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門工作期間，我如饑似渴地流覽在中國大陸看不到的報刊書籍，第一次覺得自己在精神和文化層面活得像一個人。我終於知道了一九八九年中國發生的一切。幾乎每年的六月四日，我都去澳門市政廳前地，站在小眾的燭光晚會旁，默默紀念。我買到一本臺灣出的中文版達賴喇嘛自傳《流亡中的自在》，第一次知道了一九五零年代以來西藏發生的一切，第一次知道西藏不是一個野蠻黑暗的封建農奴社會（當然也不是田園牧歌式的香格里拉），也第一次明白，宣揚慈悲和非暴力抗爭的達賴喇嘛，為什麼可以獲得一九八九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印度達蘭薩拉是十多萬西藏難民的臨時居所，也是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每年，不少西藏人冒著生命危險長途跋涉，翻雪山越國境，有的把孩子送到那裡的西藏難民學校讀書，有的則想見到他們的精神領袖。不是所有西藏人都能如願以償。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幾個歐美登山者偶然拍下令人難忘的一幕：中國邊防軍人向遠方一列即將穿越國境的七十多名西藏人開槍，十七歲的尼姑格桑南措（Kelsang Namtso）中槍身亡。隨同其他同伴躲進卡車車廂三天三夜，然後徒步十來天，格桑南措距離自由僅有幾步之遙，但她倒在了雪地中。
Doubt is very important. Without skeptical attitude or doubt,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to bring investigation. Without investigation, you cannot see the reality. –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懷疑很重要。沒有懷疑，就沒有可能調查。沒有調查，你就看不到真實。——達賴喇嘛尊者）
我在四川成都出生長大。成都是中國通往西藏的一大門戶，也是川藏公路的起點。但是，除了四川的阿壩和甘孜，我至今沒去過真正意義上的西藏。Melvyn C. Goldstein那本精簡而又冷靜的《雪山獅子和龍》（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告訴我，西藏分為政治西藏（Political Tibet）和人種志西藏（Ethnographic Tibet）（注一）。所以，我去過的四川藏區，只能算是人種志西藏。
從小到大（直到我讀高中），我時常聽到周圍的中國人把西藏人叫做「藏蠻子」。蠻子，代表野蠻，落後，愚昧，迷信，未開化，骯髒，貧窮（雖然我們這些文明的中國人那時也窮，但是「藏蠻子」更窮）。我也跟著這麼叫。一九七零年代，我讀小學，學校組織學生去西南民族學院，看了一個讓我終生難忘的展覽：頭蓋骨做成的酒杯或碗盞（我後來知道這是祭器），掛在牆上的人皮（我後來知道這也是用於祭祀），挖眼睛、剜膝蓋骨和抽腳筋的刑具（舊西藏確有酷刑，但我後來知道，中國的淩遲也不遑多讓）。這個展覽告訴你：舊西藏是一個野蠻黑暗的封建農奴社會，一小撮反動的奴隸主和僧侶騎在廣大農奴頭上作威作福，只有共產黨和毛主席讓百萬農奴翻身解放，從農奴社會一躍邁上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
除了歧視，中國人對「藏蠻子」也有幾分懼怕。四川靠近西藏，省內又有藏區，成都時常可以看到西藏人。我身邊的大人常常嚇我，不要招惹「藏蠻子」，他們有刀，動不動就會割掉你的耳朵，把你的手砍斷（注二）。走在街上，看到佩刀的「藏蠻子」（很多藏人大概來自康巴，那時還喜歡隨身別上一把裝飾精美的藏刀），我總是有點害怕。我也害怕跟他們靠得太近，惹上一身跳蚤（大人也說，除了出生那陣洗過一次，「藏蠻子」從不洗澡）。但在學校，逢年過節的文藝表演，總有幾個漢族女生化上濃妝，穿上豔麗的藏族服裝，甩著長袖，跳上一曲「北京的金山上」：
北京的金山上
光芒照四方
毛主席就是金色的太陽
多麼溫暖
多麼慈祥
把我們農奴的心兒照亮
我們邁步走在社會主義幸福的大道上
哎 巴紮嘿
這個舞蹈，這首偽民歌，除了表示「民族大團結」和「翻身喜悅」，跟我在街上看到的「藏蠻子」毫無共同之處。
現在回想，當年的我，不僅從不懷疑我在學校（初中和高中）學到的虛假歷史（包括有關西藏的歷史），也從不覺得看低西藏人有何不妥。我的父親畢業于一九五零年代的北京大學歷史系，是個半新半舊的知識份子。他後來教我的有些歷史名詞，譬如「五胡亂華」，他後來常常強調的有些道德觀，譬如跟外國人打交道「要不卑不亢不失民族尊嚴」，我也從不細究。中國人扭曲的天朝心理，尤其近代以來，不論是對「西夷」還是周邊「蠻夷」，不單限於滿清王朝、國民政府和共產黨政權，它已溶入無數普通人的血液，借助於耳濡目染和洗腦灌輸。這是另一形式的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心態。它的傲慢來自無知。
關於西藏，我的覺醒來得很遲。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北京的示威蔓延到成都。我那時二十來歲，在省級國賓館工作。我的「單位」嚴禁員工參與和圍觀「動亂」，但是每天下班，我都從西郊踩單車，到市中心人民南路廣場，看著一隊隊學生、工人、機關幹部和市民絕食、遊行、呼口號或演講；我也登上毛澤東塑像下面的觀禮台，讀著貼得滿滿的大字報或小字報。我很興奮。一九八零年代後期相對自由的報刊書籍，還有每天偷偷收聽的BBC和美國之音中文廣播，讓我對這個國家的真正歷史和現狀有了初步認識。就像廣場上不少人，我一開始也很樂觀，覺得共產黨政權就要崩潰，中國人終於看到自由的曙光。
我在廣場認識了一個三十來歲的波蘭裔美國人，他在成都中醫學院學習。我倆第二次見面，仍在人潮湧湧的廣場。我用蹩腳英語給他翻譯市民談話：中國需要民主自由，官倒腐敗怎麼可惡……隨後，我倆站在四川新華書店樓前的人行道上，繼續望著嘉年華一般的示威人群。一個穿著絳紅僧袍的西藏僧人，大概五十多歲，也來站在我們身旁觀望。周圍都是襯衫、長褲和連衣裙，這個西藏僧人很孤獨很另類。但是，出乎我的意料，我的美國朋友仿佛早有準備，從衣袋掏出一張折成方形的光亮薄紙（顯然來自中國人很少見到的英文雜誌），把它遞給僧人。僧人打開薄紙，上面有一小幅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照片。僧人把這張紙放進胸前衣袋，合掌向美國人道謝，轉身消失在人群之中。
早於六月四日北京的「反革命暴亂」，這一年的三月五日，拉薩也有要求獨立的「騷亂」。但是我和很多中國人一樣，並不特別關心，或者無動於衷。那位波蘭裔美國人的舉動（他用這一舉動來表示對西藏人的同情和支持），雖然讓我第一次看到藏人對達賴喇嘛的尊崇，然而西藏距我仍很遙遠。
過了兩年多，我第一次走出紅色中國，去了澳門工作。這個小小的葡萄牙殖民地，雖無民主，卻有資訊自由。在澳門前後五年，我如饑似渴流覽在中國看不到的報刊書籍，第一次覺得自己在精神和文化層面活得像一個人。我終於知道了一九八九年中國發生的一切。幾乎每年的六月四日，我都去澳門市政廳前地，站在小眾的燭光晚會旁，默默紀念。後來，我買了一本臺灣出的中文版達賴喇嘛自傳《流亡中的自在》（注三），第一次知道了一九五零年代以來西藏發生的一切，第一次知道西藏不是一個野蠻黑暗的封建農奴社會（當然也不是田園牧歌式的香格里拉），也第一次明白，宣揚慈悲和非暴力抗爭的達賴喇嘛，為什麼可以獲得一九八九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隨後十多年，多半限於書面，我對西藏的瞭解漸漸增多。儘管懷疑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一些宣稱，譬如中國統治西藏期間，大約一百二十萬藏人死於非命（這一資料也有西方學者質疑），中國在西藏實行「種族滅絕」和「文化滅絕」，但我並不懷疑西藏人在道義上的正確：一九五零年中國侵略西藏之前，西藏實際上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內政外交都由拉薩政府負責。中國對西藏文化、宗教和社會的野蠻破壞，中國在西藏惡劣的人權記錄，西藏人（包括流亡藏人）在一九五零年以後的苦難，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然而西藏仍很遙遠。從澳門回到中國，我發現西藏不僅是一個危險的話題，也是一個多數中國人沒有興趣討論的話題（除了談論西藏的自然和人文「奇觀」），不論文化人還是普通人。幾乎沒人覺得西藏自古以來就不屬於中國，幾乎沒人認真想過中國和西藏的關係，也幾乎沒人反思中國人對西藏人的諸多偏見，更沒有幾個人真正瞭解和同情西藏人的苦難。諷刺的是，當中國在新世紀「和平崛起」，十多億中國人變成物質主義的「親們」，消費西藏卻漸漸時髦。在我今年初夏去過的甘孜藏區塔公鄉，相對富裕的中國遊客儼然主人，對著草原興高采烈，專程趕來的中國新人穿著西式禮服，靠著寺院的轉經筒，拍著「異域風情」的婚紗照。就像很多年前中國學校的漢族女生身穿藏族服裝跳起「北京的金山上」，這跟西藏毫無關係。
我至今尚未鼓足勇氣，前往本文開頭提到的政治西藏，因為身為中國人，我深感羞恥。我不想跟那些腰包鼓漲手握狗仔隊相機的中國觀光客一樣，把西藏當成茶餘飯後的消遣，也不願像那些逃避現實的中國失意者，把西藏視為一個純淨無塵的香格里拉。因為我知道，從書上，從我在中國或其他國家遇到的外國旅行者口中，拉薩已經變成另一個中國城市，正如三次到過拉薩的印裔美國作家Pico Iyer在《大路》（The Open Road）一書中所寫：「二十一世紀伊始，當我第三次去到西藏，我甚至認不出我來過兩次的這個國家。在首都很多地方，你看不到布達拉宮，寬敞潔淨的大道穿過藍色玻璃的購物中心和閃閃發光的高樓大廈。小小的藏人區還在，很多灰撲撲的小巷和矮房，現在稱為『舊城』，仿佛它已成為一個紀念早已消失的本土族群諸多稀奇的歷史區域。」就像從前的中國早已不存，從前的西藏也在迅速消失。
於是，今年七月，從甘孜藏區的塔公鄉回來不久，我去了印度和尼泊爾，那裡不僅是西藏人信奉的佛教之發源地，也是十多萬西藏難民的臨時居所，更是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每年，不少西藏人冒著生命危險長途跋涉，翻雪山越國境，有的把孩子送到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難民學校讀書，有的則想見到他們的精神領袖。不是所有西藏人都能如願以償。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幾個歐美登山者偶然拍下令人難忘的一幕：中國邊防軍人向遠方一列即將穿越國境的七十多名西藏人開槍，十七歲的尼姑格桑南措（Kelsang Namtso）中槍身亡。隨同其他同伴躲進卡車車廂三天三夜，然後徒步十來天，格桑南措距離自由幾步之遙，但她倒在雪地中。（注四）
我想看看另一個西藏。
二
我到德里北郊的西藏難民村那天午後，正逢印度的獨立日假期。走出冷清的地鐵站，這裡跟市區明顯有別，街邊兜客的幾個三輪車夫沒有一個會講英語。硬著頭皮坐上一輛，車夫把我拉到一個貧民窟，大約五分鐘車程。一片低矮磚房密密麻麻，露天肉檔擺著剛剛屠宰和去毛的家禽，地上一灘血水，蒼蠅飛來飛去。巷內都是印度人，屋頂也是人，大人小孩在放風箏（翌日我從報上得知，獨立日放風箏，是德里市民一大習俗）。從巷口走到巷尾，又從巷尾走到巷口，沒人聽得明白我想去的地方。我終於碰到一對老年的西藏夫婦。老太太會講英語，一聽我去「小拉薩」，帶我穿過另外兩條小巷，大街對面，又是一片低矮磚房。一座老舊的行人天橋橫跨大街，橋上掛滿風吹雨打已經褪色的經幡，幾面鮮豔的雪山獅子旗迎風飄揚。「對面就是西藏難民村。」西藏老太太說。
除了雪山獅子旗，除了幾乎每家商店、書店、客棧、網吧、咖啡館和餐館懸掛的達賴喇嘛像，除了玻璃櫥窗的Free Tibet和Save Tibet一類貼紙，除了看不到持槍的中國特警和叼著香煙的中國城管，除了一座小小的西藏寺廟，德里的「小拉薩」跟我在成都愛逛的「小拉薩」沒有太大不同。巷道很窄，磚房比對街的印度貧民窟好不了多少，然而相對整潔。身穿絳紅僧袍的西藏僧侶隨處可見。巷內牆上，貼著關於西藏的各類英文或藏文廣告：音樂會，靈修課，文化或政治講座。小路叉口的攤檔，擺滿英文、藏文和簡體中文標題的盜版CD和DVD（柬埔寨的生意人把紅色高棉當成賣點，西藏和達賴喇嘛也是「小拉薩」的賣點）。走進一家書店，翻著英文、藏文甚至簡體中文的各類書籍，我想起成都的「小拉薩」幾家藏文書店。這裡當然沒有《四川黨建》的藏文版，沒有紅軍時代的朱德怎樣結交藏族頭人的藏文小冊子。自由，是這裡跟中國或「中國西藏」最大的不同。
我不想陷入另一極端，但我必須說，憑藉這幾年的粗淺感受，西藏人給我的總體印象遠遠好過中國人。西藏人更容易對陌生人微笑（哪怕出於禮貌），也更容易跟陌生人交談。我在甘孜藏區塔公鄉去過的藏餐館，除了西藏人和幾個外國人，沒有中國人進去，然而遠比鎮上幾家中餐館乾淨和實在，藏族女主人也很有禮貌。當我在草原迷路，一個中年的藏族牧民主動問我要去哪裡，並用摩托車順道把我載回鎮上，堅決不收我的錢。「可以不要錢的。」他用生硬的中國話告訴我。他的身上的確有股味道；他是牧民，難道你要他每天洗一次澡，然後噴上CK香水？有一年，我從成都坐夜班火車到雲南，半夜臨時停車，對面也停了一列火車。一個十來歲的西藏僧人隔著車窗向我招手。我掏出Kindle，給他看達賴喇嘛的大幅照片，他看明白了，合掌，微笑，揮手。在成都的「小拉薩」一家藏餐館，我跟三位僧人搭台（餐館只有我一個中國人），其中一個活佛，一個寺廟堪布（abbot）。我們很自然就聊起天來，雖然我提到達賴喇嘛讓他們有點意外和緊張（我能理解藏人對漢人的戒備）。年輕的堪布曾在中國佛學院和北京大學進修，能講中國話和英語。他用英語問我信不信karma，我說我現在有點信了，我希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我在德里的「小拉薩」一間家庭式的西藏餐館吃了午飯：一碟素食炒飯，一杯酥油茶。餐館門口的小桌就像一個雜貨攤，擺著中國產的醬油、辣醬、午餐肉罐頭和袋裝烹飪調料（我也看到另一家攤檔擺滿中國製造圖案俗豔的塑膠或鐵皮開水瓶）。中國統治西藏半個多世紀，西藏人，尤其一九五九年拉薩起義後流亡國外的藏人，他們的飲食和生活習慣也多少有些中國化。中等個頭的餐館老闆年紀跟我差不多，濃眉大眼，身軀厚實。洛桑原籍西藏山南，二十多年前逃來印度，學會講英語，現在還是獨身。我問他在老家可有親人。有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有的在政府做事。但他回不去，印度國籍也很難拿到，他是沒有國籍和護照的難民，前幾年只跟父母在尼泊爾見過一面。洛桑還有一個兄弟，後也逃出西藏。「他是high lama，現在美國。」
我正吃飯，洛桑又回客廳，手裡拿著兩面綢緞旗幟：印度國旗和西藏國旗。「今天是印度國慶。」洛桑一邊說，一邊把印度和西藏國旗打斜，用圖釘一左一右釘在牆上。
「印度是我的第二祖國。」洛桑說，很真誠。
「這是西藏國旗。」我指著雪山獅子旗，故意這麼講。
「對。這在西藏是不允許的。」他笑道。
我很少主動找人合影，但是我請洛桑跟我一起，站在前廳的達賴喇嘛像前合影留念。我倆靠得很近，相互摟著後背。這個渴望自由的西藏人，二十多年前逃來印度（我不好追問他的逃亡過程和隨後經歷，但我相信並非一帆風順），至今沒有國籍和護照，但他仍把印度當成自己的第二祖國。二十多年前，我也第一次走出紅色中國，但我至今無法找到可以棲身的第二祖國，我只能在內心流亡。
大概半個月後，我到了加德滿都。尼泊爾不僅有一萬五到兩萬名西藏難民，也是大多數逃亡西藏人的第一個落腳點。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八九年，尼泊爾政府承認「非法越境」的西藏人為難民，並給他們登記。一九八九年，尼泊爾跟中國修好，當時的國王不再讓西藏難民在尼泊爾永久居留。但是，根據聯合國難民高級專員（UNHCR）和尼泊爾政府的非正式「君子協定」（Gentleman’s Agreement），尼國政府繼續允許西藏難民把尼泊爾當成前往印度的「秘密頻道」。
如同印度，加德滿都也讓人愛恨交加：它的嘈雜，它的污染，它的混亂，它的貧窮，它的中世紀一般的神廟、宮殿、街巷和節慶，它的友善，它對國際背包客和觀光客的迎合……我吃驚于加德滿都有著亞洲最好的英文獨立書店（而且不只一家），我也吃驚於加德滿都各大「景點」和外國人居多的商業區幾乎變成中國的半個殖民地。尼泊爾的店員和小販在街頭用簡單中文跟你套著近乎，中文店招和中文標籤隨處可見，惡俗中文跟隨中國「親們」大肆入侵（神馬，浮雲，妹紙，童鞋，閨蜜，親，萌，囧……）。在王宮庭院，一個中國「親」給幾個尼泊爾女學生拍完照，然後用普通話問對方：「你有微信嗎？微信。我把照片發給你。」這位「親」大概覺得全世界都應該用微信。在遊客集中的Thamel，一對中國「親」很努力，用普通話告訴的士司機想去哪裡，可惜對方一頭霧水。在一家餐館，一個胖乎乎的中國「親」瞄了兩眼侍者遞過來的菜譜，也用普通話抱怨：「沒有中文菜譜。」
不管你喜不喜歡，西藏難民和中國「親們」，兩者的人權都應尊重，可是兩者又像毫不搭界。然而，對比以下兩個資料，也許很有意思，不僅見出微妙關聯，借用流行詞語，也能「彰顯」現實政治的殘酷。今年九月九日的《加德滿都郵報》（The Kathmandu Post）有篇文章「Ni Hao Nepal」（你好，尼泊爾），根據尼泊爾旅遊部統計，去年共有八萬九千多名中國遊客到尼泊爾觀光，比前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到了二零二零年，預計會有將近四十萬中國遊客來尼泊爾，這當然商機無限，財源滾滾。再看另一數據。今年三月，國際組織「人權觀察」公佈了一份長篇報告《在中國的陰影下：尼泊爾虐待西藏難民》（Under China’s Shadow: Mistreatment of Tibetans in Nepal）。這份報告指出，二零零八年拉薩示威之後，隨著中尼兩國加強邊境「合作」，每年有幸來到尼泊爾（或是經由「秘密頻道」前往印度）的西藏難民人數急劇下降，從二零零八年之前的每年平均兩千二百人，到二零零九和二零一二年的不足一千人，再到去年的一百七十一人。
然而，當我終於受不了加德滿都的污染、噪音和遊客區的商業化（包括中國化），當我來到遠郊的Bodhnath，住進一間西藏寺院開辦的簡樸客棧，我還沒讀到「人權觀察」這份報告，還不知道尼泊爾當局近年來屈從於中國壓力，違反國際慣例和前面提到的「君子協定」，強行攔截和遣返偷越國境的西藏難民，限制和監控住在尼泊爾的流亡藏人。Bodhnath是西藏難民在尼泊爾一大聚居地，也有不少藏傳佛教的寺廟。白天，成群結隊的外國觀光客從市區來到這裡，觀賞那尊歷史悠久的大型佛塔，鑽進佛塔周圍的遊客商店購物。黃昏，觀光客回到市區享樂，這裡卻是另一光景。西藏難民和僧侶圍著佛塔轉圈。很多人坐在佛塔下面一處空地集體頌經，要麼五體投地不停跪拜。有的西藏老太太手拿尖嘴油壺，一邊轉圈，一邊給佛塔周圍的小小轉經輪加油。也有中年的西藏婦人拎著小桶，邊走邊給寄居佛塔的十來條野狗餵食。佈施，惜生，慈善，積德，祈福，這是大多數西藏人的價值觀和世界觀，這跟拼命發展、拼命致富和拼命消費天壤之別。
悖論的是，在這個到處都是不公、歧視、迫害和暴力的世界，在這個崇拜貪婪、成功、名望和財富的人間，靠近居於弱勢的西藏難民，再度讓我內心安寧。每天黃昏，我跟著西藏難民繞著佛塔轉圈，凝視佛塔周圍一盞盞酥油燈。每天午夜和淩晨，我聽著寺廟鐘鼓和僧侶誦經入睡和醒來。我讀完兩本佛陀傳記，Karen Armstrong的Buddha，Vishvapani Blomfield的Gautama Buddha。我也認真想了想自己的精神生活。雖然我仍無宗教信仰，也不喜歡繁瑣的宗教儀式，但我發現，佛教讓我親近，因為總的說來，它很現代，很平等，也很理性。它沒有一個讓我難以接受無所不能的造物主。它讓你明白，只要努力，人人都可真正解脫。四聖諦，八正道，皈依三寶，也許我現在依然不可能照單全收，但是身體力行佛陀傳下來的中道（the middle way）：訓練內心，時刻警覺，克服私心、貪婪、仇恨和無知，不再執著，摒棄自我（egotism）……現在開始並不算晚。
在Bodhnath，我差不多每天都去Khawa Karpo（卡瓦噶博，亦即梅裡雪山）那裡吃一碗辣味湯麵。這家麵館起了一個很有印度或尼泊爾風味的店名：Khawa Karpo Tasty Noodle Factory。店堂很小，門口懸著藏式門簾，只有本地人和西藏難民光顧，沒空調，也沒怎麼裝修，正中樑柱掛著達賴喇嘛像和前些年逃出西藏的十七世噶瑪巴像，牆上貼著英超和西甲球隊的合影，一台殘舊的小電視播著印度的板球賽，的確也像一家簡陋的麵條作坊：店堂後方擺了一台鐵制切面機，黑乎乎，仿佛中世紀宗教裁判所拷問異端的恐怖刑具。
thugpa，這是麵條一詞的藏語發音。Khawa Karpo的thugpa很棒，批發兼零售，然而有點中藏混血。我坐在陳舊的長沙發上，看著三十來歲的西藏老闆煮麵，看他用中國產的建華香油和醬油對調料，看他用一對又粗又黑的大木筷挑面。一問，他果然來自四川的甘孜藏區，十七年前逃到印度。身材粗壯，像個農民，他來尼泊爾僅僅一年，之前都在印度。德里太熱了，太髒了，他用英語告訴我。他講不了中文，但是會講百分之七十的印地語，百分之四十的尼泊爾話，還有一點點英語。我給他看我在甘孜拍的照片。「Nice。回不去了。」他歎道。就像我在德里「小拉薩」見到的洛桑，他也獨身，至今也沒國籍和護照。
「尼泊爾入籍要給錢。」他用拇指撚著食指，比著給官員上供的可憐狀，然後癟癟嘴。「沒錢。」
「你喜歡足球？」我望著牆上那些大牌球星照。
「尼泊爾老停電，看球也看不舒服。」他抱怨道，點了一支煙，繼續盯著電視上的板球賽。
九月二日，我到Bodhnath第三天，一大早，通往佛塔的大小路口站著身穿藍色迷彩服的尼泊爾男女員警，有的拿著警棍盾牌，有的端著槍。鐵馬擋道，所有行人，除了西方人和尼泊爾人，都要開包檢查，出示身份證或護照。走進佛塔周圍的人行道，商店門口和佛塔四周也有不少員警，如臨大敵，然而西藏難民安之若素繼續轉圈。走回路口咖啡店（我每天早晨在那裡喝杯咖啡），我跟尼泊爾中年老闆娘說起剛才也被員警開包檢查，她說：「員警顯然把你當成西藏人。」我問為什麼有這麼多員警，她支支吾吾。
回到客棧，每天坐在接待室的西藏老先生，正在讀一本英文的coffee table book。老先生是一九五九年拉薩起義後流亡國外的第一代西藏人。他很矜持，甚至高貴，一口不緊不慢的英語，胸口別了一枚達賴喇嘛的金屬像章。「今天是西藏的民主日。尼泊爾政府不准西藏人紀念。」老先生告訴我。
「達蘭薩拉可以紀念嗎？」我問。
「可以。西藏起義日，達賴喇嘛的生日，這些節日，尼泊爾的西藏人都不得公開紀念。」老先生有些憤懣。「印度政府很強勢，不像尼泊爾政府跟在中國政府的後面。」
這番話，也讓我第一次留意，不同於德里的「小拉薩」，我在Bodhnath看不到雪山獅子旗和Free Tibet一類標語。根據上面提到的「人權觀察」報告，二零零八年後，西藏難民在尼泊爾的處境愈加艱難。每逢關於西藏的「敏感」日子，或有中國要人到訪，尼泊爾軍警都在西藏難民集中的地區戒備，或是短暫拘留黑名單上的西藏活躍人士。西藏難民的集會自由受限，他們的入學、就業、經商和旅行也受當局刁難。最近幾年，Bodhnath曾有三起流亡藏人的自焚事件。最新一起是在去年八月五日，一位曾是僧侶、剛剛逃來尼泊爾的西藏人在此自焚身亡。尼泊爾當局只允許藏人社團在室內悼念，不得懸掛政治標語和口號。
尼泊爾當局近年來對西藏難民的強硬立場，當然離不開中國有形無形的政治施壓和經濟誘惑。「人權觀察」採訪了一位曾經任職尼泊爾政府的高級官員：「來自中國的壓力很大。這種壓力並不公開，但它實際存在。多年來，我目睹一名低級的中國官員怎樣跟尼方高層接觸。這完全不平等。尼泊爾沒有能力抵抗這一壓力。美國是國際社會唯一就此大聲疾呼的國家。」「人權觀察」也採訪了一位匿名的南亞高級外交官：「所以，你看到中國大使館的情報人員直接去到地區警察局，告訴他們要做什麼。禮儀上這不允許，但就是這麼做的。這是很粗魯的行為，當地的尼泊爾員警很反感。但是他們無能為力——這種行為很容易就能嚇唬他們。這很無禮，中國人會對著當地官員吼叫。」
整整兩天，從早到夜，尼泊爾員警都在Bodhnath的佛塔周圍戒備。可憐的西藏人，可敬的西藏人，繼續繞著佛塔轉圈，手握佛珠，默默念誦，跪拜，祈禱，轉經，就像什麼也沒發生，就像不知道，除了同情和幾聲微弱的抗議，這個世界（尤其「國際社會」）對他們的苦難早已漠然。第二天黃昏，佛塔前面有個盛大的宗教儀式，僧人坐在地上，擊鼓吹號，念誦經文。信眾和遊人把一張張不同面額的鈔票捐給寺院或僧人，把一包包炒米、餅乾和糖果交給僧人放在圈內，壘成一個小堆。晚上大約八點，儀式結束。主事僧侶敬完廟內神祗，再把地上堆滿的各類食物和部分鈔票分給圍觀者，其中不少身為印度教徒的尼泊爾窮人，早已拎著塑膠袋等在那裡。然後，每晚拎著香爐晃來晃去的那位中年僧人走出寺廟，繞塔一圈，像是要用縷縷松香驅走看不見的妖魔。
三
讀西藏現代史，你發現地緣政治和現實政治的小算盤，怎樣一步一步讓西藏走向深淵。一九五零年中國入侵西藏前夕，印度，西藏的另一大近鄰，並未施以援手。印度總理尼赫魯很天真，覺得可以用印度在國際事務上對紅色中國的諸多支持來勸說北京退兵。北京政權脅迫西藏人簽署「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定之前，絕望的拉薩政府曾向聯合國求助，然而印度、英國和美國反應消極，致使西藏問題被「國際社會」擱置。一九五九年三月拉薩起義前後，出於冷戰需要，美國才暗中支援西藏抵抗組織（CIA負責培訓康巴遊擊隊員並且提供少量軍事援助）。印度雖然接受達賴喇嘛的流亡請求，但是，不顧國內反對黨和民間對西藏的廣泛同情和支持，尼赫魯繼續騎牆，不願因為西藏而犧牲跟中國的「友好關係」，而且勸說西方國家不要支持達賴喇嘛。當西藏人再度向聯合國求助，西方國家也各有小算盤，害怕西藏問題開了先例，讓他們殘餘的殖民地也向「國際社會」要求民族自決。只有一九六二年中印戰爭之後，印度政府對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的態度才有了根本轉變，最終鼓勵達賴喇嘛成立西藏流亡政府，「建都」印度西北喜瑪拉雅山麓Himachal Pradesh的達蘭薩拉。
就像幕府時代的日本和自認天朝的滿清，西藏的悲劇，也跟西藏人置身世外的駝鳥心態不脫干係。十九世紀末葉，英國想就「國際貿易」事項跟拉薩政府接洽。英屬印度總督給十三世達賴喇嘛多次去函，然而後者連拆都不拆，就把這些信原封退回，最終導致英國總督派遣遠征軍直搗拉薩，迫使西藏人在一九零四年簽下羞辱的英藏協約。從滿清覆滅到一九五零年，西藏享受了一段難得的事實獨立。十三世達賴喇嘛也曾痛定思痛，著手改革與現代化，譬如成立新軍，交給英印訓練，加入國際郵政組織，聘請英國人主理江孜開辦的英語學校。這些新政受到保守的貴族和僧侶階層抵制。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中葉，十三世達賴喇嘛被迫把改革派降職，關閉英語學校。西藏再度把頭埋進沙堆。等到中國人民解放軍進攻西藏東部的昌都，一名西藏官員用無線電跟拉薩政府聯絡，但是對方回復，高官正在野餐，不得攪擾。「去你媽的野餐！」這是拉薩和昌都最後一次通話。
西藏從此「回到祖國懷抱」。一九七零年代，尼克森和北京握手言歡，美國不再援助以尼泊爾為基地的西藏遊擊隊，也不再談及西藏人民的「民族自決」。要到一九八九年，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個世界或「國際社會」，才會再度廣泛關注、同情和支持西藏（依然限於道義和人道援助）。然而，不論「中國西藏」還是流亡西藏，都已今非昔比。前者遭受的苦難和繼續遭受的壓制讓世人不安，後者也已脫胎換骨。西藏流亡政府制定了民主憲法，流亡藏人有了民主選舉，達賴喇嘛則成為「國際明星」和國際暢銷書作家，不再像初訪美國時對著聽眾大談艱深佛法，而是弘揚普世道德觀。他公開說自己不是活佛（因為他看錯濫殺無辜的歐姆真理教），他要西方信眾不必信佛，而是選擇適合自己的宗教，他還說信不信教也不重要（「寺廟並不需要，也不需要複雜哲學。你的內心就是寺廟」），他甚至聲稱，就連達賴喇嘛將來也可投票選出。當然，他的最大讓步或妥協，是在一九八八年的斯特拉斯堡歐洲議會發表聲明，放棄西藏獨立，承認西藏為中國領土，但是要求真正自治。
這一主張來自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現實主義的考量，但是並非所有西藏人都能接受（本文前面提到的印裔美國作家Pico Iyer，就在書中寫到激烈批評達賴喇嘛的流亡藏人）。習慣操控一切的北京，就連彈丸之地的香港選舉都要動手動腳，更不可能讓西藏人真正自治。儘管上個世紀末葉，尤其胡耀邦時期，北京對西藏的政策一度寬鬆，但是強硬路線漸趨上風。中國在新世紀的「崛起」，也讓北京不再理會「國際社會」的批評。即使身在沒有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中國內地」，點開中國西藏新聞網的「西藏各地慶祝百萬農奴翻身解放55周年」專題報導，讀著以下這類文字：「55年前，西藏推翻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實現了民主改革，取得了人類文明史上的偉大進步。」「讓廣大群眾認清十四世達賴集團分裂祖國、破壞民族團結和西藏各族人民安定幸福生活的反動本質，更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自覺行動起來，築牢維護穩定的堅強防線。」——我的感覺也像時光倒流，仿佛回到文革前後的中國。
不同於中國政府的宣傳，近年來，國際傳媒和西藏流亡政府關於西藏的諸多報導和聲明，尤其不斷增加的藏人自焚，幾乎都讓人沮喪甚至難過。達蘭薩拉去年一月公佈的一份白皮書《西藏為何燃燒》（Why Tibet is Burning…），引用了在「中國西藏」的藏族知識份子和幹部之間流傳的一個政治笑話：「最初十年（1950-60），我們沒了土地。第二個十年（1960-70），我們沒了政治權力。第三個十年（1970-80），我們沒了文化。第四個十年（1980-90），我們沒了經濟。」這份白皮書把這幾年的藏人自焚歸咎於中國在西藏的「政治壓迫、文化同化、經濟邊緣化、社會歧視和環境破壞」。中國政府則把「幕後黑手」定為「分裂祖國的達賴集團」。因為從未踏足政治西藏，對人種志西藏認識也很膚淺，我不敢完全認定任何一方的指責，但我能夠感到不少西藏人（包括流亡藏人）的沮喪、焦慮和絕望。借用克林頓當年訪問中國所說，西藏人也站在歷史的正確一方，但是達賴喇嘛日漸老邁，「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並無實效，北京的強硬立場並未因為藏人抗爭而有軟化，真正的西藏（政治、社會、文化、經濟、宗教）也在迅速改變（我在甘孜遇到一位在成都學藏語的芬蘭女子，她告訴我，當代藏語跟傳統藏語有不少差異）。時間，似乎並未站在西藏人的一方。
然而有一點尚未改變，無論北京在經濟上對「中國西藏」如何慷慨，無論達賴喇嘛不求獨立只求自治的「中間道路」怎樣引起藏人爭議，大多數西藏人依然把達賴喇嘛視為不可替代的精神領袖和政治領袖（強迫西藏人譴責達賴喇嘛，也許等於強迫天主教徒辱駡教宗）（注六）。在相對寬鬆的四川甘孜藏區，我去過的那家藏餐館，「公然」掛著達賴喇嘛的大幅照片，寺院佛壇也供著達賴喇嘛像。在加德滿都的Bodhnath，一個英俊的年輕藏人，每天都在佛塔下方虔誠跪拜。在成都的「小拉薩」，兩個年輕的西藏僧人坐在街邊乞討，然而方式獨特：他們搖頭晃腦狂誦經文。沒有任何信仰的大多數中國「親們」，或許可用金錢收買和軟化，可以沉迷風花雪月吃喝玩樂，篤信佛教的西藏人卻很難用物質主義同化，並非後者不希望離苦得樂，而是西藏人和中國人有著完全不同的文化、價值觀、生活方式和身份認同，就像油和水，你無法把它們摻在一起，哪怕你覺得自己的動機無比高尚。
四
跟達賴喇嘛相識三十多年的作家Pico Iyer寫道，他在達蘭薩拉目睹的最感人一幕，是在一九八八年西藏新年，達賴喇嘛接見剛剛到來的幾十個西藏人。這些衣衫襤褸的藏人，冒險來到這裡，只是為了跟達賴喇嘛見上幾分鐘，有的人還得回去，再也不會來印度。「達賴喇嘛進到房間時，整個地方像在啜泣顫抖。轉瞬之間，幾乎所有在場的人都在哭泣，抽搐，對於其中有些人，也在釋放內心積蓄了三十多年的所有情感（希望、恐懼、憂慮和解脫）。這人（達賴喇嘛）坐在他們面前，看著他們，眼神敏銳專注，在他面前的這些成年人，沒有一個敢抬頭看他。」達賴喇嘛後來告訴作家，儘管悲傷可以控制，但是，看到他們把所有希望寄託給他，看到他們遭受的痛苦，他也常常流淚。
雖然我有一本垃圾護照，不必像普通藏人那樣歷經艱苦，從德里到達蘭薩拉，還是得坐整整一夜汽車。黃昏，我們離開德里市區，一直在平原疾駛。午夜過後，空氣潮潤，在一個加油站最後休整十來分鐘，汽車漸漸爬上彎曲山路，我跟車上的印度人、西藏人、以色列人、美國人和歐洲人一起漸入夢鄉。一覺醒來，天已大亮，遍山松林，薄霧遊走。我們停在山腰一處空地，印度的吉普車、三輪摩托和的士司機高聲兜著生意。一條灰撲撲的狹窄柏油路彎向幾步之遙的上方小鎮。時辰尚早，叉路口的各類商店還沒開門，只有幾個賣早點（西藏momo，類似中國蒸餃）的小販和探頭探腦的西方旅人。達蘭薩拉。僧人帕登嘉措（Palden Gyatso）在「中國西藏」蹲過三十一年監獄，他的回憶錄《雪中火焰》（Fire Under the Snow）這樣寫道：「在獄中，我們低聲念著達蘭薩拉的名字，生出敬畏。」但是乍眼一看，除了路口一家Pizza Hut和德里這類大城才有的咖啡連鎖店Coffee Day，達蘭薩拉跟印度的偏遠小鎮沒有太大區別。
一身疲憊，我在鎮上幾條狹窄的泥土路、石板路和瀝青路上來來回回，不論當街還是背街，每家客棧爆滿，尤其藏人開的旅店。一個身穿素淡chuba（藏人服裝）、舉止文雅的中年西藏女人見我無奈，把我帶到一家印度人開的賓館：只剩沒窗戶的憋悶房間。另一家印度人開的高檔賓館很多空房，但是價格奇高。我來得太巧：今天是達賴喇嘛三日佛法講座的第一天。將近八點，達蘭薩拉幾條路上很快人潮湧湧，幾乎朝著一個方向：Temple Road盡頭的Tsuglhakhang寺院（達賴喇嘛的居所也在那裡）。胸前戴著通行證的西藏人（僧侶，俗眾）、西方人、日本人、韓國人、臺灣人和香港人，拿著筆記本，拎著折疊軟墊，手握可以收聽同聲傳譯的袖珍收音機。寺院門外，靠近Richard Gere捐贈的公共廁所，幾個印度員警站著維持秩序，西藏和印度小販賣著早點茶水，幾個印度乞丐也已「開工」。從我下車，將近兩個小時過去，講座早已開始，我總算住進一家陳舊的印度客棧。
草草安頓，我很快出門，又到Tsuglhakhang。還在門外，我就聽到喇叭傳來達賴喇嘛的渾厚嗓音，回蕩山谷；他正用藏語說法。登上寺廟旁邊的二樓，幾十個西藏人在辦講座的通行證。還好，外國人和西藏人分別辦理。擠到桌前，填表，電腦照相，出示護照（我很擔心也很尷尬我的PRC護照），奉上十盧比工本費（大約等於一塊人民幣），我順利拿到通信證。回到會場門口，通過印度員警和西藏流亡政府安全人員的開包檢查和搜身（不得攜帶任何攝影器材、易燃物品和刀具），我終於入內。
Tsuglhakhang，藏語又叫Jokhang，亦即大昭寺。這是拉薩大昭寺的「流亡版」，但它外表現代，就像一座中型體育館，幾根鋼架撐著巨幅白色帆布，懸出寺院前方。臺階下方的林間空地，背對達賴喇嘛的兩層居所（就像一家中檔旅館），各國聽眾席地而坐，對著幾幅液晶螢幕。我步上殿堂，地上也坐滿聽眾：除了西藏人和零散的外國人，日本、臺灣、韓國、泰國和葡萄牙的信眾比鄰而坐，負責傳譯的各國譯員坐在前排忙碌。裡裡外外，估計三四千人。正中講壇，高高在上，年近八旬，藏人心中大慈大悲的菩薩，北京眼裡「披著僧袍的狼」，達賴喇嘛侃侃而談，不時呵呵而笑。肩掛老式步槍的印度員警站在角落，並未阻止像我一樣湊近的幾個外國聽眾。我站在過道端詳，距離達賴喇嘛不過二十來米；他偶爾也朝這邊望望，似乎也在好奇，怎麼會有閒人晃蕩。隨後，我走到講壇後方，靠著圍欄盤腿而坐，平心靜氣。
毫無準備（沒有收聽同聲傳譯的收音機，也不知道講座主題），我沒久留，出去看了陳列簡單的西藏博物館（最有意思的展品，當數中國軍警折磨藏人的電棒手銬一類器具，據說是從西藏偷偷帶出）（注七）。大昭寺門內，斜對博物館，還有一座海外華人捐贈的黑色大理石紀念碑（Tibetan National Martyrs’ Memorial）和自焚藏人雕塑，今年三月落成，有些粗糙。雕塑下方，一塊藏英中對照的銘牌：燃燒的西藏（1998-2013），列出藏地自焚的一百二十二位藏人姓名（注八）。臨街圍牆，一側掛著被中國當局軟禁的十一世班禪喇嘛照片（World’s Youngest Political Prisoner：Missing Since May 17, 1995），另一邊則是立場激進的西藏青年大會（Tibetan Youth Congress）製作的宣傳牌Sacrifice of Life for Tibet，都是自焚藏人照片，其中三十多位只有空白，世人連他們的相貌也不清楚。
達賴喇嘛的三日講座（限於每天上午），是在講解西元八世紀印度高僧寂天（Shantideva）的《入菩薩行》（A Guide to the Bodhisattva Way of Life）。這本經典闡述菩薩道：寬容，道德訓練，耐心，熱忱，冥想和智慧。一九九三年，達賴喇嘛在美國講經，專門論及該書第六章：憤怒，怎樣毀滅人的一生德行。那次講座結集成書：《治癒憤怒》（Healing Anger），我這兩年讀了兩遍，受益太多。第二天和第三天早晨，當我買好袖珍收音機，跟在場幾千人一道，望著達賴喇嘛走出大昭寺對面的居所，步上臺階，登上講壇，同聲傳譯的講座卻讓我費解。坐在林間地上，我從英文換到中文，又從中文換到英文，依然難得要領（相對而言，中文傳譯太多「行話」，要比英文晦澀），雖然我知道他在講「無我」「無常」，在講他跟西方物理學家和心理學家的切磋。《入菩薩行》我早有英譯本，我後悔這幾年沒有認真讀過。
愚昧如我，更有啟發也許還是現場：當達賴喇嘛走過林間，一個面容姣好的白人女子，身穿素色chuba，就像所有西藏人一樣，低眉，合掌，躬身。講座剛剛開始，一個中年藏人，對著講壇不停跪拜。一個中年西方女人，一邊戴著耳機，一邊核對《入菩薩行》的英譯本。一個白人青年一直盤腿端坐，不時寫著筆記。一個西藏老者，膝上攤開一疊沒有裝訂的藏文傳統經書，不時翻閱。幾個沙彌拎著茶壺紙杯穿梭人群，不停給大家續著奶茶。兩個年輕僧人拎著口袋，不停派發藏式烤餅。到處都有西藏男女，把早已買好的盒裝牛奶放進僧人拎著的桶裡，這是信眾的利他奉獻：你受益，但也付出，就像講座開始前喇叭傳出優美女聲的英文吟誦（出自《入菩薩行》）：
For as long as space endures
And for as long as living beings remain,
Until then may I too abide
To dispel the misery in the world.
（只要宇宙繼續/只要生命存在/我願常駐/驅散世間痛苦--【乃至有虛空，以及眾生住，願吾住世間，盡除眾生苦】）
海拔一千七百多米（僅為拉薩一半），達蘭薩拉現有八萬多西藏難民。十九世紀中葉，英國人在此設立軍營，一九零五年地震後，這裡再度荒廢。準確說來，西藏難民聚居的小鎮名為McLeod Ganj，又叫上達蘭薩拉（Upper Dharamsala），有別於相距不遠海拔較低的印度小鎮下達蘭薩拉（Lower Dharamsala）。作家Pico Iyer寫道，很多人覺得，一九六零年，尼赫魯讓達賴喇嘛定居McLeod Ganj，是想讓西藏人遠離外界視線，當然這只是猜測。但在印地語中，dharamsala，意為朝聖者的庇護所或旅舍。西藏人信奉的佛教來自印度。一九五九年，佛教在西藏面臨滅頂之災，成千上萬的西藏人跟隨達賴喇嘛逃出雪域，也許就像猶太人跟著摩西出埃及，又像孤立無援的朝聖者來到佛陀弘法的故土尋求庇佑。
因為達賴喇嘛和西藏難民，達蘭薩拉的簡陋街道和地處偏遠只是表象。中午，講座散場，鎮上有了生氣。各類商店都已開門：西藏人和印度人的工藝品店，雜貨鋪，小超市，洗衣店，餐館，網吧，咖啡館，多如牛毛的旅行社，水準不俗的幾家小書店……這裡既是另一個「小拉薩」，也是加德滿都遊客區的迷你版，但更自由，更政治，更有靈性，也更cosmopolitan，因為印度政府對西藏難民更多同情寬容，因為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在這裡不受禁錮真正延續。西藏流亡政府安全處，西藏青年大會和其它組織，難民學校，還有各類NGO，散佈彎曲而又起伏的小街。你在達蘭薩拉可以聽到各國口音，見到各色人等：同情西藏的西方志願者，忙著購物的臺灣師奶，一身絳紅迦裟的西方喇嘛和尼姑，呆得無聊的以色列女子，到此一遊的印度客，對著寺廟壁雕大贊「都是金子」的四川老和尚，或許，還有隱姓埋名的中國間諜。
雨季已過。每天上午，達蘭薩拉天清氣朗，一到下午卻又雲蒸霧騰，氣溫驟降，不時細雨。第三天午後，聽完最後一日講座，我把袖珍收音機送給住處附近的西藏餐館中年老闆娘，我是那裡「常客」，也在大昭寺會場見過她。「今天的講座有點難。」她用英語說，接過收音機：「明年再來。」她知道我是中國人，但她很客氣，就像明白我的尷尬身份，就像瞭解我在努力贖罪。
夜裡，我站在街邊，跟一個將近三十的西藏青年聊天。我倆相識很偶然，兩個印度員警走進我住的客棧調查一起糾紛，我和西藏青年因此搭話，愈聊愈多（想到西藏人對中國人常有的戒備，我隱瞞了自己的身份）（注九）。他是第三代難民，印度出生，拿到印度國籍，中學畢業，有個出家的弟弟。就像我在尼泊爾博卡拉遠郊的西藏難民營遇到的那位西藏中學生，他也講得一口流利的印地語和熟練英語。他沒工作，暫時這麼閑著，因為工作不好找。他說有些印度員警很壞，常常刁難和敲詐西藏難民，哪怕你有合法身份。我問他有沒回過西藏。沒有，他從沒回過西藏，他想等到西藏自由的那天回去。Free Tibet，他說，信心滿滿，但他並不主張暴力，他希望西藏人和平抗爭，讓西藏得到自由。
他也許看得到這一天。
注一：Goldstein引用了一九三零和一九四零年代英屬印度政府駐拉薩代表Hugh Richardson的劃分：「在『政治』西藏，西藏政府的管治從早期延續到一九五一年。在這之外的北部和東部（藏語中的安多和康）……則是『人種志』的延伸，曾為藏族獨居，而且仍占多數。」
注二：Heinrich Harrer的回憶錄《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寫道，在舊西藏，小偷小摸要被公開鞭笞，攔路強盜則被砍手砍腳。
注三：必須說明，我現在對這本自傳有所保留，正如西藏歷史學者Tsering Shakya的西藏現代史《龍在雪域》（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所寫：「這些（自傳）不能視為準確的歷史敘述；它們是為了大眾閱讀和爭取對西藏事業的支持而寫。」
注四：相關始末，可上YouTube網站參看一部紀錄片Tibet: Murder in the Snow。
注五：參見「人權觀察」組織（http://www.hrw.org）二零一四年三月的報告：Under China』s Shadow: Mistreatment of Tibetans in Nepal。
注六：Melvyn C. Goldstein在《雪山獅子和龍》一書中寫道，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應中國政府邀請，達賴喇嘛先後派出三個代表團回西藏考察。在青海，代表團受到藏民狂熱歡迎。北京很尷尬，擔心代表團去到拉薩不知還會怎樣。但是，當時的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任榮讓北京放心，因為拉薩人民更有政治覺悟。代表團來拉薩前，拉薩市的居委會勸說「群眾」應該禮貌待客，不要因為仇恨「舊社會」而向達賴喇嘛的代表團扔石頭吐口水。結果，拉薩「群眾」對代表團的歡迎遠遠超過青海。成千上萬的拉薩市民湧向代表團，很多人哭喊，跪拜，敬獻哈達，爭著觸摸達賴喇嘛的兄弟，有的高喊「西藏獨立」「漢人回家」的口號。
注七：在獄中飽受折磨的僧人帕登嘉措（Palden Gyatso）寫道，逃出西藏前，他找人暗中搜集了這類二手的「警用器械」。上路時，除了衣物，他的包裡還裝著電棒、警棍、匕首和手銬。我看到的這些展品，也許就有帕登嘉措的「貢獻」。
注八：根據西藏流亡政府最新統計(tibet.net/factsheet-immolation-2011-2012)，從二零零九年二月至今，西藏內外共有一百三十二名藏人自焚，其中男性一百一十二名，女性二十名，人數最多的年份為二零一二年，共有八十五名。流亡政府去年一月公佈的白皮書「Why Tibet is Burning…」表示：「我們繼續呼籲，不要採取激烈行動，包括自焚，因為生命寶貴。」
注九：一九八零年代中期，英國人Catriona Bass曾在拉薩教書一年多，她的回憶錄Inside the Treasure House: A Time in Tibet（我在加德滿都的Pilgrims書店購得這本印度版的小書），站在第三者角度，對藏人和漢人的關係有不少微妙觀察，尤其她寫到，個別相對開明的「援藏」中國知識份子，「他們很敏感，想要瞭解西藏人及其文化，想要對方接受，面對的卻是藏人的不斷懷疑和拒絕」。
注十：本文剛剛定稿，我讀到BBC採訪達賴喇嘛的一篇報導。昨天（十二月十七日），七十九歲的達賴喇嘛在羅馬表示：他也許是最後一位達賴喇嘛。在他身後，是否還有新的達賴喇嘛，這要取決於西藏人民。要是下一位達賴喇嘛很愚蠢，那會很可悲。所以，趁著現在這位達賴喇嘛廣受歡迎，最好終止這一延續數百年的傳統。我不知道這一宣稱是否當真。半個多世紀以來，西藏之所以廣受世人同情和支持，這跟十四世達賴喇嘛的人格魅力和巨大影響息息相關。雖然達賴喇嘛前些年已把政治權力移交民主選舉的流亡政府總理，沒了達賴喇嘛的西藏事業，將會更加艱難。
（2014年12月)【作者簡介：周成林，獨立作家，譯者，旅行者。】
資料來源：周成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