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列城初見格魯派三大法座
2009年夏，我在日內瓦參加名為「尋找共同點」的國際藏漢交流大會。會一開完，我立刻返回印度，帶著錄影錄音設備，從德里飛到拉達克首府列城。到達拉達克的次日，尊者派人通知我，要我全程參加他在列城的全部活動。尊者身邊的保安機構發給我一張「黃牌」，即「黃色通行證」。有了這個「黃牌」，參加尊者活動時我可以走近他，因此得以近距離觀察尊者與各種人的接觸。那次我跟著尊者的車隊，在列城奔波了兩天，真正體會到了尊者行程的緊張和辛苦。那回尊者身邊沒有專職攝影師，車隊裡只有我帶了錄影機和兩個相機，拍了不少獨家照片，其中頗有「得意之作」。 (圖:達賴喇嘛尊者、甘丹赤巴與拉達克國王家族合影)
不過，那次行程中最戲劇性的經歷，倒還不是客串尊者的臨時攝影師，而是在列城初見「格魯派三巨頭」，即格魯派三大法座甘丹赤巴、蔣孜曲吉仁波切和夏孜曲吉仁波切。
那兩天跟著尊者的車隊在列城四處奔走，中午全體人員會返回法王府吃午飯。我也跟著隨行人員到法王府「蹭飯」，後來又參加尊者三天的講經，前後在法王府「蹭」了5天午餐。達賴喇嘛在列城的居所叫「傑維措」，意為「和平花園」，分為內、外兩部分，內園是尊者的住處，外園是訪客和工作人員的住處；外園裡有個大廚房，裡面有間不大的餐廳，放了約4、5張桌子。午飯時，大家多數端著盤子在草地上邊吃邊聊。不過，我不習慣高原夏日正午的熾烈陽光，總是坐在室內吃午飯。
一天中午，我把錄影機什麼的收拾好，回到法王府吃午飯。餐廳裡的每張桌子都坐滿了人，我端著盤子轉了一圈，注意到有張桌子邊坐了三位老僧，一個座位空著。我走過去，問道：「可以坐這兒嗎？」一位點點頭，另一位老僧用不大流利的英語說：「請坐。」
我說聲謝謝，毫不客氣地坐下了。三位老僧吃的跟我們一樣，只是他們的桌上放了一盆蘋果。他們彼此不說話，沉默、緩慢地吃著。2009年我在西藏難民社區做口述歷史訪談，重點是採訪第一代難民，特別是經歷過1959年「拉薩事件」和「拉薩戰役」的人。那時候「拉薩戰役」已經過了整整半個世紀，當年的親歷者差不多都有60歲以上了。我滿腦子「拉薩事件」的相關細節，見到60來歲的人就想問人家是不是拉薩來的，有沒有經歷過「拉薩事件」。看著三位老僧，我腦子裡突然閃過一個念頭，看年齡他們也有60多歲了，如果是從拉薩來的，沒准也經歷過「拉薩戰役」……不過我立刻打消了這個念頭：看樣子這三位老僧都不大會英語，而我這時候沒有翻譯。
我一邊吃午飯一邊打量這三位老僧，中間的那位老僧面容消瘦，戴著一副大眼鏡；另外兩位略為豐滿。他們吃完飯，把碟子推到一邊，慢條斯理地喝水。看我吃完，其中一位用英語問我從哪裡來。我回答說從美國來，不過我是「甲米」，跟隨尊者到拉達克來採訪。我一口氣說了一串，也不知道老僧們是否聽懂了。一位老僧把桌上的一瓶水推到我面前，戴眼鏡的老僧拿起一個蘋果遞給我。我接過蘋果，拿著水瓶，向他們道謝，把用過的碟子送到回收處，蘋果在衣服上擦了擦，邊走邊啃，走出餐廳，全然沒有注意到眾人朝我投來的怪異眼光。後來，在拉達克國王的王宮裡，我拍了尊者和三位老僧之一與拉達克王室的合影。那時候，我還不知道那位老僧的身份。在拉達克的日程極忙，這件事我很快就忘記了。
2013年，在達蘭薩拉，一位朋友告訴我「一個笑話」：我在拉達克居然坐到了甘丹赤巴的餐桌邊，與格魯派三大法座共進午餐，還毫不客氣地吃了甘丹赤巴親手給我的蘋果！她說，說起這個「笑話」的人無不感慨，說只有我這號什麼也不懂的「甲米」才有這樣的膽量，同時也感歎我的福報，竟然有福氣吃甘丹赤巴的蘋果，這是何等的加持！我立時想起那年在列城，法王府的午餐，三位和善的老僧，眾人怪異的目光……天啊！我可真是「無知無畏」！回到住處，我趕緊調出在拉達克拍的照片，與尊者和拉達克王室家族一同合影的老僧，可不是甘丹赤巴嗎！我找到有關他生平的簡單介紹，果然，他是1959年逃出拉薩的，要是我索性再「無知無畏」一點兒，說不定還真能請他談談他的經歷……
2013年1月，我在印度南方哲蚌寺參加第26屆「心智與生命研討會」，格魯派三大法座也來參加，他們就坐在尊者後面。這時，我早已在不同場合見過「三巨頭」了，但自2009年以來，這是第一次近距離觀察三大法座。甘丹赤巴比幾年前更加消瘦，「三巨頭」都比幾年前衰老，而正是這三位老僧，幾年前作出了一個劃時代的決定：將科學教育引入格魯派寺院教育，從2014年開始，格魯派僧人考格西時，必須通過科學考試。
五天的研討會，參加者在寺院的大餐廳午餐。三位老僧單獨坐著，幾位年輕僧人為他們送來午餐。年輕僧人把袈裟一角咬在口中，躬身捧上他們的午餐，退後幾步才轉身走開，極其恭敬。三大法座吃得與眾人一樣，只不過他們的桌子放在大廳一端的中央，桌上放著一盆蘋果。
我隔著很長的距離望著三法座，這時候，說什麼我也沒膽量走到「三巨頭」身邊，更別說端著盤子與他們共用午餐。
因為「有知」，故而「有畏」。
資料來源：李江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