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我聽了一宿梵唱不為參悟只為尋你的一絲氣息
那一月我搖動所有的經筒不為超度只為觸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磕長頭匍匐在山路不為覲見只為貼著你的溫暖
那一世轉山轉水轉佛塔啊不為修來生只為途中與你相見
——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
2007年，第一次踏足印度，經歷三個星期的震撼感官之旅後，最後的幾天我只想找個地方好好休息。在寂寞星球（Lonely Planet）上看到有關藏人在德里的難民村，一動念就搭上三輪車穿越喧鬧的大街小巷，看到大大的告示牌「Majnu Ka Tilla Tibetan Refugee Camp」。在吵雜的外面，這裡是安靜的所在。
我受夠了印度Masala食物，在這個彷彿與世隔絕的巷子裡遇見了一位大叔的小攤口，一嚐沉默大叔的藏面，藏式水餃（momo），甜茶，天啊！在我狂風掃落葉之勢吞下之時，才回過神來看見了來往的藏人，聽見悠揚的藏曲，我才想起，怎麼印度有西藏難民村啊？而且，看來都不諳中文，對遊客說英文，與同族交談都用藏語。
好吧，來之安之，隨意走走看看聽聽。住進了藏式風格的廉價酒店，櫃檯負責人竟然是一位身穿袈裟，年逾六十的僧人。他親切問候，示意我坐下來，就聊了起來。接著，就是一連串逃亡的故事。
問誰都會有段故事
時間轉到1959年3月達賴喇嘛從西藏出走到印度，成千上萬的追隨者放棄家鄉的一切，徒步喜馬拉雅山脈，翻山越嶺數十天，來到尼泊爾與印度從此故鄉是異鄉。
英文流利的老僧人說時語氣平和，手握著念珠微微笑。那段風餐露宿，跋山涉水的亡命天涯聽來驚心動魄，但對他似乎微不足道。也許看出了我的驚訝與無知，他突然說： 「這裡的藏民，都是那裡逃出來的，若要聽逃亡的經歷，問誰都會有一段故事。」
他身邊坐著一位安靜的少年丹旺，我還以為是打雜的小弟，後來才知道這名16歲的少年用十天翻越喜馬拉雅山，奔向他所能自由膜拜達賴喇嘛的國度。我請他回到沉默大叔的小攤吃晚餐，叫了餃子，丹旺吃得津津有味，但提起家人，他低下頭來。
「我跟著十多個人，從家鄉逃出來，在喜馬拉雅山紮營了幾天，很冷，後來才徒步到尼泊爾。一過邊境就乘車到印度，暫時住在師父這裡。」
這是逃離西藏的標準路線：西藏—尼泊爾—印度。家人呢？他說父母雙亡，家中剩下奶奶，而她年紀大了，深怕丹旺留在西藏沒出路，又無法申請護照讓他出國，就請人把他「偷」帶出來。抵達印度之時，他身上一分錢也沒有，只有從家鄉帶來的兩套衣服。
我問，想奶奶嗎？他抬起頭，輕輕點了點頭。「我知道，再也回不了家鄉了，看不到奶奶了。她要我到達蘭薩拉（Dharamsala）上大學繼續學習藏族文化，她說沒有尊者的西藏，早已不是西藏了。」 早熟的眼，掩不住黯然。那夜那位少年想家的低喃，匯成的難捨想念，幾乎是所有流亡藏人的宿命。
印度開始關起大門
數年後，背包遊印度東北區大吉嶺，順路拜訪了當地的流亡藏人自助中心，這是一個完整的社區，包括學校，寺院，三四層高的組屋，老人院，以及手工藝品工廠等。許多老人家身穿藏服，坐在家門外，不停手搖動轉經綸，口中喃喃念經，而年輕的女孩則煮飯，或在工廠編織地毯等，感覺與世無爭。看起來，印度各地的西藏難民過的還挺不錯。而事實呢？
據長期關注西藏難民議題的民權人士觀察，相對於尼泊爾，印度對西藏難民比較人道。在1959到1970年間，印度發出登記證（Registration Certificate）予當時流亡藏人，承認難民身份並給予保護。擁有登記證，即表示藏人有居住權，可以工作（限制在政府部門以外），到國內外旅遊，同時讓藏人社區擁有土地。
1970年代過後，印度政府不願再簽發登記證，造成大量的新湧入藏民面對種種問題。近年來，由於沒有登記證，年輕藏人找不到工作；而來自中國的壓力，造成印度開始監視打壓維權人士，讓西藏難民開始躁動。
尼國劃地限制藏民
2014年，來到尼泊爾，因緣際會我拜訪了兩次旅遊勝地博卡拉（Pokhara）最大的藏民定居點——Tashi Pakhel。同樣的五色風馬旗飄蕩在四周，一聲聲「Tashi Delek」（扎西德勒，藏語的「如意吉祥」的意思）歡迎著參觀者，一攤攤的轉經輪以及藏式紀念品展示予來者，原來這裡早已經變成了觀光區。我婉拒了所有渴望的邀請，散步到村內的大樹下，透一透氣。
樹下早有一些老藏人在喝茶聊天，一位友善的老奶奶問我來自哪裡，就打開了話題。來自西藏神山岡仁波齊峰的她，也在1959年與3位姐妹一起逃出來。由於那時任誰也沒經驗，結果在山脈裡兜兜轉轉了3個月才抵達尼泊爾，忍飢挨凍的90天逃難日子，讓筋疲力盡的她們再沒餘力就住了下來。這裡誰不是逃亡出來的啊，她說，雲淡風輕。
尼泊爾的生活如何？她說，很苦。由於流亡藏人只是「難民」身份，尼泊爾政府劃了難民定居點，卻限制了他們購買定居點以外屋子的權力；年輕藏人連難民身份證也沒有，找不到體面的工作，很多賦閒在家，或者就留在難民村，靠手工織品與售賣紀念品過活。「你看看，我們這村就有六，七百人，大都在賣手工品討口飯吃，但遊客有幾人？我們撐下來了，年輕人呢？大家的日子是越來越難過了。」
在邀請我去她家看手織羊毛藏毯之時，她也透露，尼泊爾的老藏民可以到印度旅遊，她就曾三次到印度的達蘭薩拉朝見尊者，但要申請印度之外的國家旅遊或探親的話，「很難，簡直不可能。」
從1959到1989的30年間，尼泊爾政府承認從西藏逃亡而來的「難民」身份，並給予他們難民身份證（Refugee Certificate，簡稱RC），讓他們擁有在尼國永久居住，自由旅行等的權力。 1989年，中尼重新建交，中國給予可觀的經濟援助，尼國政府回報的方式就是，不再簽發RC，讓出生在90年後的藏人失去了基本的保護。
尤其在2008年西藏爆發大型抗議示威事件之後，尼國對當地藏人的控制更是變本加厲，禁止他們集會與示威，在敏感時期甚至派駐警察到加德滿都的寺院與藏人定居區監視與隨意逮捕維權人士。
目前，留在尼泊爾的約2萬名藏民，面對著失業，無法從事商業活動，機車執照被取消（注1），難以自由旅行的種種問題，這不但助長了歧視，同時常常被逼以賄賂的方式來解決。
留在西藏的人，沒有最基本的宗教與言論自由；在印度與尼泊爾的流亡者，沒有回家的自由，也受到壓制與歧視。自由、正義、自決，曾是他們所追求的未來，轉眼50餘年已過，那個未來還在軌道上緩慢行駛嗎？
老奶奶與一群老藏人微笑目送我離開，手裡的轉經輪卻沒停過，讓人想起六世達賴喇嘛的詩歌「那一世／轉山轉水轉佛塔啊／不為修來生／只為途中與你相見」流亡藏人念茲在茲的故土故人啊，何時能再見？
標題原文:為什麼印度有西藏難民村？「若要聽逃亡的經歷，問誰都會有一段故事。」
資料來源：曾慧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