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日甲，1928年生於西藏安多尖札。1959年流亡印度。現居住在印度達蘭薩拉。
6．強逼我們交糧
漢人打下了昂拉，我們投降後不久，我結婚了。妻子是我們附近一個村子的人，她是一個很好的人，我們彼此喜歡，所以我就娶了她。
漢人軍隊離開時，共產政府宣佈給我們七年自由生活：偷東西也可以，欺壓別人也可以，去什麼地方都自由，也可以跟共產黨走等等。昂拉被佔領的頭三年，共產黨沒有干涉我們一句話，民眾可以自由生活，想做什麼做什麼。
三年後（１９５５年）開始了糧食「珠熱俄倉」運動（譯注：統購統銷），徵收農田稅和統購統銷。漢人說：你們的農田可以產糧食多少多少，除掉留種子、人吃的、餵牲畜的，還剩這麼多糧食，那麼得把餘糧交出來。漢人把農田分成特等、一二三等不同等級，認定各等級的農田各每年產多少多少糧食。事實上根本沒有這麼多糧食。比如我家，光農田稅就要交一千斤糧食，而且要運送到熱貢（譯注：今青海同仁縣），而這一千斤糧食需要雇八十頭毛驢來馱。剩下的必需按照政府定的價，賣給政府。我們的農田很小，根本沒法交出那麼多糧食，只好把家裡的豆子、雜糧、青稞等農作物統統交出來。家鄉很多人家，秋收後本來一般儲藏夠一年的糧食，實行統購統銷後，不得不全部拿出來統購統銷了。
漢人收購糧食時，如果有人交不出來糧食，就會遭到毆打，五花大綁，綁得很多人脫臼。登記和逼迫民眾出售糧食的，有漢人幹部，也有藏人幹部。漢人幹部是頭頭，藏人幹部是助手。由於藏人的武器已經全部被收繳了，在捆綁沒有糧食的民眾時，那些幹部就有恃無恐了。交得出要交，交不出也得交，嚴重的會遭關押。大家不敢說不，無能無力，只能按著他們的要求繳稅。
我們村有個叫圖傑的人，漢人命令他要繳三千斤糧食。其實他家的糧食都繳了，根本沒有糧食了。由於無法忍受捆綁毆打的折磨，他答應第二天就送三千斤糧食到縣城。他在甲巴囊的會上說：「明天我就要把三千斤糧食送到縣城，請大家向我學習。今天我身體有點不適，我想請假休息。」然後他回到自己的村莊，村子裡也在召開會議。他又在村會上說：「明天我就要把三千斤糧食送到縣城，我當然要給共產黨繳稅，請大家學習我。今天我身體有點不適，我想請假休息。」他沒有回家，直接跑到黃河邊跳進黃河自殺了。因為，他根本沒有糧食可交了。
另一個叫拉薩的村子，幹部們衝到一個叫尤拉甲的藏人家裡強迫他交糧食。他無法忍受折磨和侮辱，和幹部出來後在曬糧食的麥場上割脖子自殺了……僅僅在統購統銷的這一時期，我們那裡就有四個人自殺身亡。還有幾個是去自殺，被家人從黃河岸邊拉回來的。
昂拉「解放」前，我們不給頭人繳稅，也不給馬步芳政府繳稅。統購統銷時，他們說「我們頭上出現了紅太陽」，就這樣強逼我們把家中的所有農作物都給交了，一點吃的也沒有了，發生了饑荒。當時很多人逃跑。在昂拉統購統銷搞了一年的時候，我也想到了逃跑。那時我已經有兩個孩子了。
７．拋家別子
那時我們不能隨便走動，只要走出村莊就得請假，申請批准。如果外地人來我們村，也必須要有人擔保後才能進來。檢查進出的幹部是本地人。我們最初商量出逃的有三個人：我、更桑、還有一個是個回族，叫尼鎖，他是漢人的幹部。尼鎖對我和更桑說：「你們兩個好好幹，等過了年我們三人一起跑。我們對幹部說我們出去掙錢，一年內會給國家交很多錢。然後我們去拉薩，到了拉薩我們去寺院當僧人（譯注：那時中共在「西藏」尚未推行「改革」政策，在很多安多和康的藏人看來，還是「自由」的地方）。你倆出家沒問題，我也可以出家為僧，只要不吃穆斯林教義禁止的食物就行。」
有一天我們村裡開會。來了兩個人，不分青紅皂白把我押送到二樓，那裡有個漢人官員。那個漢人官員藏語說得非常流利，他叫了我的名字說：「洛日甲，你已經犯了三次錯了，你要老實一點。」這件事嚇得我決定出逃。兩三天之後，我就與同伴更桑一起逃亡了。我們倆向村裡請了兩天假，說要去找種子下地，就這樣逃出去了。我跑的時候沒有對我的妻子說，也未能告知尼鎖。
跑之前的那個晚上，兩個孩子和老婆睡在我旁邊。我的大兒子叫次仁多傑，七歲；小兒子叫格桑貢保，三歲。我當時想六億中國人都能扛著，我一個人為什麼擔負不起這個痛苦呢？我想過自己逃亡後家人會更艱難，我這樣想過……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看著孩子和老婆我非常傷心，但是我還是決定逃亡了。
我們非常幸運，逃出去了，其他很多人沒有成功。我叔叔叫夏札南召，在昂拉是個非常有名的人，我逃離家鄉後不久得知他上吊自殺了。還有一個叫魯先的人，也是昂拉數一數二的人物，割脖子自殺的。幾年後我的兩個孩子和妻子，還有我盲了眼的母親，都餓死了。漢人不給糧食，餓死了。
８．「橫穿了時間中所有的痛苦」
我倆先跑到青海湖，那裡我有一個叔叔。我叔叔在朵拉（譯注：現祁連縣）為我們辦了去拉薩的通行證。當時我們聽說拉薩還比較自由，所以我們選擇了去拉薩。心想先待在拉薩觀望情況：如果家鄉那邊的漢人改變了我們就回去，如果拉薩的情況也糟糕我們就往印度跑。我到拉薩時已是1958年。剛到拉薩時，我們還聽不懂康巴方言和拉薩方言。
當時在拉薩八廓街上，我們還看到有槍支出售，不知道是漢人的還是藏人的，反正有武器銷售。在昂拉老家人們的槍支、刀等都已被沒收了。看到這些武器後我們心裡很高興，覺得我們藏人還沒有徹底完蛋，還有一點希望。拉薩雖然駐札了漢人的軍隊，但也有藏軍在各處巡邏（譯注：其時藏軍已併入解放軍編制），看到這些後我們覺得藏人還有點實力。
當時漢人已經發佈通告，命安多和康的藏人返回原籍。達賴喇嘛對此通告的回答是：「我也是安多來的，而且班禪喇嘛也是從安多來的。」如此似乎稍有緩和。由於我們是安多人，無法待在拉薩，我們就去占卜看如何是好。占卜結果是經商不吉、到山南參加四水六崗軍也不吉，只有出家為僧為最佳。我們就選擇去出家了。我和貢桑是在哲蚌寺出的家。我們在八廓街買些鼻煙什麼的，然後到偏遠的村子用鼻煙換糌粑度日。與家鄉比，在拉薩這樣應該算是過得很好了。
1959年3月，我是在寺院裡，聽說羅布林卡發生了保衛事件（譯注：指民眾擔心達賴喇嘛被中國人扣留，包圍羅布林卡阻止達賴喇嘛去西藏軍區看戲）。羅布林卡發生保衛事件時，哲蚌寺有噶廈的武器。寺院把武器發給了僧人們，我也得到了一支英製卡丹槍。羅布林卡的事態稍有緩和的時候，寺院又開始把發下去的槍支收回。我沒有交回槍，而是帶著槍走出寺院了。我決定去山南參加四水六崗護教軍。更桑已經先我去了山南。拉薩發生「世時翻轉」 時（譯注：指1959年３月拉薩事件），我已經到了山南。
我和我的同伴更桑一直在一起，後來一起到了印度。1966年我去尼泊爾的時候，收到親戚寫給我的一封信，得知我妻子和孩子都在1962年的饑荒中餓死了。知道這個消息後，我專門去菩提伽耶做了法事為他們祈禱。親戚們叫我回家，但是家裡什麼也沒有了，我回去幹嗎？
更桑到印度後，在離達蘭薩拉不遠的地方閉關修行一直到2000年，後來去世了。在這裡火葬時，火葬場的上空升起了彩虹。
我二十九歲從家裡出來，就這樣到了印度，現在已經82歲。我看不到我們祖輩生活的家園，自己只能在異國他鄉生活。是誰搶佔了我的土地，我的家園？是誰搶佔了我們的博？我們像小鳥被從巢中趕了出來，橫穿了時間中所有的痛苦，從家裡到拉薩，從拉薩再到印度，走過了所有的痛苦。這一切都是漢人造成的。我當然恨漢人，我的家園被漢人搶佔了。（洛日甲訪談完）
唐注：1949年中共軍隊開始入侵西藏（圖博特）康和安多等地區時，在安多遭到尖札昂拉（即今中共行政區劃青海省尖札縣昂拉鄉）部落民的堅決抵抗，歷時近三年未得以進入該地區，故當時尖札昂拉被中國人稱作「小臺灣」。在中共官方記述中，時任西北局第二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北軍區政委之職的習仲勳，先後十數次「政治爭取」昂拉部落首領項謙無效後，最終進行了「軍事進剿」，從而「進一步政治爭取」項謙的「歸順」。「爭取青海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戶項謙歸順中央政府，是習仲勳的統戰理論在西北地方解決民族問題的一次成功實踐……為此毛澤東讚揚他『比諸葛亮還厲害』。」[中國共產黨新聞>史海回眸>人物長廊>習仲勳與統一戰線
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5038/7650383.html ]
受訪者洛日甲以一個普通部落民視角回憶了這段「統戰」史。
資料來源：唐丹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