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在1951年帶領中國解放軍先頭部隊進入拉薩的平措汪傑，是四零年代西藏共產黨的建立者，他在中共統治期間長達十八年遭到長期監禁，直到文革後平反，因為長期單人監禁，一度喪失說話能力，他曾任中共全國民大民族委員會副主委，是中國境內最著名的藏人之一。2004年，由他以第一人稱口述，Melvin Goldstein等西方藏學學者執筆的傳記《一位藏族革命家》(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pa Phuntso Wangye)，以英文在西方出版。2004年到2006年間，他曾數度寫信給胡錦濤，指責中共鷹派依靠反對達賴喇嘛尋求個人私利，關閉中藏談判大門並誤導中共高層，並在2007年譴責西藏自治區主席向巴平措對呼籲達賴喇嘛回到西藏的拒絕。（向巴平措就是那位聲稱解放軍是去拉薩「打掃街道」的天才）
這篇文章翻譯自西藏歷史學者Tsering Shakya對平措汪傑傳記的書評，發表在《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2005年7-8月34期上。
1979年一本中國的異議雜誌上，出現「二十世紀的巴士底監獄」一文。在文革期間，北京秦城一號監獄專門關押高階共產黨員，這篇文章描述了在這監獄裡的兩名衰弱的西藏囚犯的命運，他們兩位分別是1940年代建立西藏共產黨的平措汪傑（Phuntso Wangye）以及他的親密戰友阿旺格桑（Ngawang Kesang）。這篇文章是肯定二人依然在世的第一個訊息。從1958年起，曾經在中共的西藏事務裡扮演領導角色的平汪——人們通常這麼簡稱他——就消失在公共場合，其後十八年都被關押在惡名昭彰的秦城監獄的單人牢房。
平汪——書裡用這個充滿感情的家庭姓名稱之——是西藏社會的名人，但關於他的生命和政治工作卻鮮有人知。由本書共同作者道幃喜饒（Dawei Sherap）所著的簡短傳記由私人出版且流通量有限，《一位藏族革命家：巴塘人平措汪傑的時代和政治生涯》（A Tibetan Revolutionary）一書則提供更全面的記述，對西藏現代歷史感興趣的讀者都應該閱讀。英文著作裡，存在大量西藏人的傳記，但它們多數描繪一種在中國併吞前，快樂的西藏人住在理想化社會裡的生活，平汪的回憶錄結集 由梅•戈爾斯坦（Melvin Goldstein ）所做的的許多長篇訪問並以第一人稱寫成，提供更複雜的報導。本書揭示了一小群想將改革與革命帶到雪域的西藏人的想法與企望，並以豐富資訊啟發讀者。
一般對平汪的看法不外乎二：對傳統人士來說他是將解放軍帶入西藏的通敵者，對自由派來說他是西藏社會裡從未有過的領導者，他的個人失敗就是民族的失敗。戈爾斯坦（Goldstein） 不同于其他學者，他致力將西藏現代史的正反優缺各個面向帶入公共領域，人們熱切地閱讀這本傳記並在網路上廣為張貼的情形，顯示平汪在年輕一代的藏人之中已經找到追隨者，他們被平汪鼓舞並哀悼那些被糟蹋的歲月。
1922年，平汪出生于東藏康區的一個遙遠而美麗的小鎮——巴塘，當地距拉薩東方五百哩，其時處於中國軍閥劉文輝的控制之下。巴塘在清末是軍事駐防要塞，政府辦的現代學校將一批學生送往南京學習，訓練他們成為中國政府的管理者，平汪的舅父也在其中。傳記裡生動地描述了在混亂的政治之下，幼年平汪初次政治洗禮的激情。1932年，在南京接受教育的格桑次仁（Kesang Tsering）指揮官，領導巴塘反抗劉文輝統治，他本應為國民黨而戰，但他宣稱當地該由西藏人統治。「格桑又高又壯，蓄有深髯，他成了我和其他年青人心中的英雄。」平汪回憶他號召同學高唱「新康之歌」，遵循孫中山的「民族、民主、民生」主義路線，然而不久之後勝利即夭折。劉文輝的軍隊折返報復，處決當地領袖，這個十歲的孩子和同伴在樹上敲擊胡桃時，聽到了槍聲，平汪一個玩伴的父親也被槍決。藏人的反抗持續至1935年，平汪的舅父洛桑頓珠（Lobsang Thundrup）也在反抗之列。他們再次以國民黨之名，包圍巴塘的中國駐防，而當時紅軍長征正穿越鎮上的山脊前往西北，十四歲的平汪此時已經決定追隨格桑和洛桑的腳步，前往南京就學：
……如此一來我也可以領導我們西藏人爭取自由……我崇拜格桑次仁和舅父不單只是因為他們反抗中國人，而是因為他們受過教育、見過世面、現代化，並且為了康巴人統治康地的信念而奮鬥。
十六歲的平汪第一次接觸到列寧的民族自決權思想，是透過蒙藏學校的王老師介紹。蒙藏學校由蔣介石手下的蒙藏委員會運作，在日本侵略期間，蒙藏學校撤退到陪都重慶，那裡紀律鬆弛且政治爭議甚囂塵上，對平汪和他的西藏同伴而言，列寧的民族自決構想如同天啟：
我理解列寧所謂有權力的民族與無權力的民族間存在不可避免的緊張關係。……他說強大的民族總是使用力量壓迫弱小的民族，弱小的民族則激烈反抗。我有時覺得列寧完全明白我所想的及我最在意的事情。
平汪首先組織他的學伴們進入地下西藏共產黨的革命團體並組織學潮請願，這些舉動導致他被逐出蒙藏學校。儘管他被學校驅逐，他仍在校園外遊行，高聲唱歌，誓言他絕不「潛逃」。
此時十九歲的平汪回到康地，他一開始擔任中文和音樂教師，同時活躍地追求他的政治目標。在一九四零年代由他領導的微小的西藏共產黨，採用雙重策略：一方面試圖贏得政治西藏的進步分子——達賴喇嘛的王國裡的學生和貴族——支持，從事現代化和民主改革；另一方面為遊擊隊尋求支持，以期打倒劉文輝在康地的統治。他的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徹底改變封建社會體制的統一且獨立的西藏。平汪生動地描繪了一些傳統精英的傲慢，在旅程中遇見的一些僧侶的殘酷行為，和在沉重賦稅勞役制度下的西藏農民的貧困——他們比中國農民的處境更慘。
他的故事饒富興味。在拉薩，內閣大臣索康噶倫是噶廈政府裡最年青的成員，平汪試圖說服他為康地的武裝抗爭提供步槍，然而噶廈政府將希望寄託在軸心國的勝利上，他們告訴平汪：「當日本征服中國，他們將不會打擾西藏。他們是佛教國家，而且我們如此遙遠。」於是平汪與印度共產黨聯絡，期望與蘇聯取得聯繫，他與同伴昂旺格桑組織的商隊旅行至噶倫堡，之後搭火車到達加爾各答。印度共產黨友善地歡迎他，但阻止他經由西北邊境進入蘇維埃底下的中亞，因為那裡有太多英軍。當他回到拉薩，噶廈政府仍然不願意伸出援手，儘管當時已可預見同盟國的勝利。平汪和他的同志們轉而前往位於雲南康區的德欽，當地的民兵領導貢波次仁（Gombo Tsering）願意加入他們一同對抗劉文輝，其後他們遭到貢波次仁的敵人背叛攻擊，被迫跨越金沙江，撤退到西藏，他們躲匿在山間雪地，直到1947年平汪終於到了他舅父在拉薩的住處，那裡相對安全。
當時的政治局勢多方匯流。1949年春西藏共產黨聽說中國共產黨在雲南康區建立遊擊隊基地，緬甸共產黨在當地也有強大勢力。平汪和他的同志們被西藏政府逐出拉薩，他們決定加入雲南的共產黨，並為共產黨在中國即將到來的勝利心跳不已。西藏共產黨經由印度，在1949年秋抵達共產黨在雲南西部的總部，然而紅軍指揮官——白族的歐根 （Ou Gen）——要求西藏共產黨解散並加入中國共產黨，作為他們參與遊擊隊活動的前提。在多次爭辯後，平汪終於同意。平汪被迫放棄「獨立的共產西藏自治」（self-rule as an independent communist Tibet） 的目標，但他解釋自己依然希望透過中國共產黨，「重建康地，甚至可能是金沙江兩岸的藏區，模仿蘇聯底下自治的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為自治的共和政體。……它會在中國主權底下，但由西藏人控制。」
1950年初，平汪被傳喚到重慶與鄧小平、賀龍和其他西南政治局十八軍的指揮官開會，他此時是新解放的巴塘地區的共產黨領導，會議上他被任命為解放軍進軍西藏的領導顧問。（也許是個象徵：飛往重慶的飛機遇上亂流，平汪在暈機但找不到其它容器的情況下，嘔吐在他全新的解放軍帽裡。） 在北京與拉薩談判十七點協定的過程中，他扮演關鍵的外交角色，同時也努力贏得西藏貴族成員的接受，幾乎從一開始，他就對沙文主義和許多共產黨幹部由上而下的態度多所批評。然而他為在拉薩開辦世俗學校感到驕傲，此前的世俗學校均被寺院關閉；他也辦報，吸引西藏知識份子為之寫稿。至關重要的是，平汪與鄧小平的西南政治局同一陣線，反對範明手下西北政治局偏好班禪喇嘛的左傾主義，主張以謹慎的手段從事社會改革，並取得達賴喇嘛和寺院精英的支持。他提到，1953年起他被調任到北京，就是范明施策使他離開拉薩的結果。
1956年毛澤東與十九歲的達賴喇嘛在北京會談，平汪是他們信賴的翻譯官。他回憶有一晚，毛澤東私下拜訪達賴喇嘛的住處，毛澤東提到藏軍仍然懸掛雪山獅子旗的問題，並說範明想禁止。毛澤東道：「你也許可以保留國旗，未來我們也可以讓新疆和內蒙古擁有他們自己的旗幟。除了雪山獅子旗之外，能不能也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呢？」達賴喇嘛顯然點了頭。對平汪而言，這證明了中共領導層當時正仔細思量是否採用蘇維埃的自治共和國模式，至少對藏、蒙、維吾爾三個民族。
然而政治氣氛也正在轉變。平汪強烈反對在康區嚴厲施行的改革，這導致 1958 至 1959 年的反叛，最後被解放軍殘酷鎮壓；他也悲歎中央政府不瞭解康區與西藏的關係。作為1957年人民大會的代表，他公開批評範明的政策，來年他被傳喚到紀律委員會「清洗他的思想」。此時正行反右運動，平汪失去在民族委員會裡的地位，1960年他遭逮捕，被控以「反革命嫌疑」，時年三十八歲。在獄中他經歷數次精神失常，當最後從「北京的巴士底監獄」被釋放時，他已經五十七歲。他回憶最糟糕虐待的是在牢房裡遭到電擊，那會引起非常強烈的頭痛，在被釋放後的幾個月後，他仍無法克制非自主的流口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經過一年的休養生息，他又回到會令人神經緊張的邊緣，為 1980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爭議草擬一份關於「自治共和體」的計畫書，強力主張在少數民族地區，不應使用解放軍從事治安工作，因為那可比軍事佔領。他的建議引來黨官員長達一萬字的咒駡攻擊，平汪則駁以一份兩萬五千字的抗辯。如今他已八十來歲並複官職，依然維持批判的聲音，密切注意雪域的發展動態。
平汪的民族認同與對西藏人權力的堅持成為中共的一個麻煩。中國的共產革命也以自己的方式主張民族主義並期望恢復中國榮光，在追求中國民族主義的路上，其他群體的企望只不過是個絆腳石。平汪和其他年青的西藏人藉由與中國共產黨結盟，希望將改革和社會變革帶入西藏，然而一旦中國在當地建立牢固的控制，就以漢族官員取代藏族共產黨員。作為 50 年代的政治領導之一，平汪是中國統治的前十年間唯一擁有權威的西藏人。他的語言知識和他的社會名望使他成為活躍的文化與政治仲介者，他得以接觸中共高層與達賴喇嘛（達賴喇嘛在其自傳裡曾富有感情地提及平汪）。平汪的政治生涯在 1958 年結束，他和他的同志們的命運顯示了一直以來北京的統治問題：經過五十年，北京仍然沒能拔擢藏人成為拉薩的領導高層，平汪身上危險的「地區民族主義」控罪，依然適用於任何反對中共政策的藏人，這項威脅持續使當地領導噤聲。
《一位藏族革命家：巴塘人平措汪傑的時代和政治生涯》一書使用第一人稱敘述，嚴格來說更像是一本自傳而非傳記。平汪的聲音引領著敘事，他的敘述沒有企圖批判或分析，對讀者來說，這很顯然是平汪觀點的事件，而這也是本書強項。然而它仍有待辯論與詳察，這本書的出版說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正改變著，也說明了學者們將越來越有機會接觸中國與西藏的材料。書裡的大部分資訊還未經歷史與檔案資料的佐證，也許將來會出現不同的版本。這絕非貶低本書的重要性。當我們檢驗其他資料來源之後，我們很有可能發現平汪所言，比至今為止的任何證據更加真實正確，他不去反責那些失落的歲月，這使他的敘述帶有真實感，儘管個人受到折磨，平汪維持平衡的觀點並從未陷入自憐。對某些人而言，他不動氣顯得天真，但詳細閱讀就會發現他性格的長處，他依舊相信中國和西藏能夠找到一個方式共存。書中附錄記載 1979 年平汪與達賴喇嘛代表團的對話，他提到流亡藏人稱他為「引紅漢人進藏的紅藏人」，他為自己的目標辯護：
用毛主席的話來說，共產黨在那裡是為了幫助西藏人民站起來，成為他們自家的主人，改革自身，改善人民的生活條件和建立一個快樂的新社會。但我從未意圖帶領漢人到西藏，讓漢人統治西藏人。假若如是，那「紅漢人」、解放軍及充當嚮導的「紅藏人」都是共產黨騙子。
他堅持這個策略應該由結果評斷—亦即究竟西藏人的生活條件改善了多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底下他們是不是成為「自家的主人」。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正是這些成就使他成為「好人」之一。本書的確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在五零年代沒有中國的干涉，西藏會不會發生改革？平汪的敘述讓我們得以追溯一小群激進份子創造當地社會運動的努力。如同他兒時的英雄，平汪（作詞）作曲以教育與激勵他的人民，一首從四零年代開始的激情頌歌是這麼唱的：
起來，起來，起來
西藏的兄弟們
戰鬥的時刻已經來到
你們還沒從睡夢中醒來嗎
我們再也不能生活於
強大官員的壓迫下
吃糌巴的人們，起來吧
奪取你自己的土地
奪取政治權力
平汪顯然是被革命背叛的受害者。這份對他生命的精彩詳細的紀錄，將有助後代決定他究竟是不是一個好人。
附：譯者的話
對我，直白一點說，這篇文章像是一出革命失敗者的悲劇。縱然失敗不代表沒有價值，悲劇或許更有力量。
沒有武裝的革命者，向他人乞討武力的革命者，周旋於不同力量之間的革命者，註定是失敗的吧。
另外，現代化裡永遠有兩面。既接受啟蒙，也被產生出啟蒙的邏輯所壓迫。所有人都毫無選擇地被捲進漩渦。
平汪因列寧而獲得強大的民族自治啟蒙，但也因為列寧對共產主義理論與實踐的反轉，加強了黨機器，所謂世界的共產革命之火才提前燎原。卻也因為強大的黨機 器，註定沒有力量的個人的犧牲與覆沒。俄國在列寧之後的史達林，不也對弱小民族採取高壓政策嗎？國家依靠黨機器的調動，想要走出與資本主義社會不一樣的道路，最終卻證明步調過快、理想過高的改革，是場血淋淋的鬧劇。即便對他們所處的歷史困境與條件保持同情，卻無法抹滅那些鮮血塗抹而成的歷史……。
如今，不管是大藏區的自治構想，甚且只是坐下來和談，都不可能吧。西藏錯過曾有的歷史機運，或者說，歷史其實未曾給過西藏更多選擇。如今，談判的籌碼與先發權都在中共手上，對西藏而言，如要堅持理想，只能是激烈武裝；要不就得把政治看做對現實生活暫時妥當的安排，而非理想的實踐，在中共所開出的條件下，盡可能去維護自己的利益罷了。。。
作者：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
原文標題：THE PRISONER
譯者：「安靜地，流動著」博客
修訂:唯色
轉自：http://blog.roodo.com/pbear6150/archives/5888781.html
（說明：我下載這篇譯文是2008年10月間，但今天再找這篇譯文時，發現譯者已將譯文隱藏。我在轉載這篇譯文時有個別修訂。）
資料來源：茨仁夏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