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難想知，世上沒有哪個當權者願意當傀儡，也沒有哪個民族領袖願意受外族統治。面臨大軍壓境沒有辦法，如果外族軍隊已經撤離，當地統治者無疑就會想方設法把臣服變成徒具名義的假象，讓自己獲得盡可能多的獨立自主。西藏人若敢反叛，清廷可以派大軍討伐，但只要不是公然造反，清廷是不會有決心讓大軍遠涉千山萬水進藏的。西藏人明白這一點，他們會避免與北京公開作對。那麼他們要對付的，無非就是駐藏大臣及其手下人而已。
中國方面認為《二十九條章程》有了對西藏的充分主權，問題只在於駐藏大臣是否很好地執行。駐藏大臣的盡職與否肯定對中國在西藏的控制力有一定影響，但是把全部問題都歸於這個原因是掩蓋了實質。縱觀歷史，決定駐藏大臣在藏基本狀態的並非是他們之間的不同，反而是他們之間共同特點。
那共同的特點是：
第一，隨員數量很少。一般情況下，在駐藏大臣衙門裡工作的文職人員多時幾十人，少時十幾人，這些人中除了官員，文書、翻譯、財務等職能人員也包括在內；
第二，駐藏大臣及下屬在西藏的時間短，一般為三年，這決定了其總體趨勢是向外流動的，心不在藏，根不在藏；
第三，駐藏大臣及下屬主要集中在拉薩，只跟西藏上層社會打交道，對西藏基層政權與社會的情況既無法瞭解，也談不上控制。
這三個特點已經決定了，不管駐藏大臣到底是「佼佼者」、「平庸者」、「昏聵者」，也是不可能掌握西藏實際權力的。
史料中很少記述駐藏大臣的日常工作和具體活動，但是可以想像，西藏有上百萬平方公里土地和上百萬人口，沒有一個上千名官員和職能人員組成的系統是無法管理的。僅駐藏大臣手下的屬員數量之少，就已經決定了其不可能在西藏行使權力。
《二十九條章程》雖然規定「噶倫以下的首腦及辦事人員以至活佛，皆是隸屬關係，無論大小都得服從駐藏大臣」（第十條），然而對官場行為稍有瞭解，就不難看出這是一句空話。對西藏政權各級官員來講，駐藏大臣是一個異族人，文化隔膜，語言不通，人緣不熟。他們不可能把忠誠和服從獻給這樣的人，而不惜得罪本地統治者，這是基本的官場常識。三年一換的駐藏大臣就像無根的浮萍來來去去，達賴喇嘛的威嚴卻終生籠罩著西藏每一個人及其家族。在這不成比例的兩個靠山之間，當「藏奸」的選擇顯然是不明智的。別說還有民族感情、宗教虔誠和文化認同等其他因素的作用。
我用「介面」比喻清代的駐藏大臣制度。那時的西藏完全自成一體。駐藏大臣只是北京伸向西藏的一個「介面」，與西藏本地的「介面」──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進行一對一的聯繫。清朝對西藏的所有控制，都必須經過這一對「介面」之間的轉換才能實現，別無它途。清代中國對西藏有無主權的問題，在這裡也就有了一種更具體的判斷：如果西藏的「介面」完全服從北京「介面」的指令，中國對西藏就有主權；如果西藏架空北京的「介面」，只是在諸如外交、國防一類大問題上表示服從或不敢違抗，那就只能算是宗主權；如果西藏的「介面」完全不聽從北京，甚至割斷了「介面」，那就什麼權也沒有了。
（轉載-自由亞洲電台，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資料來源：王力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