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問題」具有深刻的歷史背景，涉及藏人和漢人對過去數百年北京—拉薩關係的不同理解。就此而言，「西藏問題」不僅限於1951年後黨權邏輯造成的衝突，而且帶有傳統意義上民族衝突的性質，後者由於恰逢近代中國由傳統朝貢體系向主權國家的轉變而更顯撲朔迷離。當代西藏問題實際上是這兩種不同性質的衝突在特定時空背景和歷史演進中的混合。「西藏問題」不僅反映當下，而且和中國未來相關。在中國民主轉型成功的條件下，西藏問題的解決將有助於未來中國憲政民主制度和人權制度的建構，也有助於未來中國作為多民族統一國家民族關係的整合和國家結構的重構；而如果中國民主轉型失敗，西藏問題則可能意味著大麻煩的到來。
編者按：西藏問題是中國民主轉型繞不開的重大課題。張博樹先生新近完成《中國民主轉型中的西藏問題》一書，即將由香港溯源書社出版。本刊征得作者同意，以系列文章形式將該書核心論點先行公佈於此，供讀者分享、討論。——《民主中國》編輯部
西藏問題的緊迫性：從藏人自焚說起
2009年以來，中國四川、甘肅等地藏區連續發生藏人自焚事件。據流亡在外的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網站報導，截止到2013年4月24日，「西藏各地已發生了117起自焚抗議事件，西藏境內外共發生了123起。其中103人已壯烈犧牲。」[i]
無論站在何種立場，都不能不說這是一個嚴重的事態發展。然而，正如可以預料的，流亡藏人組織和北京的官方媒體對此給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讀。流亡藏人方面指責中國當局對境內藏人的打壓，強調是北京的高壓政策導致藏人自焚；[ii] 北京的官方媒體則一口咬定藏人自焚是境外藏獨勢力策劃、挑唆使然，中央電視臺2012年5月拍的長達41分鐘的專題片，片名就叫《藏人自焚真相：達賴集團操縱下的生靈塗炭》。
達蘭薩拉與北京圍繞藏人自焚兩種截然相反的解釋邏輯，不過是60年來一直存在、且在近年來越演越烈的西藏問題的最新表現而已。
那麼，何為「西藏問題」？
對流亡藏人和中國境內的藏人抗議者來說，「西藏問題」反映的是異族侵略下藏人失去自己的國家、又在專制政權壓迫下受盡苦難的一段歷史。他們要求「達賴喇嘛返回自己的家園」，呼籲國際社會同情藏人的遭遇。在政治層面，儘管達賴喇嘛和海外流亡藏人組織近年來的政治訴求是放棄獨立、爭取「名副其實的自治」，但仍有相當數量的藏人或公開、或在心裡寄希望於通過鬥爭贏得西藏的「獨立」。
對北京的統治者來說，「西藏問題」要遠為複雜：它既是前代領導人留下的歷史包袱，又是不容回避、極為棘手的現實課題，而且只是它必須面對的諸多難題中的一個。在外交場合，北京宣稱「涉藏問題」關乎中國主權和「核心利益」，絕不容他人染指；在內政層面，北京又一再加大藏區投入和援助力度，同時加強對藏區的控制，試圖一手「反分裂」，一手「抓發展」，核心則在維護藏區、整個少數民族[iii] 地區乃至整個中國的「穩定」。
西藏問題的四層蘊含
作為站在憲政自由主義立場的漢族知識份子，我以為「西藏問題」至少包括如下四層蘊含：
首先，西藏問題是人權問題。中國共產黨的馬列主義無神論意識形態和崇尚「階級鬥爭」的社會政策，曾經給藏區僧俗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對此，共產黨領導人並非沒有反省。但迄今為止，中共對藏區宗教自由的壓制仍然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不管它出於什麼樣的原因。
其次，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權制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處於事實上的矛盾狀態。在中國的少數民族地區，包括藏區，不僅「黨管一切」，而且「漢人當政」，是十分普遍的現象。[iv]少數民族處於事實上的依附地位。這既是人權問題，又是制度問題，是制度不合理造成了少數民族自治權利的被侵害。
第三，「西藏問題」還有深刻的歷史背景，涉及藏人和漢人對過去數百年北京-拉薩關係的不同理解。就此而言，「西藏問題」不僅限於1951年後黨權邏輯造成的衝突，而且帶有傳統意義上民族衝突的性質，後者由於恰逢近代中國由傳統朝貢體系向主權國家的轉變而更顯撲朔迷離。當代西藏問題實際上是這兩種不同性質的衝突在特定時空背景和歷史演進中的混合。
第四，「西藏問題」不僅反映當下，而且和中國未來相關。在中國民主轉型成功的條件下，西藏問題的解決將有助於未來中國憲政民主制度和人權制度的建構，也有助於未來中國作為多民族統一國家民族關係的整合和國家結構的重構；而如果中國民主轉型失敗，西藏問題則可能意味著大麻煩的到來。
西藏與轉型中國
如何判斷當今中國的基本態勢？
可以用這樣一個短句概括之：這是一個正在「崛起」、但又充滿了內部矛盾乃至潛在危機的國家，它的民主化轉型蓄勢待發卻又困難重重。
「崛起」是近年來中國官方媒體上使用頻率相當高的詞彙。從經濟統計資料看，「崛起」並非妄言：201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達51.9萬億人民幣，公共財政收入達11.7萬億元人民幣，[v] 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長。橫向比較，中國的GDP總值在2011年已經超過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外貿進出口主要指標居世界位次，也在過去30年間發生了巨大變化：1978年，中國的外貿出口排名，僅為全球第30位，進口排名第27位；2010年這兩個數字已經分別變成全球第一和全球第二。中國的外匯儲備則從1978年的世界第38位，變成了全球第一位。[vi]
這個成績不能不讓世界對中國共產黨刮目相看。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時，很多人斷言中共統治維持不了幾年，中國的當政者自己也感到形如危卵。但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國鄧後時代威權體制的自我調整能力和抗風險能力遠遠超出人們的預估。它在10年一度的最高權力交接中大體沒出亂子；它成功地收買了大部分知識份子和技術官僚，使他們甘心服務于黨國體系；它把重新煥發出來的市場經濟活力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黨國「優點」巧妙地結合在一起，這是上述經濟成就能夠取得的重要背景；它挑戰了傳統的現代化理論和傳統的轉型理論，因為它似乎證明了市場經濟、中產階級的成長可以和一個專制政治體制並行不悖。
然而，中國同時又是一個充滿矛盾、乃至危機四伏的國度。當政者完全清楚在表面繁榮的背後，政權肌體和國家肌體發生的深度腐爛。近20年來，伴隨著經濟增長，中國官場腐敗蔓延，各地官民矛盾凸顯，貧富鴻溝擴大，權貴集團對公共財富或民脂民膏的巧取豪奪已經到神人共憤的程度。外國人很難想像這個國家每年會有超過10萬起的群體事件發生，[vii] 以至政府不得不把「維穩」作為國家的頭等大事來抓。但，統治者不能接受政治、社會腐爛的根本原因是黨國體制自身的指責，因為這將意味著這個體制合法性的動搖。為此，統治者加大打擊自由知識份子和異議人士的力度，全力阻止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同時加緊對內部人的控制。最近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各地都在「認真組織學習、迅速貫徹落實」，再次證明了黨國當政者內心深處的危機感。所謂「要帶頭強化四種意識，即政治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意識和憂患意識。要有堅定的政治信仰。通過對幹部進行信念教育和黨性教育，堅定理想信念，切實提高辨別理論是非的能力」。「要繼續強化幹部教育培訓工作，通過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理想信念、黨史黨性等專題教育輔導活動，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幹部進一步增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要「嚴明政治紀律，時刻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認真落實誰主管、誰負責和屬地管理原則，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敏感事件和複雜難題，要勇於擔當，敢抓敢管，做到守土有責、守土盡責……」。[viii] 諸如此類，外國人看不懂，中國人一看就明白。只有極度缺乏自信的統治者，才會整出「三個自信」之類的名堂來。
回到西藏問題，我們要問：
轉型中國所面臨的這種深刻的矛盾，對西藏意味著什麼？
西藏問題自身的濃重火藥味，對轉型中國、對中國的未來又有什麼影響？
我們先來討論兩種可能（或被認為可能）的情形：一種是中國「內亂」導致西藏走向「獨立」，一種是中國繼續「崛起」導致藏區問題無解。
西藏會走向「獨立」麼？
漢族自由知識份子中老資格的西藏問題專家王力雄在2008年拉薩3.14事件後寫過一篇長文《西藏獨立路線圖》，詳細討論了西藏「獨立」的前景。該文的論證邏輯是：中國的官僚體系中具有「反分裂」職能的24個部門主導了3.14事件的處理過程，而刻意「驅動」分裂，符合官僚集團的自身利益。在這次拉薩事件前，西藏獨立的其他條件已經相當充分，「包括單一民族、單一宗教和文化，地域界限分明，歷史地位清楚，國際社會高度認可，有眾望所歸的領袖和運轉多年的政府……然而不具備的是最重要的條件，即作為藏人主體的境內藏人缺乏追求獨立的足夠動力。」3.14事件恰恰提供了這樣的動力。「一旦境內藏人普遍把西藏獨立當作願景，西藏原本具備的獨立條件就立刻變得有效。正是這個重大變化，使得西藏獨立進入了現實層面。」目前，西藏獨立只差「最後兩項條件」，「一是西方國家出面推動西藏獨立，並且承認西藏的國家地位；二是中國自身陷入動盪，不再有對抗西方和鎮壓西藏的能力。」
那麼，中國會不會「陷入內亂」？王力雄的答案是「難以避免」：「按照中共目前這種拒絕政治改革，不斷積累各種矛盾的道路走下去，中國遲早會爆發全面危機。專制政權的特點之一就是無法預測，既無規律，也缺乏資訊，因此其變化總是『突變』。試問有幾個人事先看到龐然大物的蘇聯帝國會垮臺呢？它卻一夜之間就分崩離析。」面對西方對西藏獨立的支持，王力雄認為「中國國門已經洞開幾十年，實用主義的經濟發展對外來資金、技術和市場的無度追求，把中國的生存命脈很大程度上交到了西方手中。這使得中國在面臨存亡危機時，除了接受西方安排，很少有其他選擇。」[ix]
王力雄自成邏輯的分析給人深刻印象。然而，這個論證過程並非無可挑剔：是否24個「反分裂部門」壟斷了西藏騷亂的處理，而全無中央決策層的參與？似乎不像，因為它不符合專制政府在面對重大事件時的行為邏輯。境內藏人是否已因3.14事件形成普遍的、足夠的「獨立」動員？也未必。2009年以來的多起藏人自焚固然是事態的嚴重發展，但多發生在四川、甘肅等藏區，而不是西藏自治區版圖內。至於中國遲早「陷入內亂」的假設，誠然，中國政治與社會的深層痼疾，是包括執政者在內都看到的一個基本事實，而且，只要專制體制不變，「陷入內亂」永遠是它的一個可能結局，但王力雄顯然低估了黨國體制自身的應變和調整能力，也完全沒有預見到2008年以來中國和西方關係的某種逆轉：與窮於應付歐債危機和經濟衰退的西方各國相比，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反倒顯得氣壯如牛，大有要拯救世界的架勢。
更重要的是，即便假設某一天中國真的由於專制體制崩塌、國家權力失控而陷入內亂，西藏就能走向獨立嗎？我表示懷疑。更大的可能性是，無論誰上臺，無論上臺的方式是和平的還是血腥的，上臺者或爭奪這個位置的人都不會允許西藏獨立。為什麼？道理很簡單，西藏獨立不會是單獨事件，它會引發新疆獨立甚至內蒙獨立，任何一個新的中國掌權者都承擔不起國土丟失一半甚至更多的惡名。在最好的情況下，那時的中國可能以聯邦制解決這個問題，但前提是中國有了一個突發轉型中建立起來的民主政府。若果真如此，那真是老天對中國的眷顧。但我們不要忘了還有另外一種可能，那就是新的鐵腕人物或勢力借「反分裂」、「維護國家統一」為名一方面嚴厲打擊民族分離運動，一方面嚴厲打擊憲政民主運動，在這種情況下，少數民族（包括藏人）的獨立努力非但不會有結果，反倒幫助成就了新的中國獨裁者。
現在讓我們做一個相反的假設，即中國非但沒有「陷入內亂」，而且繼續「崛起」，在這種情況下——
「崛起」的、奉行新國家主義的中國對西藏意味著什麼？
「新國家主義」是我最近在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授課時使用的一個概念。它首先指膨脹中的病態民族主義的一系列民間宣洩及其理論表達。從1996年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x] 到2009年問世的《中國不高興》[xi] 都是此類表達的經典版本。中國在近代史上屢受列強欺辱，這個背景決定了近代以來產生的中國民族主義主旋律是救國、圖存、自強。但進入21世紀以來，伴隨著中國國力的增長，一些民間學者開始把中國的民族主義變味，使其膨脹為病態的、對外示強的新國家主義。這種新國家主義強調「崛起」後的中國的「特殊使命」，那就是成為世界的新的領航者甚至主宰者。中國要成為「英雄國家」，「不能任由美國綁架世界」；而且「中國無法不顯其大」，「持劍經商」乃「崛起大國的制勝之道」，「解放軍要跟著中國核心利益走」，要與西方「有條件地決裂」，等等。[xii]
當然，人們可以把此類觀點理解為帶有「憤青」色彩的某些文人學者受到特殊情境激發時產生的情緒宣洩，[xiii] 作為坊間議論，本不足掛齒；但一旦這種東西成為「主旋律」，成為當政者新的意識形態和國家政策的組成部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那將十分危險。
必須指出，這種危險正在臨近。
在官方話語中，早就有「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說法，即「我們唱著《東方紅》，當家作主站起來，我們唱著《春天的故事》，改革開放富起來，繼往開來的領路人，帶領我們走進新時代」。中國人都知道，這首歌是歌頌中共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的。但嚴格地說，江澤民、胡錦濤兩代中共領導人，都缺乏「走進新時代」的魄力，他們基本上是在守攤，以少出問題、不出問題為要。
中共十八大以後，情況似乎在變化。
習近平上臺即大談「中國夢」，這個「夢」首先是「強國夢」，它是有GDP世界第二的記錄作為基底的。新一代領導人當然並非不清楚党國肌體的重度癌化，但只要他們無意通過啟動政治改革醫治黨國頑症，而仍以保住「紅色江山」為己任（這對「紅二代」為核心的新領導層來說似乎十分自然），「強國夢」就會成為黨國意識形態的新招牌或新變種。但是，這個新變種的名義將是新國家主義，它將刻意激發百年民族屈辱積聚的巨大能量，充分利用改革開放取得的光鮮成就，在建設強大民族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口號下，找到中共執政的新支點，完成黨國合法性的轉換升級。在外交方面，新一代領導人將不再秉持「韜光養晦」的原有國策，開始對外示強，用咄咄逼人的實力外交處理與周邊國家的領土、領海爭議。[xiv] 而如果說外交層面的「實力主義」對外政策及其體現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邏輯不過是對近代以來「大國崛起」中民族國家行為的一般遵循，那麼這種新國家主義對內政的影響卻反映著紅色專制政體的特殊需求和由此產生的特殊邏輯。很顯然，黨國需要借此凝聚民心和民意支持，從而鞏固、強化自身的合法性和執政根基。這樣，對外示強的邏輯伴生物必然是對內「左」轉，在「強國夢」、建設強大民族國家的名義下，專制體制本身也會進一步加強。這種情況下，中國民主轉型將遭遇更多的困難、更大的障礙。
西藏問題的解決也更將遙遙無期。因為，一個「崛起」的專制中國不可能尊重少數民族的政治自治和宗教自由權利。它可以繼續改善少數民族地區的「民生」，但絕不會放開少數民族的「民權」。爭取自由（一方）和「反分裂」（另一方）的鬥爭仍將無限期進行下去。
這幅圖景所顯示的不但是西藏問題無解，而且是中國問題無解，至少近期內。我雖然不認為一個「崛起」的專制中國真能改寫人類歷史，挑戰當代文明的基本邏輯和總進程，但它會給人類事務的複雜性、華夏專制主義自身的堅韌性提供新的佐證，作為中國人，這自然不是什麼榮幸的事情。
中國民主轉型與民族問題化解的互為條件
上述兩種可能情形都是從負面（悲觀）角度對未來的預期，後者有一半已經成為現實。我們當然不希望中國沿著這個路走下去。從中國民主轉型的大局著眼，我們要促成的是中國民主轉型與西藏問題化解的正向互動。這意味著：
1，中國民主轉型的峰迴路轉和揚帆啟動將為西藏問題的解決創造前提條件；
2，西藏問題的「解凍」和走向解決反過來會推動中國民主轉型的發展。
先來看第一點。正如前述，西藏問題作為民族問題有其歷史遺續，但西藏問題作為人權問題則完全是紅色專制制度使然。中國民主轉型要改變的就是這種專制制度。只有在「強國夢」的同時強調「憲政夢」，從而啟動偉大的民主轉型工程，包括藏人、漢人在內的中國境內的全體民眾才能最終獲得名副其實的公民自由表達、宗教信仰、政治參與和地方自治的權利。還應該強調的是，向中國這樣的超大型國家，完成民主轉型的最佳路徑是漸進的和平轉型，它可以為轉型創造必要的時間、空間和相互理解、相互妥協的氛圍、條件，而這需要當政者（至少是其中的開明派）和反對派的共同努力。
其次，西藏問題的「解凍」和走向解決也會反過來推動中國民主轉型的發展。中國民主轉型要處理的問題非常之多，既有歷史遺留問題，也有當下新產生的問題。它需要找到合適的切入點。在某種意義上，西藏問題正好提供了這樣的切入點。達賴喇嘛近年來提出的不尋求獨立、而尋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之真正自治的主張，是一個為雙方找到體面出路、最終達致雙贏的主張；而達賴喇嘛本人的健在，也為實現雙方的溝通、實現這樣的雙贏創造了難得的、今後很難再遇到的機會。漢族的不少自由知識份子和政治反對派人士已經對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給以支持。北京的當政者如果接受這種善意，抓住這個機會，有可能就此打開西藏問題的僵局，並為中國民主轉型的進一步展開創造條件、積累經驗。
當然，這樣講的前提是「北京的當政者」一定是一個已經準備實施憲政轉型的改革者。如果他（或他們）還沒想好、或還沒有勇氣改、或根本不想改，「解凍」則無從談起，僵局也不可能打開。民間自由力量將不得不繼續向統治集團施壓，迫使它發生變化。這又反過來證明了，沒有中國政治轉型的大氛圍、大前提，西藏問題本身是解決不了的。
再來看問題的另一面。我也深知，儘管達賴喇嘛本人力倡「中間道路」，這個政策也已經（至少在形式上）成為海外流亡藏人的集體決策，但仍然有相當部分的藏人抗議者心裡想的是「獨立」。在這個問題上，應該承認，漢人反對派（特別是近年來來自中國大陸的自由知識份子、維權律師等）和一些藏人朋友以及其他少數民族的朋友之間存在著潛在的認知緊張。記得2009年10月在華盛頓參加由「公民力量」組織的第五屆「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活動時，與會的某些少數民族朋友在嚴厲批評中國政府的同時，總是會談到中國的「侵略」歷史，從而證明「民族自決」的必要（我把這裡的「民族自決」理解為「獨立」的潛臺詞）。在這些場合，反倒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漢族知識份子和維權律師在和少數民族的朋友們對話，強調無論漢族還是少數民族，都是專制體制的受害者，我們要反對的共同目標是共產黨的專制制度，而中國本身不應該分裂。這個場面令人感動，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一些我所熟悉的藏人朋友對此也有十分清醒、理智的思考。我在紐約曾數次參加小範圍的流亡藏人與漢族知識份子之間的研討，這種研討的坦率、深入，藏人朋友們對中國轉型大局的瞭解、對促進漢藏對話、找到解決問題的出路的由衷的渴望，同樣令人感動。
我願意在此重申自己的觀點：立足於中國轉型大局，我不認為「獨立」是好的選項，無論是藏人的獨立，還是維吾爾人或其他少數民族的獨立。一是在可預見的未來，「獨立」幾乎沒有實現的可能；二是從長遠看，「獨立」也不符合包括各少數民族和漢族在內的整個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xv] 中國的民主轉型，將為各民族創造一個平等、合理的制度平臺，使大家真正建立起在一個屋簷下共同生活的意願。這一天何時到來尚不好說，但它一定能夠到來則是毫無疑義的。
還原歷史事實，重構歷史解釋
在與各方朋友交往、討論民族問題的過程中，我還有一個深切的體會，那就是還原歷史事實，重構歷史解釋的重要。
這可以分三個層面來談：
首先，西藏問題的解決，離不開中國公眾對西藏問題真相的瞭解。但這一點，在中國境內卻極其困難。坦率地講，今天中國大陸境內13億老百姓、數百萬黨的官員，除CCTV傳達的官方資訊外，對過去60年西藏實際發生過什麼，幾乎完全不瞭解。這當然首先是統治者的一個傑作。有選擇地向公眾提供資訊、按照統治者的需要塑造公眾認知，從來是專制體制的拿手戲。中國共產黨執政當局在藏區治理過程中，努力多多，也問題多多，曾經犯過一系列重大錯誤，但統治者向來採取文過飾非、誇大成績、掩飾錯誤、甚至曲解歷史的態度來對待歷史，又反過來用這一套愚弄民眾。有人可能把這解釋為當政者塑造國家認同的努力的一部分，因此不足為怪，但在我看來，任何以掩蓋歷史真相為代價塑造的國家認同都孕育著真正的危險，因為它經不起人類良知的拷問。
此外，政府通過媒體壟斷、互聯網封鎖等刻意造成的中國公眾資訊不對稱產生的認知誤區，由於體制內一些學者的誤導而進一步深化。我這裡指的主要不是那些平庸的、只會在自己的著作中宣講黨的文件的所謂民族問題「專家」，他們的書不會有多少人去讀；相比較而言，反倒是那些似乎沒有用主流語言說話、更具「學術性」也更有影響力的作品，在誤導公眾方面，產生的負面效應更大。近兩年新左派學者汪暉談西藏問題的著作在圖書市場走紅，就是一個例子。[xvi]
中國的主體民族是漢民族，占了全國人口的90%。讓漢族公眾瞭解西藏問題的真相尤其重要。一般而言，民族情感中的非理性因素往往構成理解民族事務的心理障礙。我自己就有過這樣的經驗：和一些要好的朋友喝酒，談到體制的墮落、官員的腐敗，無不同仇敵愾、義憤填膺，大家有高度共識；然一旦談到西藏話題，分歧就會產生，有的朋友會明言自己的大漢族主義情結，這個東西會使他（們）天然地傾向於接受政府的「反分裂」宣傳，而視「達賴分子」為敵人。非理性的民族情緒加劇了資訊封鎖或歪曲造成的認知誤區，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一個事實。
其次，對中國境內外的少數民族抗議者來說，還原歷史事實，重構歷史解釋同樣是重要的。以西藏問題為例，毫無疑問，藏人在過去60年的歷史變遷中，曾深受紅色專制體制之害，他們會本能地站在受害者立場譴責迫害者、伸張被剝奪的權利。然而，上述漢族公眾民族情感中的非理性因素同樣存在于藏人的民族情感中。由於藏民族的相對弱小，一些藏人抗議者會很自然地把體制性壓迫理解為民族壓迫，把由於體制不合理造成的人權災難解讀為異族統治產生的民族災難，從而混淆不同類型問題的不同性質。
問題的複雜性更在於，藏人的受害者立場又被藏人的民族歷史認知所強化。一般來說，包括當今達賴喇嘛在內的流亡藏人對歷史上西藏與中土政權關係性質的理解是建立在100年前十三世達賴喇嘛尋求「獨立」時給出的理由基礎上的。而從嚴格的學術角度看，十三世達賴喇嘛給出的「獨立」理由是否經得起史實核對總和邏輯推敲，是一個大可商榷的議題。
還應該指出的一點是，就西藏當代史而言，流亡藏人激憤於被迫害經歷、或爭取國際同情而傾向於對共產黨政府60年治藏歷史的全面否定，但這種否定由於對中國境內情況瞭解的不全面往往顯得不夠客觀。在政治層面，中共60年治藏的確有太多、太過深刻的教訓，但共產黨領導人並非沒有做過反思和糾正的努力；在經濟、社會層面，中共推出的政策，有些和控制有關，有些則出於推進西藏現代化的考慮。後者又涉及一個同樣深刻的問題，即當我們理解當代西藏事務、理解西藏面臨的種種矛盾時，哪些矛盾是專制體制所致？哪些矛盾又是一個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通常都會遇到乃至很難避免的？區分這兩者同樣是重要的，而這意味著需要把當代西藏問題放到一個更廣闊的歷史視野和學術視野中來考察。
再次，我還想簡單分析一下西方公眾和媒體面對西藏問題容易產生的誤區。
中國政府的資訊封鎖導致西方公眾傾向於認為一個專制當局公開講出來的話都有作假的嫌疑；同樣的原因會鼓勵西方媒體集中報導中國政府不願意報導的那些負面消息，這些報導又會進一步強化西方公眾對中國政府藏區治理的負面想像。共產黨領導人糾正錯誤的努力（儘管這種糾正往往是偷偷摸摸的）和藏區建設的一些正面成績則通常不在西方公眾和媒體的視野內。這自然也是不全面的。
我以為，對極權體制的厭惡和對一個弱小民族的同情是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府和一般公眾普遍對中國政府西藏政策持負面評價的主要原因。國際社會的人權批評和人權監督對改善專制國家的人權紀錄當然是重要的，但通過各種管道瞭解到更全面的資訊將有助於更有效、更充分的人權對話，這一點既適用於民間，也適用於西方各國政府。至於西方政客中是否有人刻意希望西藏從中國的版圖中分離出來，從而達到「肢解」中國的目的，我不想做此類猜測。我要說的是，從人類共同體的未來著眼，一個民主、完整的中國而不是專制、分裂的中國對世界更有利。
總之，對上述三個不同方面的體察、特別是對那些可能導致西藏問題深化而不是化解的種種現實困境的深層焦慮，是我決定寫這樣一本書的基本動因。這本小書首先是寫給前兩個讀者群體的，也就是中國國內的廣大公眾和境內外的藏人抗議者，我希望我的努力對漢藏兩個民族的讀者都能有所助益。如果本書今後有機會譯成英文，我也希望西方讀者能分享它。
我的寫作出發點，是秉承學術立場，堅持客觀、求真。我們當然要批評紅色專制體制的霸道，對這樣一個制度給藏民族帶來的苦難給出足夠的揭示、做出深刻的反思。但，批評共產黨的專制，不等於否定中共做過的一切。這裡需要某種歷史的理解，把過去發生的事情放到具體的歷史語境中來考察、來把握。比如，如何理解1950年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的性質？如何解讀中共藏區「民主改革」的初衷和它所招致的災難性後果間的巨大反差？這裡包含著複雜的歷史張力，不能用簡單的非黑即白加以判斷。同樣，本書作者深切同情藏人的遭遇，作為漢族知識份子，我也曾多次向藏人朋友表達愧疚之情；但這種道義上的表態不等於站在藏人立場，同意藏人朋友對歷史的、在我看來不甚正確的某些解釋。
歸根結底，我們所做的一切，應當有助於西藏問題的解決和中國民主轉型的推進，而漢藏兩個民族間真誠溝通、坦率地交換意見，也是中國民主轉型應做的基本功。
我本人並非藏學專家，只是基於對轉型中國的責任感、對漢藏兩個民族均有一個光明未來的美好期盼，才寫下這本書。希望它能抛磚引玉，為有關話題的建設性討論貢獻綿薄。
下面，讓我們先從歷史話題談起。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37917
(全文標題:中國民主轉型中的西藏問題（一）從中國轉型大格局看西藏)
資料來源：張博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