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塵封的往事
1、
遮蔽？是的，就是這個詞：遮蔽。並且不是一點，也不是一部分，而是太多，太多，幾乎全部，都被遮蔽了。我說的是那一段歷史，發生在整個圖伯特大地上，長達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歷史，——幾乎都被遮蔽了。(圖:西藏文革照片/唯色提供)
每當如此言說，眼前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感覺，這個感覺是形象的，就像是隱約看見了一隻巨大的巴掌懸浮於頭頂，用漢語的一個成語來描述即一手遮天。那麼，是誰的手呢？為什麼那手想要遮住天呢？
有「天」就有「地」。於是又想起漢語的一個成語：遮天蔽地。——這裡面「遮」和「蔽」都有了，但顯然不再被動，似有一種主動的因素驅使著。
是不是，所謂的「被動」和「主動」其實都為一體？施與者與受之者都是其本身？找一個比喻來說，就像是我扔出去的亂棒，卻都紛紛打在了我自己的頭上；我站在風中吐出去的唾沫，卻都濺在了我自己的臉上。
不過這比喻還是不確切。這比喻太明顯了，毫無「遮蔽」一詞所具有的那種隱秘、蒙昧甚至幾分陰謀的意味。而且，「遮蔽」還含有特意、有意或故意如此的意味。
是誰要「遮蔽」？是誰在「遮蔽」？又是誰被「遮蔽」了？
2、
我父親拍的三百多張西藏文革照片【1】中，有一張在內容上具有震撼力、形式上具有衝擊力。是熊熊燃燒的烈火，大肆漫捲著、吞沒著正在燒成灰燼的無數書頁——在這之前都是存放於寺院不知多少歲月的佛教經典。分不清楚誰是縱火者，誰是圍觀者，因為他們相互混雜，表情皆都興奮莫名。而且，與中國各地的同類文革照片中出現的人群，無論裝束還是相貌都十分相似，只有作為背景的藏式建築提醒我們：這是西藏，這是拉薩，這是大昭寺的講經場「松卻繞瓦」。
能搶的就搶，能砸的就砸，能燒的就燒。然而，「四舊」太多，搶不完、砸不完、燒不完的就扔，扔在大街上，扔在廁所裡。我母親回憶道：「有一件事情給我的印象很深。有一天我去你澤仁叔叔家送東西，那是我生了你以後第一次出門。從軍區後門的堯西朗頓家到帕廓街東邊的魯固汽車站，一直到攝影站的一路上，不知道是不是又在砸大昭寺還是砸附近的幾個佛殿，過去放在寺院裡的經書被扔得滿街都是，地上撒滿了經書，一頁頁，比樹葉還多，走在上面發出「嚓、嚓」的聲響。我心裡還是有點害怕，覺得踩經書是有罪孽的，可是沒辦法呀，地上全是經書沒法不踩上，躲也躲不過。我的心裡很不舒服，想著人們怎麼連經書都敢踩呀，車也從經書上面碾過，那些經書已經又髒又破。那時候是秋天，風一吹，破碎的經書就和樹葉一起漫天亂飛。這件事情給我的印象實在太深了。」
如今住在加德滿都的表姑也心有餘悸地對我說：「把砸碎了的佛像裝在背兜裡，倒在路上和街道上，還把經書一張張地撒在路上。心裡面害怕得很。每次去扔佛像的時候，每次踩著經書和佛像走路的時候，心裡面的那個害怕啊，實在是說不出來。但是沒有辦法呀。天哪，那時候還把夾經書的木板拿去蓋廁所。那木板上面還刻的有經文。貢覺松（三寶護佑）！在上面拉屎撒尿，罪孽太大了。這樣的廁所在木如寺那裡蓋了一個，在小昭寺那裡蓋了一個，在木如居委會那裡也蓋了一個。人們都害怕去那裡解手，可是不去的話，居委會的幹部要罵。」
當時滿大街都扔著破碎的佛像和撕碎的經書，許多信教的老年人都很難過，悄悄地說，人活這麼大年紀有什麼意思？活的年紀太大了，連菩薩的死都看見了，還有比這更不幸的事情嗎？小時候帶過我的保姆阿佳益西搖著白髮蒼蒼的頭說：「難道不是這樣嗎？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連菩薩也被整死了……」
3、
我父親拍的還有兩張照片耐人尋味。在大昭寺過去的講經場而此時批鬥「牛鬼蛇神」的現場——「松卻繞瓦」，一個幹部架勢的漢人滿面笑容，他顯然是這場批鬥會的主持者。兩張照片並不是一個連續的過程，但他的動作卻是連續性的：微微後仰著身子，笑容不變，那不屑地指點著胸前掛著一摞經書正垂首挨鬥的喇嘛的手指，即使放下來也像是隨時準備伸出去。
他的笑容是這兩張照片唯一的笑容。而在其他人——即使是屬於同一個戰壕的「翻身農奴」——的臉上，卻不見如此輕鬆、暢快的笑容。他們的臉上更多的是激動、激昂和激憤，但又略帶緊張，和一種似是不敢相信眼前突變的迷惑。那個把手搭在喇嘛肩上的藏人紅衛兵，其姿勢和神情不但不兇悍，竟奇怪地又吐舌又彎腰，好似帶點不自覺的誠惶誠恐。只有他在笑。只有這個漢人幹部開懷地笑著。這是一個佔領者的笑容。是一個權力在握者的笑容。是一個新主人的笑容。
他是誰呢？有人說他像曾當過「三教工作團」團長和城關區書記的李方（音）。據說此人不但霸道而且貪婪，後來在調回漢地時私自帶走不少珍貴文物，但車在半路上翻了，他受了重傷，拿走的東西滾落一地，這才暴露無遺。不過照片上的這個人，究竟是不是有一臉絡腮胡的「書記加烏啦」（加烏，藏語，大鬍子）？儘管我們無從確鑿地得知，但不能忽略他以及他的笑容。這個人滿面得意的笑容其實具有象徵性。
而那位頭戴高帽的喇嘛同樣具有象徵性。包括垂掛在他胸前的一摞珍貴的經書。包括他面前的那輛堆滿了法器、唐卡等等宗教物品卻被視作「四舊」的木板車。有人說他是大昭寺管理釋迦牟尼佛殿的「規尼本拉」，有人說他是哲蚌寺的四大堪布之一——格巴喇嘛，也有人說他是沙拉寺或甘丹寺的高僧。其實我們又何嘗不可以把他看作是被勒令穿上護法法衣遊街的德木仁波切，或者是被紅衛兵用金剛杵打死的拉尊仁波切？
至於那麼多圍成幾圈的看客裡面，有多少人是出於被解放的歡欣鼓舞，有多少人是出於恐懼和惶惑，有多少人是出於為己盤算的心計，我們也一樣無從知道。但我們知道一點，那就是，實際上，奴隸依然是奴隸。當面帶如此笑容的新主人出現時，當昔日用以傳播佛法的地點變成不公正的法庭時，當一個人被莫須有的罪名加以羞辱性的審判時，那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圍觀者們，或許還構不上幫兇的角色，但至少在表面上顯得那麼馴服的他們其實還是奴隸。他們其實從來也沒有被真正地解放過。
「松卻繞瓦」在這個時刻喪失了它原本滲透的宗教精神。這個時刻，不，這個時代，這個被藏人稱為「人類殺劫」（藏語諧音，文化大革命）的時代，把太多的恥辱深深地刻在了鋪滿講經場的每一塊石頭上面。「松卻繞瓦」從此成為1966年席捲圖伯特的那場革命的見證。
4、
帕廓，在漢語裡經常被稱為「八角街」（漢語發音為「Ba Jiao Jie」），而這個容易產生歧義的錯誤發音，傳說源於一九五0年進入西藏的解放軍隊伍中的四川士兵，或許更早，可以追溯至清朝駐藏大臣時代，但肯定與四川人有關，因為在四川話裡，「角」被念作「Guo」，於是帕廓街變成「八角街」也就不足為怪，但它的含意絕非指這條街有八個角，它原本的發音也不是「Ba Jiao Jie」。然而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這天，帕廓，不，被漢人叫成「八角街」的這條老街，以一個充滿革命意味的新名字取代了宗教含義的舊名字。破舊立新，大破大立，那種改天換地的豪邁勁兒濃縮在一塊曾經矗立在舊式石牆旁邊的新牌子上，更名為「立新大街」，藏語發音為「殺足朗欽」。儘管時光流轉，如今又是藏人口中的「帕廓」了，又是漢人口中的「八角街」了，又是轉經的街和商業的街了，還是遊客觀賞異域景觀的街，也是秘密員警最多的街，那是因為後來在1987、1989年以及2008年，在這條街上都發生過所謂的「騷亂」。
不過要把這「立新」翻譯成藏文並不容易，就像「革命」、「階級敵人」、「無產階級專政」等等意識形態化的概念，在藏文中並不能找到相應的定義。我們無法想像當時的革命者們是如何絞盡腦汁，才在語言的汪洋大海之中抓住了勉強可以解釋「立新」的兩個詞彙，繼而拼湊起來，在飽含「舊文化」的藏文中生造出、硬插入又一個嶄新的詞彙。我們也無法知道當時的廣大人民群眾是如何艱難地念誦並牢記諸如此類的一個個生澀的詞彙，以至於有時會鬧出把「方向性」說成藏語發音的「豬肉」、把「路線性」說成藏語發音的「羊肉」這樣的笑話。那時候，從未有過的新詞一個個不斷地湧現出來，天性愛作樂的藏族人為了加強記憶力而編造的笑話也一個個不斷地湧現出來。新生事物層出不窮。
其實在這個世界上不只是西藏人要面臨「立新」的問題，埃利•維塞爾（Elie Wiesel）在《一個猶太人在今天》書中寫到：「在二十年代與三十年代有過許多關於革命的談論——幾乎像今天一樣多，多得甚至讓一哈西德教派的拉比，儘管他生活在國際時事的邊緣，也決定去打聽一下。但當時他在他虔誠的信徒中詢問：『一場革命，那是什麼呢？』時，卻沒有一個人能夠給它下個定義，因為這一概念並未在《塔木德經》文學中出現過。從沒有這麼好奇過，這位拉比要求見一下某位猶太人，一個職業的教授，享有開明的盛譽。『好像你對我們哈西德教徒不理解的事情有興趣：告訴我，一場革命是什麼？』『你真想知道嗎？』教授懷疑。『好吧，是這麼回事。當無產階級開始與腐朽的統治階級展開了一場鬥爭，一個辯證形勢就發展起來，它使群眾政黨化並引發了一種社會經濟的變化……』『我真不幸，』拉比打斷道。『以前我有一個詞不認識。現在，因為你，我有五個詞不認識了。』」
改名字也是屬於「破舊立新」的重要標誌之一，摒棄舊的名字，更換新的名字，這是建立一個新世界所需要的必要形式，改名成為風尚。不但街道改名，商店改名，鄉村改名，甚至人人都要改名。我母親回憶說，「當時要求人人改名字，說藏族人的名字屬於『四舊』，有封建迷信的色彩，必須改名換姓。我們是由公安廳統一改名字的，每個人的新名字都要上報政治部批准，不是姓毛就是姓林，有的就叫高原紅。我先選了一個名字叫毛衛華，但公安廳裡已經有人叫毛衛華，我想漢族的名字裡也有叫玉珍的，乾脆我就叫林玉珍吧，跟林副統帥一個姓。可是，雖說要求新名字都得用，但除了軍代表點名平時都沒人喊，好多人都忘記了。我的一個同事小達娃叫高原紅，但每次點她的新名字她都沒反應，我們就趕緊捅她，『達娃啦，在叫你呢』，她才慌不迭地連聲說『到、到、到』。想起來簡直好笑。那時候的人都跟瘋了一樣。真的，文革時候人都瘋了，半夜三更說要去遊行，『噌』就走了，全都跑去遊行，敲鑼打鼓，使勁喊口號，精神還好得不得了。」
5、
印度女學者布塔利亞•烏瓦什（Urvashi Butalia）在有關印巴分治的著作中說，不僅要通過「歷史」來瞭解事件，「而且還要通過它的文學的、虛構的、歷史的、政治的描述，通過它的個人的、證明性的陳述來瞭解它，因為對任何事件來說，重要的不僅是『事實』，同樣重要的還有人們如何回憶這些事實，以及如何陳述它們。」而人們的陳述，卻因揭示黑暗，必然會重返黑暗並將記錄者也不可避免地帶入黑暗。
我至今記得採訪時，經常會為對方突然吐露的一兩句歎息——「瘋了，那時候都瘋了，就像吃了迷魂藥」；「可憐啊，我們這個民族太可憐了」——而心痛，會暗暗指責那些以革命的名義造成毀滅行為的人。但當我坐在電腦前逐字逐句整理錄音，一個個感嘆號開始為問號代替。這麼多人的心結，之糾纏，之壅塞，之沉重，察覺得到他們的精神世界其實佈滿某種烙印，而這烙印主要體現在語言上，只要開口，屬於某個時代或者某段歷史的特殊語言就會源源不絕地湧現，仿佛從來都具有如此單調而強大的生命力。又因為，那些語言是外來的，並不屬於他們原本從屬的民族，反而顯得彆扭、生硬。似乎是，當他們使用本族語言時，母語會自然剔除那些烙印，但他們用漢語學舌時，似乎只會重複那些烙印似的語言，如「解放」、「叛亂」、「破四舊」、「牛鬼蛇神」、「人民公社」之類。
作為用中文寫作的我來說，有段時間，不太願意再次翻看記錄這些烙印的老照片，也不太願意重溫當時的採訪錄音或文字，似乎是進入了對黑暗的西藏文革的厭倦期。
6、
是的，幾乎無一例外，每每在回憶那被塵封的往事時，很多人常用這樣一個詞來形容當時人們的狀態：——「瘋狂」。
「瘋狂」肯定是一種生理狀態，也是一種心理狀態。在這種狀態下的生活無疑充滿了種種暴烈，具有駭人的力量。但若要分析卻相當不易。因為單是幾個人的瘋狂尚能按照病理學去診斷和治療，偏偏是那麼多人都瘋狂，且前所未有地集體發作，這是為什麼呢？
人若瘋狂總是有原因的。自身的生理與心理素質不必說，誘發瘋狂的契機顯然來自於外界。而在那外界彌漫著的或激蕩著的，究竟是什麼，竟使人陷於非人的狀態之中？
難道是「權力」嗎？確切地說，是「絕對權力」嗎？在文革甚至更長的時間裡，絕對權力的網路無所不在，疏而不漏，其中的控制與被控制、監督與被監督、服從與被服從等等關係，即使兩個人相處也有可能存在，更不用說數十人、數百人乃至千千萬萬人的集體之中。
福柯（Michel Foucault）說：「人們想要這種權力，而人們也在同等程度上畏懼這種權力。這樣，一種無限制的政治權力對日常關係的干預就不僅成為可以接受的，人們習以為常的，而且是人們迫切渴望的，並同時也變成了一種普遍流傳的恐懼的主題。……在日常生活層面開始運作的權力將不再是那個既身臨其境又遙不可及的君主，他無所不能但又反復無常，是一切正義的來源，也是所有誘騙的目標，一身兼具政治的原則與巫術的效能。」
於是，人即使有對權力淡漠的，甚至無視的，但沒有一個人能夠從生活中完全地剔除那恐懼的因素。恐懼正是基於千千萬萬種權力而產生的，因此，一個人，你可以不去理睬權力，招惹權力，但無所不在的權力卻偏偏要來理睬和招惹你，怎麼躲避也是躲避不過的。
為什麼會瘋狂？為什麼要瘋狂？為什麼不瘋狂？——這就是問題和答案嗎？
7、
假如……不，我當然不可能目擊當時。除非時光倒流，而我須得保持如今的狀態和心態，我並不願意成為其中一員。在那些支離破碎、斷斷續續的敘述中，有過那個當年的他們漸漸面目模糊。雖然很多時候，他們的語調和神情亦如往常，但總會有突然失控的一瞬，某一扇記憶之門突然開啟，通向一個埋葬在記憶深處的世界，而在那劇變中的世界的中心或角落，孤單地佇立著他或她的青春時節的身影：驚詫，興奮，昏了頭，甚至迷狂間形影混亂。這身影如此突兀的顯現使他們無法持守如今已知天命之年的矜持和穩重，終於難以控制而突然語不成句，突然淚光閃爍，但都是瞬間即逝。
他們有的是足夠的歎息，遮遮掩掩的悔恨，以及將殘留的恐懼蔓延到今天的時局，用一句「不敢說」就為那一段歷史挽上一個不易解開的結。但說實話，我很少從他們中的哪個人身上，看到誰擁有比較完整的良心。是不是，通過對那一段歷史的回顧和總結，我們所要尋找的僅僅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尋找一個人的良心，進而擴大到尋找一個民族的良心？然而，這個「良心」何以鑒別？它是否僅僅是一種對於「是非善惡的評判」？有時候，似乎只能從一個小人物的行為上看到這一點。比如，洛旺叔叔這個「當權派」（文革中對官員的通稱）在挨批鬥時，一個不知名的炊事員會悄悄地給他送上一缸子盛滿糌粑和酥油的熱乎乎的茶。
不過，尋找良心就是我們探究那一段歷史的目的嗎？何況我們又有什麼資格來進行這種審判性的工作？假如……我們生逢其時，毫無疑問地，肯定也是其中一員，肯定誰也逃脫不過、洗刷不掉，肯定誰都是那被當然選擇的，而不是自己就可以作主選擇的。或者說，我們在工作中應該記住的，只是這樣一句話：「道德主義者必讚揚英勇，譴責殘酷，可是不能解釋事故」【2】。換言之，假如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也即努力地「解釋事故」，那已經是極其難得。而這顯然困難重重，所需依憑的外在和內在的條件甚多。
是不是，惟有記錄，記錄，越來越多的記錄，方方面面的記錄，那一個個「事故」才會從那些支離破碎、斷斷續續的敘述中，以無數個「偏」，漸漸地概括出一個比較真實的「全」來？(2002年寫於拉薩，2015年改於北京。)
注釋：
【1】1999年起，我依據我父親在西藏文革中拍攝的數百張照片，在拉薩、北京等地做了長期的調查、採訪和寫作，歷時六年，訪談七十多人，於2006年，由臺灣大塊文化出版《殺劫》和《西藏記憶》兩本書。《殺劫》被介紹是「四十年的記憶禁區，鏡頭下的西藏文革，第一次公開」，是文革在西藏的歷史影像及其評述。《西藏記憶》是文革在西藏的口述史。這兩本書被評價為「迄今為止，這是關於文革在西藏最全面的一批民間圖片記錄」，「文革研究的西藏部分因此不再空白」。
【2】這句話出現在黃仁宇所著的《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這本書裡。其中寫到：「……我們習寫歷史，警惕著自己不要被感情支配，但是這種趨向極難避免，即我自己的文字在內。有時縱不加評論，在材料取捨之間已使讀者思潮起伏。……這也就是說：如果被當時人的情緒牽制，我們極易將一個範圍龐大的技術問題，視作多數規模狹小的道德問題。或否或臧，我們對當時人之褒貶是否公正不說，總之，就使我們因著大時代所產生之歷史觀失去了應有之縱深。流弊所及，使我們對自己今日所站在的立足點惶惑。」他還寫到：「……以道德名義作最後結語所寫之歷史，常以小評大，有如法國歷史家勒費爾所述，『（道德主義者必讚揚英勇，譴責殘暴，可是）不能解釋事故。』」
資料來源：唯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