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言是如此迫切又重要（上）
2010年夏天，旅居以色列的漢人作家唐丹鴻，與流亡藏人作家桑傑嘉合作，在印度達蘭薩拉、貝日、達蘭豪斯、芒高特等流亡藏人定居點，採訪了十多位流亡老人，整理成《翻身亂世：流亡藏人口述錄》一書，即將由臺灣雪域出版社出版。我受邀寫序。而我應從，並非因為唐丹鴻是我結識二十年的好友，恰是這本書本身。(圖:「四水六崗護教」反抗軍1958年在衛藏澤當。唯色提供）
我是這麼寫的：
這本書，與其說收輯的是十一位藏人的故事，更應該說記錄的是十一位藏人的證言。
因為是證言，所以需要這樣的說明——
時間：分兩種，記錄時間為2010年，但人物講述的是上世紀1950年代及前後。
地點：分兩種，記錄地點位於印度流亡藏人社區，但人物講述地點包括圖伯特（西藏）諸多地區，主要為康區、安多農區和果洛牧區及衛藏。
人物：採訪者是漢人作家唐丹鴻。流亡藏人作家桑傑嘉擔任翻譯。受訪者即十一位原籍為康、安多和衛藏的藏人，但如今身份都是流亡者，且已年邁，如今已有兩人過世。
事件：是的，事件，卻不是簡單的事件。因為關涉家園的被佔領與抗爭，關涉信仰的被踐踏與捍衛，關涉生命的被屠戮與反抗，關涉歷史的被改寫與修正，關涉真相的被代言與證言，等等。
我因此想起前些日子所讀的新近出版的中文譯著：《誰，在我呼喊時——20世紀的見證文學》，作者是法國作家克洛德•穆沙（Claude Mouchard）。而見證文學，如譯序介紹，指的是那些親身遭受過浩劫性歷史事件的人，作為倖存者，以自己的經歷為內核，寫出的日記、回憶錄、報告文學、自傳體小說、詩歌等作品。對照《翻身亂世：流亡藏人口述錄》，後者是口述錄而非見證文學，卻具有同樣的意義。這是因為這本口述錄與其他口述錄不同，完全沒有記錄者的聲音，從頭至尾都是十一位親身遭受過浩劫性歷史事件的藏人聲音，如同十一份自傳，恰在於記錄者唐丹鴻與桑傑嘉忠實錄製，忠實再現，使得這本口述錄成為事實上的見證文學。
克洛德•穆沙寫道：「這個世紀最重大慘烈的歷史事件，都與國家暴力有關。在這個背景下，所謂『見證』，就是將有組織、大規模的政治暴力如何發生這回事，從親歷者的角度訴說出來。從根底上說，『見證者』是一個『餘生者』，因為他經歷的那場暴力本應將他吞沒，或起碼是剝奪他的話語，使他悄無聲息地自消自滅。而見證的語言，也自然就是一種劫後的語言，本應不存在，然而存在著。」
十一位藏人用藏語講述的證言，被翻譯為中文，來抵抗強權強迫下的遺忘，從而對這半個世紀以來在圖伯特發生的「世事反轉」或「時世反轉」，做出了真實而有效的見證。
關於《翻身亂世：流亡藏人口述錄》，唐丹鴻在給我的郵件中寫道：
「之所以產生採訪這些流亡者的念頭，是因為想越過所有代言者，無論是善意的還是假冒的代言人，直接聽聽藏人親歷者怎麼說。很慶倖我這麼做了，更慶倖有桑傑搭檔。我們尋找的標準很簡單：親歷了時世反轉的一代。在達蘭薩拉有幾位常常接受媒體採訪的親歷人士，因他們的故事已被『廣為所知』而被我回避了，雖然這『廣為所知』其實不過是有一些不同語種的出版物或專題報導，而且在中文世界遠遠不是『廣為所知』。
「這十一位受訪者散居在印度的幾個西藏流亡者社區，多數來自康區，有的有名，有的無聞。後者，桑傑費了些周折才找到他們。他們毫無準備，有的願意說，有的經桑傑央勸才開口。在整理訪談文字過程中我發現，除了我事先設計的模式化問題，桑傑還追加了一些關鍵的問題，這些問題只有對具體歷史事件和相關事件很熟悉才會有的追問，而我是不會注意的。
「在他們的敘述中，呈現了：另一個『自古以來』，從來不是中國一部分的自古以來；另一個『中央政府』，噶廈；他們的國家認同是博（西藏），從來不是中國，他們沒有一個人認為自己是中國的一支少數民族，這種認知不是基於政治立場，而是與生俱來。另一個西藏地理，一片在他們記憶裡清晰存在的山河，而在我的現實眼界裡卻是中文行政區劃名下的幻影……在見到他們之前，好多地方我都去過：理塘、鄉城、爐霍、甘孜、德格紮西卡、鄧柯、江達、玉樹……；我所有關於雪峰、草原、野花、寺廟、人們……的記憶，都來到了註定顯現的另一層，摻雜了槍彈、炮火、奪命、家破人亡、人去樓空、客死他鄉……」
在另一封郵件，丹鴻則說明：「我和桑傑共同認為，中文過去的某些習慣譯法既未能完整準確傳達藏語本來含義，而且還有故意矮化之傲慢、也包藏了政治用心。既然是藏人的述說，漢譯就應該儘量接近願意和本來面貌，而不是重新落入過去被處心積慮貶低了的中文翻譯裡。因此，把漢人統一改成了中國人，也把『部落』恢復到藏文音譯『雪巴』，『頭人』改用藏語音譯『賁』，『土司』改用藏語音譯『傑布』，等等，並作了相應的注釋。」
我回復丹鴻：「你的話深深觸動我。你說得很準確。那些別有用心的代言者，受夠了。」
注意到丹鴻和桑傑向受訪者提出的二十多個問題。比如，請您談談您對家鄉的印象；您是否認識你們當地的頭人（地主、莊園主）？您是否還記得周圍的人，比如父母、親戚等是怎麼議論頭人（地主、莊園主）的？您那時聽說了漢人、漢地嗎？那時您認為西藏和漢地同屬一個國嗎？您對到您家鄉來的那些漢人軍人或幹部有什麼印象？家裡人或鄉鄰對漢人的到來是怎麼議論的？您和到家鄉來的漢人說過話嗎？交沒交朋友？您怎麼決定逃亡（或參加抵抗活動）的？決定抵抗以後，當時你覺得你們有獲勝的希望嗎？您在逃亡（或抵抗）經歷中，記得最深的事情是一些什麼？您認為在您這一生中，最痛苦的是什麼？中國政府稱你們為「叛匪」，您認為自己是「叛匪」嗎？等等。
丹鴻和桑傑實際上做了一件非常及時的事情。而這，更應該由被捲入翻身亂世的數百萬藏人的後代們去做；應該從每個村子，每個部落，每個宗（縣），每個地區，以及每一座寺院，做起。去訪問，去錄音，去攝影，去錄影；共同回憶，共同重返已經喪失的博，共同反思何以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共同思考和努力未來的道路。這樣，見證就不只是十一個人的，而是藏人習慣說的「薩亞楚」（六百萬藏人）的，而是當年的犧牲者與餘生者，以及重生再回來的無數同胞的。也因此，證言是如此迫切又重要。
丹鴻和桑傑採訪的十一位流亡藏人，包括康7人，安多3人，衛藏1人，即來自確喀松——傳統西藏地理範圍的簡稱，意為多衛康三區，當然西藏還包括嘉絨、羌塘、阿裡等地區。所採訪的康巴中，有3人是德格人，正是我父親的同鄉，這讓我在閱讀時百感交集，感覺是替我這個德格後人補上了被空白的一課。並且，我總是想起另一本重要的見證文學——藏人研究者跋熱•達瓦才仁著述的《血祭雪域》，於2012年由雪域出版社再版時，我在如今已關閉的香港《陽光時務週刊》撰寫了推薦語：
「《血祭雪域》是一部關於西藏戰敗記錄之書。依據上百個戰敗而流亡的藏人暮年口述，披露1950年代席捲全藏地的屠殺與抗爭，其真相殘酷又悲壯，反倒是奧威爾一句名言的佐證：歷史就像不斷刮乾淨重寫的羊皮紙——對於從雪域佛土蛻變成動物莊園的西藏，今天已被勝利者改寫為『解放』與『新生』之甜蜜蜜。作者跋熱•達瓦才仁生長在紅旗下卻翻越雪山，成為新一代流亡者。此書是他在1990年代，深入流亡西藏各難民定居點所做的記錄，口述者多已抱憾離世，卻留下西藏當代史上的寶貴見證。」
而《翻身亂世：流亡藏人口述錄》，是以個人的聲音，緩緩道來圖伯特悲壯戰敗之書。
2015年8月，北京
資料來源：唯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