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西藏社會的『中間道路』

『國際西藏郵報2013年11月11日達蘭薩拉報導』「中間道路」是當今世界上唯一、最能有效解決西藏問題之道。在上一個世紀,「中間道路」看起來好像行不太通,但是在面臨恐怖主義挾帶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威脅的今日,這一條非暴力、透過對話的道路,可以確保西藏社會的生活和進步。 達賴喇嘛尊者所提出的「中間道路」,具有佛法哲理的人道思想,以及西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佔領下和諧發展的前瞻策略。這個政策的目的,不僅是為了符合西藏人民的國家利益,也是為了維護整個地區的和平、互相尊重和穩定。 在大國、小國皆試圖維護領土完整而發生文明斷層衝突的此刻,「中間道路」日漸急迫。越來越多道德與宗教衝突發生。各個社會透過免費流通的媒體資源追求具競爭性的「軟實力」。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軟性」戰鬥經常演變成暴力和造成平民的痛苦。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奧利佛.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的經典名言表達,在特定情況下,言論自由應該被限制,儘管他極力主張言論自由-即使是對言論自由最有力的保護,也不會保護一個人在戲院當中,不實地高喊「失火」而造成恐慌。 這些話與西藏境內和流亡西藏人雙方的利益直接相關。西藏流亡社會在印度或尼泊爾沒有自己的國家地位,有的只是難民身份,但是他們保持國家意識長達六十多年之久。整個流亡西藏社會體系的發展,是達賴喇嘛尊者與藏人行政中央的偉大貢獻。 這個體系提供數千名藏人-兒童、年輕人和僧人-免費教育、住宿和收容,也提供社會支援給剛從西藏逃出來的難民和老人。如果沒有這個體系,非營利組織的年輕西藏運動人士根本不可能用西藏母語寫聲明書。 達賴喇嘛尊者於2011年明智地分割宗教與政治權力,震驚整個控制體系。然而,這個動作就像任何立法和政府體系的改變一樣,是全球和區域政策的一貫做法。沒有人可以說,這條路很好走。這一條西藏人民和流亡政府的路,大概是全世界最複雜的。 西藏的處境是獨特的,獨特在於它的想法-在政治舞台上的夢想、勇氣和孤獨。獨特在於它堅持非暴力與正義的原則。事實上,它是一條崎嶇難行的道路。幸運的是,藏人行政中央不只保證往偉大的目標前進,也承擔責任。沒有太多政治家、國會議員和公眾人物可以在這種情況下,無私地為了利益人民而努力。 我們所有人都親眼見證自2009至2013年的自焚悲劇,我們為年輕英雄們的事蹟致敬。他們的行為清楚顯示,西藏人堅持非暴力原則,他們寧願犧牲自己的性命。2012年9月西藏社會的代表在達蘭薩拉會議上的立即反應,清楚表達對載於「中間道路」的國家利益的忠誠。 今天,有一股趨勢在年輕運動人士當中形成,他們要求終結由達賴喇嘛尊者與藏人行政中央所追求的「中間道路」。這些人不但沒有從事團結人民等具建設性的工作,反而意圖散佈流言、花邊新聞或自我宣傳。顯而易見地,這類公然反對西藏人團結的年輕運動人士,對西藏社會不具有建設性。 這類錯誤的言行傷害了在流亡中努力求生存、需要極大援助來面對種族和文化滅絕的西藏人民。社會組織的代表和活動人士應該控制他們的情緒來實現對未來的責任。沒有任何嚴厲的壓抑或縱容可以治療「神經病」或挑釁,唯有人道主義、公民意識和專業素養才具有療效。 本文為作者個人言論,不代表國際西藏郵報立場。(國際西藏郵報中文志工楊小滴翻譯)


資料來源: Nadya Berkenge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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