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國際西藏郵報的讀者們大家好，我是來自台灣高雄的蘇嘉宏。由於一直對於西藏研究相關議題很感興趣，所以投入這個領域已有多年的時間，現在還是覺得很榮幸能夠加入西藏研究這個行列。
投入西藏研究，說實話，一開始只是基於在台灣擔任教職，為了達到升等正教授（評職稱）的需要，這一個相當世俗與功利的動機而已。原先我的學術領域是「兩岸關係研究（中國大陸研究）」，但是十多年前開始準備面對升等這個難題的時候，必須要選擇一個研究題目專致努力，於是我在這個領域之內找到了一個次領域，也就是與達賴喇嘛領導的西藏流亡政府相關的民主化、漢藏對話和在台藏人等幾個方面做了一些研究。所以，事實上這個出發點是很世俗與功利的，對一個教書的人來說，升等是一個卑微的民生需求罷了，並沒有什麼足以說嘴的偉大動機！
目前我已經撰寫完成兩本有關印度流亡藏人社會民主化的專書，分別是《流亡中的民主》與《民主在流亡中轉型》，並且也都翻譯成藏文在印度發行；現在，繼續按照著自己設定邊寫邊修定當中的一個初步架構，著手撰寫第三本書《流亡中的轉世》，轉世可以說是北京和世界藏傳佛教界相當關注的一個議題。
雖然一開始，我的動機是世俗和功利的；但是，長時間下來，不論在精神和財力上，其實都投注了相當多的心血、財力，可是我認為，這一切都是值得的。投入西藏研究之後，我有很大的收獲：
一、 關注印度和台灣流亡藏人社會和涉及的藏傳佛教這個領域，有些微不足道的成績，讓自己獲得在學術層面的多了一份歸屬感，過程中累積了研究信心，這是我的第一個收獲。經由學術研究得到一些「以文會友」的機會，將自己有關西藏研究的心得分享學界，心中十分珍惜。
二、 與此同時，我也小心翼翼地維持一個學術研究上應有的旁觀者本分，不去涉入研究對象自己的選擇等等。所以，除了在學術層面獲得歸屬感之外，尤其是在台灣，因為政黨政治相當的對立，比較容易在這種不容易看清楚的政治是非當中，得知其中政治互動的諸多明潛規則。我認為，台灣人不需要把自己內部的統獨立場投射到印度流亡藏人的政治與社會，甚至更不應該的是，把西藏當作是台獨的工具、惡鬥的藉口。
在這種常見的混亂情況之下，能有些許比較豁達和開朗的見識，讓自己的頭腦清楚看懂一些事情，我是感到欣慰的。相較於達賴喇嘛尊者為海外流亡藏人所投入的心力，我的努力何足掛齒？若要談談關於西藏問題，我想，西藏問題牽涉的層面非常的多，但是有二件事必須弄清楚：
一、 作為台灣人或是兩岸的華人之一，看待西藏問題的時候，似乎大家慣性地把兩岸關係與藏漢關係混為一談，其實應該要分別來加以看待。在北京方面，甚至常見擴大西藏議題而把東土耳其斯坦、西藏和台灣問題綑綁在一起，有所謂的「3T」之說，我認為這是不適當的提法，例如：北京要求達賴喇嘛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還加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為什麼要達賴喇嘛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為什麼在漢藏對話中把台灣牽扯進來讓複雜的問題加倍複雜？這是我不明白的地方。
在台灣方面，台灣和中國大陸和平發展兩岸關係，現在的趨勢是比較傾向走向統一，但現在還仍然是「兩岸尚未統一」的階段，即便是統一也是未來的事，雙方必須面對得越形迫切得問題是，如何給對方一個彼此都能接受的政治定位？而這個定位現在誰都還說不清楚。目前，台灣和中國大陸是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這也是馬英九和現在台灣的執政黨目前的兩岸關係政策路線。
在達蘭薩拉方面，前述的兩岸關係現況不同於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中間道路》非常清楚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框架下取得名符其實的自治；所以，兩岸關係可能是未來的一個中國，但藏漢關係不是未來才放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達賴喇嘛倡議的《中間道路》，並經由洛桑僧格博士在競選時列為政見取得民意的合法性基礎，是藉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框架下取得名符其實的自治，以此為目標而去克服種種的問題。
三方的路線、立場各自不同，彼此互動。在台灣是民主、法治、自由的社會前提下，有一部分的人民主張台獨，其實並不奇怪；但是，如果有人把自己的台獨的主張硬要套到印度流亡藏人的社區裡面，並且不斷地去質疑達賴喇嘛或司政洛桑森格博士所領導的《中間道路》，刺耳地當面提問藏人行政中央為什麼不主張西藏獨立？那麼我認為，台灣人試圖把自己在台灣的意識型態強加在印度流亡藏人身上，這是一種讓彼此都很難堪、不必要的束縛。台灣人必須尊重藏人之於政治領域及民主未來走向的現實考量所做的選擇，而非要求他人必須遵循自己的意識型態而行。
二、 北京與達賴喇嘛之間的對話接觸，目前陷入難以跨越、取得進展的斷層之中。我的觀察，似乎最大的困難是在於北京新的領導群體一時之間，還拿不出在現實可行及高度共識的政策來妥善處理達賴喇嘛和印度流亡藏人問題。尤其習近平上台之後，印度流亡藏人的官方或民間社會大家對他或許有愛有憎，但一致意有很高的期望；雖然大家批評他政治上不作為，但我並不認為胡錦濤不想解決西藏問題，應該是他們自己內部的問題制約了胡錦濤，進而導致他解決問題的意志受挫，於是把解決西藏問題的順序延宕在後。所以，對北京而言，西藏問題現階段的困難在於內部的共識整合；境內西藏現存許多抗爭，中國大陸境內中原以及其他省區的漢人社會中也同樣存在許多如拆遷、城管的「官民社會問題」，導致民眾不斷地進行抗爭，這是中國大陸難以迴避的公權力行使監督、行政改革的問題，同樣的問題發生在西藏境內卻會成為「藏人－官方」的對抗，甚至提升成為民族層級的問題。
許多地方上的官員在面對許許多多的前述問題時，不會反求諸己，不檢討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事情，於是就把全部的問題政治化，並且歸咎於達賴喇嘛身上，自己便得以脫身。前述的眾多困難，主要還是來自於中國大陸內部本身的問題相對較多。另外，關於達賴喇嘛尊者轉世的問題，這是未來大家所最關注的。當然，我們大家都希望尊者可以健康長夀、永駐人間，但如果有一天尊者依照自己的意願選擇轉世，乘願再來，那麼一個沒有今輩達賴喇嘛的達蘭薩拉，一個沒有今輩達賴喇嘛的印度流亡藏人社區，會變成什麼樣子？非常令人難以想像。所以真正的問題，不只是全都來自北京，藏人流亡社區自己的內部，以及台灣內部也都有自己難題。似乎大家都把自己想要和解決不了的問題往外推，所以才會形成今天這樣的一個情況。
最後，我想向中國大陸、台灣和西藏朋友們說的是，我從事西藏研究有一個核心重點，就是秉持著對達賴喇嘛尊者的尊敬，我自己說不上是個藏傳佛教的信徒，事實上，我們家庭傳統屬於台灣社會常見的一般民間信仰。在宗教領域裡面，台灣是一個「眾神的國度」、是一個高度宗教化的社會，各個宗教、教派通常是謙虛圓融地惜福共處，尤其要對台灣人講，儘管台灣有多自由、有多開放，任何詆毀達賴喇嘛或是藏傳佛教，甚至是詆毀任何一種宗教，這樣的言論不能變成一種不知克制的社會行為，在此奉勸一些台灣人要適可而止，台灣不會因為詆毀達賴喇嘛或藏傳佛教而更進步或是得到任何好處的。
對中國大陸的朋友來講，特別是就政治層面來講，詆毀達賴喇嘛也無法解決漢藏問題；恕我直言，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數十年之後，至今仍用文革式的語言來攻擊與謾罵達賴喇嘛，左得非常厲害，但這數十年來，講白一點，試問達賴喇嘛有沒有被這樣的文革語言罵死？既然用謾罵解決不了問題，是不是實事求是地停止，轉換以其他務實及有操作可能性的方法來面對達賴喇嘛或與此有關的西藏議題？對於西藏的朋友，我心中就是無限的祝福；作為一個漢人，因為投入這項學術研究，對於其他的民族有更多的了解，感到十二萬分的榮幸。在面對學者同儕，心中總是多了一分默默地驕傲。也很感謝有這麼多藏人朋友在我的寫作與研究的過程給予我無私的協助，能夠擁有這樣的朋友，才是我終身的成就。
資料來源：蘇嘉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