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提要：一個漢人，從小遭受專制迫害，在仇恨與屈辱中長大，從發誓反抗、報仇，到接受藏傳佛教慈悲大愛的信仰，並最終成為了尊者達賴喇嘛的弟子和追隨者。這是筆者真實的人生經歷，也是一個家族三代人的真實故事。它是百年歷史滄桑的一個縮影，而且交織了漢藏民族交往中的一段民間回憶。
一、本文緣起
前不久，一位藏人朋友達珍女士（注1）給我出了一個題目：「漢人心目中的達賴喇嘛」，希望我能就此來寫篇文章，談談自己的看法。眾所周知，這是一個大題目，這也是一個影響了半個多世紀中國人是非觀念的大問題。由於中共多年來妖魔化的宣傳，國人中，正面了解尊者的人不多，我也是在流亡海外之後，才開始真正的了解了這位偉人。由於我是尊者的弟子，又是一個漢人，所以我答應了達珍，來談談這個並非簡單的話題。
在中共統治下生活過的人都會有這樣的體驗：極權統治下，可怕的不僅在於剝奪人的生命、侵犯人的尊嚴；而且還在於因充滿了對暴政迫害的恐懼，不太會有人願意公開地站出來，見證過去，還原歷史。大多數國人在中共的洗腦之後，歷史觀往往是扭曲的。「帝國遺產」帶來的「大一統」觀念根深蒂固，十幾億人生活在一種荒誕的歷史說教中，久而久之，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也隨之固化。對於國人來說，我們不光生活在大氣霧霾的「穹頂之下」，我們也生活在心靈與思想窒息的迷霧之中。
記得曾看過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的一本傳記，書中有這樣一句話：「世界上的道理千千萬萬，但歸根結底都是些常識；現實中的困惑林林總總，但透過迷霧總可以發現真相」。本着這個信念，雖然我知道談好《華人看尊者》這個話題很難，一時也不知從何說起，但我認為：人性是相通的，並不分藏人還是漢人。因此，我想告訴讀者一個關於我們家三代人的故事。以自己人生的經歷、思考、感悟為線索，來談談：我的佛緣，和「我心目中的達賴喇嘛」。
佛說：「一花一世界」，也許我的故事就是一個縮影，它會幫助您了解一位偉人，帶您走入神秘的藏傳佛教。
二、兒時佛緣
人生中總一些有些事情是難忘的，而童年時代的記憶，似乎更染上了一層天啟般的神秘色彩，令人感懷。特別是在親人間，總有一些特殊的畫面、特別的印象留在了心底，這幾乎是每一個人過了中年之後的共同感受。
我出生在上海「華園」的一幢法式洋房裡，從小跟着外婆（蕭氏奉琴）長大。爺爺、奶奶、外公均早已過世。爸爸、媽媽忙於工作，很少有時間來陪伴我們，因此，外婆就是我兒時最親近的親人。
「華園」是當年法租界裡的一處花園別墅，我們家是2號，對面住的是京劇名旦嚴慧珠，電影演員白楊也住的不遠，她很喜歡我哥哥潘明，一直跟我媽媽說要收他做乾兒子。還記得，我小時候很頑皮，有一次和嚴慧珠的兒子嚴青青打架，他砸了我一磚頭，我一怒之下，把他扣在了花園裡的搖船下，結果被媽媽罰站了整整一個晚上。後來，嚴慧珠在文革中自殺了，嚴青青也因此受盡磨難。
和所有跟着老人長大的孩子一樣，外婆是我童稚時期的啟蒙老師。小時候，外婆經常給我們講《西遊記》和《希臘神話》中的故事，潛移默化地讓我們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外婆給我起的昵稱是——「孫猴子」，意思是：我就像大鬧天空裡的孫悟空，雖頑皮，但很聰明。我哥哥叫「唐僧」，倒霉的老三成了「豬八戒」。當然，我們不論怎麼淘氣，也總是跳不出「如來佛」——我外婆的手心。從那時起，佛教文化就進入了我的記憶。文革前家中有許多藏書，因此，我從小就特別喜歡看書。我對繁體字和文言文的閱讀理解，也來自於青少年時期受外婆的影響。許多保持了一生的生活習慣（如閱讀），就是在那個年代裡養成的。
外婆雖然很疼愛我們，但對我們的教育卻很嚴格，言傳身教地為我們樹立是非觀念。但外婆從來沒有打過我們，儘管我像「孫猴子」般的淘氣，並因此老挨媽媽的打，這時候，我的保護神就是外婆了。其實，我很愛我母親，兄弟三個中，只有我是由母乳哺育大的。媽媽是外婆最小的女兒，從小受父母寵愛，因此個性好強、孤傲，在文革中受了很多苦。因為年幼，在童年時代，我並不理解家世對自己的一生究竟意味着什麼。
小時候，看到其他孩子們家裡有爺爺或外公，而我沒有，就總是纏着外婆問：「我的外公是誰啊？」 外婆拗不過我們，就給我們看了家裡珍藏的一張外公照片，照片中的外公身着滿清官服，怪怪的？我心裡很好奇，留下了一種「舊社會」的朦朧印象。外婆說：「小晴，記住了！千萬不要在外面提起你外公！」
孩提時代，我對這句話似懂非懂，直到文革開始後我突然就懂了，原來我是黑五類家庭的「狗崽子」…… 不過在那時，我從未想過，外婆在民國時期，曾經是當年京城裡的貴夫人，與許多歷史名人都有過交往，包括許多政界要人和文化名流，如黎元洪、梁啟超、湯化龍、章士釗、孫文、李大釗等人，還有來自西藏的班禪喇嘛大師和許多漢地的佛教高僧。外婆的一生曾經歷過許多歷史事件，見證過一個時代的變遷。但在那個年代裡，長輩們對這個話題忌諱莫深，從不願談起。因此，小時候的我，並沒有對此產生過特別的感覺。
1965年，父親調到北京工作。66年，我和弟弟也去了北京，與父親一起住在東單二條煤炭部的宿舍里。不久文革開始了，毛澤東在北京檢閱紅衛兵，各國家部委機關相繼被砸爛。父親在被揪斗之後發配到江蘇徐州，關入牛棚改造。而我的人生，也開始經歷一個備受凌辱的少年時代。在被抄家、批鬥、侮辱、毆打、審查之後，父母均被抓捕關押。從那時起，我們弟兄三個就成了流浪兒，被社會所拋棄。在紅色風暴的施虐下，人人都對我們避之不及。在那段艱難的日子裡，只有外婆來了，她老人家頂着「地主婆」的帽子，忍着被批鬥、被毆打的傷痛來照顧我們，和我們相依為命一起熬過那些苦難的歲月……
有一天，我在凌亂和被洗竊一空的家中，找到了我母親（范八維）寫的交代材料底稿，開篇赫然出現了一行字：「我出生於一個大官僚、大軍閥、大資產階級和大地主階級的反動家庭……」 在當年的紅色風暴中，我已懂得了這些文字背後的恐怖含義，並開始親歷那個腥風血雨的年代。也因此，我開始從外婆那裡，了解到了外公當年的一些往事，知道了外公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並開始明白，這個世界是黑白顛倒的，公義是非早已蕩然無存。但歷史真相在那個年代是無法言說的，只能將其深深地埋藏在心裡。
外婆受外公的影響，是一個虔誠的佛教信徒。雖然在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後，佛教文化已被「無神論」壓倒，但外婆從未放棄過她的宗教信仰，也沒有接受共產黨的改造。即使是在文革那個恐怖的年代裡，她老人家也總是悄悄在家中，供上一張小小的觀世音菩薩法相，焚香祈拜，誦經念佛，為我們祈福，祈願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聞聲救苦，保佑我們全家度過那段苦厄歲月。有時候，我也會幫着外婆點香，隨她老人家一起念佛，但又害怕突然會有人闖進來，因為在那個年代，這是典型的封建迷信和反動思想，一旦被發現即會釀成大禍。那是一段戰戰兢兢的歲月，但我的佛緣就此種下，並最終成為了我的宗教信仰。
三、文革劫難
由於出身「黑五類」家庭，在文革年代，我們兄弟經常會被「紅五類」的孩子們辱罵和包圍毆打，有時候會被潑上一身大糞。12歲那年（1967年）我被一群成年人（紅衛兵、黨團員）毒打到昏死過去。黎明時，露水和來找我的兄弟的淚水將我滴醒，在我幼小的腦海里，浮現出了毛澤東的一句話：「觸及皮肉就是觸及靈魂」！一顆仇恨的種子從此埋在了心裡。從那以後，為了自衛，也為了報仇，我開始習武，學會了打架，有時被打得血流滿面，身體也曾多處受過傷，但我知道，也許如此我才有可能活下去。青少年，是一個人求知慾望最旺盛的時期，記得有一次，因為爬到文革時封閉掉的圖書館裡看書，被發現後，我和弟弟脖子上掛着大牌子，在學校大操場上接受萬人批鬥，受盡凌辱。這就是我走向人生的開始。
從不滿15歲起，我就開始去磚窯做童工，去採石場敲石子，修馬路和挖防空洞，直到後來去煤礦工作。在單位裡，我是被批鬥的對象，除了艱苦地勞動之外，還要忍受無休無止的政治壓迫。許多年裡，我是沉默寡言的，因為在那個年代中，你沒有說話的權利！只有老老實實地接受改造。因此，我曾多次想到過去死！覺得活着毫無意義。自文革開始，我「狗崽子」的帽子，一直戴到1979年我父親去世三年之後「被平反」時。追悼會上，文革劫後餘生的張繼恩老伯（1925年入黨，原中共中央機要主任，周恩來的機要秘書，父親的入黨介紹人）老淚縱橫地握着我的手說：「你爸爸是個好人、是個好人、好人…… 就這麼的沒了、沒了、沒了……」 這位經歷文革後已半殘的老人泣不成聲、難以自己……
是的，我父親（潘文瀾），一個華僑子弟——畢業於上海同濟大學的高材生，文理兩科的雙學士。四十年代後期，在上海的一家報社做編輯，受當時政治思潮的影響，參加了中共的白區工作。因為投身革命，1952年，他拒絕了繼承我爺爺在日本的遺產，勤勤懇懇地為中共政權賣命，但照樣逃脫不了政治迫害的厄運。在文革中，父親曾被長期地秘密關押（不知被關在何處？後來才得知，在關押期間的刑訊逼供中，他被打斷了三根肋骨，雙臂粉碎性骨折，不到五十歲已是白髮蒼蒼。）飽受了他所追求的「革命理想」——無產階級專政的殘酷迫害和摧殘。出獄後不久，就死在了河北唐山煤礦，屍骨無存。
而他受到迫害的原因無它，只是中共階級鬥爭政治哲學的需要。由於他出生在華僑資本家的家庭，又娶了一個大官僚反動家庭的女兒——這在文革中，是逃不過「血統論」的政治迫害的。當時的罪名叫做：「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裡通海外的叛徒、內奸」，「資產階級反動文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我父親在文革前，最後一個職務是《中國煤礦工人報》的總編）。在「死有餘辜」幾年後，一張所謂的「平反通知」，便掩蓋了那背後的所有血腥與罪惡！
經歷了文革，父親死了，母親瘋了。（文革中我媽媽受到了殘酷地迫害，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最終被逼瘋了！她的經歷很凄慘，在本文中無法詳述，一句話：斑斑血淚、血淚斑斑！今後待有機會再寫了，那是又一個催人淚下的故事。）但外婆沒能熬過那個恐怖的年代，最終被折磨致死。在那個黑暗的歲月裡，我曾親眼目睹了外婆被批鬥、被毆打、被侮辱，甚至連上街買菜，也遭受到「革命群眾」的拳打腳踢，被推倒在大街上。因此我經常為外婆跑腿，出去買些食品和雜物，以免她老人家遭受侮辱。外婆的去世，使我痛不欲生、傷心淚決！那一年，我年滿二十歲，已經在「十年浩劫」中長大了。
這就是文革和「血統論」帶給我們一家人的災難。是文革讓我懂得了什麼叫做共產黨，什麼叫做「新社會」。我從內心裡恨透了這個吃人的黨，恨透了這個毀滅人性的制度。我的人生命運，在那個年代裡就已經被決定了。父親在文革開始後曾告誡我們：「要相信人民相信黨」，等來的卻是屍骨無存。由於他死的突然，未能留下遺囑，只記得父親生前的家訓是：「老老實實做人，清清白白做事。」 但父親出獄後扔下的一句話：「永不從政！」 卻使我理解了他的不幸與悲哀，也理解了他對這個吃人制度的醒悟和對我們的擔心。未曾想，這句話竟成了他的遺言。
內心叛逆的我，沒有按照父親的遺願去做，而是走上了一條反抗的道路。因為從那時起，我已親身體驗了共產黨的罪惡，再也不會相信這個黨，而是徹底地，從心裡拋棄了共產黨！套用中共高幹于光遠女兒於小康的一句話：「父親死了，我便名實相符地和共產黨沒一毛的關係了。」
四、我的外公
佛門講因果，凡事都有原因和果報。既然外公是「大官僚、大軍閥、大資產階級」反動份子，我也因此成為了「狗崽子」，從童年時代起，他就成了影響了我一生命運的人。那麼，我對外公的生平、事迹自然會格外關注，總想多了解一些。文革中，我從外婆那裡，不光知道了外公是一個好人，是一位歷史名人，當年曾追隨孫中山推動共和革命，而且還是國會議員和大學教授。也知道了我還有一個舅舅在49年去了台灣，已有多年與親人生死相隔了。從外婆談起的往事中，我發現：似乎冪冪中有一種牽引，將我和西藏——那個神秘的雪域高原聯繫了起來。在真正了解了外公傳奇的一生之後，我除了感受到外公那一代人，在歷史上為追求共和憲政所付出的努力外，我也慢慢體會到了佛教神奇的「因緣」關係和神秘地「傳承」。看來，我之所以會進入佛門，而且不可思議地皈依了達賴喇嘛尊者，成為一名藏傳佛教的信徒以及西藏問題的關注者，也與外公的生平以及他與西藏的淵源有着某種聯繫。所以話題還要從外公的經歷說起：
外公范熙壬，字任卿，號耘勤（1878-1938 ）。據湖北范正澤《黃陂范氏源流考察記》所錄，外公是北宋范文政公（范仲淹）的第32代裔孫。16歲時考入《兩湖書院》是晚清名臣張之洞的得意弟子。作為晚清和民國時期的政治人物，他參加了「公車上書」，辛亥革命之後，在民初元年當選為國會議員，參與制憲，出任過非常國會主席。1924年孫中山在北京去世時，他代表國會撰寫了悼詞，主持祭奠大典，為總理執紼。外公范熙壬早年曾赴日學習法律，是晚清議會和民國法政制度的奠基人之一。於此同時，他也是東方傳統文化的繼承者。他自幼受佛教熏陶於襁褓之中，其生母劉韻梅太夫人，酷愛佛學，擅長五七言律詩。使他從小就受教於一個佛門世家。外公一生受母親的影響，篤愛佛學。在太夫人去世時，外公在泣悼《先母劉太夫人行述》祭文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母生平性極慈祥賢淑，待僕婢寬，而督子婦嚴。母酷嗜佛學，曾在陂邑楊家集同學人設居士堂，年年資助，毫不少吝。蒞北京後，無事即靜坐參禪，時時禮佛堂修鍊，言未來事，往往有神驗雲。」 外公的好友，前清進士翰林院編修李哲明，也專門為祭奠范母劉太夫人撰寫了輓聯：「已就佛作福田，奉釋迦文，無生早證；甘毀家紓國難，為孟博母，沒世猶榮。」
由於外公從童年時起，即深受佛學熏陶，成年後，為求得佛學真義，他訪遊方外，師從諦閑法師（佛教高僧，精通三藏，為天台泰斗，對近代佛教有扶衰起弊之功）談經問典，參究佛學，於多年的參悟中，破迷知返，一洗塵襟。此後，他在多年為官的生涯中，與太虛大師（民國時期的中華佛教總會會長），法源寺住持道階長老等佛教高僧大德交往甚密，並常年在府中供設佛堂，參禪禮佛。太虛大師曾與外公有詩詞唱和往來，禪機實足。詩稿不便在此一一詳錄，均已收入了外公遺著《敬勝閣集》。2008年，【清黃石如注陰符經】附外公用大篆體作跋的《金剛經》等文物在北京拍賣。原件為雙色套印，用卍字作標點，對於佛教界來說，這是極為珍貴的歷史文物，它也從側面印證了外公的佛學修養。外公在旅日留學期間，曾創辦《新譯界》雜誌，在其撰寫的《發刊詞》中，外公從哲學、佛學的角度，論述了「人與我」、「內與外」、「同與異」、「是與非」，之間的辯證關係。被時人譽為「大手筆」。外婆受外公的影響很深，也將她對佛教的信仰傳給了我們後人。外婆與外公的感情很好，當年外公曾專門為她賦詩《葵丑九月十七日蕭氏奉琴來歸–紀之以詩》，詩云：
盈盈一水望秋河，桃葉分明此夕過。
天遺黃姑迎織女，月教丹桂護嫦娥。
百年信誓山成礪，千里恩情海不波。
人比菊花容更淡，夜涼高燭照如何。
由於外婆終生信奉佛教，在我與她老人家共同生活過的二十年中，我深受外婆的影響。連我知道世界上還有一個"喇嘛教"（藏傳佛教）也是源自於外婆，那是因為她老人家曾多次見過九世班禪大師，而且在"舊社會"中，多次受到大師的"法雨甘露"之教誨，結下了深厚的西藏佛緣。而中共告訴我們的只有電影《農奴》，和一個被奴隸主迫害的"強巴"。
五、西藏佛緣
在外公身處的那個年代，由於滿清皇室篤信佛教，自順治年間起，就尊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為國教，滿清歷代的皇帝都是黃教信徒。因此，深受佛學熏陶的外公身為京官（內閣中書），在當年這樣一種文化環境和宗教氛圍下，他特別關注藏傳佛教以及西藏事務也就不難理解了。
早在1901年，外公剛入朝為官，就曾隨父上疏朝廷《新疆建立行省論》、《滿洲形勢考》、《唐平高麗百濟水陸用兵考》等奏摺，關心邊務。1902年，外公在其考入《京師大學堂》第一名的考卷中，以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與明代首輔張居正為例，從比較政治學的角度，論述了民族與地緣政治之間的關係。如今這份考卷已被《北京大學》收藏。
1903—1904年，由於英軍入侵西藏，他開始潛心研究西藏問題，參與滿清政府的西藏事務。據湖北作家蒂尕《湖北一個令人矚目的舞台—辛亥》一書中記載，作為滿清官員（內閣中書，商部章京，1903年在頤和園受到慈禧太后的接見），外公曾隨同大清國欽差大臣唐紹儀，赴印度參加了中英談判。由於史料的匱乏，我不敢確認作者記錄的真偽（有待核實）。但范熙壬是晚清、民初時期的蒙藏事務專家卻是歷史事實，並已為史料研究所佐證。
中國作家裴高才在《為民喉舌，范熙壬傳》一書中介紹，范熙壬是我國第一部《西藏語法》的翻譯者，填補了當時國內的一項空白，在學術界享有盛譽。為開發藏語宗教文化資源，推進漢藏交流，作出了傑出貢獻。因此，外公也贏得了當年蒙藏領袖的尊敬。他留學歸國後，一直以國會議員和法學專家的身份，參與蒙藏事務。其從弟范熙績將軍，還曾出任中華民國駐蒙古的參軍使（軍務廳長），與蘇俄軍隊作過戰。
姨媽范亞維在回憶外公的文章中寫到：「1915～1919年，父親和同窗好友陳士可參加蒙藏委員會。陳北上庫倫鎮撫外蒙，蒙人內附，感情融洽，五叔（范熙績）也隨同前往。後來段祺瑞另派親信徐樹錚奪權，而徐為人跋扈，促使外蒙親俄反華脫離了我們。五叔從外蒙返京，來『采壽堂』，講敘他沿途艱險情況，有時還不得不以馬尿解渴。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軍人的艱苦……」
1907～1908年，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在蒙古避難之後的返藏途中，接到光緒皇帝的御旨從五台山入京陛見。外公范熙壬適逢從日本回國，在隨軍機大臣張之洞入京之後，曾受命參與理藩院（注2）的接待事務，得以親近達賴喇嘛，蒙受尊者的法雨甘露。此後，外公更與班禪大師（第九世）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范家眷屬及子女，也因此在京、寧、滬等地，多次受到班禪大師的接見和賞賜。這段歷史，也在我們家族中留下了一段佳話，我母親的姐姐中，二姨媽范亞維才華出眾，具有一種非凡獨特的氣質，令許多認識她的人肅然起敬。據二姨爹說，二姨媽的氣質，那是與班禪喇嘛大師的撫頭和加持有關。那年班禪大師在雍和宮講經，看到眾大人中有一可愛的小女孩，特下壇，手撫二姨媽的額頭為之祈福誦經，給予特別加持，因此二姨媽從小就聰慧過人，氣稟非凡，長大後，又十分勤奮好學，取得了較全面的發展，終成一代名媛，被世人所尊敬和愛戴。
談到外公的歷史，還必須做出一個說明: 中共在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夕，公布了民國時期的歷史檔案，介紹了外公范熙壬的生平，透露了他當年曾營救中共創始人李大釗的一段事迹。據中共黨史網介紹：由李大釗介紹，外公在二十年代初期，曾以國會議員的身份秘密地加入過中共。其實，這段歷史外婆和母親很早就告訴過我，但一直不為外界所知。作為范熙壬的後人，作為經歷了中共專制統治的見證者，我完全清楚，中共在今天公開這段史料，無非是出於對台統戰的需要（因我外公曾是中華民國時期知名的政治人物，與國共兩黨都有很深的淵源。）這更使我看透了中共政權的虛偽和無恥。
因為從小到大，在幾十年的歲月中，外公一直是被官方當作敵人的形象出現的。五十年代，為了躲過中共建政後對民國後人的迫害，我姨媽范亞維曾找過中共元老李書誠、張瀾先、董必武等當年外公的故交，請他們證明外公的身份，為此費盡了周折，但並沒有起到什麼作用。也許當事人在那時的政治氣氛中已很難說話了（因李大釗的去世，無人證明這段歷史）。我姨媽還給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寫過信，當年她在北京讀書時，曾在我外公家中住了很久，教姨媽們學英文，外婆因此對她很好，她離開時，外婆還專門送了一枚金戒指給她。但信發出後石沉大海，沒有迴音。只有李書城老伯還算念舊，為此專門寫過一份信給姨媽。也許是這封信的作用，范氏家族才得以生存下來，但在中共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照樣有多人入獄勞改，無一家倖免，即使出獄後仍逃不過政治迫害。
多年來，沒有任何一級中共的黨組織證明過外公的身份。所以幾十年來，我們一家人，始終是頂着「大官僚、大軍閥、大資產階級」反動家庭出身的帽子，非常艱難地活下來的。在這個意義上，外公從來就是「最最反動」的代表而不是「共產黨人」，而且他的兩個弟弟都是國民黨的高級將領，其五弟范熙績（陸軍中將，蔣介石的中央軍）還參加了對中共蘇區的圍剿，逼迫中共開始了「長征」，更是「雙手沾滿了共產黨人的鮮血」。這就是我這麼多年來，從不對外談起家世的原因直至花甲之年。今天，當我將一生遭難的家世寫出來時，真的還要感謝加拿大的盛雪女士。是她給了我鼓勵，使我有勇氣面對這段歷史帶來的血淚滄桑。
六、流亡海外
八九年，我在逃離中國之後，曾在澳洲悉尼的Bondi Beach嚎啕大哭了一場，幾十年的悲憤苦難一瞬爆發! 這本是人的自然情感，居然也只有在自由的土地上才能發泄出來！
「當時剛剛逃出來啊，飛機一起飛，我沒有一絲興奮感，眼淚止不住往下流。心裡默默地只有一個想法：這是我的家啊，我一定要回來。」 ——這是我接受電視採訪時曾說過的一段話。如今，二十六年過去了，我還是未能回去，對於一個流亡者來說，這又是何等的悲哀呢？
思鄉情懷雖然是我的錐心之痛！但追尋自由和救國之道則是我一生的理想，而皈依佛門更是我心靈世界的起死回生! 因為八九年的"大屠殺"，已使我"心如死灰"了。在迷茫徘徊中，我開始了海外的流亡歲月。
由於經歷了那個「觸及皮肉，就是觸及靈魂」的年代，小小年齡就領教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因此，我對共產黨的「魔鬼」本性，有着刻骨銘心的認識。多年來心中一個最大的困惑，就是對待這樣的暴政，這個如此嗜血的政權，我們究竟應該怎麼去做？七十年代中，我們曾秘密反抗過，八十年代里，我們也認真探索過。為此，我曾幾次靠近了監獄的大門，能夠僥倖逃脫和活下來純屬是一種幸運。
半個多世紀來，西藏人、蒙古人、維吾爾人以及太多太多的中國人，在暴政下流盡了鮮血。多少人為此將牢底坐穿? 毛澤東死了，中共並沒有棄惡從善。八九民運最高漲的時候，我內心十分清楚，共產黨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最後一定會開槍鎮壓。判斷被無情地應驗了！六四大屠殺之後，在一些良知未泯人士的幫助下，我離開了中國，在踏上澳洲這塊自由的土地之後，我本能地開始了尋找「推翻中共暴政」的政治力量。
1989年我加入了民陣，但總覺得「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提法太天真了，對結束中共的殘酷統治真得會有效嗎？對此我是懷疑的，並認為中共決不會放下屠刀，天安門的血腥屠殺已證明了這一點。90年我之所以參加中國自由民主黨，就是認為：共產黨只能被打倒！人民必須起來反抗暴政，而抗暴是人民不可剝奪的權利，是捍衛人權價值最後的底線和基石！
那麼，我又是怎樣從一個堅定地主張「以暴抗暴」的政治反抗者，到成為一個以「慈悲為懷」的佛門信徒的呢？由於青少年時期的經歷，我一直在尋求"苦難人生"的社會解答。在我的深層意識中，也一直在尋找着某種心靈的歸宿。由於中國是一個無神論泛濫的國度，我的精神探索一直沒有機緣完成。雖然在我身上，從小受佛教的影響，早就有過多次神奇的「心靈感應和宗教體驗」，但真正找到人生信仰的方向還是在離開中國之後。
到了澳洲之後，我幾乎在各種宗教的大門口徘徊過。有一次，在參加教會的主日崇拜時，深受感動，差點當場站起來接受洗禮，如果不是後來的一些因緣使然，我也許就會成為一名基督徒了。90年代的最初幾年，我和民運中的一些朋友，經常在一起「談佛論道」，但其他人只是談談就過去了，而我卻慢慢地深入了進去。也許是宿世的因緣累積，加上從小受外婆的影響，以及對多年來人生經歷的感悟，我終於成為了一名佛教信徒。
也許讀者會好奇，一個主張推翻暴政，積極投身政治反抗運動的我，同時又在信仰領域接受了佛家思想，並將此作為自己對生命意義的"終極關懷」? 這似乎看上去是一種悖論的選擇? 那麼我又是怎樣在這兩者之間，找到一種正確的解答和內心的平衡，並得到一種融通佛法智慧義理開示的呢？
看了我的文章，相信您會從中得到啟發，即佛法是包容一切世間出世間之智慧的，也是維護人世間正義法則的，更是圓融的、符合人性的。投身民運並不只是為了參與政治，它更是一種良心事業。在某種意義上，它和佛教的慈悲利他與普渡眾生息息相關。這就是我為什麼最終接受了佛教信仰的原因。
七、皈依佛門
在1994年的「六四」悼念活動中，我的內心第一次有了一種從未有過的震撼和感動。前來參加悼念活動的西藏喇嘛們，在肅穆莊嚴的氣氛下誦經祈禱，一陣陣如同金屬低頻共振般的神秘聲音，似蒼穹瀉下的天籟之聲，猶如大海掀起的波濤衝擊，開始穿透了我的心扉。在陣陣祈禱聲中，我的靈魂為之震動，我的內心隨之哭泣，不知不覺中我悄然淚下，一種深刻地感動包圍了我，彷彿在剎那間，我的意識突然醒覺到，這就是我無始以來靈魂的召喚，這就是我心靈的家園。
從那以後，我開始接觸藏傳佛教。雖然當時我已皈依了「禪宗門下」的藏慧法師，在漢地佛教的傳承下學習佛法，但是我還是被強烈的心願所驅使，去了解一個對我來說，既語言不通，教理和儀軌又是這麼神秘和難以了解的藏傳佛教。在一位師兄的帶引下，我和一些道友開始經常去藏密的道場參加法會。在法會中，我聽不懂藏語，也不明白那些神秘複雜的儀軌，只知道虔誠地盤腿坐下，默默地感受那種心靈的沐浴。有時一個法會下來，我的腿已經麻木到了失去知覺，站都站不起來。但儘管這樣，在心裡，總有一種平安喜悅會慢慢地升起。不知不覺中，我原本頑強鬥狠的性格有了一些改變，內心也開始慢慢地沉靜了下來。
最難忘的是有一天，給我們傳法的仁波切（藏傳佛教的金剛上師，漢地通常稱為活佛），親切地招呼我們幾個漢人坐在他身邊談家常，我這才知道了這位金剛上師的身世，以及他所經歷的悲慘故事。他告訴我們，1959年時他才11歲，在中共開始所謂的「西藏平叛」之後，他和家人一起隨難民們逃離西藏。在逃亡中，他們被追上來的中共軍隊發現了，當時許多逃亡者，包括他的家人全部被槍殺。只有他一個小孩子，跪在雪地裡，默默地念誦「六字大明咒」，不曾想，那些圍着他轉的軍人居然沒有發現，這才得以死裡逃生。在這樣的「奇蹟」發生後，他隻身翻越了喜馬拉雅山脈的茫茫雪域，在神靈的庇護下，終於到達了印度的達蘭薩拉。從此，他一直跟隨着達賴喇嘛尊者修行，後來成為了一名藏傳佛教的仁波切，幾年前，為弘揚佛法來到了澳洲，並與我們結緣。
在聽完這個悲慘的故事之後，我被震撼了！聯想到自己苦難的過去，我不由得問這位金剛上師：「您的全家都被解放軍殺害了（他們全家連他共十一位），難道您不恨這些殺了您全家的中共軍人嗎？您又為什麼要對我們這些漢人這麼好？還教導我們學習佛法，指引我們修行解脫之道呢？那些殺害了您家人的士兵不都是漢人嗎？」 這位上師給我的回答是：「我們藏人和你們漢人都是兄弟姐妹，這些軍人是在’無明’中犯下的罪孽，我們應該慈悲這些眾生，寬恕他們。我不光對他們不懷仇恨，而且還要將今天法會中誦經的功德迴向給這些人，以助他們脫離罪惡迷惑，早日回到向善之路中來。」 仁波切又告訴我：「你們雖然從事民運，但記住不要仇恨你們的’敵人’（無明眾生），因為，這個世界上慈悲才有力量。所以我說，我沒有仇恨，因為我們藏人、漢人都是兄弟姐妹。」
我承認，對於在中共仇恨文化中長大的我來說，這位上師親身經歷的開示，徹底顛覆了我多年來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藏民族的寬容慈悲，使我真正開始了新的思考：既什麼才是人生追求的真理？什麼才是人性的善良和偉大？在這個真實故事的感動下，在這位「西藏平叛」親歷者劫波餘生之後，不光不懷仇恨而且原諒和寬恕了仇敵——這樣一種非凡表現的震撼下，藏傳佛教以祂博大的精神和慈悲的情懷，徹底地征服了我。
這個真實的故事也改變了我的人生觀，並一直激勵和感動着我去為苦難的藏人做些什麼，去償還我們這個民族對另一個弱小民族所犯下的罪孽。這個心願多年來一直伴隨着我，直到2009年我隨民運組團訪問了達蘭薩拉。在參加西藏和平抗暴50周年的紀念集會上。我終於有了一個機會，公開地向藏民族表達了懺悔之情，我向在場的數千名藏人講述了這個悲慘和感人的故事，請求他們接受來自一個漢人的反省和致歉。
八、達賴喇嘛
透過全世界的媒體介紹，無論您見沒見過尊者，都會知道達賴喇嘛是一位在全世界受到尊敬、愛戴的宗教領袖；一位以慈悲思想征服了無數人的精神導師；一位在國際上具有廣泛影響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一位被中共長期妖魔化宣傳的西藏政教領袖。不過這樣的介紹太正式了，不是我們普通人的語言。其實，尊者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位和藹慈祥的長者，一位慈悲智慧的偉人，而且平易近人，絲毫沒有大人物的架子。這是我在20年前，第一次見到尊者時就留下來的印象。
1996年，在仁波切的安排下，我參加了達賴喇嘛尊者傳授的「時輪金剛大法」三天的法會，接受了法王的正式灌頂，成為了一名藏傳佛教的弟子。就在參加完灌頂法會之後的第二天，在澳洲民運人士秦晉的聯絡下，我們受到了尊者達賴喇嘛的接見。我作為剛剛皈依尊者的一名弟子，特地準備了哈達準備獻給上師。進門時，當我以藏傳佛教的儀軌向尊者頂禮時，尊者立刻走到我面前彎下了腰，親切地將我託了起來，並握着我的手直到在他的身邊坐下。當時，我內心的感動難以形容。因為，對我的靈性生命來說，這是一次真正的拯救。在整整一個小時四十分鐘的接見過程中，在尊者親切慈祥的與我們交談中，一個神秘的靈性世界映照在我心中，一股清泉飛流而下沁潤着我的全身。我知道，從此在我的心田裡，種下了一棵慈悲的種子。
不過，由於我這個人天性頑固，好奇心又重，仍然不願放過這樣一個難得的當面請教尊者的機會，於是我向尊者提出了我內心長期的困惑: 既人民是否有權反抗暴政的侵凌？在中共暴力鎮壓時，人民是否可以採取「以暴抗暴」的手段來推翻中共？
尊者在耐心地聽完我的問題後，回答我說：「在這個世界上，慈悲是最有力量的，壓迫和罪惡是因為人心的’無明嗔恨’造成的，要真正解決這些問題，光靠暴力是不行的。」 由於尊者知道我已是佛門弟子，特別開示說：「大部分問題產生的原因不是源於外在因素，而是來自我們的內心。憤怒、執著和無知，是造成不幸的真正來源。我們真正的需要征服的敵人，是內心的憤怒與仇恨，而不是在人生中短暫過境的外在敵人。面對現今世界的現實情勢，意味著我們需要學習以非暴力的方法來思考解決之道。我自己所採取的根本態度就是「中道」。」
尊者又說：「在碰到敵人想傷害你的那一刻，你就可以學到忍辱。敵人是很好的精神導師，因為有敵人，才可以培養忍辱；忍辱，才可以累積大功德力。完美的慈悲，是我們對敵人有愛。要消除憎恨與其他毀滅性情緒，你就要發展出相對的情緒──憐憫與慈悲。如果你有很強烈的憐憫心，非常尊重他人，寬恕就會變得很容易了。」
由於當時在場的朋友均是民運人士，也有媒體的代表。因此，尊者還對其它我們所關心的中國問題作了回答。有些話至今我仍記憶猶新，比如尊者認為：「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不光需要資本主義的活力，同時也需要社會主義的公正，這樣的社會才能和諧發展。」 這些話是尊者在1996年說的，而今天中國的發展現狀，恰恰證明了尊者當時的預見和擔憂。臨別時，尊者最後又特別的囑咐我：「這個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慈悲。」
對此，我這些年來一直在思考，作為西藏人心目中神聖的法王，西藏人世代相傳的的統治者（雪域佛國的king–國王）尊者來自青藏高原，至今他的家園、他的國土仍在中共的佔領之下。強權統治下的政治制度，殖民影響下的文化宗教摧殘，奴役壓迫下的人權狀況，一切的一切，都與自由世界有着天壤之別。半個多世紀以來，藏民族的內心傷痕纍纍，在西藏境內，宗教和人權的迫害愈演愈烈，如今，已有130多名藏人自焚，為了藏民族的自由和盼望尊者回家而獻身。
而尊者自少年時代起，即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和佛教傳承與經典的訓練，這位既是宗教領袖，又擁有西方獨立自由思想浸染的國際偉人，在流亡了半個多世紀之後，依然充滿魅力。他走遍世界各地，卻從不曾相忘雪域高原; 他備受世界的尊崇，卻從來都是如此和藹可親，平易近人。他畢生的思想成就都以慈悲寬容而展現，而他老人家卻和我們一樣，都是流亡者，他和所有流亡者的身份一樣，在故國和流亡地都是被放逐者和邊緣人，但他並沒有因此而放棄他的偉大使命和偉大理想。
多年來，尊者走遍了全世界，將他的理念，他的思想帶給了無數的人，也感動了無數的人。在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只了解一種文化，一種屬於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尊者傳播的偉大理念，卻讓人們知道了一種可以使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族群和諧共存的思想。這個多重視角下的全新觀念，和重視生命價值的人生哲學，無疑是解救人類生活方式不斷墮落的一劑良藥。特別是對沉浸在貪婪物慾中的中國人來說，尊者傳播的理念不光給我們帶來啟示，他同時表明了，西藏不光是一個美麗的雪域高原，它獨特的文化精神傳承，更是人類心靈最後的香格里拉和諾亞方舟！
寫到這裡，我不由得感嘆到: 驚醒吧 ! 我的同胞！不要讓帝國的思維繼續地殘害着你，國家是為人的幸福而存在的，不能為了"大一統"就不顧其他民族的死活。覺悟吧 ! 兄弟姐妹！人類本是就一家 ! 無論是藏人還是漢人，我們都應該享有現代文明的生活方式，都應該享有民族平等的自由權利！藏人和我們一樣，都不應該遭受強權壓迫和異族統治。雪域發生的災難再也不應該持續下去了 ! 同胞們，請您捫心自問，請您換位思考，請您設身處地站在藏人的立場上想一想。如果您認同自由和人權的價值，認同在這個藍色星球上，人類是彼此依存的兄弟姐妹。那麼，請您發出正義的聲音！不要讓藏人再用燃燒生命去爭取自由了！因為這不光是現代文明之下的慘烈悲劇，這更是我們整個人類的恥辱和悲哀！
九、中間道路
親愛的讀者，您知道「中間道路」方案嗎？它是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一個設想：全稱叫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框架下，實現藏民族名副其實的自主自治。」
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起，達賴喇嘛就提出了解決西藏問題的「中間道路」，得到了流亡藏人的擁護。此後，尊者的這一主張從未動搖過。所謂中間道路，就是在解決西藏問題的過程中，藏人不接受西藏的現狀，要求改變，但是不尋求西藏獨立，而是選擇「中間路線」，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內，尋求在西藏三區實行名副其實的自治。
「中間道路」對於西藏民族來說，首先是一個巨大的讓步和妥協，因為在歷史上，西藏一直是一個雪域高原上獨立而又奇特的國家。
自公元前127年始，雅魯藏布江流域的藏民族先民們，就擁戴聶赤贊布為王，建立了雪域高原上的民族部落國家。當土蕃王朝崛起於藏南的雅隆河谷時，西藏民族已經延續了20餘世古代部落國家形式的存在。在公元七世紀，藏王松贊干布成功的統一了青藏高原上的各個部落，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土蕃王朝，在唐代時，曾一度佔領過長安。唐蕃（漢藏）兩國因此簽訂了「世代友好」的條約。至今人們還在「津津樂道」當年「文成公主」的入藏，因此留下了漢藏民族歷史交往的美好回憶。
雖然在歷史的長河中，西藏曾一度被蒙古人入侵。以及在滿清的康熙年間，迫於大清帝國的武力，西藏淪為了清帝國的藩屬國（宗主關係）。但西藏的宗教文化也同時征服了蒙、滿兩個帝國的統治者。分別成為了蒙古民族的文字、宗教來源，和滿清皇室佛教信仰所供奉的國教。我們不能拿今天的國與國關係來看待歷史上的西藏，在2000多年的歷史延續中，西藏（土蕃）始終是一個在雪域高原上，獨立存在，具有自己的宗教、語言、文化、歷史、領土和有效統治的一個古老的國家。
到了近代，當大清帝國「皇統解鈕」、中華民族「舊邦新造」時，西藏民族也開始了尋求自己的獨立過程。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大清帝國轟然解體。1912年，中華民國宣告成立。1913年，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頒布「聖地佛諭」，宣布西藏事實上的「獨立」。並維持到了1950年中共軍隊的武力入侵西藏，佔領西藏。這就是西藏全部真實的歷史。由此可見：
一直到1959年達賴喇嘛被迫出走印度流亡為止，雪域西藏一直是有自己的政府的。這一政府有其獨特的權力結構，獨特的傳承方式，領導着一個完整的國家。「西藏地方政府」這一說法，是1951年，中國政府和西藏政府簽訂十七條「城下之盟」時才第一次出現的。所以，在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流亡藏人的政治訴求是西藏的獨立。這一獨立訴求有其歷史依據，並符合「民族自決」的聯合國公約精神。而「中間道路」主張則明確地放棄了這一獨立訴求。
因此，「中間道路」是在當今政治現實之下，基於漢藏民族的未來，由達賴喇嘛代表西藏民族，做出重大政治讓步而提出的妥協主張。這一主張兼顧了漢藏雙方的利益和訴求，是切實可行的，也是在中國未來的制度轉型過程中，打開化解民族衝突僵局的金鑰匙。
必須指出：尊者提出的「中間道路」，不只是從現實政治力量對比出發而做出的策略性退讓，而是有其深刻佛教哲理的。佛教講「無常」，承認世間的一切，無時無刻都在不停的變動之中，沒有什麼東西是永恆不變的（包括國家民族之間的關係）。怎樣對待這種變化，考驗着我們每個人的智慧和慈悲心。佛教思想提倡人類審視自己的動機，要求人在對待外境時，懷有善良的動機，做的事情不僅對自己有利，也要對他人、對他民族都有利。基於佛教的「中道」思想，而放棄自己一方的重大利益，以保證各方必要的利益，從而避免了各方長遠的衝突。對藏人而言，「中間道路」的政治主張可以保障西藏的宗教、文化與民族特性得到保護、延續和發展。同時也保證了中國人對領土完整和國家統一的要求，對相鄰國家而言，「中間道路」也有利於世界的和平與區域安全。
「中間道路」方案，為我們提供了解決西藏問題的鑰匙。因為：「真正的慈悲並非根基於我們自身的投射和期望，而是要站在他人的立場著想：不論那個人是親密的朋友還是敵人，只要他期許和平和幸福，也希望克服苦難。在此基礎上，我們對於他的問題，便能真正心存關懷。如果你希望別人幸福快樂，必須慈悲。如果你想要幸福快樂，也必須慈悲。」（注3）
其實，西藏的問題沒有那麼複雜。我們兩個民族曾經世代友好過，它既是歷史的記載，也是在我的家族中曾經有過的美好回憶。只要我們"己所不欲，勿施予人"，在尊者倡導的"中間道路"中，一定能夠找到漢藏民族和諧相處的方法。對此，我的設想是：在未來的民主轉型中，中國應該成為一個複合型的聯邦制國家。
我認為：在中國未來各民族關係的建構中，無疑，美國的模式是值得借鑒的。其優點集中在聯邦制上。托克維爾曾對美國聯邦制所產生的政治效果稱讚不已。他說：「聯邦既像一個小國那樣自由和幸福，又像一個大國那樣光榮和強大。」
托克維爾認為：美國人自立自強、進取創新、關心公益的精神得益於其自治和分權制度。聯邦制通過分權制衡約束和限制政府的權力，為公民自由提供了有效保障。聯邦制又是一種有巨大包容性的政治體制，通過分權、自治、多中心的制度安排，為不同民族、宗教、文化、社會利益群體提供了表達政治願望的充分渠道。
我的觀點是：相對於中國人傳統的國家觀念而言，更為重要的是：國家始終是為了人而存在的，任何國家形式，都必須建立在保障自由、人權和人民幸福的基礎之上。這是在「統一」或「獨立」之上更高的價值理念，它即合乎佛教倡導的「萬物共存」之精神，它也是當今文明世界的標杆。儘管實現這一目標任重道遠，但這是一個各民族共贏的未來藍圖，它需要我們共同的為之努力 !
結語：人類需要慈悲情懷
達賴喇嘛曾說過：「慈悲通常能夠帶給我們某種內在的力量，它一旦展現，自然會開啟一扇心靈之門，透過這扇門，我們可以與人類，甚至是有情眾生，自在地靈犀相通。」（注4）。
在尊者的倡導下，自90年代起，在世界上的許多國家，漢藏民族之間有了許多民間交流。它有效地化解了兩個民族之間的隔膜，開始讓人們突破中共的醜化宣傳，看到了一個真實的西藏和純樸善良的西藏民族。在越來越多的人群中，逐漸恢復了漢藏民族友好相處的歷史傳統。
在這個友好交往的過程中，我也交到了許多來自西藏的好朋友，如前文提到的達珍女士，還有才嘉先生、達波代表、安樂業、達瓦才仁、貢嘎扎西、洛桑尼瑪等其他一些藏族朋友。如今我們情同兄弟姐妹，患難相助，休戚與共。我又回到了在家世傳承中的，那個美好、溫馨的回憶之中，並幸運地繼承了三代人傳奇的西藏佛緣，成為了一名藏傳佛教的弟子。
在尊者多年的教誨下，以及和藏族朋友們的友好相處中，我終於明白了——「慈悲是獲得幸福快樂的最大能量。真正的幸福來自心靈的平靜，獲得幸福唯一的方法是利他，獲得快樂唯一的方法是慈悲。」（注5）因此，對於漢藏民族的未來和人類的將來，我們需要慈悲寬容的情懷。
在結束本文時，我願將自己多年來的修行感悟透露給各位，無論你有沒有宗教信仰，對此都不難理解。其實，修行就是放下執着（小到個人，大到民族國家），修行就是慈悲利他（包括對待其他弱小民族，因為人類本是一家）。對於我們所有人來說，生命無常，沒有什麼是你可以帶走的，唯有你的德行和孽障如影隨行，直到來世。慈悲不光是為了他人，也是為了你自己。
最後，我想告訴讀者：在成為藏傳佛教弟子之後，是尊者的教誨讓我懂得了什麼叫做「向死而生」，是藏傳佛教讓我明白了無始以來生命的真諦。
因為: 「在我的心中，宗教是不需要寺廟的，也不用複雜的哲理。我們的心和腦就是我們的廟宇，仁慈就是哲理。」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注6）
扎西德勒！
潘晴 2015年5月寫於澳洲悉尼
【注1】達珍女士，西藏流亡行政中央駐澳鈕代表處華人聯絡官。
【注2】理蕃院——滿清政府處理西藏、蒙古、新疆事務的機構。
【注3、注4、注5、注6】達賴喇嘛格言——引自尊者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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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潘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