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達蘭薩拉（Dharamshala）開往德拉頓（Dehradun）的印度家族企業私營巴士在晚間七點半發車，隔天早上抵達位於德拉頓的流亡藏人定居營區Dickey ling。我和擔任藏英翻譯的女孩央珍遵循當地人的做法，傍晚在家吃完Saga dawa月的素食晚餐後，走到市場下方的旅客服務中心對面，在路旁的大石頭上坐著等車，路燈下群繞的蚊蠅逼我們手舞足蹈，不時翹首企盼。
重回達蘭薩拉，除了彌補藏語沒學好的遺憾，主要是為了一篇會議論文的田野訪問工作。過去我的研究主要圍繞在教育與生計的課題，即便是處理歷史，我處理的多半是機構和制度的歷史，探討某個概念的變遷與實現，針對制度本身提出批判與建議，摸索流亡與定居之間的平衡，作為一個外來的研究者忠實陳述，在當地的脈絡中以貼近事實現象的論述傳達關懷。
這次我做的是藏人難民保衛印度國境的敘事分析，我完全不是最適合做這個題目的人，不管是從背景資料的熟悉程度、與年長藏人男性交談的語言能力，戰鬥與殺戮的體驗、以及本身的經歷是否足以理解報導人的意義結構以做出有效的詮釋、加上我的「華人」身份……，幾乎每一步都是一個門檻，每一個門檻我都是艱難地爬著前進。然而當我驚訝地發現這個題目，將近60年來幾乎沒有人做，我想即便是滿佈錯誤與缺憾，或許會有人接手，繼續從這些年長戰士曾經活過的生命當中，說出那些與政治算計與軍事機密無關的人性故事──他們曾經渴望打回西藏去，在希望與絕望中掙扎，從未放棄要「回家」的渴望。
央珍理解我的難處，她的語言文學訓練與教學經驗可以彌補我在交談過程中無法完全理解報導人的不足。父母親來自康區的她，從小在印度東北方Arunachel邦的小型定居營區（同時也是佛教聖地）長大，該營區直到近兩三年才有公路相連，之前一直都處在對外交通不便的狀態，即便是居民種植蔬果或進行手工藝生產，產品要離開定居營區也十分困難。兩個女孩，一個年紀大而心智像孩子，一個年紀小但成熟穩重，就這樣搭上十多個小時的夜車前往退伍軍人居住的老人之家。
▋當台灣的生命歷史，面對藏地的漂流聲音
穿越歷史像是在黑暗中摸索光，特別是對一個外國人如我而言。面對已經逝去的時空，光是紀錄他者的故事無法生產出太多意義，假如寫作者還希冀能夠讓讀者對他者的人生共感，進而連結不同知識背景與價值傾向的群眾。在訪問年長藏人退伍軍人的過程中，我經常想起我的祖父母與外公外婆，經常思量他們活過什麼樣的歷史時空，在生命的不同階段做出選擇，那些選擇又將他們帶到不同的人生道路上。許多人都和我一樣，當年我們的祖先為了尋找生計，或者為了躲避戰禍而來到臺灣，在人生地不熟的土地上面對他者、自我保護、變成他者、或者變成自己人、又謹守著守護自己人的責任，族群碰撞之間，形成了島嶼今日的樣貌。而身為研究者，我所遇到的困境是：自我所感知的相似歷史過程，是否能夠造就一個能同理、進而能正確詮釋的心性？在一次次與年長藏人的訪談中，透過問題的變化，透過更多資訊的累積和一種人性基本情感的相互認知，甚至是透過各種不同版本的說法，我還在尋找這個方法論上的答案。
在一棟栽滿芒果樹和荔枝樹的老人安養院裡，正中央是一座寺廟，沿著寺廟四方印度軍方建立了兩層樓的平房和食堂，還有需要全日看護的慢性病患居住的病房。一群男人，從1950年代離開家鄉，捨棄原初為佛法獻身的姿態，成為保衛佛法的戰士。對於信仰的熱情使得他們結合成一支不分你我、來自不同地域與文化的兵團，在遷移與不斷拓展認識的邊界上、在印度的庇護與支持之下，他們又走過喜馬拉雅山另一頭的人生。
關於原初生活方式被破壞、外來的統治者為了行統治之實而進行的虐待與屠殺，任何人都會感到憤怒，「就算是一隻小狗被逼到了牆角牠也會抵抗」。而取代憤怒的是時事變遷之後，新的生活方式在藏地被建立，人們逐漸習慣、被迫接受另一個政權的統治。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37年過去後，年老的戰士屈辱地向新政權政府申請返鄉證，帶著退休金，再度上路，這次是反方向，待回到同樣地名的所在，卻發現自己再也無法留下來陪家人一起生活。家的意義改變了，這次，包含了自由。那年老的戰士又再度跨越喜馬拉雅山脊，回到這所老人安養院，和這些年來共同戰鬥過，生存下來的同伴，連同那些已逝去之人的回憶，在溫暖的山間谷地平靜步向死亡。
▋那個被迫離開的永恆故鄉
當仍然視自身為和尚的老戰士坐在我的對面，央珍在我們中間擔任「Ms. Commander Karma Chig（等一分鐘總指揮）」，老戰士滔滔不絕地講述從鄉下到拉薩，再從拉薩到此地的旅程，特別是關於戰爭的故事。他越講越投入，央珍的腦袋越來越忙、手臂不斷揮舞，我的鉛筆在紙上紛擾不休。我自己的意義結構或許也隨著這些藏人和我分享的人生故事而產生改變。「回家」是一種渴望，然而「家」的樣貌卻隨著心的變化而產生憧憬，是否唯有當我們以為已經回到家的時刻，才愕然發現，心所渴望的已經不再是眼前的居所。
訪談結束後，我們被贈送了一盒芒果，和一袋Pag（捏成拳頭大小的糌粑乾糧）。想起十年前在理塘，朋友們和一個藏族女孩將Pag放進口袋裡，上山到海拔5,000公尺的寺院去轉經。這次訪問，我們在佛祖釋迦牟尼誕辰、涅槃、成佛的日子抵達，在隔日中午離開，熱得紅通通的Dehradun太陽燒烤我們兩隻小雞。路上我忽然想到了〈月夜愁〉，慢慢唱起來。這首平埔族歌謠曾經被多次改編，被放進不同的國族敘事當中，或者期待現代主義的思想解放，或者一種組織殖民地人們被納進我群的憧憬。以生命為代價，我的報導人走過一程。央珍離家十多年，在訪問中她聽見了族群不一樣的故事，堅持不收取薪資，她笑我總是到各個地方煮飯給人吃，像是四處為家。多年後，我們或許會忘記訪談第一天晚上，因為聽見仇恨的話語與殺戮的衝擊，我在電話中向朋友們泣訴不知所措，央珍在我身邊沉默地聆聽；但我們不會忘記人性共通的對於安穩與平靜的渴望，人需要空間成為他自己。
85歲的康巴老戰士瞇著眼睛，我聽不懂他，他不認識我。當錄音機在他眼前打開，他立刻開始講述的，是1940年代動身加入戰場之前，美好的童年時光。藏地的雪山、藏地的草原、藏地的風、藏地的mantra。
一時之間，我們熱淚盈眶。
資料來源：林汝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