習仲勳。對昂拉圖伯特人大開殺戒之後毛澤東當面稱讚：“你比諸葛亮還要高明。”還有中共一直把“李維漢和習仲勳同志關於民族統戰工作方面的講話和著作”當成“法寶”用，其結果是今天更嚴重的民族危機。
普通圖伯特人對習仲勳的印象主要來自達賴喇嘛尊者的積極評價。達賴喇嘛尊者1954年訪問中國時與習仲勳有過接觸。當時，中共對圖伯特實施 “調虎離山計”，北京接待達賴喇嘛尊者和圖伯特政府官員絕對小心翼翼，花言巧語、恭恭敬敬、表演的非常精彩，包括毛澤東、周恩來都是如此，習仲勳還有豹子膽留下壞影響？另外，達賴喇嘛尊者對習仲勳父子以慈悲、包容者的目光看的，是用正常人的邏輯思維分析的，但是，《全世界都不瞭解中國人》，更難瞭解不中不西的中共體制內的領導人。
習近平與圖伯特
習近平坐上中共中央領導人位置前基本上跟圖伯特沒有關係，他習近平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期間圖伯特發生了震驚世界的2008年和平抗議事件，中共採取了武力鎮壓，數千計的圖伯特人遭拘捕，數百人遭屠殺，很多人失蹤。和平抗議被血腥鎮壓之後，圖伯特人開始以自焚方式抗議，第一起自焚抗議事件發生在2009年，此時習近平已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2009年至今自焚沒有停止，圖伯特境內已知發生152起自焚抗議，境內外總共發生了162起自焚抗議。
圖伯特人的自焚抗議絕大多數發生在習近平全面掌權之後，因習近平實施更嚴厲的打壓政策，迫使境內外圖伯特人接二連三地自焚、獨自上街抗議。
習近平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之後，在圖伯特推行“群眾路線”政策，數萬計的中共幹部到基層監控圖伯特人，在城鎮實施“天羅地網、銅牆鐵壁”的網格化管理、設“零距離的監控”之便民警務站，在農牧區組織 “街巷有人管村村戶戶有人看”的雙聯戶，對自焚者家人、村子、寺院集體懲罰“讓他們的日子過不下去”。
習近平在很多場合大吹保護環境，但是，當圖伯特人保護環境抗議、請願和上訪時一次又一次地進行打壓，而且，以“政治問題”定罪重罰。
對圖伯特宗教信仰的打壓僅次於毛的文革，數千計的僧人和尼師被驅逐寺院和佛學院，強迫僧尼唱紅歌、穿軍裝軍訓、黨組織開進寺院和佛學院掌控管理權---
習近平對圖伯特人實施禁止辦理護照的這一政策已經清楚說明其政策的嚴酷性並非一般。
習近平會解決圖伯特問題嗎？
很多研究者忽視了解決圖伯特問題最基本前提，那就是中共對他控制的圖伯特境內的政策。對圖伯特境內實施開明政策的基礎上才有解決圖伯特問題的可能，但是到目前為止看不出中共要調整圖伯特政策的任何跡象。
當然，習近平不解決圖伯特問題的原因很多。
首先，中共對解決圖伯特問題有既定政策方針，而且，歷屆政府以其為最根本的政策---既拖延政策，等待達賴喇嘛尊者圓寂，解體流亡圖伯特政府，終結圖伯特問題。中共的每屆政府在這個政策的基礎上按照需要和達賴喇嘛代表進行接觸，解除其各方壓力。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接觸是為了防止圖伯特流亡政府與當時的蘇聯走近，阻止蘇聯利用圖伯特問題。2000年之後是為了奧運會的順利舉行。當達到階段性的目的之後中共將返回到原點。
其次，隨著中國經濟等各領域的勢力壯大，國際社會對中共的依賴提升，西方各民主國家為了經濟上的需要與中共接觸時避免談其民主、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的情況不斷增多，西方民主國家壓制反對、抗議中共的事件頻發，使中共減少了來自國際社會的壓力。加上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朝鮮等地區問題上需要和中共聯手，因此大大削減了西方國家就人權等方面向中共施壓的可能。因此對於中共圖伯特問題不是迫在眉睫的問題，堅持拖延政策對其大大有利。
再次，圖伯特問題的解決跟整個中國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係，絕大多數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學者認為中國的自由、人權等空前糟糕。還有習政府過去對圖伯特、東突實施殘酷鎮壓以及對中國各地人權、自由、維權者和律師等的打壓更能說明習近平的集權統治日趨嚴重。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習近平不會為圖伯特網開一面。
另外，就算習仲勳是“開明人士”，也不一定影響到習近平，如《習近平是誰的兒子》中談到的，如今的習近平是共產黨的兒子。如果硬要說他受到了中共前輩們的影響，大家更相信他身上毛的影子更多，所以，被稱為“毛澤東的孫子”，這樣的情況下習近平個人權力鞏固的結果更可怕。
再退一萬步說，就算習仲勳是“開明派”，也算習近平受其父親思想的影響，對於解決圖伯特問題也不一定有利，因為，上面已經談到習仲勳對圖伯特問題的立場：成立“高度自治”（藏人行政中央稱名副其實的自治）“事實上就是成立一個國家”是搞獨立，因此，“沒有對話，無法對話，沒有共同語言”。
總之，從習近平過去的執政方式，以及對圖伯特境內實施的政策看解決圖伯特問題的可能性非常渺小，至少今後幾年內如此。但不是說圖伯特人就得坐而待斃，相反可以開展各種運動推動對話。
筆者看來中共一直千方百計阻止達賴喇嘛訪問西方各國，其目的是：一方面以此向境內圖伯特人宣傳西方不支持達賴喇嘛和圖伯特，試圖以此消除圖伯特人反抗。另一方面，想消除達賴喇嘛尊者在西方民眾中的影響力來弱化圖伯特問題。還有，防止在西方國家的中國人接近達賴喇嘛尊者瞭解圖伯特問題的真相。但事實上，中共最多只能阻止各國政府官員會晤達賴喇嘛尊者，但不能阻止一般民眾、知識界、科學界人士的會晤，很多西方國家的法律無法拒絕達賴喇嘛尊者的訪問。
因此，針對中共的“拖延政策”以及阻止達賴喇嘛尊者訪問西方國家的策略，圖伯特人必須反其道行之，不然就會實現中共的目的。圖伯特人在世界範圍內大力推動自由圖伯特運動的同時應該加強達賴喇嘛尊者的外訪，但要強調前提是要有智慧地安排達賴喇嘛尊者的外訪行程，尊者如今高齡，但健康狀況良好，為了不影響尊者的健康可以將以往訪問行程中90%的安排取消安排休息，如大型法會、出家眾受戒、開光典禮、會見流亡圖伯特人等。重點以各國普通民眾、宗教界、知識界、科學界、商界為對象推動達賴喇嘛尊者的和平理念、哲學思想、佛教與科學對話等。除最為重要的活動，由其他宗教領袖、學者和知名人士代之。
另外，行政中央方面必須要按達賴喇嘛尊者常常開示的“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壞的打算”，從長計議應對中共的策略。
2017/12/28
注釋：
1，居欽圖登朗傑自傳第十冊，圖伯特文版印度出版作者居欽圖登朗傑。
資料來源：桑傑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