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冬天的一個下午，我在印度新德里國家伊斯蘭大學（JamiaMilliaIslamia）和副校長納吉布•瓊格（NajeebJung）先生討論達賴喇嘛尊者的流亡生涯，交換有關西藏問題的看法和研究資料。談話結束前，瓊格先生說了一番話。他說，過去他一直以為，自從甘地逝世後，我們的內心就變得一片黑暗，因為甘地是我們內心的光，他給我們以忍受苦難、克服人性邪惡的力量和希望，但是甘地走了，我們內心的光沒有了，直到他遇見了達賴喇嘛尊者。他說，他重新有了希望，內心變得光明。達賴喇嘛是我們內心的光。
希望來自對佛祖的信仰
在我們這個有幾十億人口的星球上，每個人都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人和自己的生活方式差別不大。但是，達賴喇嘛尊者的一生是個特例。他的一生不僅和其他人都不同，而且，人生道路上的重大決定，都不是他自願的。從青年時代開始，他流亡了半個多世紀。在國際政治舞臺上，視他為敵的政府太龐大，他和他的人民太弱小，但他從未絕望。
當他只有四歲的時候，就被帶離家鄉，來到遙遠的聖城拉薩，從此環繞在身邊的只有僧侶。他沒有一般小孩那樣的兒時玩伴，也沒有機會像普通人一樣在大街上閒逛。他從懂事起就必須接受嚴格的佛教學習和訓練，他必須成為一個有深厚學養的高僧大德，這是命中註定，由不得他自己。
當他十六歲的時候，藏民族遇到了最困難的時刻。中共大軍壓境，兵臨城下，古老佛國的僧俗官員們驚恐之下甚至不再爭權奪利，匆匆把他扶上王座，要他擔負起一個臨難國王的重任。他並不想要這份權力，卻無法推脫這份責任，這是來自護法神的決定，他必須提前「親政」。而親政後作出的第一個重大決定，是出走亞東避難，以觀險惡時局之變化。
當張經武將軍繞道印度前往亞東，還在路途上的時候，年輕的達賴喇嘛已經作出了決定，返回拉薩，盡一切可能和中國政府合作，以免生靈塗炭。此後的八年裡，他訪問過北京，位居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他訪問過印度，開始觀察雪域之外的世界。這八年裡，藏民族的境遇越來越困難，越來越險惡，達賴喇嘛的決策總是傾向於妥協和合作，直到1959年，在獲得格西拉然巴學位後不久，達賴喇嘛被迫出走印度，踏上流亡的道路。
這是一條心酸而艱難的路。數萬藏人追隨達賴喇嘛翻越喜馬拉雅山，流亡濕熱的印度次大陸，不知有多少人死在異域他鄉。一千多年前蓮花生大師曾預言，「藏人將像螞蟻一樣流散世界」，如今他們要靠達賴喇嘛帶領他們，尋找生存之地。就是在這樣困難的時候，年僅二十五歲的達賴喇嘛在流亡第二年說道：「我的希望在於西藏人民的勇氣，在於人類心中仍存有對真理和正義的愛；我的信心在於佛陀的慈悲」。
就是秉持這樣的希望和信心，達賴喇嘛尊者在半個多世紀的流亡生涯中，始終沒有放棄和平與非暴力的政治信念。西藏曾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藏民族有追求獨立和立國的權利，在遭到異族入侵和野蠻屠殺的時候，有權拿起武器來反抗。但是達賴喇嘛尊者從一開始就勸告武裝反抗的藏人，作為一個弱小民族，以暴制暴的反抗方式會造成更多的生命喪失，非暴力的鬥爭方式更符合佛教的慈悲和智慧。在木斯塘遊擊基地不再能獲得外界支援而很多人仍然堅持反抗時，是達賴喇嘛送去了他的錄音，呼籲他們放下武器，放棄武裝鬥爭。
幾十年來，達賴喇嘛一直在講經。他對佛經的淵博知識，特別是對古印度佛教那爛陀學派的深刻理解，使得他成為無可爭辯的佛學權威。與他一同流亡的藏傳佛教各派法王和高僧大德，都在世界各地修行和講經。蓮花生大師在西元八世紀的預言，「佛法將傳入紅人的國度」，正是由於達賴喇嘛的流亡而開始成為現實。達賴喇嘛一再闡述佛教對「無常」的認識，沒有什麼東西是永恆不變的，只要你看得更長遠一點，一切都會變化，你的對手會變，你自己也會變。不管現在藏民族處於何等困難而艱辛的境地，希望總在前面，總有一天會實現自由與和平的理想。
西藏問題是一個道德問題
達賴喇嘛流亡生活的最初十幾年，是帶領流亡藏人爭取生存的困難歲月。國際社會似乎認為，西藏問題已經結束，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已經不在他們的視野裡。達賴喇嘛初次訪問美國是七十年代末，他已經流亡了二十年。在美國，達賴喇嘛對美國人說，西藏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給西方世界，我們那裡沒有石油，那裡沒有什麼經濟利益，但是，「西藏問題是一個道德問題」。達賴喇嘛說，我仰慕和欽佩美國，但不是仰慕你們的強大。美國的強大技術力量，你們強大的核武器，我並不仰慕。我仰慕和欽佩的是美國的立國理念，是傑弗遜和林肯的原則，那就是自由和民主的原則，我仰慕和欽佩的是美國對原則的堅持。現在，面對西藏問題，「請讓美國人民的心來說話！」
從那個時候開始，達賴喇嘛領導流亡政府，一方面開展流亡社會的民主體制建設，另一方面從六百萬藏民族人民的利益出發，轉變「西藏問題」的政治訴求，放棄西藏獨立複國，轉而尋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統一的藏民族的真正自治。這就是解決西藏問題的「中間道路」方針。
這是一次重大政治讓步。作出這一決定，是基於佛教的慈悲和智慧理念。早在七十年代初期，達賴喇嘛就在尋找爭取漢藏和解的積極途徑，尋找達成雙贏妥協的可能性。他向流亡政府議會的領袖、噶廈政府的成員和其他經驗豐富的政治家廣泛徵求意見，解決西藏問題的中間道路，在那時就已經形成。當1979年鄧小平提出「除了獨立，什麼都可以談」的時候，達賴喇嘛尊者立即做出了積極的反應。1988年6月6日在達蘭薩拉召開為期四天的特別會議，西藏流亡社區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官方和民間僧俗代表經過充分討論，一致採納了達賴喇嘛尊者提出的中間道路。幾天後，達賴喇嘛在歐洲議會向全世界宣佈了著名的「斯特拉斯堡建議」。
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達賴喇嘛沒有動搖和改變對中間道路的信心。隨著胡耀邦、趙紫陽在政治上的失利，中國政府在西藏問題上的政策又一次轉向保守，西藏問題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又一次陷入僵局，多次對話毫無成果，最終中斷。中國政府發起對達賴喇嘛尊者個人的惡意攻擊，政治中國的中央領導人也親自口吐惡言，誹謗謾駡達賴喇嘛尊者。但是達賴喇嘛尊者始終善意對待中國政府和中國領導人，始終不改中間道路的初衷，始終不放棄尋求和解與雙贏妥協。在2008年北京奧運期間，達賴喇嘛尊者號召藏人不要抵制北京奧運。2009年後發生一系列藏人自焚抗議事件，達賴喇嘛尊者公開表示，希望藏人愛惜生命，不要採取可能招致鎮壓和傷害的激烈抗議行動。即使是在對中國政府領導人的極端缺乏誠意深感失望的同時，達賴喇嘛也從沒有表示對中國民眾的失望。我在2007年後幾乎每年都採訪達賴喇嘛，達賴喇嘛總是說，人是有天生良知的，他絲毫也沒動搖對中國人民的信心。他相信，或早或晚，總有一天，中國人民在瞭解事實真相後，出於人類良知，將會讓中國政府明白，只有和解與妥協才是雙贏。這一天也許就在不遠的將來。
正是達賴喇嘛的這種信心，鼓勵著藏民族在苦難中堅持。這種信心是對佛教智慧的信仰，相信人類的道德力量超越於任何物質的力量，而西藏問題是一個道德問題，西藏問題的希望在於人類的內心良知。
然而，面對中國政府多年保守固執的西藏政策，它的強大物質力量加上唯物主義意識形態，對於我們中的很多人來說，西藏問題的前景似乎越來越黯淡，藏民族的生存處境和藏文化的長遠前景，令人擔憂。如果中國政府的西藏政策在今後幾十年甚至幾百年裡固執不變，藏人對自身民族前景的信心從哪裡來，我們對人類良知的信心又從哪裡來呢？
二十一世紀是對話的世紀
2011年5月，達賴喇嘛在訪問美國的時候，接受了一個11歲少年的提問。這個出生在新世紀開端的少年問達賴喇嘛，對於新世紀的人們，他有什麼囑咐？達賴喇嘛回答說，新世紀應該是一個對話的世紀。作為二十世紀政治風雲的過來人，達賴喇嘛告誡說，二十世紀雖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也製造了很多苦難、殺戮、流血，而新世紀的人們，應該接受這個教訓，讓新世紀成為和平的世紀，為此，我們需要對話，需要讓大家明白，任何解決方案，不僅要對自己有利，也要對別人有利，要爭取雙贏，達成妥協。
這是達賴喇嘛一貫的思想，一貫的主張。早在流亡初期，達賴喇嘛接觸到了前來達蘭薩拉訪問的世界各大宗教的人，就開始思考和呼籲各種不同宗教和平共存、為全人類福祉共同努力。1968年，他在達蘭薩拉和天主教著名修士湯瑪斯•梅頓深談了三天，共同探討東西方兩大宗教中的冥想靈修傳統。打坐冥想的修行方法，是藏傳佛教的強項，流亡生活讓來自青藏高原的年輕宗教領袖有機會看到，這一修行方法不僅存在於東方的佛教、印度教傳統中，基督教、伊斯蘭教也有各自獨特的冥想修行方式。
在幾十年的流亡生活中，達賴喇嘛接觸了世界主要宗教傳統，以謙卑、平等、和平而寬容的態度和世界各大宗教領袖們交往，互相請教。他成為南非著名領袖、另一位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圖圖大主教的密友，他也是天主教羅馬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特蕾莎修女的好友，他得到了很多伊斯蘭信眾的尊敬和崇拜。
在1954年訪問北京的時候，達賴喇嘛對中國的物質進步有深刻印象，看到了科學技術在改善人類生活方面的巨大作用，毛澤東注意到了達賴喇嘛的態度，在一次單獨談話的最後告訴達賴喇嘛，宗教是一種鴉片，是一種應予以消滅的毒品。達賴喇嘛並不採信這種簡單的、非黑即白的認識方法。作為藏傳佛教的最高領袖，達賴喇嘛一再指出，宗教是人類生存的一部分，宗教的好壞優缺，就像政治和科學一樣，全看人怎樣對待、怎樣使用。在歷史上，宗教信仰之間的互不相容，曾經為人類制造了很多麻煩，有很多戰爭與殺戮，是以宗教的名義發生的，有很多生命的喪失和人民的苦難，是由於宗教不寬容而發生的。但是，這不是宗教本身的問題，這是信仰宗教的人的問題。達賴喇嘛一再強調，宗教之間的不同一目了然，由於這種不同而產生了衝突；但是宗教之間本質上是相同的，那就是人類互相之間的愛、寬容、和平。但是宗教之間的這種共同性，卻需要我們去尋找，去發掘。達賴喇嘛相信，我們已經到了一個新的時代，在這個新時代裡，不同宗教之間不再抱持歷史上唯自己為真理的態度，而是能夠找到共同的東西，達成不同宗教之間的互相尊重和共存。
達賴喇嘛尊者一生流亡，卻在流亡生活中達到了這樣的認識，而且不遺餘力地呼籲各種不同宗教的信仰者、包括不信仰任何宗教的無神論者，互相尊重和寬容，共同為全人類的和平努力。這就是達賴喇嘛尊者獲得全世界尊重的原因。
在這樣超越自身利益的高度上，達賴喇嘛尊者為藏民族長遠處境、為藏文化的前景，思考了一條生存、復興和重生之路。
民族生存的秘訣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正是最困難的流亡初期，全世界似乎忘記了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最早湧到達蘭薩拉來的西方人，是一些精神追求者，如天主教修士湯瑪斯•默頓等。在這些人中間，引人注目地是有一些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人。數量眾多的猶太青年來到達蘭薩拉，其中不少出家為僧，引起了猶太宗教領袖的注意和不安。他們從八十年代開始和前往西方國家訪問的達賴喇嘛接觸，想瞭解為什麼猶太青年受藏傳佛教的影響。達賴喇嘛非常高興能和猶太教的拉比們交流，更想向他們學習猶太民族在世界上的生存經驗，於是邀請猶太教拉比訪問達蘭薩拉。
達賴喇嘛的流亡生涯，不是單個個人的流亡。十幾萬藏人，包括藏傳佛教四大派的最高領袖和眾多高僧大德，自願離鄉背井，忍受艱難困苦，追隨達賴喇嘛流亡，這意味著，達賴喇嘛的流亡是藏民族的流亡，流亡藏人肩負著藏民族生存的責任。民族存亡的危機，是藏人流亡社會的思想主題。
當境內藏人處於六七十年代的困苦狀態，幾千座寺院幾乎悉數淪為廢墟的情況下，藏人們不禁擔心，長此以往，流亡藏人社區能夠存在多少年？如果流亡藏人社會不再存在，在中國政府的高壓政策下，藏文明還能存在多少年？
事實上，對藏文化生存危機的擔憂，從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時期就開始了。蘇聯和蒙古對境內藏傳佛教的迫害，令十三世達賴喇嘛十分擔心，發出了藏文化有面臨嚴酷鎮壓而滅絕危險的警告。這一危險在1959年以後成了現實的威脅。滿文化從最強盛狀態到事實上瀕臨滅絕，只有短短三百年。藏文化能夠堅持多少年？
1990年，應達賴喇嘛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教四大派的拉比們組成代表團，前往達蘭薩拉，和達賴喇嘛尊者展開了數天緊張的對話。他們交流了一系列精神層面的深刻議題。他們發現了探討了猶太民族和藏民族心靈、信仰、宗教和民族性格中的相同一面，同時他們都看到了，猶太民族和藏民族命運中相似的一面。猶太人被逐出家園後，在世界各地流浪了兩千年。他們在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被壓制被限制了兩千年。他們一再地被剝奪，他們幾乎失去了一切。很多地方的猶太人，甚至失去了他們原有的語言。但是，作為一個民族，作為一種文化，他們始終存在，內心始終強大。在經歷了納粹的殘酷迫害後，一旦機會出現，他們迅速復國，建立了自己的強大國家。
達賴喇嘛尊者問這些猶太拉比們，你們是怎麼做到的？什麼是你們的秘密？
猶太拉比和達賴喇嘛詳細討論了民族生存中所遇到的多方面的問題，對這些問題並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但是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呈現出了一個更廣闊的世界圖景，藏民族的生存必須在這廣闊的世界圖景中展開。
在以後的二十多年裡，達賴喇嘛多次說過，他有三個身份：第一、他是人類的一員，是個普通的人，具有讓世界變得更和平更美好的普世責任；第二、他是一個佛教僧侶，是藏傳佛教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具有弘揚佛法，普渡眾生的宗教責任；第三、他是一個藏人，肩負著藏民族生存和復興的民族和政治責任。這三種身份和三個責任，處於三個層面上，而最高的層面是第一層面，即提倡普世價值，宣導普世責任的靈性的層面。藏民族生存和復興的密碼，就隱藏在這三個層面責任的互相關係之中。
超越宗教的世俗倫理
達賴喇嘛對科學技術始終懷有強烈的好奇心。1954年訪問北京期間，他就對科學技術帶來的巨大物質力量留下了強烈興趣，他認為科學技術能夠改善人們的生活，藏民族不應該拒絕科學技術。但是，達賴喇嘛並不只是局限在技術和物質的角度來看待科學技術，他還看到了科學在人類認識「實在的本質」方面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科學和佛教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要探索和認識「實在的本質」。
外部世界把流亡中的達賴喇嘛看成一個政治人物的幾十年，很少有人注意到，達賴喇嘛在展開他生涯中的一個重要任務，和當代科學家對話。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達賴喇嘛就和一些世界級的科學家建立了對話的管道。1987年，達賴喇嘛邀請在法國巴黎大學任教的著名腦神經科學家法蘭西斯科•瓦瑞拉博士等六位科學家來到達蘭薩拉，他們在一起談論現代科學成果和疑問，探討佛教修行對腦神經科學的意義等一系列科學問題。從此，達賴喇嘛每年都要和科學家進行這樣的對話，並為此和科學家們一起成立了心靈與生命研究所。1989年10月5日，當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消息傳來時，他正在加州新港海灘，第二屆「心靈與生命研討會」在此進行。研討會並未因此中止。大批媒體在尋找達賴喇嘛的時候，他卻在一座私人住宅裡，與四位醫學教授和一位哲學教授討論「人的意識與大腦的關係」、「心靈與大腦本質的研究方法」、「大腦結構與功能同意識之關係」等問題。對這些問題的討論，最終指向一個根本問題：大腦科學研究是否能成為通往世界和平的一個途徑？
在1997年的心靈與生命研討會上，五位世界級的現代物理學家和達賴喇嘛討論量子力學和相對論對人類理解世界的本質提出的挑戰。這次研討會上，哈佛大學中國歷史和哲學教授杜維明出席，為這些西方科學家提供了東方哲學對認識世界本質的智慧。達賴喇嘛對首次有華人哲學家參與討論深表欣慰和歡迎，他認為，這特別能顯示，在科學和哲學層面上的交流，有利於對世界本質的理解，這種交流本身有益於人類福祉，並且遠超越于現實政治議題。
2003年9月13到14日，心靈與生命研究所和麻省理工學院麥戈文腦研究所聯合舉辦第11屆心靈與生命研討會。這屆研討會的主題是「探索思維：佛教與生物行為學的對話」。面對以青年學生為主的聽眾，22位科學家與達賴喇嘛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克雷斯吉禮堂，進行了兩天對話，1200人的禮堂座無虛席，還有2千人等待空位。此後，「心靈與生命研討會」開始作出安排，讓受邀觀眾旁聽。
與此同時，達賴喇嘛在歐美一些大學的幫助下，設計了要把科學教育引入傳統寺院教育體系的計畫。傳統西藏社會的教育系統都在寺院裡，就像中世紀歐洲社會的教育也是在天主教的修道院裡一樣。1959年達賴喇嘛出走印度後，立即把建立流亡藏人現代教育擺到了第一位，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流亡藏人社區建立了完備的中小學教育體系，流亡藏人在自己的學校裡學習藏文和現代科學知識，畢業後可以投考印度的大學，或出國留學。但是，藏民族的主要精英人才，尤其是在境內藏區，仍然是在寺院裡，寺院仍然是藏文化的核心體系。達賴喇嘛尊者看到了寺院對於藏文明的重要意義。一方面，他號召藏傳佛教寺院向基督教的教會和教堂學習，號召「佛法走向民間，走向社區」，另一方面，在寺院內引入當代科學教育，使得藏傳佛教能正面面對現代性，從根本上對藏傳佛教做出更新，以適應現代社會。
達賴喇嘛和不同宗教的對話，和科學家的對話，身體力行地向藏人展現了一條民族復興的道路：我們要保存我們的文明，為此，不僅要保存傳統，而且更新傳統。只有面對現代科學、現代社會、面對世界上的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明傳統，藏民族有了更新自己的能力，才能夠確保自己的生存和復興，而且，這種生存和復興不僅有利於自己，也有利於他人，有利於全人類。
在世紀之交，達賴喇嘛出版了一本新著《新千年的倫理》，十年後，尊者又出版了一本新著《超越宗教：整個世界的倫理》。在過去的一百多年裡，隨著科學的進步，出現了大量非宗教信仰的人。很多人認為，宗教是社會倫理道德的基礎，沒有任何信仰的人，就沒有了倫理的約束，變成了什麼都可能幹出來的人。所以很多人認為，當代社會的道德淪喪是從宗教信仰的缺失開始的。也就是說，對大量無神論者，無法與之談道德倫理。達賴喇嘛尊者並不這樣看，他從自己和不同宗教的對話，也和科學家的對話中看到，倫理道德的重建，應該也可以，和沒有宗教信仰的無神論者一起進行，科學和理性可以在道德構建中起到積極的作用。他提出了當代「世俗倫理」的概念。西方讀書界立即看出，尊者的這本著作，給所有人指出了一個方向，人類有堅實的基礎來分享共同的價值，普世價值屬於所有人，達賴喇嘛的這本書，證明他是「當代世界最重要的宗教領袖」。
我們將在五臺山等待
有一位研究西藏問題的西方學者，談到藏民族在上世紀後半葉所經歷的災難和痛苦時說，正是藏人的苦難遭遇，使得他們把達賴喇嘛貢獻給了全人類。當達賴喇嘛尊者從青海省家鄉來到拉薩的時候，當他在布達拉宮坐床成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時候，當他在最困難的時候不得不提前親政的時候，當他位居中國人大副委員長的時候，他只屬於藏民族，他是六百萬藏人的領袖。可是今天，在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流亡生涯後，他是一位智者，他屬於全世界，屬於全人類，正像納吉布•瓊格所說的，達賴喇嘛是人類心中的光。
2008年我採訪達賴喇嘛尊者的時候，尊者說，他有一個心願，有生之年他要到五臺山朝拜，他還要在中國內地為漢人佛教徒做一次時輪金剛灌頂大法會。他相信他此生還有機會實現這個心願。當我把尊者的這個心願告訴青海一位老藏人的時候，老人熱淚盈眶，連連說，到那時，我一定在五臺山等待，一定在五臺山跪地長拜，迎接嘉瓦仁波切的到來。
我說，是的，我也會到五臺山去，等待達賴喇嘛到來，等待世界真正和平的到來。
資料來源：李江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