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達賴喇嘛和科學家的對話會上，大家常常一起發出這樣的由衷之言：我們對研究的物件知道得越多，越讓我們感覺謙卑，越使得我們明白，我們不知道的東西太多太多。
在第二十七屆達賴喇嘛和科學家對話閉幕式上，每位參加會議的科學家發表了自己的感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美國國家藥物濫用問題研究所的主任諾娜・沃爾科夫博士的一番話。她說，在這次會議上，她學到了怎樣簡單、真誠地表達不同意見而不造成一種緊張氣氛，使得意見不同時，大家還能繼續交流。諾娜・沃爾科夫博士說，這對於她是十分重要的一課，她說當她看到達賴喇嘛和不同意見的科學家一邊討論一邊歡笑的時候，深受教育。
托洛斯基曾孫
沃爾科夫博士是藥物濫用問題研究領域的權威，她曾得到多個專業獎項，被《時代》雜誌選為「影響我們世界的100個領頭人」之一，被《新聞週刊》選為「世界上應予以注意的20個人」之一，被《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選為年度革新人物。她認為毒品成癮是一種大腦疾病，這一觀點頗受爭議。反對她這一觀點的人認為，毒品上癮不是一種疾病，而是成癮者的選擇。她在專業上是一個科研工作者，又是一個臨床醫生，同時她所主持的機構是美國國家健康研究所的下屬機構，是一個分配國家科研經費的國家行政機構。專業觀點上的爭議難免帶給她某種困擾。可以想像沃爾科夫博士在工作中會遇到各種不同性質的分歧、觀點衝突和利益衝突。
觀點分歧和衝突將可能引出什麼，大概沒有人比這位沃爾科夫博士更有體會了。沃爾科夫博士出生在墨西哥，她的曾外祖父就是大名鼎鼎的俄國革命家托洛斯基。托洛斯基由於和史達林觀點不同，被稱之為「託派」。托洛斯基在政治上失勢後被迫流亡墨西哥，最後被史達林派來的殺手暗殺于墨西哥的住所。沃爾科夫博士就出生在托洛斯基被殺的那間房子裡。全世界的「託派」，包括中國的「託派」，即那些同意托洛斯基觀點的革命者，都紛紛遭到迫害和追殺，追殺他們的恰恰是昔日的共產革命同志。
在二十世紀世界各國的革命史上，沒有比共產黨人內部的自相殘殺更殘酷更激烈的了。從列寧時代布爾什維克對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消滅、史達林的大清洗到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整風、紅色高棉的血腥殘殺，共產黨人為什麼沒有例外地都要如此兇狠如此激烈地對待不同於自己的革命戰友，至今還是一個謎。也許，這種容不下異見的做法是多種原因的綜合結果，但是有一點的可以判定的，那就是和共產黨人的「鬥爭哲學」有關，即「共產黨人的哲學是鬥爭哲學」，照毛澤東的說法，「與人奮鬥其樂無窮」。而這種鬥爭哲學，和共產黨人提倡的認識論和思想方法有關係。
「鬥爭哲學」
上一世紀的全世界共產黨革命者，有一套「哲學」。這一套哲學被史達林正式地編進了蘇聯共產黨黨史的「教程」，是全世界的共產黨都要學習掌握的。在中國，延安時代的共產黨人不僅要學從蘇聯泊來的這套教程，這一套哲學也改變成了中國版的辯證唯物主義教科書，在共產黨掌握政權後成為全中國知識份子的必學教材。一直到現在，仍然是中國的大學生人人都要學習，並以此建立起世界觀的標準教材。
這套哲學有一個迷人之處，就是其簡單性和普適性，它先構造簡單而易於記憶的原則，然後用這種原則來解釋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事物。它把人們的思想都簡單地劃分為兩類，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唯物主義是對的、進步的、革命的，與此相對的唯心主義就是錯的、落後的、反動的，一切都可以歸入這兩者的鬥爭。這種認識世界的方法，非常適合頭腦簡單的懶惰的人，適合那些不習慣於對複雜性進行深入思維的人。在中國的教育體制下出來的人，習慣於將思想劃分為正確的和錯誤的兩類，不同於正確觀點的必然是錯誤的，錯誤的對立面則一定是正確的。正確和錯誤勢不兩立。習慣於如此思想方法的人，一旦認定自己是正確的，那就一定要批判和自己不同的觀點，要和不正確作鬥爭。
這種把思想簡單地分成正確與錯誤的習慣，是任何誠實對話的最大障礙。當達賴喇嘛和科學家對話的消息在互聯網上報導的時候，有些漢語讀者的第一反應是斷然否定，認為那是不可能的，佛教哲學和當代科學如此不同，不可能對話。在他們看來，科學和佛教，要麼互不相干，要麼就得辯論出一個是非對錯，不是科學駁倒佛教，就是佛教駁倒科學。
謙卑與開放
達賴喇嘛在三十年前就宣導佛教和科學家對話。他深知佛教和科學是極其不同的，但是他的佛學訓練告訴他，我們所處的外部世界並非獨立的絕對存在，它和我們自身、和我們對它的感知與認識相聯繫，所以，一切都在聯繫之中，變動之中。而我們對某一事物的看法，無論我們感覺這種看法是多麼確切，仍然可能只是一種虛幻的知覺。基於這樣的認識，達賴喇嘛和科學家就可以發現互相之間有那麼多的共同之處，也有那麼多可以互相補充的知識和認識方法， 可以進行對雙方都大有教益的對話。當佛學家和科學家各自提出互相截然不同的知識結論時，有一個共識，即這些不同的知識都只是對實在的一種主觀描述，並不是實在本身。在達賴喇嘛和科學家的對話會上，他們常常一起發出這樣的由衷之言：我們對研究的物件知道得越多，越讓我們感覺謙卑，越使得我們明白，我們所知有限，我們不知道的東西太多太多。
正是這種謙卑，使得達賴喇嘛和科學家的對話始終保持一種開放的態勢，所有參與者都樂於聽取和自己不同的觀點，都如饑似渴地希望得到自己不知道的知識，都隨時樂意在證據面前修正自己原有的認識，在面對不同觀點而辯論的時候，都對自己的對手抱著感激的心情。也正是這種態度，讓第一次參加對話的沃爾科夫博士感慨，也讓我這樣的旁聽者欽佩不已。我在今年一月第一次旁聽了第二十六屆達賴喇嘛和科學家對話會後就說過，看到了達賴喇嘛和科學家的對話，我感覺自己從此不一樣了，我終於知道應該怎樣對待不同的觀點、怎樣對待人與人之間的對話了。――原載《動向》雜誌2013年11月號
資料來源：李江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