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劫》之後的記錄呈現後西藏文革（一）
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說過一句名言：“關於文明的記錄同時都是關於野蠻的記錄。”但我要修改為：關於所謂文明的記錄，其實更多是關於野蠻的記錄。
——題記
圖:《殺劫》之後的記錄呈現後西藏文革。（唯色提供）
1、
因藏語“革命”諧音而得名《殺劫》的圖文書，十年前由臺灣大塊文化出版。那是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際。同時出版的，是我採訪二十三位經歷者口述西藏文革——《西藏記憶》，以及我在中國出版隨即被禁的散文集——《西藏筆記》（臺灣版《名為西藏的詩》）。
如若沒有臺灣，我的這三本書可能很難面世。說可能，譬如鄰近的香港，彼時與今日不同，尚未被削弱的價值觀允許言論自由，或找得到出版處。但在偌大中國，則絕無可能。王力雄在《殺劫》序言中寫：“儘管已過四十年，文革在中國仍被列為不可觸碰的禁區”，因為“文革不僅是會使中共痛楚的舊疤，而且挖掘下去，會觸及中共制度的根本”，發生在西藏的文革更是禁區中的禁區。也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的今天，在有毒空氣——霧霾日益濃重卻宣稱已經崛起的中國，《殺劫》依然是禁書，文革依然是禁區。
禁書很難入關。承蒙大塊文化慷慨地在合同之外額外贈送五十本《殺劫》，那是我希望書中的幾十位受訪者能夠得到，也是他們應該得到的。但在從香港進入深圳的關卡，全部被中國員警野蠻沒收。我對受訪者的歉疚難以撫平，有人已經去世，實際上至今已有十五位受訪者接踵去世，他們永遠無法目睹自己的證言印在書上。
2009年，《殺劫》藏文版問世。藏文譯者是自由亞洲電臺藏語部資深主持人卓嘎。她在藏文版譯者序中寫道：“很多西藏年輕人根本不知道文革期間在西藏所發生的情況，所以我翻譯這本書的目的，是讓我們的新一代和境外的流亡藏人瞭解這個真相。”感謝大塊文化無償提供版權及版式，也感謝挪威西藏委員會(Norwegian Tibet Committee)、挪威言論自由聯盟(Norwegian Authors Union)和瑞士西藏友協對出版的支助。
印出的第一本藏文《殺劫》，由譯者赴印度達蘭薩拉替我敬獻尊者達賴喇嘛。尊者在另一本《殺劫》的扉頁親筆題詞：“信仰和忠誠潔白無瑕，利他的勇氣始終如一的唯色啦：祈願三寶，不論現在或未來，讓你的所有願望都能無障礙地任運成就——釋迦比丘說法僧達賴喇嘛 2009年12月16日”。由尊者加持的珍本，後來輾轉帶給了因得不到護照而無法出境的我。
2013年，在Twitter上認識的鄭玉萍女士（旅居美國的馬來西亞華裔）主動承攬，製作《殺劫》的藏文電子書，並與譯者卓嘎、藏文版設計者圖登協力，將電子書成功上傳網路，如今已有境內多地藏人讀到。
在完成《殺劫》的六年裡，沉浸在近三百張老照片中，以類似按圖索驥的方式，去瞭解我一無所知的西藏文革歷史，並不輕鬆。正如印度女學者布塔利亞•烏瓦什（Urvashi Butalia）在有關印巴分治的著作[1]中所說，不僅要通過“歷史”來瞭解事件，“而且還要通過它的文學的、虛構的、歷史的、政治的描述，通過它的個人的、證明性的陳述來瞭解它，因為對任何事件來說，重要的不僅是‘事實’，同樣重要的還有人們如何回憶這些事實，以及如何陳述它們。”而七十多位受訪者的陳述，卻因揭示並不願意直視的黑暗，必然會重返黑暗並將記錄者也不可避免地帶入黑暗。
我至今記得採訪時，經常會為對方突然吐露的一兩句歎息——“瘋了，那時候都瘋了，就像吃了迷魂藥”；“可憐啊，我們這個民族太可憐了”——而心痛，會暗暗指責那些以革命的名義製造毀滅的人。但當我坐在電腦前逐字逐句整理錄音，一個個感嘆號開始為問號代替。這麼多人的心結，之糾纏，之壅塞，之沉重，察覺得到他們的精神世界其實佈滿某種可怕的烙印，而這烙印主要體現在語言上，只要開口，屬於某個時代或者某段歷史的特殊語言就會源源不絕地湧現，仿佛從來都具有如此單調卻強悍的生命力。又因為，那些語言是外來的，入侵性質的，並不屬於他們原本從屬的民族，反而顯得彆扭、生硬。似乎是，當他們使用本族語言時，母語會自然消除那些醜陋的烙印，但他們用漢語學舌時，似乎只會重複那些烙印似的語言，如“解放”、“叛亂”、“破四舊”、“牛鬼蛇神”、“人民公社”之類。
作為用中文寫作的我來說，有段時間，並不太願意再次翻看記錄這些烙印的老照片，也不太願意重溫當時的錄音或文字，似乎是進入了對黑暗的西藏文革的厭倦期。
2、
但王力雄認為僅出版圖文書還不夠。我父親拍攝的西藏文革照片，雖然只有數百張（發佈於《殺劫》有近三百張），卻是關於西藏文革最全面的民間照片，應該做更多的事情來充分見證那段被強權遮蔽的歷史。
比如拍攝紀錄片。王力雄當時的設想是：“以這些西藏文革圖片為引起，以採訪為線索，配合可以找到的文革影視資料，採訪圖片中的人物，講述圖片中的故事，結合圖片中人物和場地之今昔對比，描畫出西藏文化大革命的輪廓和重要斷面，以及人物的命運和歷史的變遷，再輔有專家學者對西藏文化大革命的辯爭（藏漢之間的不同觀點），同時展現西藏的文化、文物、宗教等，可以把當今世界的兩個熱點——西藏與文化大革命合在一起，在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之際，成為具有特殊意義的作品。”
設想必然落空，因為在現實中拍攝這樣一部紀錄片無可能。當局對拍攝這種題材會嚴厲封殺，相關藏人也會畏懼出鏡。我在《殺劫》的採訪中使用了錄音與拍照，比較而言，錄音比拍照要順利。至於攝像，難以付諸操作。
之後，王力雄又有一個類似行為藝術的拍攝設想，並與拉薩和北京的藝術家討論過。這是他當時寫的文案：
“唯色用父親四十多年前在拉薩拍照片的蔡司伊康相機，站到父親當年同一角度，拍攝今日拉薩圖景。那些曾經上演當年戲劇的場地，今天變成了另外的世界，一邊是宗教重新復興，轉經磕頭，香煙繚繞；一邊是世俗喧囂，商潮滾滾，遊客雲集。
今天，西藏文革好像不曾存在。兩個時代照片的對比，顯現出歷史的無常。唯色找到當年畫面裡的人物，希望他們進入今日照片，卻發現是很大難題，無論是當年的受難者，還是當年的革命者，都拒絕現身。
攝影機跟隨唯色採訪，但只能被關上的門擋在外邊。唯色想像，該用什麼樣的形象把當年的照片人物填充在今日圖片中，每個想像都是詮釋西藏命運的一種觀點或角度。因為始終沒有真人露面，最後只能是把當年底片上的形象投射在白板上，用白板剪出人形輪廓，立在與當年同樣的位置上拍照——形成一組意味深長的照片。
唯色希望把兩組照片——父親的文革圖片和人形白板的今日圖片——放在一起辦個展覽，在拉薩根本不用想，在北京或是辦不成，或是被閹割，或是展覽遭關閉（按照真實情況記錄）——總之那段歷史不容許重見天日。
最終，唯色把父親的文革照片一張一張投影在逐層凝結的冰上，帶著冰在拉薩街巷穿行，陽光下的冰被喧囂彌漫的今日資訊包圍，最終溶化消失。”
3、
“冰文革”的行為藝術同樣無法進行，這是因為2008年來了。更確切地說，是2008年3月10日起，在拉薩乃至全藏許多地方爆發了世人矚目的抗議。
2008年3月的抗議改變了很多事情、很多人。也改變了我。如何描述這種改變？我的一種描述是：“之後的幾個月，我總是聽見一個聲音，它源于我青春時節的偶像、後來漸漸忘卻的義大利女子法拉奇（Oriana Fallaci），她在9/11事件發生之後寫到：‘在這些時刻，如果我們保持沉默，那將是一個錯誤，而言說卻是一種義務。’作為一名記者和作家，她寫過、說過許多話，但惟有這一句在拷問我的內心。”[2]
我還這樣描述了那年夏天返回拉薩的感受，而那次因遭員警闖入家裡搜查並把我帶走審訊，我與王力雄只住了七天便出逃似的匆匆離開：“這是‘3•14’之後，時隔五個多月，我再一次看到環繞拉薩的群山有著屬於拉薩的形狀，再一次聞到穿透拉薩的空氣有著屬於拉薩的味道，再一次聽到鄉音親切的拉薩話有著屬於拉薩的韻律……唉，我是這樣地愛著拉薩，每一次回到拉薩，所有的所有、一切的一切，都不但觸及皮肉更觸及我的靈魂深處！可是拉薩日益變得讓我難以啟齒，總使我嘗到類似牙痛的滋味，既然牙痛就說不出口，我擔心總有一天會不會疼得再也無言？”[3]
我正在進行的，以及計畫中的寫作都暫時放下，轉向非虛構的記錄。迄今八年來，陸續（在臺灣）出版的皆為基於現時現地的著作：《鼠年雪獅吼》、《聽說西藏》、《西藏：2008》、《圖伯特這幾年》、《自焚藏人檔案》、《西藏火鳳凰》、《仁波切之殤》、《樂土背後》，以及關於西藏時事的專欄寫作、博客寫作，等等。
藏人學者、被國際公認為“西藏現代史的重要史學家”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在《鼠年雪獅吼》的序中寫道：“……記錄這些席捲西藏高原的事件，對於瞭解所發生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藏人而言，這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正是儲存在人心中的記憶，才會讓一個民族得以生存下來。……2008年3月的事件，創造了一個新的記憶，而它會被代代相傳。今天，記憶不再只存在于我們心靈的深處，而是在網路空間裡傳播著，與世界共用著。在這個面向上，唯色佔據了一個特殊的位置，她是現代西藏記憶的記錄者。……她認為她的要務就是傳播事實，而且作為一個以中文寫作的人，她認為自己特別有責任讓中文讀者瞭解她的土地上所發生的事情。”
似乎，《殺劫》所揭示的西藏文革已被更激烈、更當下、更迫切的現實，所替代。
注釋：
[1] 《沉默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布塔利亞•烏瓦什（印）著，馬愛農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
[2]《鼠年雪獅吼: 2008 年西藏事件大事記》，唯色著，臺灣允晨文化出版，2009年。
[3]《西藏：2008》，唯色著，臺灣聯經出版，2011年。
(文章僅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立場和觀點）
轉載-自由亞洲電台
資料來源：唯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