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文革爆發五十周年，文革結束四十周年。是文革使得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和政治結下不解之緣。六月將是八九天安門事件二十七周年，海外的中國人會有很多紀念活動，紀念文革，紀念六四。在文革後，尤其是八九後出走海外的很多朋友，都將在這樣的紀念場合重逢。當初意氣風發的青年，如今都兩鬢蒼蒼。三十年過去，今日中國的政治狀況，很多方面還不如當年。故鄉不只是不堪回首，我們中很多人在中國政府的黑名單上，連回國奔喪盡孝都做不到。我們仍然不同程度地在政治、個人生活、精神狀態的某個方面處於流亡的狀態。
一九五九年三月，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為避免民眾流血，突然出走印度。在到達避難之地後，達賴喇嘛和他年僅十幾歲的弟弟，回望被喜馬拉雅山阻隔的家鄉。他說，「現在我們是難民了」，從此開始了流亡生涯。一九九○年，達賴喇嘛出版了他的自傳《流亡中的自由》。達賴喇嘛用他的人生經歷，向我們證明，和流亡相連的，還有一個美麗的關鍵字：自由。
二〇一五年年底，我在南印度西藏下密院偶然遇到了一個中年俄羅斯男子，聊起來才知道，他是一個社會學研究者，在西藏難民定居點已經住了幾年，他是專門研究西藏難民身份認同問題的。他想要回答的問題是，十餘萬追隨達賴喇嘛出走的藏人，生活在印度次大陸和喜馬拉雅山南麓的十億印度人中間，他們的身份認同狀況是怎樣的。他們是在怎樣的具體狀態下「融入」了主流社會？他們是否能繼續保持自己的藏人政治認同？他們對自己政治前途的期望是什麼？
他的研究題目抓住了政治流亡者一個普遍的兩難處境。和當代一些突發的戰爭或自然災害造成的流亡群體不一樣，藏人的流亡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現在還看不到結束流亡返回家園的可能日期。在異國的生存發展和保持政治認同形成了無法回避的張力，在歐美的中國政治流亡者同樣如此。我們看到的普遍情況是，歐美自由國家給了中國政治異見者自由和生存發展的空間，融入主流社會卻和保持原有政治意識構成一對矛盾，特別是從事文科且流亡時年齡較大的人，都面臨著所謂「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的悲情局面。
藏人形成流亡基地自立互助
當年，達賴喇嘛和追隨他出走的十餘萬流亡藏人，面對著更大的困難。印度次大陸的濕熱氣候對流亡初期的藏人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很多人死於疾病傷痛和營養不良。印度次大陸和歐美不同，那裡本身有普遍的貧困問題，生活資源不足，還有數億人口的汪洋大海。藏人在這個人口汪洋中，融入主流社會後，很可能意味著丟失政治認同，並逐漸失去自己的文化獨特性。
在困難而危急的流亡初期，達賴喇嘛作出了決策，藏人既要在流亡之地生存發展，也要保持藏人的文化、語言和政治認同。於是，達賴喇嘛向印度政府提出，藏人要聚居，形成流亡基地，藏人的兒童要在專門為藏人辦的學校裡接受現代教育，藏人要建設自己的寺院；然後，藏人將在國際社會的幫助下，自立互助，生存發展，並為印度社會做出貢獻。
半個多世紀來，流亡藏人就是這樣做的，他們的第三代都已經成長起來。西藏流亡社區是二戰後世界流亡人群中最和平、最友好、組織良好、最受全世界尊重的流亡社會。我在印度、尼泊爾各地的藏人定居點看到，最好的建築是寺院和學校，藏人的年輕一代大多都能用藏語、英語和印度語三種語言，老人得到了妥善照顧。各個難民村的領導機構是福利辦公室，其主要工作是贍養老人，提供醫療等事務。各地藏人根據不同條件，發展自己的產業。南方以三大寺為核心的定居點，儼然成為叢林中欣欣向榮的現代城鎮。冬季在全印度賣毛衣的商販，幾乎全是流亡藏人以合作社形式互相扶持的小販。流亡藏人的學校都是當地比較好的學校，一般要招收百分之十五左右的當地印度人孩子。流亡藏人開辦的旅館飯店招收印度員工，為印度社會提供工作機會。
年輕一代的流亡藏人，很多在印度大學裡完成了高等教育，有些則來到歐美，順利融入歐美主流社會。但是，歷經半個多世紀後，很多藏人仍然保持難民的政治身份。藏人行政中央（即西藏流亡政府）已經改革成為民選的現代民主社會的權力機構。流亡藏人的政治身份認同不存在丟失的危機。達賴喇嘛在二○一一年極具勇氣和深謀遠慮地宣佈政治退休，把權力全部移交給流亡政府，讓流亡政府得到鍛煉機會，讓民主機制逐漸成熟，至今已經五年。藏人的流亡基地就像孩子學步，儘管還不穩，終將強健起來。
自由就是國界，自由就是家鄉
在歐美的中國政治流亡者群體，也面臨類似的問題。有些人迅速融入了主流社會，卻和原有的政治訴求漸行漸遠，還有些人以妥協為代價回歸故鄉，更多的人在生存和流亡之間掙扎。有一些人堅持當年的政治理念，至今保持難民身份。中國政治流亡者群體中，有很多十分出色的人才，很多人做出了極大的個人犧牲。但是，中國政治流亡者的悲情經常表現為沮喪感和孤獨感，其原因是流亡者群體在自組織方面的數次失利，於是產生了古今中外政治流亡者難以避免的互相指責和碎片化。
相比之下，流亡藏人在互助和自立能力及其組織方面交出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單。這和達賴喇嘛的引導和指點是分不開的。達賴喇嘛是古印度佛教那蘭陀學院理性傳統的繼承人，最推崇西元二世紀龍樹菩薩的中道哲學。達賴喇嘛和藏人半個多世紀的流亡，大部分時間都處於十分困難的狀態，但是達賴喇嘛從沒被悲情所俘虜，從不沮喪，從不絕望。流亡初期，當全世界都以為西藏問題已經從國際政治舞臺上消失了的時候，達賴喇嘛繼續他的弘法事業，給所有願意聽的人講經，和著名天主教修士湯瑪斯‧默頓交流冥想修行的心得。當他終於能夠訪問西方的時候，途徑任何地方，只要聽說那裡有高深的宗教修行者，他就前往要求會見交流。他和全世界所有主要宗教的精神領袖都有來往，都友好平等地交流。每到一地，他都爭取訪問大學，要求和著名科學家對話。他和世界一流的物理學家和神經科學家的對話，持續了三十年。無論處於什麼境地，無論遇到什麼挫折，達賴喇嘛的態度是該幹什麼還是幹什麼，快樂來自於內心。他的快樂的笑聲，出自內心，聞名世界。
流亡藏人在達賴喇嘛的領導下，表現出政治流亡群體非常難得的團結互助和自立發展的能力。藏人內部也有地域、宗教流派和政治觀點的差別，也有流亡中的種種艱辛，敵視流亡藏人的外部政治勢力也在滲透和破壞藏人社會，但是，達賴喇嘛用他的理性、深思熟慮和幽默快樂的語言，四兩撥千斤，穩定了藏人社區的人心。達賴喇嘛用他的行動，向我們顯示了什麼是流亡中的自由。達賴喇嘛的榜樣在提醒我們，在自由世界流亡，並非不幸，因為對於一個自由的心靈，自由就是國界，自由就是家鄉，在我們得到自由的同時，我們也得到了快樂。
轉載:動向雜誌
資料來源：丁一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