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背景的變化
1895年，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親政，那年他19歲。在他之前，四位達賴喇嘛（第九、十、十一、十二世）均短命而亡，而藏傳佛教的轉世靈童制度決定了任何一位達賴喇嘛親政之前都有一個漫長的攝政掌權時間，4個攝政時代加在一起，構成了19世紀西藏政治的基本面貌。總的說，這是一段內部混亂日益加重的歷史。而這段時間正好是大清王朝迅速走向衰落的時期，駐藏大臣多昏庸無能之輩，乾隆晚年制定的藏區治理政策很多被擱置而無力執行，這也是藏區政情趨於混亂的一個原因。
當然，更大的背景變化是國際因素的介入。西方列強及其代表的全新文明挑戰華夏古老文明是19世紀歷史中的一出大戲，從中國人的角度看，這場大戲充滿了悲劇性。1793年，也就是乾隆帝頒佈《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那一年，這位老皇帝在北京接待了來自英國的馬嘎爾尼外交使團，英國人希望在中國設常駐使館，開展貿易活動，被乾隆帝以不合天朝規矩斷然拒絕。雙方還為英國使節見中國皇帝如何行禮發生爭執，中國方面堅持要「三跪九叩」，英國人則認為這有損大英帝國尊嚴而不從，最後雙方都做了妥協、英國人單膝下跪才算了事。這個細節極富象徵性地預示了兩個「世界」即將發生的衝突。20多年後，英國人二度來華提出同樣要求，被嘉慶皇帝再次拒絕。又過了20多年，西元1840年，英國人第三次來華，這次是用炮艦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征服者邏輯開始發威了。
其實，大英帝國早在這個時間之前就開始征服南亞次大陸的印度。英國東印度公司1600年成立，開始時只是在印度莫臥兒皇帝的准許下從事貿易活動。18世紀中葉後，印度皇室內亂，各地紛紛獨立，英國人借此機會，更深入地介入印度內部事務，到19世紀中葉，已經完成對整個印度的殖民化過程，印度成為大英帝國的一部分。[i] 英國人還先後控制了尼泊爾、緬甸、錫金、不丹等國，冀圖向喜馬拉雅山以北擴展。這樣，西藏開始進入英帝國的視野。1876年，《中英煙臺條約》簽署，這是清廷衰敗背景下接受的一個不平等條約，其中有一款給英人入藏特權。但讓簽約雙方都沒有想到的是藏人一致反對英人入藏，理由是「惟查洋人之性，實非善良之輩，侮滅佛教，欺哄愚人，實為冰炭，斷難相處」，「如有來者，各路派兵阻擋，善言勸阻，相安無事，如或逞強，即以唐古特之眾，拼命相敵，諒在上天神佛庇佑佛地，大皇帝恩佑佛教，斷不至被其欺壓而遭不幸也！」[ii]
然而，這樣的不幸很快就降臨了。1888年，英軍向隆吐山西藏守軍發動進攻，是為第一次侵藏戰爭，藏軍雖裝備原始，仍奮力抵抗。清廷軟弱退讓，撤換了主戰的駐藏大臣文碩，用主和派大臣升泰頂替，並喝令藏軍後撤，不得反擊英軍。這場戰爭的結果是1890年《中英藏印條約》的簽署，中國承認錫金（當時稱哲孟雄）為英國保護國，後來又開放亞東為商埠，為英人從事進藏貿易提供了通道。
以上就是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親政時面臨的形勢。可以說，英帝國因素的加入，不但對藏人而言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已經開始動搖華夏朝貢體系內中央政權與藩屬政權之間的傳統秩序。清廷的無能，藏人在受到外部攻擊時的無助甚或掣肘，都在邏輯上預示了藏人對原來臣服物件的懷疑乃至疏離化傾向。
不過，剛剛親政時的十三世達賴喇嘛並沒有馬上表現出這樣的傾向。
從上書清廷到「聯俄抗英」
有材料載，19歲的十三世達賴喇嘛曾給清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上書，陳述他對剛剛過去的歷史和當下10個重大問題的見解。不妨引證如下，同時列出總理衙門的答覆：
● 達賴喇嘛認為，1888年第一次抗英戰爭中藏軍之所以屢戰屢敗﹐是因為駐藏大臣一再嚴飭不可用兵﹐致使軍心懈怠；而升泰議和又一味妥協示弱，致使英國人恣意專橫。總理衙門則認為藏人以弱亂強﹐漫無軍紀﹐勢不能支。朝廷權衡利害﹐煞費苦心議和撤軍。事後達賴喇嘛不知自強，反稱議和使藏軍懈怠﹐阻撓勝算﹐事非屬實。
● 達賴喇嘛認為錫金應歸藏屬。總理衙門認為﹐錫金在咸豐年間已立約附英﹐英國在此設官﹑開墾﹑修路﹑造橋之初﹐藏人並未力爭﹐今欲收回舊屬﹐徒費口舌而已。
● 達賴喇嘛希望阻止印茶入藏。總理衙門答﹕當初議定俟百貨免稅銷藏五年後﹐方准印茶入藏﹐就是為了抑制印茶。如今期限已到﹐自應依約行事。
● 達賴喇嘛指控駐藏大臣移用藏款。傳聞朝廷撥賞西藏庫銀40萬兩﹐修築藏印戰爭中破損之寺廟﹐但藏方所領銀兩與原數不符。總理衙門駁道﹕前駐藏大臣升泰任內﹐先後撥款12萬多﹐修築靖西內外關卡城垣及各衙署房屋等﹐皆有冊可稽﹐並無撥款40萬兩之事。
● 達賴喇嘛奏報不丹位於藏印交界﹐原與西藏結好﹐請賞給不丹國王爵銜﹐以慰其心。尼泊爾毗連藏地﹐與西藏訂有盟約﹐現該國國王﹐兄弟不和﹐弟已附英﹐請降旨施恩勸勉。總理衙門同意此議﹐但如何羈縻不丹與尼泊爾﹐應飭令駐藏大臣查明辦理。
● 達賴喇嘛控訴英人越境通商不納稅﹐又假冒委員索取稅收。總理衙門辯稱﹐按通商章程規定﹐英人可以自由往返貿易。
● 達賴喇嘛申訴﹕亞東分界通商後﹐升泰通告全藏﹐英國所販雜貨﹐如系藏內應用之物﹐即准買賣﹐否則停止互市。現在英商所販之品﹐多是槍﹑刀﹑火藥﹑煙酒﹐與藏人民生不合﹐如今又要求印茶銷藏。川茶本有大利﹐原茶稅交庫﹐地稅交藏﹐如讓印茶入藏﹐必打擊川茶﹐且於稅收多所窒礙﹐應一併禁止。總理衙門答﹕印茶入藏是英人力爭之款﹐約中規定開埠後五年印茶始准銷藏﹐就是為了保護川茶。
● 達賴喇嘛懇請清廷將亞東稅收賞給西藏﹐以濟軍糧﹐並請施恩將駐藏大臣直轄的三十九族及喀拉烏蘇八旗歸西藏管轄。總理衙門駁道﹕近年來西藏添兵設防﹐用款支絀﹐雖是實情﹐但達賴喇嘛席有全藏﹐於務本為農﹑通商惠工等一切生財致富之道﹐概不講求﹐乃致貧弱不振。如今又欲兼轄三十九族及喀拉烏蘇八旗﹐以為附益﹐真是不識大體。查三十九族及喀拉烏蘇八旗歸駐藏大臣管轄﹐是清廷控馭邊陲的部署﹐用意甚遠﹐不可輕易更張。
● 達賴喇嘛又指出﹐西藏兵源充足﹐但器械不足﹐想要製造﹐又無工匠﹐希清廷賞賜大小槍械火藥鉛丸等﹐或派匠赴藏製造。總理衙門答﹕整軍經武﹐必資利器。藏人欲圖自強﹐講求器械製造﹐原所應為。然必俟勘界通商各事辦有端緒後﹐由駐藏大臣察度情形﹐奏明核辦。若遽設更張﹐恐于界務諸事﹐轉多妨礙。
● 達賴喇嘛指控駐藏大臣罔顧西藏情勢﹐要求今後遇有緊要事件﹐准由達賴喇嘛直接奏報總理衙門處理﹐並請旨另賞印信。又駐藏大臣處事不公﹐則請朝廷另派京員來藏會辦。總理衙門答﹕一切照舊辦理﹐勿庸異議。[iii]
從以上10個問題看，年輕的達賴喇嘛雖剛剛親政，但雄心勃勃，對清廷處理對英事務的軟弱頗為不滿，想重新收回錫金，並計畫重整軍備，希望從中央政府獲得更多財政支持，但這些要求多被總理衙門駁回。達賴喇嘛對駐藏大臣尤其不滿，提出「今後遇有緊要事件﹐准由達賴喇嘛直接奏報總理衙門處理」，也被回復「一切照舊辦理﹐勿庸異議」。達賴喇嘛內心的憤懣可以想見。
1899年，達賴喇嘛挫敗了一起內部謀反事件。[iv] 身邊的威脅解除了，但面對西藏的嚴峻局勢，英人的咄咄進逼，清廷的軟弱不給力，達賴喇嘛不得不考慮尋找其他的可能支持。這時，一個重要的新角色出現了，那就是俄國。
到19世紀末，沙皇俄國已經有了近300年的擴張史，這個擴張使沙俄的版圖從烏拉爾山脈一直推進到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1858年《中俄璦琿條約》和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的簽訂標誌著俄國獲得了中國東北烏蘇里江以東的大片領土。俄國人同時在覬覦亞洲腹地，冀圖從那裡獲取利益。而沙俄的這個企圖自然和英帝國從印度北進的政策發生衝撞。西藏成為這種衝撞的焦點。俄國人在爭取藏人合作方面採取了比英國人更聰明的辦法。一個叫多吉依（漢譯名字是德爾智，西藏名字是洛桑阿旺，俄文名字是多吉耶夫）的外蒙古布裡亞特人作為俄國的間諜，以佛教出家人的名義獲得達賴喇嘛信任，並對達賴喇嘛進言：「中國是您的主人，但它現在變成空了心的禾秸，已被英國所征服，因此不能依賴中國，而英國心狠手毒，又信封耶穌教，因此，不會景仰您的教，甚至會滅除西藏的佛教傳承。而俄國的勢力天下無敵，如能聯俄，不僅能克制英人，俄皇也能改信您的教，全俄人民會拜在觀音菩薩門下，成為佛教信徒。」[v] 達賴喇嘛被這番勸誘所打動，甚至準備背著噶廈官員秘密前往俄羅斯。1899-1901年，多吉依作為達賴喇嘛的特使多次赴俄，受到俄皇接見，並草擬了與俄國合作的條約，包括「俄國在藏開發工業，與南邊鄰國發生爭端時俄國將給予幫助，俄國幫助在中亞西亞各國中傳播佛教」等內容。據說達賴喇嘛本人已蓋印批准，但噶廈政府拒絕接受。[vi]
達賴喇嘛的親俄拒英，自然引起英帝國的強烈不滿。為阻止俄國對西藏的滲透，英國人迅速出手，於是就有了1903年10月起兵發動的第二次侵藏戰爭。
達賴喇嘛被迫出逃
戰事進展很快。英軍由上校榮赫鵬率領從亞東出發，攻佔帕裡，1904年4月抵達江孜，遇到藏軍頑強抵抗。江孜失陷後，英軍繼續向拉薩推進，藏軍組織了一系列阻擊，均未能阻止英軍。眼看拉薩危急，達賴喇嘛不得不在一干人員的保護下，翻越拉薩北面的果拉山，前往蒙古方向避難。這個逃難行為受到清廷指責，用戈爾斯坦的話說就是「清王朝以廢黜對他的封號的方式對達賴喇嘛的外逃做出了反應」。[vii]
英軍於1904年8月佔領拉薩，然後與噶廈政府進行談判，9月4日，噶廈政府被迫簽署了一份檔，史稱《拉薩條約》，條約規定：增開江孜、噶大克為商埠；賠償軍費開支；拆除自印度邊界至江孜、拉薩的防禦工事；允許英國在春丕駐兵，直到賠款還清；除非經英國同意，西藏土地不准出賣、轉讓、租賃給任何外國；西藏事務不准外國干涉；外國不得派員或代理人進入西藏；等等。但這個條約，清王朝未予承認，駐藏大臣有泰在清廷嚴令下也沒有簽字。英軍則在條約簽署後撤出拉薩。
再來看出逃的達賴喇嘛。達賴喇嘛一行一路向北，越過唐古喇山，經青海柴達木盆地、甘肅嘉峪關等地，於1904年10月抵達外蒙古中心城市庫倫（今烏蘭巴托）。達賴喇嘛逃亡的目的地是哪裡？有各種不同說法。戈爾斯坦的說法是：「流亡中的十三世達賴喇嘛打算離開蒙古到俄國，他在庫倫會見了俄國新任駐華公使波科蒂洛夫，並把他的布裡亞特蒙古侍從多吉耶夫派遣到聖彼德堡去拜見沙皇，請求‘保護我的生命免遭危險和威脅，如果返回拉薩我將履行自己的職責’。」[viii] 而《西藏通史——松石寶串》的說法是達賴喇嘛的目的地是去北京，且強調「根據可靠的史料考證，達賴喇嘛住在外蒙古時曾企圖前往俄羅斯首都的傳聞純屬沒有的事」。[ix] 邏輯上，我傾向于認為戈爾斯坦的記載更可信，因為在達賴喇嘛已經被清廷革去封號的情況下，他不太可能把北京作為逃亡的首選目的地，而更可能選擇俄羅斯。但這位西藏領袖的俄羅斯逃亡計畫沒能成行，原因是恰逢俄羅斯和日本開戰而且敗北，接著俄國又發生1905年革命，俄皇已無力顧及西藏。達賴喇嘛不得不在外蒙古逗留了一年多時間。在這期間，達賴喇嘛和招待他的蒙古活佛哲布丹尊巴之間也漸生矛盾。
此時，拉薩的噶廈政府和甘丹寺等各大寺的高僧向駐藏大臣請願，要求皇帝恢復達賴喇嘛封號，且派出代表去外蒙迎請達賴喇嘛儘快返藏。達賴喇嘛于1906年4月踏上返鄉路程，但6月到達青海西寧時被清朝官員所阻，命其暫住青海塔爾寺。關於此事緣由，也有不同解釋。《西藏通史——松石寶串》援引當時正受命辦理藏務的清朝官員張蔭棠的奏摺稱：英國進犯西藏之野心變得日益強烈，為了不發生釁端，設法不讓達賴喇嘛返藏，擬或迎請到北京留住。[x] 戈爾斯坦則認為張蔭棠之所以奏請朝廷延緩達賴喇嘛返藏，是為了爭取時間推進藏務改革，鞏固清朝在西藏的地位。[xi]
無論怎樣，事實是達賴喇嘛又在青海消磨了一年時間。戈爾斯坦這樣分析道：在這種情況下，達賴喇嘛便改變其策略，開始尋求兩條新的行動路線。既然遭到俄國沙皇和蒙古的哲布尊丹巴的拒絕，達賴喇嘛便轉而尋求同曾於1904年廢掉他的封號的清王朝求得和解；同時，達賴喇嘛也認識到了改善同英國所控制的印度的關係的重要性。
關於同清朝的關係，達賴喇嘛似曾指派他在西藏的攝政向拉薩的駐藏大臣提出請求，希望滿清皇帝邀請達賴喇嘛到北京，以便他能夠向皇帝解釋西藏的真實情況。至於與英印的關係，他於1903年以親英罪名解除職務的夏劄、雪康和強基三位噶倫，此時他已恢復了他們的原職，並分別把他們提升為倫欽，淩駕於噶廈之上。1908年，達賴喇嘛帶給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John Jordan）爵士一個口信說：「達賴喇嘛現在希望與印度友好相處，並完全理解彼此所處的地位，1903年導致雙方關係破裂局面的發生，是由於達賴喇嘛受了其臣下的蒙蔽。」[xii]
1908年9月，達賴喇嘛應朝廷邀請來到北京，但歷史記錄表明這是一次對達賴喇嘛而言屈辱的、對西藏未來走向而言又影響深遠的經歷。清廷要求達賴喇嘛拜謁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要行臣子大禮，達賴喇嘛則希望能像他的前世五世達賴喇嘛見順治皇帝那樣「平等」，為此雙方爭執不下，朝見時間一推再推，最後還是達賴喇嘛妥協，向太后和皇帝單腿下跪，才被召見。這是臣屬地位的象徵，儘管年輕的達賴喇嘛對此已經越來越難以忍受。
達賴喇嘛向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提出，西藏事務重大，事事都要通過駐藏大臣轉報，每每誤事，希望今後由達賴喇嘛直接向皇帝上奏，對保護藏地將有裨益。這是他幾年前就提出過的要求，但仍然沒有得到認可。過後不久，達賴喇嘛就接到理藩部（1907年由理藩院改名而來）的書面通知：
奉上諭：達賴喇嘛于萬壽節，執禮甚恭，殊堪嘉獎，回藏之後，更望恪守主國典章，所有事務，毋庸直接奏明皇帝，具報駐藏大臣請其代奏，靜候聖裁，欽此！[xiii]
可以想像達賴喇嘛接到這個通知時的心情，他會感到絕望——假如他原來還有一絲希望的話。雖然朝見太后、皇帝後，達賴喇嘛獲得了新的封號並被授予金印，這意味著他和朝廷的關係已經緩和，但這些東西已經擋不住達賴喇嘛內心越來越強烈的疏離感乃至分離意向。在北京期間，達賴喇嘛會見外國公使館官員，總會有清朝官員在場，這讓達賴喇嘛感到非常不自在。而稍後不久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相繼駕崩，更讓達賴喇嘛深切體會到了曾經不可一世的大清王朝的風雨飄搖。對於這位渴望自主的年輕西藏領袖來講，難道這不是一個擺脫臣屬關係的機會嗎？
不過，促使達賴喇嘛「分離」傾向日益強化的，並非僅僅是逃亡路上的顛沛流離和在北京期間的屈辱性的個人感受；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註定要在歷史演變中發揮重大作用，那就是清廷在藏區開始推進的改革。
框架轉換：張蔭棠的西藏新政
張蔭棠（1866到-1937）在西藏推行藏務改革，被認為是晚清治邊史上的一件大事，向來為史家所重視。最近有著者提出，應該從「清末民族國家建設」角度重新審視張蔭棠西藏新政的意義，[xiv] 我以為頗有見地。
重要的是要看到對20世紀初的中國人而言，由於大背景轉換而發生的認知與行為框架的轉換。中國人過去只有「天下」觀念，沒有「主權」概念。列強的強勢進入，根本改變了傳統華夏朝貢體系的原有秩序，也迫使中國人學習、模仿新的規則並用來捍衛自己的利益。現代主權概念意味著領土疆域的清晰，主權統一，治權明確，還有國際社會的認可。這個概念的重要性越來越被接受過西式教育或有過與西方交往經歷的新一代晚清官員所認識，並自覺運用到政務活動過程中，成為處理「外交」和「內政」（這一對概念的析分本身就是主權概念明晰化的產物）各方面問題的原則基礎。
張蔭棠本人就是晚清官員中這個新式群體的代表。這位廣東籍官員曾以舉人員外郎身份在總理衙門管理對英交涉事務，後來還曾兩度出使美國。1905-1906年期間，張蔭棠協助唐紹儀（1862-1938）與英人談判，試圖抵消《拉薩條約》的不利影響，確立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唐紹儀也是晚清官員中熟悉現代國際事務的代表人物、著名外交家，後來還做過中華民國的首任內閣總理，1905-1906年與英人談判時，是清廷委任的全權大臣。這次談判的結果是1906年4月《中英續訂藏印條約》的簽訂，英國最終做出讓步，應允「不占並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同時把《拉薩條約》作為附約，明確「英藏所立之約第九款內之第四節所聲明各項權利，除中國獨能享受外，不許他國國家及他國人民享受」。[xv] 在英國人看來，這是對中國擁有西藏宗主權的承認；而在中國人看來，這是中國政府確立西藏主權的重大進展。
與英人談判的經歷使張蔭棠深切體認到，要防止外人染指，必須改變藏區治理的傳統思路，變「藩屬」為「邊疆」，在現代主權框架內重構藏區治理結構。正好因與英人談判有功，張蔭棠被朝廷以「五品京堂候補」派往西藏查辦藏務，並「賞副都統銜」，於1906年10月抵拉薩。張到任後不但大刀闊斧，革除舊弊，奏參前任駐藏大臣有泰及漢、藏官員十數人貪污媚外、魚肉藏民，並奉旨將他們革職查辦，而且提出《治藏芻議十九款》，這是一套完整的藏區改革方案，其根本點有二：第一，收回治權，實現中央派員對西藏的直接管理，「其達賴班禪等，使為藏中主教，不令干預政治」；第二，「合同而化」，以漢文化為基礎，實現藏區與中原地區的文化整合，使文化同質化。為了落實第一點，張蔭棠主張強化國家強制力建設，完善官僚系統，同時振興工商業，「蓋商務旺則其國富，國富然後可以籌餉制械而兵強」。為了落實第二點，張蔭棠又主張發展教育，推廣漢字，改造藏俗，甚至力主用儒教代替藏傳佛教成為藏民信仰的基礎。[xvi]
張蔭棠的藏務改革可謂「硬實力」、「軟實力」同時重視，雙管齊下，在「框架轉換」的歷史當口，具有無可置疑的開創性意義。但問題也恰恰由此生髮：要使中國完成從前現代朝貢體系向現代主權國家的轉變，必須面對並處理好如何建構合理的現代國家制度平臺和如何實現多民族文化合理整合、多元文化共存共榮的雙重挑戰。對單一民族構成的現代民族國家，其特徵表現為某個特定的政治-法律共同體和文化-歷史共同體的統一，完成這個統一是一個相對簡單的過程。但對於多民族構成的現代民族國家，其建構要素和建構過程要遠為複雜，因為這裡存在著太大的歷史張力。忽視文化多樣性而強求一律，將給現代國家建構帶來巨大阻礙，因為被「同化」的民族勢必做出激烈的否定性反應。[xvii] 我們會看到，這正是藏人面對晚清統治者的「同化」（20世紀初）和共產黨當政者的「同化」（20世紀50年代後） 所一再表現出來的東西。
我個人以為，對張蔭棠新政方案的缺陷，應該報以歷史的理解，乃至同情，因為情境的急迫不允許那一代人有更從容的思考、更縝密的設計和更慎重的選擇。張蔭棠本人的治藏曆史很短，新政剛開始實施，張蔭棠便被調往印度，處理英印外交中的一些事務。但新政中包含的某些基本原則在同時期另一位清朝官員趙爾豐的藏區改革中以更暴烈的形式表現出來，並最終迫使達賴喇嘛二次出逃。
達賴喇嘛的二次出逃
趙爾豐（1845~1911）是一個在歷史上頗具爭議的人物，其人生與最後結局充滿了戲劇性。[xviii] 他本來在四川總督錫良手下為官，1905年因「巴塘之亂」發生，清政府駐藏幫辦大臣鳳全及其隨員百余人被當地亂眾所殺，趙爾豐奉命率軍前往「會剿」，在平亂過程中大開殺戒，鏟平桑披寺，血染七村溝，批評者稱之「趙屠夫」。而後趙爾豐被朝廷委任為「川滇邊務大臣」，在川滇藏區全面推行「改土歸流」。所謂「改土歸流」，就是把世襲土司制度改為有任期、可流動的委任官僚制度，這是一項早在雍正年間就推行過的辦法，以削弱地方土司勢力，加強中央對邊遠地區的管理。
除用流官替代土司外，趙爾豐在康區的「改土歸流」還涵蓋了更廣闊的內容，諸如限制喇嘛人數，取消寺院特權，推廣漢化教育，改變藏區風俗等。可以想像，這些新政舉措勢必遭到川滇藏區從大大小小的統治者到一般僧俗民眾的共同抵制，土司們會因權力流失而抵制，寺院主持們會因特權流失而抵制，所有藏人都會因文化同化而抵制。面對抵制，趙爾豐不惜採取鐵血政策，新政的推行幾乎一致伴隨著戰爭。
1908年，趙爾豐升任駐藏大臣兼川滇邊務大臣，冀圖在全西藏推行「改土歸流」。這引起了衛藏地區上上下下的驚恐。1909年，趙爾豐率軍越過金沙江進入西藏，噶廈政府試圖武力阻止。而此時的十三世達賴喇嘛早已離開北京，而在從青海返回拉薩的路上。他一方面以遙控方式佈置藏人的武力對抗，另一方面分別向北京和英國政府發出呼籲，向北京的呼籲是請求立即召回開往西藏的軍隊，「如果你們不這樣做將會帶來不幸」，向「大不列顛及歐洲各國公使」發出的呼籲則是請求列強們進行干涉，給予藏人外交上的援助。[xix]
這種緊繃的態勢也反映在達賴喇嘛抵達拉薩後和清廷留守這裡的駐藏大臣聯豫之間的衝突上。據傳，藏曆1909年10月30日達賴喇嘛到達拉薩郊外，駐藏大臣聯豫及屬下前去迎接，「達賴根本沒有理睬，目若無見。聯豫甚憤，即言達賴私運俄國軍械，親赴布達拉宮搜查未獲，複派傳人檢驗達賴的行李，搜檢殆遍，也未獲一支槍械，而達賴行李中的東西丟失頗多。於是達賴喇嘛下令停止對駐藏大臣提供糧食、柴草等，使雙方的關係水火不相容」。[xx]
而此時趙爾豐的部隊正在向拉薩挺進。1910年2月，清軍在工布江達重創在此阻擊的藏軍，拉薩已近在眼前。率領清軍最先進入拉薩的是川軍第三十三混成協協統鐘穎，此人為皇親國戚，年方20出頭，他帶的這支川軍紀律極差，進城後便開槍打死幾名巡警，還向正在組織法會的僧人射擊，甚至搶奪民眾財物，一時全城大亂。達賴喇嘛無奈之下，只得選擇再次逃亡，而這次，他不再往北方跑，卻調轉方向，去了大英帝國屬下的印度——他曾經最痛恨的地方。
小結：促使達賴喇嘛走向「獨立」的三層原因
到此為止，促使達賴喇嘛走向「獨立」的要素已經基本齊備，我們不妨做個總結：
第一層原因當然是大背景的轉換，列強進入、清廷衰敗使傳統華夏朝貢體系受到深刻挑戰，面臨被瓦解的威脅。從清廷方面說，這種局面迫使自己必須做出調整。這個調整一方面表現為對外要學會用新的概念、新的語言應對外來威脅，即用主權概念代替過去的藩屬概念，強調原來朝貢體系內的藩屬國是大清國主權範圍內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對內要採取實實在在的行動，開始現代民族國家建構意義上的邊疆治理和制度重構。張蔭棠、趙爾豐、乃至那個在「巴塘之亂」中被殺死的駐藏幫辦大臣鳳全的治藏努力，都要在這個大背景下才能獲得更完整的理解。以鳳全為例，他之所以被清廷任命在川滇藏區「屯墾畜牧、寓兵於農、勤加訓練、招工開礦」，根本原因是清廷受到藏人與英人簽署的《拉薩條約》的刺激，深感「經營川邊」以「固川保藏」之必要。趙爾豐在康區搞的「改土歸流」不過是在繼續貫徹這個戰略意圖而已。
而站在藏人立場上，清廷的上述努力無疑在改變西藏與中土政權之間的傳統秩序。藏人對遠在北京的中央政權的臣屬，從內心看，本來就具有勉強成分，這不僅僅是因為藏人所理解的「供施關係」中，「神聖」的一方相對於「世俗」的一方所具有的「優勢」，而且在於任何掌權者都不希望自己的權力要受別人掌控，而不是至高無上的。當臣屬物件極其強大、臣屬者本身相對弱小時，這種統治-臣屬關係是相對牢固的；而當臣屬物件走向衰敗、不再具有一言九鼎的駕馭力量時，臣屬者產生離心傾向則是必然的，儘管這並不意味著馬上分家。就目下我們討論的主題而言，儘管藏人已經看到清王朝在走向衰落，但藏人對來自英印的挑戰也充滿疑慮甚或恐懼，所以達賴喇嘛最初的反應並不是向英印靠攏，而是向北京靠攏，希望尋求安全。對藏人而言，這本來是個「理性選擇」。只是由於清廷的做法每每讓藏人失望，藏人心理的天平才越來越向離心方向傾斜。換言之，藏人並沒有開始就想「獨立」，但後來一系列歷史事件的交錯和互動，成為激發藏人「獨立」意識產生的溫床。
第二層原因是「新政」內容引發的衝突。有兩個問題：首先，「收回治權」中所說的「治權」是指大一統中央集權框架下的治權，其背景則是皇權；這裡還沒有民權，也沒有君主立憲意義上的代議制。張蔭棠受命考察藏務、在藏區推行新政時，北京的五大臣出洋考察雖已結束，清廷也已開始籌畫「預備立憲」，但考慮的核心仍是如何有利於「皇位永固」。在這個前提下，邊疆治理結構的調整也自然著眼於如何減輕外患、消弭內亂，而不是培育、彰顯民權。當然，就當時的具體歷史語境而言，這並不是最重要的，因為不用說清廷尚無培育民權之識，藏人距此亦相當遙遠。新政在「收回治權」層面引發衝突主要肇因於這將觸動大大小小統治者們的原有權勢和利益。
新政的另一個問題更具根本性，也勢必引起全藏區的抵制和反抗，那就是強制推行的文化同化政策。無論張蔭棠還是趙爾豐，對藏文化這種殊異于中原文化的獨特存在，均缺乏足夠的瞭解，對強制同化可能引發的嚴重後果，也沒有足夠的前瞻。文化的變遷是一個十分複雜的過程，雖不能完全否定外力的作用，但卻不可能在另一種文化的強力逼迫下完成。這個問題，本書後面還要專門討論。
那麼，站在藏人立場上，當面臨神佛、信仰、語言這些藏文化最核心要素被毀滅的威脅時，藏人的走向「獨立」，不是有了更充分的文化學層面的動因麼？
不但如此，我們還必須提到新政執行者乃至赴藏區執行任務的軍事人員的粗暴愚蠢，這是導致藏人走向「獨立」的第三個、也是更直接的歷史要素。
歷史從來都是由具體行動者的行動組成的，這種行動往往在不經意間塑造歷史本身，甚至影響歷史的走向。鳳全的被殺，固然是因為他的治理政策觸動了當地土司和大寺院的利益，但也和鳳全本人的為政行為缺陷有關。據載：鳳全在晚清被稱為「幹員」，在川為官20年，以「治盜能，馭下猛」而聞名，為人執傲，剛愎自用，即使同僚、上司亦常頂撞，動輒便稱「你把鳳老子怎樣」！平時「謾駡成性，接見夷目，率肆口無狀，或以吸淡巴菰（香煙）銅鬥擊夷目首日：‘好戴爾顱頭！鳳老子早晚殺爾蠻狗！’聲色俱厲」。土司頭人怨憤難當，而他卻 「毫不警惕，亦不設策預防」。[xxi] 這等行為、作風勢必激化與土司及邊民的關係，形成相互仇視。
趙爾豐也存在同樣問題。雖然稱頌者盛讚趙爾豐治邊有功，收疆納土數千里，為民國西康省的設置創下基礎，章士釗甚至作詩曰「晚清知兵帥，岑袁最有名；豈如趙將軍，川邊揚英聲」。但趙爾豐的殘酷、暴虐也是出了名的。有記載稱趙爾豐「剿辦巴塘七村溝，搜殺藏民達數百人，屍體拋入金沙江，而且將其中七個暴動首領，剜心瀝血，以祭鳳全」。緊鄰鄉城人準備支援巴塘，趙爾豐又圍剿鄉城，一千二百一十名僧人和俗人被殺。將「鄉城桑披寺、巴塘丁林寺焚毀，將寺內佛像銅器，改鑄銅元，經書拋棄廁內，護佛綾羅彩衣，均被軍人纏足。慘殺無辜，不知凡幾。以致四方逃竄者，流離顛沛、無家可歸。」[xxii]
那個率軍進入拉薩後大打出手的川軍將領鐘穎更典型。此人應系紈絝子弟一個，不但治軍不嚴，本人似乎也放浪形骸。他率領的川軍在拉薩的胡作非為，滌蕩了清王朝在藏民中的最後一絲希望。[xxiii]
一年後，辛亥革命發生，清王朝覆滅，達賴喇嘛也從印度返回西藏。面對袁世凱的邀請，達賴喇嘛以發表「獨立宣言」做出答覆。這是前面三重原因結出的共同果實。它飽含了歷史的嚴酷與無奈，也預示著未來的衝突。
後續歷史的軌跡只能在這個衝突性基點上繼續延伸了。
(標題全文: 中國民主轉型中的西藏問題（三）——什麼原因促使100年前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走向「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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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張博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