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央到地方，從宗教活動到日常生活，藏人社區均運轉有序，生機盎然，真不像是一個流亡群體。那麼流亡藏人何以能夠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裡不但堅持了下來，而且在一個原本陌生的地方站住腳跟，重獲生機，保存了本民族的文化血脈，並贏得國際社會的廣泛尊敬呢？據西藏流亡議會議員介紹：第一，境內外藏人擁有共同的領袖，那就是尊者達賴喇嘛；第二，境內藏人不滅的鬥志；第三，境內外藏人的剪不斷的精神、文化聯結；第四，流亡社區民主化的有效政府；第五，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而據我的觀察和理解，這5條中，第一條大概是最重要的。藏民族是一個崇尚神性的民族。達賴喇嘛在藏族民眾的心目中，不僅僅是一個教派領袖，也不僅僅是「王」（政教合一意義上的最高首領），而且是「神」，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這個「神」是普度眾生的。因此可以說，達賴喇嘛是解開目前西藏僵局的秘鑰，可惜至今北京沒有正視這一點，而是不斷地妖魔化達賴喇嘛，還有比這更愚蠢的事情麼？
初識達蘭薩拉
2014年9月末到10月初的達蘭薩拉之行，是我第一次到訪這個印度西北部的山區小鎮。如今，這個小城在全世界已經聞名遐邇，但究其原因，它卻是上個世紀50年代中國共產黨在藏區推行「民主改革」悲劇的產物，沒有這場悲劇，達賴喇嘛不會流亡至此，也就不會有今天的達蘭薩拉。
飛機在新德里國際機場降落後，有藏人朋友派來的車直接把我接到新德里郊區的一個接待站稍事休息，再從這裡乘大巴前往達蘭薩拉。這是一段10多個小時的旅程，傍晚7點出發，次日早晨才到達。這裡地處印度西北邊陲，已經離印巴邊界不遠，記得路上曾經過一處軍營，有荷槍實彈的士兵在塔樓上站崗。
而達蘭薩拉卻完全是另一幅景象。這座小鎮坐落在一片山腰之間，崎嶇的山路把這裡和外部世界連接起來。中心區域的幾條小街店鋪林立，遊人如織，顯得十分繁華。據專門負責接待我的藏人行政中央工作人員嘉央先生介紹，這裡如今既是世界上許多藏傳佛教信徒的朝聖地，也正在發展為一個旅遊觀光地，雖然基礎設施還很簡陋，但前景看好。
嘉央是一位熱情又略有些靦腆的小夥子。他生在四川康區，中學是在拉薩上的。問他為什麼要來達蘭薩拉，答曰：「為了見尊者，也為了到這邊學習自己的文化，得到真正的傳承」。嘉央的父母還留在「那邊」。後來我在訪談中瞭解到，有不少藏族年輕人是懷抱這樣的理想翻越雪山、冒險越境而來到印度，來到達蘭薩拉的。
在整整一周的參觀、訪談期間，嘉央既是翻譯，又是導遊，我們很快成了朋友。
拜會議長和司政等流亡政府官員
這次到訪，除了拜會達賴喇嘛外（詳細內容見上一篇文章「『黨國中興』與西藏問題前景：與達賴喇嘛一席談」），重要內容是和流亡政府的官員們進行交流。在幾天時間裡，我先後拜會了西藏流亡議會議長平巴次仁先生、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博士、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部長德吉曲央女士、外交與新聞部秘書長索朗達布先生等，還和流亡議會議員格桑堅參先生以及流亡政府下設的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土丹桑培先生做了深入交談。
洛桑森格1968年出生於印度，在哈佛大學拿到法學博士學位，2011年競選成功，成為流亡政府的新一任民選總理（現在稱司政）。聽說我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教當代中國政治和當下中國九大思潮，這位年輕的司政立刻表現出濃厚興趣，拿出自己的手機，一邊聽我介紹是哪九大思潮，一邊把它們記錄下來。與議長平巴次仁會見的開場白也很有意思，這位爽朗的議長上來就問道：「聽說您寫了一本關於西藏的書《中國民主轉型中的西藏問題》，對我們還有所批評？」我驚訝地反問：「此書並未翻譯成藏語或英語，議長何以得知？」對方哈哈大笑：「我是議長嘛，當然有瞭解情況的管道。」我也笑答：「這本書確實表達了一些個人觀點，一方面繼續批評中共，另一方面也對藏人朋友的歷史認知提了些不同意見。有的藏人朋友也在寫文章批評我，有不同觀點存在是正常的。」議長表示同意。和司政一樣，平巴次仁議長也是在印度長大的，屬於流亡藏人的第二代。
格桑堅參議員則不同，這位不到50歲、英俊幹練的康巴藏人1999年才來到印度，之前有過在中國國內體制內工作的經歷。他的漢語極好，這給我們之間的交流提供了很大便利。據格桑講，他在來印度之前走遍了包括青海、雲南、甘肅、四川在內的所有藏區從事考察，到這邊後才成家，如今他已是三個孩子的父親。我們本來說好參觀完藏人定居點後到他家做客，結果因為旅途勞困而未能如願（到定居點來回需要5個小時的長途跋涉），但第二天還是意外地在附近一個旅遊區巧遇格桑一家人。三個孩子看上去是那樣可愛，大女兒不過11歲，最小的才4歲，格桑的太太溫柔、矜持，一看就是個賢內助。這個家庭給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流亡政府是如何運轉的？
海外流亡藏人群體就是由無數個這樣的家庭所組成，位於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則是這個群體的組織中心。雖然這個「政府」從未獲得任何國家的承認，印度當局也只是把它當作難民自治機構，但在當地藏人心目中，這個政府代表著自己，成為流亡政府的公務員是一件極崇高、極光榮的事情。
那麼這個政府是如何運轉的？它的財政支持來自何方？它有長期存續下去的能力嗎？這些問題不僅關涉流亡政府自身，而且關乎海外近20萬藏民的生存、未來。為此，我特別向平巴次仁議長和格桑議員分別進行了討教。據他們講：流亡政府目前的財政收入按人民幣計算約為1億2千萬元/年，這個數字是公開的，並非什麼秘密。其中，民眾稅收1000多萬，約占全部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更大塊的收入來自各類國際捐款。這些捐款通常專款專用，比如支持流亡政府的衛生、教育或社會福利事業。達賴喇嘛辦公室在必要時也會向財政部撥款，這個辦公室是在印度政府註冊的一個機構，負責掌管尊者的著作收入、法會收入等等。總的說，流亡政府的財政收入來源是多元化的。平巴次仁議長很坦率地談到，能有這麼多國際捐款，和達賴喇嘛尊者擁有的巨大聲望有關，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都要感謝尊者。當然，對於未來的可能困難，議會和行政中央都有意識，並做了相應準備。
在支出方面，政府預算主要用於定居點的各類財政支持以及政府的自身運轉。目前，流亡政府的各類行政費用大約4000萬/年（按人民幣計算），我想這大概包括了達蘭薩拉行政機構的運作及海外機構的運作。海外機構的運作當然是很費錢的，因為必須按照當地標準付房租、支付報酬等等。而在達蘭薩拉，政府的辦公條件相當簡樸，官員和公務員的工資標準很低，像中央司政這樣的高級官員，其工資亦不過每月25000元印度盧比，大約相當於400美金，只及印度普通公務員月薪的一半。更值得一提的是，流亡政府各級公務員的工資水準十分接近，比如嘉央是普通公務員，他的月薪可以拿到20000盧比，比司政少不了多少。這是一個接近平均化的報酬體系。當然，這樣低的收入在達蘭薩拉只夠勉強糊口。對藏人來說，在流亡政府工作帶有半義務的性質，很多藏人家庭的主要收入來自做買賣或到海外打工，當家裡有人在政府工作時，大家會在經濟上補貼他（或她），並把這視為對政府的支持。
訪談中我還瞭解到，經過多年摸索，流亡政府已經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監督體系。除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別獨立運作外，流亡政府還設有專門的選舉委員會、公職人員選任與考試委員會及審計署，獨立于三權之外。格桑議員特別向我介紹了審計署財務審計之嚴格，所以這麼多年來流亡政府幾乎沒有發生過大的貪腐事件。
定居點與藏人的生活狀況
流亡政府管理著大大小小50多個藏人定居點，分佈在印度的不同地區。我在嘉央的陪同下參觀了達蘭薩拉附近的兩個定居點，一個叫比爾藏人定居點，一個叫君達熱藏人定居點。車開進定居點生活區後，只見到處懸掛著長長的經幡，寺院、僧人隨處可見，一派濃郁的藏文化景象。印度政府為了保存藏文化的獨特性和完整性，規定印度居民不得入住藏人定居點，但定居點的基礎設施很多是由印度政府提供的。我為此而深深觸動。這個國家並不富裕，卻伸開雙臂接納了落難中的藏人，真誠地幫助他們，這就是一個自身也剛剛獨立不久的、新興的民主國家的偉大胸懷！
在君達熱，年輕的定居點行政長官丹增熱嘎先生向我詳細介紹了定居點的情況。這個定居點規模700多人，過去有一些手工作坊，現在則以貿易為主，大約有一半的家庭做毛織品生意，收入還不錯。也有一些定居點以農業為主，特別是在印度南部，但君達熱不是這樣。定居點裡有4所學校，都是公立的，除了為本社區子弟開設各個年級的課程外，也接待來自中國境內藏區的新流亡者。學校不收學費，本社區家庭收入還可以的，收取食宿費，每月700盧比，但新流亡者全免費。問到衛生、福利方面的情況，丹增先生介紹說老一代藏人剛出來時很多人生病，政府花了很大努力解決這個問題；現在衛生情況已大為改觀，比如患肺結核的少多了。目前定居點還做不到全民免費醫療，收入尚可的家庭要繳納一定數額的醫療保險費。但對於經濟條件不好的老人、兒童，政府免除醫療費用，辦法是由定居點行政長官和地方議會議員等組成扶貧辦公室，根據本社區情況確定需要扶助的物件名單上報流亡政府內政部，批准後即可享受醫療免費、補貼待遇，就診可以去流亡政府辦的藏醫院，也可以去當地的印度醫院。
我饒有興趣地詢問定居點的行政工作和地方議會的運作情形，年輕的行政長官告訴我，定居點行政長官負責地方全面工作，同時面對中央各部，還負有和印度地方政府、相關機構聯絡之責。地方行政長官的產生，原本希望社區選舉，但目前大部分定居點的行政長官都是中央委派，以避免本地產生的官員互相不服，丹增本人就是從達蘭薩拉委派來的，原來在流亡政府中央部門任職。監督行政長官工作的是地方議會，君達熱定居點有議員11人，社區選舉產生，每年大會兩次，小會10餘次。丹增先生特意領我參觀了他們的議會議事廳，房間不大，但很莊重，議長案頭還有定案時使用的木槌。除了行政長官和議會外，定居點還有地方法院。此種法院原來由地方行政長官主持，現在已經獨立運作，負責處理定居點內的民事糾紛。如果發生刑事案件，則由印度政府有關機構負責處理。
在君達熱定居點附近，我還參觀了印北最大的佛學院，其規模之壯觀，令人歎為觀止。嘉央告訴我，在定居點，藏傳佛教五大教派的寺院都有供奉，教義得到很好的傳承，寺院既是拜佛之處，也是學習之所。難怪過去這麼多年，有數以千計、萬計的藏族年輕人歷盡艱險也要來到這邊。
藏人何以能堅持下來？——格桑議員的5條總結
總的說，從中央到地方，從宗教活動到日常生活，藏人社區均運轉有序，生機盎然，真不像是一個流亡群體。那麼流亡藏人何以能夠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裡不但堅持了下來，而且在一個原本陌生的地方站住腳跟，重獲生機，保存了本民族的文化血脈，並贏得國際社會的廣泛尊敬呢？
格桑議員有5條總結，值得論列如下：
第一，境內外藏人擁有共同的領袖，那就是尊者達賴喇嘛；
第二，境內藏人不滅的鬥志；
第三，境內外藏人的剪不斷的精神、文化聯結；
第四，流亡社區民主化的有效政府；
第五，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
而據我的觀察和理解，這5條中，第一條大概是最重要的。藏民族是一個崇尚神性的民族。達賴喇嘛在藏族民眾的心目中，不僅僅是一個教派領袖，也不僅僅是「王」（政教合一意義上的最高首領），而且是「神」，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這個「神」是普度眾生的。所以，藏民族僧俗大眾對達賴喇嘛的無限崇拜提供了一個宗教社會典型，具有深刻的人類學意義。當這個民族經歷苦難時，儘管它被人為地阻隔為兩個部分，但對「神」的共同信仰仍然把數百萬藏民的心聯接在一起。這是世俗社會很難企及的。當然，對藏民族而言同樣幸運的是，被他們尊奉為「神」和「活菩薩」的這位領袖，又同時具有現代眼光，認同現代民主理念，並大力宣導之、躬身實行之。這兩者的結合創造了巨大的力量和感召力。這是理解藏人半個世紀流亡奇跡的關鍵點。而相較之下——
「中國政府一直沒有搞清楚藏人究竟需要什麼」
這是訪談過程中，好幾位流亡政府官員和我說過的話。索朗達布先生曾參加和北京方面的幾輪談判，他就談到江澤民的困惑，說江澤民不理解為什麼藏人要拿出40%的積蓄用於佛事，如果江都理解不了，那麼中共地方官員就更不用說了。的確是這樣。在過去這些年，北京在藏區花了大量的錢，舉國援藏，卻總是買不到藏人的心。這是因為黨國當政者不懂得，與物質相比，藏人更重精神；與現世相比，藏人更重來世。這就是藏人崇拜達賴喇嘛的原因。我來達蘭薩拉的這幾天，正好趕上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25周年紀念，藏人行政中央舉行了盛大的慶典活動，我受邀出席了這個盛會，親眼目睹數以千計的流亡藏人與他們的「神」互動的過程。這是達賴喇嘛行宮內一個開闊地，上方搭有巨大的遮陽頂，除了嘉賓席上有座椅外，場內的觀眾全部席地而坐。達賴喇嘛入場時，全體起立，儀式開始後，全場齊唱流亡西藏的國歌，然後是司政、議長、來賓致辭，中間穿插歌舞表演，最後達賴喇嘛本人講話。尊者講的是藏語，在座的外國人和我這樣的非藏族來賓自然聽不懂，但見尊者抑揚頓挫講了很長時間，觀眾席中不時爆發出一陳陣歡笑。後來問格桑，告「尊者是在給大家講笑話」。這個場面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當然，黨國官員朱維群之流看了本文，會指責藏人是在搞「藏獨」，因為他們居然在唱什麼「國歌」。然而在我看來，此情此景實在不難理解。這是一個正在經歷苦難的民族，他們需要凝聚力，需要精神圖騰。「國歌」就是這樣的精神圖騰。當然，達賴喇嘛本人對藏民族而言是更大的精神支撐。所以當尊者宣導中間道路的時候，絕大部分藏族僧俗會遵從這個主張，不再要求西藏獨立，轉而尋求「名副其實的自治」。
可以說，達賴喇嘛本人是解開目前西藏僵局的秘鑰，可惜至今北京沒有正視這一點，而是不斷地妖魔化達賴喇嘛，還有比這更愚蠢的事情麼？
「達賴喇嘛之後，藏人有走向極端化的可能」
這也是好幾位流亡政府官員和我談起的擔心。索朗達布先生就談到，流亡藏人中有藏青會、自由西藏這樣一些主張西藏獨立的團體，但目前支持中間道路的還是大多數。至於未來，要看中共的政策有無改變。如仍無改變，藏人走向極端化的風險一定是有的。議會到那時候將由流亡藏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主導，改變中間道路政策完全可能。平巴次仁議長的觀點略有不同，他說，「我們這一代承前啟後，可以發揮橋樑作用。至於未來的年輕一代如何，目前還不好評估，但相信他們會有全域眼光。」議長同時指出，藏民族本來是個強悍的民族，在佛教的薰陶下、尊者的教導下，藏民族一直忍辱負重，以和平非暴力的形式爭取自己的權利。平巴次仁議長特別強調：「我們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爭取藏人的權利，而不是根據中共黨章爭取我們的權利。未來中國若能實現民主化，當然最好，我們也不希望看到中國亂。目前的藏人行政中央正在加大中間道路的宣傳，我們希望尊者健在時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司政洛桑森格博士和我交談時表達了同樣的願望。他們都在強調，未來會怎麼樣（達賴喇嘛百年之後會怎麼樣），那就要看北京政府的了。我理解他們的意思是，如果北京繼續目前的高壓政策，藏人走向激進化、極端化的可能不是沒有。藏人今天只是自焚，用消滅自己肉身的方式表達抗議，並沒有傷害漢人。這和新疆的情況很是不同。但北京的政策不改，就難免未來會發生變化。
悲劇不應再繼續下去
本文寫到這裡，筆者的心情是沉重的。作為漢族知識份子，我很感謝流亡政府的官員們能夠推心置腹地和我交換意見，也充分意識到了西藏問題解決的艱難。但，我們總要走出這一步。
歷史本身充滿了張力。在《中國民主轉型中的西藏問題》一書中，我曾詳細分析了這種張力的性質。雖然歷史進程並非簡單的非黑即白，但作為結果，共產黨當年在藏區幹了大量蠢事乃至罪惡，卻是事實。這一點，我想當今的領導人未必不清楚。當然，承認過去的錯誤需要勇氣，也許現在條件還不成熟。但我們總應該在可以著手的地方開始著手。這是我之所以要向達賴喇嘛尊者提出「灰色地帶」建議的原因（見上一篇文章），也是我之所以要把這次達蘭薩拉之行的觀感寫出來、公之於眾的原因。我希望這兩篇文字對北京的當權者也能有所啟迪。這段悲劇應該結束了。達蘭薩拉原本不是藏人的家。藏人的家在那片廣袤得多的青藏高原。達賴喇嘛和十數萬海外藏人流亡者應該回到他們自己的家。
還是那句話，歷史終將成為過去，但終結需要勇氣、智慧與擔當。(2014年11月4日完稿於新澤西)
資料來源：張博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