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到了2012年，用我父親的老相機在拉薩拍照的“行為藝術”開始付諸實行。在中國獨立電影人、攝影師王我的幫助下，多年放置抽屜深處的蔡司伊康（ZEISS IKON）相機又能使用了。
我父親在1950年代中期用積攢了兩年的軍餉，在拉薩帕廓著名的夏末嘎布店裡購買的這架德國相機的確品質不錯。拿起來略沉，純皮的棕色外套佈滿歲月的痕跡，連機器本身也有磨蝕的印跡，那是我父親在往昔許多年裡反復使用的證明。扁扁的機器，黑色的部分宛如龜殼，堅硬而且如麻的紋路；銀色的部分依然泛著晶瑩的光澤。打開鏡頭，而鏡頭是向前伸出去的，發出輕微卻乾脆的響聲。閉上左眼，讓右眼從小小的取景框看出去，——難道我能看見他目睹的“殺劫”嗎？按下快門，耳邊響起另一種輕微且乾脆的響聲：“哢嚓”。
一切準備就緒，我把上百個在北京買的120富士反轉片膠捲帶回拉薩。然而又逢敏感的時間段：這年5月的一天，兩位從安多阿壩（今阿壩縣）和桑曲（今夏河縣）來拉薩打工的年輕藏人，在軍警、遊客及信眾最為密集的大昭寺與八廓街派出所之間自焚，使得這幾年以焚身浴火的方式，抗議中國政府、獻祭西藏民族的個體抗爭行為，從全藏邊緣各地蔓延至腹心之地。
拉薩於是淪為 “種族隔離區”。除了在寺院、老城區、布達拉宮等景點周圍部署安檢門，同時從空港、鐵路、公路層層設防，非拉薩本地藏人若無各種證件和“進藏許可證明”，“除非插翅，否則不可能進入拉薩，”這是一位去拉薩旅行的中國作家寫的。可想而知，依照《殺劫》中的老照片所指示的地點，用同一架相機在原地拍照，是多麼地不合時宜。更何況我無論去往何處，在我的身前身後，或近或遠，都有多個便衣員警和他們的車跟蹤。他們甚至也給我拍照。實際上我的生活完全處在這些便衣員警的監控之下。好幾次，我與他們面對面錯身而過，已熟悉一張張平庸之臉。當然，被他們“喝茶”（傳喚的比喻說法），被他們搜查電腦、手機，被他們警告會人間蒸發，都不止一次。
還發生過更具戲劇性的事件。差不多有兩個月，我在烈日下東奔西跑，拍了十九個膠捲。考慮到暫不離開拉薩，一位來旅遊的漢人朋友離開拉薩前到我家告別時，我把拍好的膠捲托她帶走，以便儘早沖洗。當時沒有其他人在場，我們也從未在電話裡提及，但是第二天她在機場過安檢時，卻被指控有一把水果刀藏在裝膠捲的背包裡，而那水果刀她從未見過。員警不由分說把包拿走，在她看不到的地方做“進一步檢查”，直到飛機將起飛才交還。受驚嚇的她匆匆登機，待飛機落地查看，我的十九個120富士反轉片膠捲，變成了十個135的柯達負片膠捲和五個富士負片膠捲。
現在，這十五個被掉包的膠捲作為某種紀念品收藏在我北京家裡。曾經嘗試沖洗了其中一個，顯示是廢片。我在拉薩辛苦拍攝的攝影作品，就這樣消失在國家機器製造的黑洞中。他們是用什麼方式得知朋友幫我帶膠捲呢？我想不出。是我家被偷裝了竊聽器或攝像頭？還是數公里之遙的拉薩公安局資訊大廈樓頂豎立的高倍望遠鏡能看進我家的窗子？無論他們用什麼高科技手法，都不如我對代表國家法律的部門竟用這種方式拿走我的膠捲，更讓我驚駭。
5、膠捲被掉包後，我繼續用父親的相機拍照，第二年的夏秋季節也如是。每張照片都是有意義的。因為事件：文化大革命；因為時間跨度已近半個世紀；因為空間還是這裡：拉薩。所以每張照片都有不同尋常的意義。當年，我父親的照片類似於“報導體”或攝影報導，更因他拍攝的或者說記錄的是文化大革命在西藏的諸多事件，而成為歷史性的見證。我用同一架相機在四十多年後的間隔拍攝，——是的，不是連續拍攝，更似一種影像敘事，看似沒有一個個具體事件，卻是許許多多看不見的故事佈滿其中。
起初，在今天的拉薩，帶著我父親用過的相機走在他四十多年前走過的每一處，我感受到的是“記憶被沒收的困惑”，觸目所及似乎都是文革照片中沒有的場景與物。然而，突然間，黨的揚聲器——才旦卓瑪的歌聲從布達拉宮廣場的各個擴音器傳出：“喜馬拉雅山再高也有頂，雅魯藏布江再長也有源，藏族人民再苦啊再苦也有邊，共產黨來了苦變甜喲共產黨來了苦變甜……”，這恰是文革時期被挪用、被改編成“紅色革命歌曲”而流行全中國的西藏民歌，並不遙遠的記憶頓時返回、湧現，荒謬感與錯位感陡然加重，時光亦倒流。於是會痛楚地察覺到，實際上，文革並沒有結束。
不計其數的細節呈現種種痕跡。比如，布達拉宮右側掩於瑪波日山下的狹長洞穴，其實是文革中為回應毛澤東“備戰”指示而開闢的防空洞，如今改造成了具有本土風味的甜茶館，年長者居多的藏人們排排坐著喝甜茶、吃藏麵、低聲聊天，來自附近鄉下的女孩子嚼著口香糖倒茶、收錢，小小的窗臺上擺著的花盆鮮花盛開；畫有西藏傳統圖案的門戶前是被稱為“頗章廈廓”的傳統轉經路，既有無數信徒走過，也有很多遊客走過，還有我和身後的便衣員警走過，同時伴隨著緊挨轉經路的較為寬闊的北京東路上的車來車往。而北京東路的另一邊，則是模仿天安門廣場建的布達拉宮廣場，有高度警惕的軍警持槍守衛的升旗台飄揚著五星紅旗，有炮彈形狀的“西藏和平解放紀念碑”與象徵舊日西藏政權的頗章布達拉遙遙相對，還有巨大的電視液晶螢幕滾動播放新西藏的旅遊風光或偉大成就——這正是後文化大革命場景，因植入於拉薩，又隱含某種悲劇意義。
至於當年遊鬥“牛鬼蛇神”的帕廓及周圍街巷、大小寺院，如今已被國家權力打造成商業化與移民化的場域，也是重新修改歷史、建構國家認同的場域。在鏡頭裡，可以看見以藏式房屋為背景主要突出“中國特色”的場景：一幅幅“中國夢”宣傳畫、一串串紅燈籠、一個個漢文大於藏文的招牌，以及一些大的商場前鮮紅的充氣塑膠圓柱或金色的充氣獅子在風中炫耀著暴發戶的粗俗和入侵。血紅色的五星紅旗必須插在每間店面醒目的高處。部署在多個轉角的藏式樓房上面的狙擊手經常闖入鏡頭，讓你避之不及。2014年夏天我還注意到，掛滿帕廓的上百個攝像頭被加上了頗具藏式風格的偽裝：是用模仿轉經筒樣式的圓形盒子套住真正的攝像頭，並在這假轉經筒的外表印上六字真言，一般人會以為是佛教用具，卻不知是“老大哥”從那後面在看著你。
雖然在藏人眼中，帕廓依然是環繞祖拉康（大昭寺）的主要轉經路，所以依然會一圈複一圈地右繞，或步行或磕長頭；依然會挨肩接踵地，在祖拉康跟前此起彼伏磕長頭，甚至會延伸到燈房周圍的石板地上，但在冠名“八廓古城”的旅遊景點，男女老少的藏人構成了一種特殊的異域景觀，吸引遊客駐足、獵奇。以中國遊客為主，經常用各種長短鏡頭追拍藏人，經常很不客氣地將鏡頭貼近被拍者的身體，根本不顧被拍攝者是不是在履行佛事，或願不願意被陌生人拍。拉薩顯然變成了一座主題公園：專門提供給中國遊客消費的展示“拉薩最幸福”的主題公園。
在拍攝時，我依照《殺劫》老照片指示的地點，做了以下幾個地點的歸納：
*布達拉宮廣場，即舊日的修赤林卡（尊者法座林苑）；
*羅布林卡，即尊者達賴喇嘛夏宮；
*祖拉康，即大昭寺；
*松卻繞瓦，即舊日的大昭寺講經場；
*帕廓及其周圍小巷；
*“牛鬼蛇神”被遊街、批鬥的幾處；
*甲波日，即藥王山；
*宇妥路、江蘇路（造反派、解放軍活動的幾處）；
*拉薩人民體育場，即舊日的波林卡；
*拉薩大橋；
*附近農村……
那麼，有沒有發現，連年來我所看見的拉薩風景，仍然是“殺劫”的風景，實質上是無常的風景；我試圖講述的拉薩故事，仍然是“殺劫”的故事，實質上是無常的故事？其中有混亂，也有秩序；有迷惘，也有堅持；有暴力，也有悲憫；等等。如果要學習佛法，可以經由這樣各種的、連續的無常，慢慢學習到許多，或者一些。儘管照片本身遠不如拍攝過程更富戲劇性，甚而至於，照片其實平淡無奇，需要解釋或說明才能讓觀者明白其含義。不過，攝影師尚·摩爾（Jean Mohr）說過，一個人是沒有辦法用舌頭拍照的。所以無須我做更多解釋或說明，惟願每張照片可以自己敘述那些被遮蔽的真實，雖然我很想講述今日這種情境下西藏的自我經驗、藏人的自我經驗。正如與尚·摩爾合作多次的作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所說：“攝影就是一種記憶。照片，與人的記憶，都同等倚賴並對抗時間的流逝。”[1]
但請原諒我的拍攝成果。對於習慣了用數碼單反、Gopro、Iphone手機拍照的我來說，產自至少五十年前的蔡司伊康並不是一件得心應手的機器。儘管我竭力採取與我父親同樣的取景角度，並在內心亦竭力感受我父親當年的心境，但這樣的傳統相機使我經常受制於焦距遠近、曝光時間甚至膠捲的放置與進退，因此浪費了多少個膠捲！最終的成像也不盡如人意，僅有“行為藝術”的名而難具其實。不過我仍存這樣一份希望：無論拍得如何，在具有特殊意義的情境下，還是為記錄歷史多少做了一點貢獻。
這是不是也從另一方面說明，幾十年來的科技進步並不一定就比當年的記錄更具某種價值？而那價值與當下的真實有關，與變遷的時代有關，也與複雜的人性有關。兩相比較，讓人愈發珍視老照片，仿佛“被人們當作面向窗外的一瞥，藉此他們可以看穿歷史，而窺見某種超越時間的領域。”（約翰·伯格）
注釋：
[1] 《另一種影像敘事》（Another way of telling），約翰·伯格（英）、尚·摩爾（瑞士）著，張世倫譯，臺灣三言社出版，2007年。
(文章僅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立場和觀點）
轉載-自由亞洲電台
資料來源：唯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