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習近平主政下西藏政策立場的西藏白皮書終於出來了。今年七月是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八十大壽，這一份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說是提前送給達賴喇嘛的生日禮物，幾乎明白地告訴達賴喇嘛，只有投胎轉世，你才有可能回到西藏。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於四月十五日發表了《西藏發展道路的歷史選擇》白皮書。該白皮書誇耀了中共治藏的功績，否定了一九五零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親政後在推動西藏現代化上的貢獻，一九五三年他即已設立西藏改革委員會，親自領導西藏包括廢除農奴制度在內的全方位改革，而中共對於其將農奴變成亡國奴的流亡西藏問題的發生，更毫無反省和歉意，還厚顏無恥地把蒙古國於元定宗時羈糜西藏的歷史，當做西藏自古以來屬於中國所以今後必須屬於中國的依據。中共用極其挑釁的用語批評達賴喇嘛和流亡噶廈政府，指責其分裂祖國，又指控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煽動境內藏人自焚，對於在其高壓統治和嚴密控制下藏人層出不窮的悲壯反抗，毫無自責和哀矜憐憫。通篇讀完，只覺得這是一份佔領者狂妄傲慢的記功碑，完全不願平視對手，根本不理會與顧念家鄉被佔領以致流離失所的流亡西藏社會的集體感受，當然也完全缺乏尋求民族政治和解的態度和誠意。我這幾年有機會和中國大陸關心西藏的智庫或學者專家進行交流，我一再建議，也強烈期待他們向上面反映，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自認解放了西藏，是西藏民族區域自治的維護者，則對於理論上也屬於它所宣稱的國民的一部份的流亡西藏社會，要有起碼的同情的理解和尊重，而今在朱維群離開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後的治藏風格，還是朱維群式的粗暴和魯莽，實在令人失望。我因而認為這是一份典型的「潑皮書」，也是對八十歲老僧達賴喇嘛的哀的美敦書。
白皮書對於流亡西藏的批評，許多都是片面之詞，用來矇混世人的。白皮書此次突出地攻擊中間道路，而恰恰就是其對於中間道路主張的指摘，最為不誠實。白皮書指控達賴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回歸西藏的目的，是要恢復政教合一的神權統治和封建的農奴制。眾所皆知，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之後，便主動領導流亡政府建立立憲主義制度和展開民主轉型，首先在一九六零年建立了西藏人民議會，一九六一年公布〈西藏憲法草案〉，一九六三年三月頒布〈西藏流亡藏人憲章〉，建立三權分立體制，一九九二年二月頒布〈西藏未來政體及憲法要旨〉，宣示將於返回西藏後廢除神權體制，由間接民選之民族元首擔任西藏政治領袖，進而在二零一一年堅持自最高政治領袖地位退休，而經第二次西藏全國大會決議，由西藏人民議會通過修正〈流亡藏人憲章〉，經達賴喇嘛親自批准，根本終結了甘丹頗章王朝，未待重返西藏即完全實現政教分離的立憲民主政體，而由民選司政主持政府並承擔國家元首之職務。以上事實表明，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憲章〉對於西藏民族區域自治的政體選擇立場十分明確，就是三權分立的立憲民主制，政教合一的制度條件已經被達賴喇嘛進行神權的復辟。同理，農奴制已經消失，請問中共，要如何把自由人變成奴隸，莫非再來搞一次人民公社嗎？在達賴喇嘛所宣示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框架的中間道路政策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容許農奴制的復辟嗎？中共在白皮書中，不敢真實說明當前〈流亡藏人憲章〉和藏人行政中央關於西藏民族區域自治的政體選擇，是因為流亡西藏已經實現了民主，而整個中國大陸卻仍在中共一黨黨國專政之中，如果西藏實施民主自治，則中共黨國對於整個中國大陸人民和所有民族的宰制和奴役，也就難以為繼了。再者，中共指控在佔中國大陸四分之一的大西藏搞民族區域自治是國中之國，就是圖謀分裂，正顯露出葉公好龍的醜態。試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不是主張民族區域自治嗎？在中共的憲法框架下，鄰接的整體民族區域，可以分割實施自治嗎？而除了行政區劃之外，民族自治組織形式可以由各民族自己來決定嗎？民族教育內容可以由各民族自己決定嗎？是不是把中共黨國控制的黑手拿掉，才有實現名副其實的真正民族區域自治的可能？中共既然高唱依憲執政，那麼，可不可以在憲法理論的層次上對話，由中共在白皮書中自己對外講清楚，民族區域自治原則在何種條件下可以存在例外？
我曾親聆達賴喇嘛的演說，親炙他的風範，達賴喇嘛從不講神通，多次強調藏傳佛教是人生哲學或科學哲學，我深深感覺達賴喇嘛的內心深處已經走出神話的佛教和神權的西藏。對於一位宗教哲學家而言，眾生離苦得救，是他痌瘝在抱、念茲在茲的問題，至於世間的名利權位，於他只是浮雲。達賴喇嘛關心的是每個具體的個人的生命能否幸福圓滿，西藏民族生命和宗教化文化及倫理能否延續不墜，所以他於西藏是否獨立建國的問題毫不執著，也才有中間道路和藏漢全球對話政策的提出，他要找出藏漢共存的方法。職是之故，關於大西藏是否必須屬於同一行政區，我不認為達賴喇嘛會有所執念，因為大西藏的邊緣地區都是多民族混居的，在這些多民族地區不可能由藏族統理，就像西藏的安多和中國的青海兩種行政區可以並存，各人管各人的，但中共卻片面誇大為達賴喇嘛要把類似青海的地區劃入西藏，以此激起漢人的恐慌，然後利用漢人的危機感和民族主義情緒來壓制西藏並鞏固漢人對中共的效忠。而像達賴喇嘛圓寂轉世的問題，我也懷疑達賴喇嘛是否真相信他會轉世，然後把西藏的命運託付給將來不確定的第十五世達賴喇嘛人選的尋訪上。相形之下，無神論的中共意欲掌握下一世達賴喇嘛的認證，比活佛本人還更堅持要轉世，豈不是相當荒謬。其實其動機很簡單，就是要利用經其選定和教育培養的第十五世達賴喇嘛，以求一勞永逸地建立起其對西藏的統治正當性。我們看達賴喇嘛對於身後西藏政治的佈局，可以感覺他乃理性地欲將中共挾持下一世達賴喇嘛的政治效果完全根絕，也有意終止此種虛無的西藏政治領袖選任制度。
我還要請求蒙藏委員會蔡玉玲委員長應當對白皮書涉及臺灣的部份表達抗議或宣示立場。中共對達賴喇嘛開出的返國條件之一竟然為承認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這是一個政治與倫理上的兩難問題，擺明要為難達賴喇嘛，並且有意從中挑撥臺藏關係。臺灣問題與中共佔領西藏以及達賴喇嘛和難民返國的問題無關，因為臺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流亡西藏雙方關係的當事方，而關於臺灣前途，只有中華民國臺灣人民基於人民自決權有權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權干涉，也不容其強迫流亡西藏表態。蓋達賴喇嘛不能代替臺灣人決定，藏人行政中央也不可以，否則就是自失民族自決的立場，而出賣臺灣朋友，也會失去達賴喇嘛作為宗教領袖的道德正當性，會使臺灣民間乃至國際民間社會對西藏的同情和支持心寒和卻步，且答應此一條件，達賴喇嘛和流亡西藏人民就一定能回西藏嗎？我看未必。和西藏不相干的事情太多了，拿和西藏不相干的臺灣作為條件，正就是中共對於達賴喇嘛的愚弄。蔣中正總統在〈告西藏同胞書〉中已宣示了我國尊重西藏民族自決的立場，我國政府必須在處理對藏關係中堅持此一基本價值，不應對西藏前途問題預設立場，好似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張目撐腰。我國應提醒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處理西藏問題時，要尊重西藏人民的意願，同時也不應當將與西藏問題無關的臺灣問題捲入藏中關係，而刻意使之成為藏中雙邊對話進展的障礙。對於中共在白皮書中的涉臺言論，蒙藏會不應默不作聲，否則會被視為默認，也會使流亡西藏在政治倫理的兩難困境中無法解套。就此，本文則建議蔡委員長在最近尋找適當時機發表談話，重點放在反對中共把臺灣問題作為阻礙藏中對話的藉口，並要求中共應就事論事，就西藏論西藏，在憲政和人權層次尋求西藏問題的最終解決。
最後，關於達賴喇嘛來訪的問題，我也請求蒙藏委員會善盡自己的權責，說服最高當局，以宗教和文化的去政治化形式來應對其政治性，因為達賴喇嘛在政治上已經退休，任何人對他的政治定性，都是在他宗教領袖身分以外的有意渲染。他今天正逢八十高壽，也是他人生意義重大的一年，如果能在這一年來臺灣訪問，也可利用臺灣這一中文資訊傳播平臺，創造藏中對話新的條件，同時也有於臺灣的國際宣傳。馬英九總統的中國大陸政策維持了兩岸的穩定發展是有目共睹的，但我國也為此付出了被人民和國際社會質疑立國精神動搖的代價。臺灣存在的價值在於為人類文明和普世價值守護最前線，這是世界支持民主的臺灣不要遭到中共併吞的根本理由。我國在西藏政策上，沒有必要在藏中之間搞到兩面不是人，反而應該轉念，重估臺灣以特殊國家的非傳統國際法人性格，在國際民間社會承擔起人類良心守護者和價值領導者的責任，特別是在促進東亞大陸文明化以及在本文所涉之漢藏民族和解上的角色，若然，則無如適當地給予達賴喇嘛協助和方便，在歡迎或不拒絕達賴喇嘛來臺弘法和歡喜接受信徒慶生的決策中，對於中共恐嚇將加大對達賴喇嘛所謂「竄訪」之圍堵和詆譭的言行，柔性地表達我們的異議，也表達臺灣對於達賴喇嘛和受難流亡藏人的關懷與支持。我們知道，流亡西藏對於蒙藏委員會的大中國象徵始終存有疑慮，如果我國要化解他們的誤會，最好的作法，就是好好發揮蒙藏委員會裁撤前的最後剩餘價值，證明臺灣人以部會位階處理涉藏事務，會是臺灣人對於流亡西藏友誼的最大表現。蒙藏委員會作為臺灣最高涉藏政府部門，應當在西藏人民和世人面前樹立臺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鮮明不同的立國精神，展現臺灣人的道義，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朱維群式的治藏政策風格，以第三者的立場，表達出我們的評價。這樣，或許也才能讓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徹底檢討與反省涉藏部門鷹派作風的決心，而可促成對岸西藏政策的典範革命，同時讓流亡西藏社會有重新評價蒙藏委員會的機會，也讓馬英九總統任內的西藏政策表現，在最後一年還有足以令國人肯定和振奮的成績。
（本文為蒙藏委員會於民國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上午於會內舉辦之《西藏問題的發展與因應》座談會上之發言稿）
民國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凌晨四時一刻定稿於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法官職務宿舍
本文作者為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暨客家研究中心特約副研究員
資料來源：曾建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