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中國軍官坐在老舊的油桶上，帶著明顯的惡毒的微笑，伸開雙腿，一隻手夾著香煙。戴著眼鏡的藏人翻譯，拿起檔案，不停地說著，同時，來回地走動。所有中國士兵的表情都是冷酷無情的，穿著橄欖色的解放軍制服，帽子上扣著紅星，把掃帚，鏟子，還有柱棍，作為槍，對準西藏囚犯。
這是在西藏難民營，戲劇性地講演西藏問題時的一幕。年老的西藏人對那些從沒有看到過西藏的年輕一代，講述著生活在中共統治下的西藏見聞。年輕的一代，就伴隨著這些故事，成長起來了。
我記得觀看《頓珠叔叔》的時候：臺階上，當那位康巴戰士拿著匕首殺死了所有的中國士兵時，我多想成為那個英雄啊！ 稍後，在難民營和學校，我們的孩提遊戲中，常常在雙方都是藏人的假想戰爭中殺戮彼此，而裝扮中國人的一方，一般來說，是軟弱的，是很容易被擊敗的。
生活在流亡中，遠離真實的西藏。審視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築起對中國人的想像，是很有趣的。並且加強這種審視，也是非常有意義的。在我的一篇早期專欄裡，寫過我們想像的西藏，這一次，我嘗試著評述我們想像的中國人。
1959年3月，當憤怒的西藏民眾集聚在拉薩羅布林卡四周，殺死堪瓊• 索朗傑措 ——因為他的穿著中式服裝，而被誤認為中國人，到近年天安門屠殺，達蘭薩拉的藏人，聚集在一起為死去的中國人守夜，流亡藏人，在改變對中國人的想像中，走過了一條長路。
加米，在藏語裡，指漢人，是種族上對中國人的稱呼。
自從中國武斷地、帝國式地聲稱改造西藏，以及隨之而來的佔領和鎮壓，加米，就被看作佛教的敵人：奸詐、不誠實、不道德、和不容質疑的殘忍。
在流亡劇院的舞臺上，我們從沒有看到除了軍人以外的任何一個中國人，也就是說，每一個中國人，在我們看來，都是軍人。野蠻、殘忍的軍人，不是某一個人，而是中國人的群體形象。在表演中，中國軍官的角色，一般來說，讓一個面容略白，略胖的人擔任，但他必須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吸煙者。這是我們的種族偏見。
現在，另外一個中國人的形象，緩慢地佔領了我們的腦海，替代了中國人作為軍人的角色，那就是中國的武術家們。我愛看功夫電影。上映這樣的電影后，孩子們淹沒了學校的廣場，兩個或者三個一組，進行操練。我們的動作，深受功夫電影的啟發。成龍和李小龍，是最讓人喜愛的角色，儘管他們是中國人，我們一樣愛他們的功夫。
1987年和1988年再次掀起的藏人抗議，使那些伴隨著可怕的故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從影像中看到了真實的場面：中國員警中一支特殊的員警部隊——人民武裝員警，殘酷地鎮壓手無寸鐵的抗議者！這加強流亡社區的那些從沒有見到過西藏的年輕人，對吐著濃煙的紅色的中國龍的認識。
這以後，我們的舞臺上出現了新的中國人形象，那些被橄欖色包裹的人民解放軍，變成了穿著帶有二個黃色條紋夾克的員警。這個形象的形成，毫無疑問是錄相中的某些片斷幫助更新的，以及不斷到來的逃亡者，帶來的關於境內西藏的最新資訊的啟發。
但是，一個不變的固定模式，在流亡舞臺上的中國人形象，就是他們始終保持著殘忍和沒有笑容。幾十年來，他們對藏人的折磨和文化的系統破壞，在藏人心中留下了無法忘記的傷痛。新的一代會繼續來臨，但是，這種種族滅絕的行為，將被永遠記住。留在民眾回憶裡的傷痕，是無法癒合的。
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帶給西藏人一個徹底的新的中國人形象。這種形象是通過電視直接地進入我們的生活。我那時還在學校，作為一個學生，我被震驚了，我不敢相信全副武裝的中國士兵和坦克會開進天安門廣場，並殺害那些學生——他們自己的下一代。
這對中國人可能也大開了眼界，他們從來都不相信我們的抗議並發出的對中國軍隊的入侵，酷刑，和暴力鎮壓的聲明。而天安門大屠殺永遠地改變了我們對中國人的想像，並從此接受了中國的另一個面容。
今天，西藏民眾還知道了中國內部的許多問題：從東土耳其斯坦（新疆）到內蒙，到如今漢人已達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滿洲，以及被忽視的其他少數民族地區和千百萬為爭取基本人權而奮鬥的農民和工人。
儘管中國的民主運動者們要求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國，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他們中有些人，終始堅持「少數民族」的想法，比如西藏和蒙古，必須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連它的殖民地都不能獲得自由，怎樣才能使中國成為一個自由的國度？當他們希望繼續帝國式的佔領和控制被侵略的其他民族，他們談論的是什麼樣的自由和民主？
北京在對待所謂的「少數民族」的時候，像對待嬰兒一樣，認為他們是無能力的，具有依賴性的，不發達的，甚至在基因上就是原始、野蠻的。僅僅他們的發展計畫，才可以恩惠這些少數民族。以這種高人一等的態度——今天的主人，家長，顯然是漢民族，是五星紅旗上那個位於中央的最大的星，而那些分佈在邊緣的小星星，是其他的少數民族——這種基本的衝突將永遠不會得到解決。
臺灣解除了具有殖民意義的蒙藏委員會，並承認了藏人對國家地位的權力，這是在兩個民族的共同努力下實現的。這種破冰之旅，結束了兩個民族之間舊有的關係：臺灣不再聲稱繼承西藏這個超載的帝國遺產。這個變化不僅體現在臺灣的政策裡，還因為達賴喇嘛尊者對島國的訪問，使兩個民族今天作為朋友，相融在一起。
然而，我懷疑藏人支持達賴喇嘛尊者的中間道路，尋求以談判方式解決西藏問題，僅僅因為極為相信他們的法王，並不是因為他們相信中國，而這種對北京的非信任感，很難消散。
中國在變化，並且這個變化是在任何人的控制和想像之外。目前，中國正在興起不可阻擋的精神渴求的浪潮，基督教和佛教文化的隊伍在壯大，很多中國人到西藏，從西藏的僧人那裡尋求精神指導。同時，民主的力量也將從香港和臺灣進入中國，顯而易見，有一天，中國將從那個腐敗的共產主義獨裁政權的倒塌中，獲得自由。
解決西藏問題，我相信，將在中國變化的時候。作為流亡者，我們必須和那些生活在香港，臺灣，美國，歐洲，澳大利亞，還有加拿大等尋求民主的人們團結一致，更近距離地觀察中國，西藏的年輕人必須格外地在這裡擔負起這個責任。
明天，當中國經歷月食的時候，我們切不可固守中國人都是軍人想像，那樣，我們就失去了一次前行的機會。（完稿2009年2月 達蘭薩拉）
作者：丹增尊珠（Tenzin Tsundue；台灣譯名為丹真宗智）生於印度，獲孟買大學文學碩士學位。著有英文詩集《穿越邊界》散文詩《轉聖地：一個故事和11首詩》，雜文集《Semshook》等。
翻譯：朱瑞
資料來源：丹增尊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