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李江琳的時候，並不知道她已經開始研究西藏問題。李江琳出身解放軍軍官家庭，赴美國求學，然後任職于紐約法拉盛圖書館。她曾幫我安排在法拉盛圖書館的演講，也曾組織跟民主、人權議題有關的學術會議。後來，我聽說她從圖書館辭職了，很為紐約失去這樣一個言論平臺而遺憾。然後，我讀到了她多年心血的結晶——《一九五九：拉薩》，這是我看到的關於西藏當代歷史的最優秀的一本獨立著作。國內有一位相當重要的現代藏史專家曾對李江琳說，在國內做研究，不得不小心留意，不要把飯碗砸了。若把飯碗砸了，甚至弄不好把自己整到監獄裡，那還做什麼研究呢。這是國內學者的普遍處境。可是，對於李江琳來說，情況恰恰相反。她選了這個題目，就需要投入全部的時間和精力，她不得不破釜沉舟，先砸了自己的飯碗，辭職出走。
在資本主義的美國，尤其是在寸土寸金的紐約，居之不易。誰會為了一個熱愛的研究課題，為了完成一本書的寫作，而放棄像圖書館員的「鐵飯碗」呢？李江琳就有這樣的勇氣和理想。這個世界上，確實有那種不為稻粱謀，而為真理活的人。寫作在大多數時候都是一項「投入」和「產出」不成正比的工作：雖然這本書出版後備受學界好評，但並不是一本超級暢銷書，關心西藏的歷史問題的讀者畢竟數量有限。所以，版稅收入大概連作者赴中國和印度等地調查訪問的旅費都不夠。但是，當我看到這本書的時候，我終於理解李江琳的苦心和決絕了。為了這本可以傳世的書，付出任何代價都是值得的，正如評論家丁一夫所說：「《一九五九：拉薩！》已經把五十年前的拉薩重新塑造和搭建成了一個舞臺，舞臺上的所有演員都已經到位，藏民族歷史上最為慘烈的事件已經在讀者面前展開了。」
不是叛亂，是自衛
還原歷史事實，則謊言不攻自破。李江琳在本書的前言中指出，到目前為止，對一九五九年拉薩事件的研究非常少，一方面是因為資料有限，另一方面是因為「高度敏感」。在研究過程中，她參考了中文、英文和藏文資料，除了很少部分的「內部資料」外，大多數中文資料是公開資料。對「拉薩戰役」的全過程，她對比了兩方參戰人員的回憶錄，盡可能對一些關鍵因素，如雙方的兵力和武器對比，兩方的決策過程等做一些梳理。「拉薩戰役」中有多個作戰點，被砲轟的地點多達十七處，最主要的有五個，即甲波日（藥王山）、大昭寺、小昭寺、羅布林卡和布達拉宮，有關這五個作戰點的具體情況，作者採訪了當時在這幾個地點作戰的藏人，或者找到雙方的回憶錄加以比較，既是為了釐清史實，也是為了對「拉薩戰役」有更全面的理解。不過，由於當下中國客觀條件的限制，作者難以採訪到當年參與作戰的解放軍官兵並讓他們講述真相。這個在研究上不可逾越的缺陷，大概只能等到中國告別共產黨一黨獨裁、實現民主憲政之後才能彌補了。
一個關鍵問題是：一九五九年的「拉薩事件」是不是「西藏上層反動分子有預謀、有計畫、有步驟」地進行的「叛亂」？這是中國的官方歷史書及教科書中對拉薩事件的「權威定義」。然而，李江琳發現，公開和內部的資料都沒有提出支持這一結論的確鑿證據。各方面的資料表明，當時在拉薩發生的，是一個多種因素促成的突發事件。這個事件很快失控。在三月十日到十七日這關鍵一周裡，噶廈政府基本已經癱瘓，拉薩陷於無政府狀態，達賴喇嘛也無法控制局面；一個由少數中下層官員和民眾組成的，類似於「協調小組」的臨時機構，取代了噶廈政府發布命令。在此期間，噶廈政府的三名噶倫、基巧堪布、達賴喇嘛的侍從長帕拉，以及警衛團長朋措紮西在秘密安排達賴喇嘛的逃亡。中方則秘密進行軍事部署，並且做出政治和宣傳上的安排，準備實施計畫已久的「總決戰」。這一歷史真相，跟臺灣的「二二八」事件和中國的「六四」事件頗有相似之處，從本質上來說，是民眾自發的對暴政的反抗。更準確地說，不是中共當局定義的罪不可恕的「叛亂」，而是民眾忍無可忍的、出於本能的「自衛」。
這一結論，在茨仁夏加所著的《龍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後的西藏》一書中也得到了印證。這是一本為學界所倚重的第一本西藏現代通史。作者在論及一九五九年的拉薩事件時精闢地指出：「驅使人們採取行動的並不是狹窄的階級或地區利益，也不是冷戰時期大國在背後操縱。拉薩起義主要是平凡百姓為了保衛他們的價值體系，達賴喇嘛就是這個體系的中樞。」藏人用「吃糌粑的人」來自我定位並與中國人區隔開來，「糌粑是所有藏人的基本食物，越過了階級、性別、教派與地方主義」。也就是說，這並不是中共用馬列主義的階級論來描述的那幅圖景——藏人中的統治者和富人煽動和欺騙藏人中的窮人來反對共產黨；恰恰相反，是所有藏人一致對抗外來入侵者，正如達賴喇嘛在回憶錄《我的土地，我的人民》中所說：「西藏人民——不只是富有的統治階級，而是普通老百姓——永遠不會甘於接受外來統治。」
不是戰爭，是大屠殺
從一九五六年一月開始，中共當局對西藏以及四川、青海、雲南、甘肅四省的藏區實行「民主改革」。這場「民主改革」在中共內部又叫「宗教制度改革」，就是摧毀所有藏傳佛教寺廟。摧毀寺廟的暴力行為，自然引起藏民的反抗，解放軍就對反抗的藏民武力鎮壓。藏民不得不躲進寺廟，但無神論的中共軍隊照樣沖進寺廟大肆殺戮，甚至動用大炮和出動飛機轟炸寺廟，將諸多寺廟夷為平地。在「拉薩事件」發生之前，中共就已經出動野戰軍在西南、西北鎮壓藏民暴動，為此不僅調動了步兵，還調動了空軍、騎兵、砲兵，「事實上是一次相當規模的內戰」。拉薩事件不是雙方對抗的起點，而只是一個高潮而已。
解放軍炮擊和轟炸寺廟是有意為之。比如，轟炸理唐寺，炸死和打死八百多名藏人。執行轟炸的是蘭州軍區空軍，這支一九五四年才組建的空軍，參與了整個六年藏區的戰爭，進行過無數次轟炸，飛機起落有一千多架次。李江琳指出：「轟炸藏人的大經堂，從漢人的角度來講，是用這種方式震懾你；但對藏人來講，你把我最神聖的一切都毀了，我就沒有退路了。他的震懾作用反而使周圍沒有參與的民眾都起來了。」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藏區的寺廟幾乎全是被解放軍摧毀的。軍隊殺害僧侶和藏人，搶劫寺廟財產，藏區人口幾年間銳減三分之一以上。李江琳寫道：「他們動用了騎兵、炮兵、裝甲部隊、防化部隊、空軍、舟橋部隊，還有好幾個野戰醫院。參與作戰的部隊，在周邊四省有七十多個團的兵力。」由此可見，共產黨與藏傳佛教無法「和平共處」，共產黨不允許有獨立的宗教信仰體系的存在。
那麼，藏人對抗共產黨軍隊的行動是否可以稱之為戰爭呢？李江琳承認，曾有一位美國藏學家提出疑問，認為「戰爭」這個詞太誇張，這是「鎮壓」而非「戰爭」。在臺北她也遇到過類似的詢問：為什麼是「戰爭」，不是「屠殺」？李江琳解釋說，她選擇使用「戰爭」這個詞，首先是因為那場軍事行動的性質和強度——它不是員警使用催淚彈、棍棒之類驅散抗議人群那樣的行動，而是動用了野戰軍和當時最強大的現代武器的軍事行動；其次，「屠殺」有多種方式，相比猶太民族經歷的大屠殺，柬共對「階級敵人」的大屠殺，或者蘇聯對波蘭的「卡廷大屠殺」，發生在青藏高原上的屠殺有顯著的不同——它是用戰爭形式進行的屠殺；第三，在那場軍事行動過程中，藏人並非沒有反擊，各地都有不同規模的作戰，如理塘寺之戰、四水六崗成立後的尼木之戰等等。在六年半中解放軍死亡人數有一萬多人。從各方面因素來看，這場發生在青藏高原的武裝衝突都具備了戰爭性質。
不過，我還是更傾向於使用大屠殺這個術語。因為，即便勉強將發生在青藏高原的武裝衝突稱之為戰爭，那也是一場實力完全不對等的戰爭。雙方在武器裝備上的差距，甚至比電影《賽德克•巴萊》中日軍與原住民的對比還要大——日軍殺戮臺灣原住民的時候，還沒有飛機、裝甲車、大型火炮等重型武器。而在解放軍「平叛」的過程中，大量使用的重型武器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甚至在看不到屠殺對象的情形下殺死對方。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參與起義的藏人大部分都是沒有武器的。當時的一位平民朗頓嘉措回憶道，他所屬的木匠與石匠協會有五百位成員但只有兩把步槍與二十把手槍。「我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訓練自己好與解放軍進行近身搏鬥，所以我們準備了刀箭、還有一些看起來很厲害但後來證明完全沒有用的武器。」達賴喇嘛在回憶錄中也寫道：「在摧毀羅布林卡時，他們相信我還在裡面，顯然他們根本不在乎是否會殺死我。當他們發現我人不在，不管我是死是活，繼續炮轟拉薩城和寺廟。他們是有意屠殺數以千計只有棍棒、刀子和一些短程武器的民眾。這些民眾面對炮轟不僅保護不了自己，也不可能對中國軍隊造成任何實質傷害。」所以，更準確地說，這是一場赤裸裸的大屠殺（Democide），它完全符合大屠殺的經典定義：即由政府主導的對民眾的所有謀殺行為，種族滅絕、政治謀殺、饑荒拒絕援助、酷刑、集中營等均在其內，包括一切「由政府導致的死亡」。
在拉薩消逝的生命與在天安門消逝的生命一樣寶貴
殺戮是共產黨首要的統治術。李江琳指出：「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共軍隊進入城市鎮壓民眾抗爭的事件，迄今發生過兩次，一次是一九五九年的拉薩，另一次是一九八九年的北京。中共處理這兩個事件的方式有很多相似之處。」李江琳描述大屠殺中倖存的藏人的經歷，讓我聯想到「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尋訪其他「六四」受難者家屬的經過，她們都是「與哀哭者同哀哭，與捆綁者同捆綁」。李江琳寫道，在加德滿都大佛塔下面的一家甜茶館裡，一九九八年離開西藏的康巴人強巴對她講述了他的一生。從康巴暴動、大飢荒到「文革」，強巴經歷了在「民主改革」的名義下，一個普通藏人經歷過的所有苦難。而八十多歲的前僧人洛桑貢保始終無法對李江琳詳述一個細節，即他的兩個同為僧侶的哥哥在逃亡路上被解放軍打死的經過。說到這些的時候，他眼睛泛紅，語不成聲，手裡的念珠簌簌顫抖。雖然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李江琳仍然能感受他的痛楚——「當他把埋藏在心裡五十多年的記憶交給我時，我深知這個交付的分量。」
那些在拉薩消逝的生命與那些在天安門消逝的生命一樣寶貴。然而，有多少漢人在一九五九年的時候為被屠殺的藏人而流淚和憤怒呢？在中國，生命被分為三六九等。在中國，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是否可以這樣說：正因為我們忽略了一九五九年在拉薩消逝的那些生命，才導致了同樣的悲劇在三十年之後的一九八九年在北京施施然地上演。這個論點有些冷酷和突兀，但確實是事實的一部分。我們原來以為：他們只殺藏人，不殺我們，因為我們不是藏人；他們只殺「地富反壞右」等階級敵人，不殺我們，因為我們不是階級敵人。正因為這種狹隘和愚昧，在一九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中，學生、市民跟奉命前來殺人的士兵唱的居然是同一首歌，絕大多數學生領袖和知識份子都沒有料到解放軍會開槍殺人。其實，他們在拉薩早就那樣幹過了。再殺一次人，對他們來說，並不需要跨越一個心理的深淵。所以，誤解是因為我們單方面的無知。「六四」死難者家屬蔣培坤說：「當我們面對眼前的暴行時，萬萬不要把眼睛閉上；當我們回首昔日的暴行時，萬萬不要把暴行從記憶中抹去。人類反抗強權的歷史，就是記憶反抗遺忘的歷史。罪惡一旦被遺忘，就會重演。」是的，當我們失去了捍衛歷史與記憶的能力，我們也就失去了掌握和塑造未來的能力。
有一次，達賴喇嘛應邀到美國國會講話，他對議員們說，西藏問題無關石油、無關金錢利潤，「西藏問題是一個道德問題，請讓美國人民的心來說話」。利益不是所有國際問題的主宰。而李江琳在講述一九五九年藏人的悲劇時說：「作為漢人，我們應該把歷史這面鏡子擦乾淨，把因宣傳、回避、懦弱和虛幻的榮耀之需，塗抹在歷史這面鏡子上的污垢擦掉，把幾十年來沉積在史實真相之上的塵埃抹去，讓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後代都能看清楚，過去到底發生了什麼。只有做到了這些，我們才能說，我們想要辨善惡，我們能夠知對錯；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直面我們內心向善的本性。」這就是歷史學必須遵循的倫理準則。正如評論者所說，《一九五九：拉薩！》是現代西藏史上一本繞不過去的書。不管你在西藏問題上是不是有預設的立場和看法，你都應該讀一讀這本書。然後，讓你的良心說話。
李江琳《拉薩，一九五九》，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0年。（臺灣版為聯經出版社出版，2010年）
標題原文:三十年前的拉薩，三十年後的天安門—李江琳《一九五九：拉薩！》
資料來源：余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