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按：出於對阿沛•晉美先生人格、修養與獨立的思想，以及他對藏民族赤誠之心的欽佩與敬仰，在網上找到這篇文章，發表於1998年10月。雖然是十四年前的訪談，但此刻讀到，深感他的觀點之非常重要、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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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來，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特定時代的歷史人物。如果說共產黨政權對西藏的殘酷統治，迫使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流亡，並由中共" 六四"鎮壓而獲得了國際社會更多的關注與認同，從而賦予被傳統" 神化" 的達賴喇嘛以現代文明的光環的話，那麼，阿沛•晉美則是這種光環下的負重者。這位具有歷史使命感的現代知識分子，以一種宗教般的虔誠，以他的機敏與睿智，為給予他生命和智慧的藏民族和漢民族之間傳播著現代文明之火種。
阿沛•晉美一九五一年出生於西藏拉薩，由於家庭關係，他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一九五九年小學二年級時他從拉薩轉到北京民族學院附小，六四年進入北京四中。"文革" 期間，因受家庭影響，他於六八年到內蒙古土默特左旗插隊落戶。自此，開始了他的人生閱歷。
阿沛•晉美一九七二年被招為第一批工農兵學員，就讀於內蒙師範學院外語系。畢業後在西藏師範學院、拉薩中學任教。七八年恢復研究生招考，阿沛•晉美考入北京中央民族學院研究所，專事研究西藏民族史，八二年獲得碩士文憑後留任中央民族學院藏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阿沛•晉美一九八五年出國訪學，先後到過印度、尼泊爾、菲律賓、香港等地。一九八七年他進入美國佛吉尼亞大學政府與外交系攻讀國際政治和外交政策。一九九零年他在總部設在華盛頓的"國際聲援西藏中心"工作，先後任研究員和政治分析員。同時，他自八八年起長期兼任〔西藏論壇〕編輯。
多年來，阿沛•晉美目睹國家、民族的變遷，加上他對西藏歷史和中國文化的了解，使他決心在這兩個他所熱愛的民族之間做一些彌合，在中共製造的斷裂的鴻溝上搭起一座溝通的橋樑。在這裡，西藏高原的血脈和現代文明的貫通，使他具有一種他的同代人罕有的卓越禀賦：他的思維和視覺從不被斑斕多彩的現行政治所妨礙，他的憂患意識超越民族與國界，超越實用的政治性目的，既不以"中國"為假想敵，也不以"民族"為盾牌，而是試圖將西藏從各種政治角逐場上拯救出來，使人們至少能夠注意到常常被輕易忽視的政治喧囂後面的西藏人的真實感情和他們的切身利益－－這，才是西藏民族存在的真正證明。從這個意義上，與其說他是一個反叛者，不如說他首先是一個建設者。
一九九六年，阿沛•晉美出任美國自由亞洲電台西藏部主任，主持對西藏廣播。作為新聞從業人員 ，他不違初衷，甚至與達賴喇嘛政府保持一定的距離，以保證新聞的客觀獨立性。
西藏問題國際化緣由
安琪：近年來，西藏問題有一種日益國際化的傾向，請你分析一下個中原因？
阿沛•晉美：西藏問題的國際化其實很早就開始了，本世紀初就有英國和沙皇俄國對西藏的介入。從當時所謂強權的國際政治觀點來說，只要你在西藏這塊大高地上站住腳了，就能夠控制住整個亞洲。沙皇想控制西藏，英國人想把沙皇堵住，期間沙皇和英國之間也簽訂過協議，即雙方都不許控制西藏，西藏的"宗主權"交給大清帝國。這種大國間的爭奪，已經國際化了。但是這種國際化在以後的幾十年中有高有低，越到後來，西方越無暇顧及西藏。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更是自顧不暇了。所以整個二、三十年代，西方沒有怎麼介入西藏問題。
二次大戰期間，盟軍從緬甸往中國戰場運送戰火。緬甸被日本佔領後，運輸線被切斷了，盟軍就想在西藏修條公路運送戰爭物資，西藏政府沒有答應。因為當時西藏相當保守，對外界的干預不管是誰，它都防範得很厲害，尤其對西方更是防不勝防。當時西藏政府擁護中立的多，不參與大戰的任何一方，擔心如果修公路，人就會進來，怕將來頂不住。經過協商，最後西藏方面同意開闢一條空中航線，援助物資通過這條空中航線運往中國戰場。
五十年代中共進軍西藏，五九年對西藏實行全面統治，西藏最高領袖達賴喇嘛出逃國外，西藏問題再次成為國際性話題。八七年西藏有所謂的暴亂，遭到鎮壓，八九年有比較大規模的反抗，被當局實行軍管。其實六、七十年代西藏也有過類似的反抗和暴動，但那時中國根本不開放，裡邊怎麼鬧，外邊也不知道。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後，有不少西方遊客到西藏，有電視、錄像、新聞報導等等，所以西藏發生的事情就很快在國際上講起來了。這幾年國際上對西藏問題的關注越來越多，最大的一個轉折點就是八九年天安門事件。
另外，自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流亡以來，跟隨他的十幾萬流亡藏人分散到世界各地，西藏的宗教活動也開始在世界各地推廣，從某種程度上帶動了國際社會對西藏問題的了解。同時，達賴喇嘛本人的形像也受到世界上很多人的注意，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安琪：從今天來看，西藏問題的癥結到底是什麼？
阿沛•晉美：西藏問題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總的來說，不外乎這樣幾個大的方面：民族問題，宗教問題，文化衝突問題。再一個就是政治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也受到國際政治的影響。過去西藏人在傳統上跟印度有種文化關係以外，政治上基本沒有什麼關係。西方殖民主義興起來以後，印度成為英國殖民地，大英帝國的勢力範圍不斷擴張，西方對中國的影響如門戶開放等等，使得當時的滿清政府發生了很大變化。因為滿清早期基本上跟西藏維持一種宗主國的關係，並不是要完全統治西藏。西方擴張以後，對滿清統治者有很大影響，認為如果不把西藏這個地盤穩住的話，那麼要控制西藏會很難。所以說，西藏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民族問題或者什麼別的問題，而是各種矛盾、各種問題的總和。
安琪：那麼西藏獨立的訴求究竟是什麼層面的？是一種政治訴求的表達，還是真的要求獨立出去？
阿沛•晉美：西藏獨立的訴求，也有很多層的意義。有的如你所說，是把它作為一種政治的追求；有的也是當今世界民族獨立的潮流，這也是政治層面的一種追求；還有一種是文化和民族心理上的訴求。象西藏這樣一個民族，自古以來就在那個高原上生存，雖然它跟外界也有些交往，但外邊的人進去很困難，西藏高原上的人下來也很困難，基本上是一個自成體系的社會，並在這樣一個大高原上繁衍出自己的一整套完全獨特的文化、文明，與世界上任何文明都有很大的距離。西藏人歷史上和中國也有很多密切的關係，但是中國古代的帝王從來沒有統治過西藏。蒙古人想征服西藏，但他來了一下又走了。所以西藏人自古以來從沒有受到外族這種完全的佔領和統治。中共在西藏的全面控制，西藏民族在心理上根本就受不了。
中共對藏政策出爾反爾
安琪：中共控制西藏以後，對西藏的政策經歷了一個怎樣的發展過程？
阿沛•晉美：中共在西藏的政策有過好多次改變。五十年代初期，中共在西藏的政策相當謹慎，毛澤東當時對西藏問題非常注意掌握分寸，據說五九年以前中共對西藏的大小政策全都是毛澤東親自過問，當時中共在西藏的政策是循序漸進，做的頗有分寸。
現在有人說香港的一國兩制政策是不是可以放到西藏？實際上西藏從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九年期間是真正的一國兩制，當時西藏承認"回到祖國的懷抱裡"，承認中國的統治，中國政府也承認西藏地方政府，西藏可以照樣維持原有的社會制度，原有的政府照樣存在，達賴喇嘛系統也照樣存在。當然它也說了，西藏要逐步實行民主改革，但要看西藏人民和上層的意願，如果他們不願意改革，可以推遲。所以那段時間西藏政策相當穩定寬鬆，算得上是一國兩制，。
五九年以後西藏實行民主改革，政策一年比一年左，這跟當時中國的形勢也有關係。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大躍進，五九年整彭德懷，整個政府向左傾。五九年畢竟在西藏還有一個達賴喇嘛，原西藏政府還在，總得還有點顧忌，不能太過分了。五九年以後達賴喇嘛被趕跑了，西藏政府解散了，沒有任何顧忌了，放手去幹，結果就把中國內地推進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那一套全搬來了，把西藏傳統的社會制度全部都打碎了，接著又是文化大革命等等。
八十年代初期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八零年胡耀邦到西藏視察，他發現西藏情況非常糟糕，因此提出一系列新政策，有的政策實行了，有的政策剛開始一點就退了，沒有實行。比方說胡耀邦提出對西藏實行休養生息政策，實行免稅三年，三年以後再看當時的情況，如果還需要再免稅幾年的話，也可以考慮。還提出把在西藏的百分之八十五的漢族地方乾部撤回去，他們也不願意呆在那，大都是被迫去西藏的，這樣大家皆大歡迎。可是也有不少人覺得胡耀邦的政策是投降主義，這個政策執行了一兩年以後就沒有繼續執行，胡耀邦倒台的時候，這件事也變成他對西藏政策的一個失誤。
安琪：胡耀邦為什麼上任伊始就視察西藏？藏人對他的印象怎樣？
阿沛•晉美：西藏人對胡耀邦相當有好感，覺得胡耀邦非常寬容大度。當然開始胡耀邦到西藏視察時，也有些人不了解胡耀邦要來幹什麼。在此之前西藏曾發生過一些小暴動，因為從七九年開始，當時中央政府跟達賴喇嘛方面還是有接觸，鄧小平覺得達賴喇嘛流亡在外，不了解西藏的建設情況，西藏早已解放了翻身農奴，所以他提出說希望達賴喇嘛回來看看。達賴喇嘛就派代表團回來了。代表團先到了甘青藏區，那一帶的藏民成千上萬地來朝拜他們，歡迎他們回來。當時中央派去陪同的人都感到震驚，趕緊向中央匯報。因為代表團馬上就要到拉薩了，中央馬上向西藏自治區領導發電，說甘青發生這樣的情況，你們那邊怎麼樣？你們有沒有把握控制住形勢？西藏自治區的領導說，沒問題，我們這兒的西藏翻身農奴覺悟很高，對整個流亡集團是唾棄的，不會對他們怎麼樣。中央才放心。但是代表團一到拉薩，整個地區就轟動了。當地藏民不僅朝拜他們，而且跟他們訴苦。當時我在北京，聽到這種情況我都感到很吃驚，根本沒想到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西藏「平叛」已經二十年了，到現在西藏的人心向背問題還沒有解決，西藏老百姓還在盼望達賴喇嘛，他們的心還向著達賴喇嘛，所以這才有了胡耀邦的視察。
胡耀邦在西藏看到老百姓的貧困狀況，感到很震驚。從五九年到七九年這二十年，西藏老百姓的生活不僅沒提高，很多地方還下降了，比封建農奴時代的生活水平還低，胡耀邦在講話中提到了這一點，促使中央對西藏政策有所改變。
鄧小平阻斷西藏"一國兩制"釀大禍
安琪：你剛說四九年到五九年這段時間相對來講中央的政策寬容一點，那麼五九年的所謂暴亂是怎樣發生的呢？
阿沛•晉美：這個問題其實也是很複雜的。五九年的所謂暴亂不是在西藏自治區先開始的，是先在川滇藏區、甘青藏區開始的。為什麼會在那些地方發生呢？這些地方從五三、五四年開始，就實行民主改革了。在這個問題上，當時中共領導內部有不同意見，後來毛澤東還說過，在西藏改革問題上，他和李維漢是右派，鄧小平和李井泉是左派。鄧小平和李井泉當時極力鼓吹要對甘青藏區推廣民主改革，毛澤東反而很謹慎，並不贊成馬上在這些地方進行民主改革，因為第一，如果在這些地方進行民主改革的話，會波及到西藏自治區的穩定。第二，造成這樣一種情況以後，中國和印度的關係會受到影響。在五十年代，中國和印度的關係非常和好，印度領導人尼赫魯對中國很友好，認為這兩個東方古老大國可以攜起手來，共同反對西方殖民主義，成為全世界反帝、反殖的新興力量的代表。
鄧小平後來在香港提出一國兩制，但是他在五十年代西藏一國兩制上卻是最堅決的反對者。這件事沒什麼人提，但這是有根據的。鄧小平當時提出在甘青川藏區先搞民主改革。一搞民主改革，當地的寺廟全都改革了。寺廟在藏人的傳統社會生活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它不僅是一個宗教中心，還是一個經濟中心，又是一個交通中心。寺廟對藏人不僅提供精神上的需求，還是當地的教育中心，人們都到寺廟裡來受教育。很多寺廟有自己的土地和莊園。改革把寺廟的土地都分出去了，很多寺廟的主持受到衝擊，這樣一來就在這些藏區引起很大的反抗。一反抗就鎮壓，一鎮壓，就乾脆上山打游擊。這些地區的藏人都是康巴人，非常彪悍，帶有槍，歷史上有名，村與村之間經常打冤家。當然他們打不過解放軍了，就往西藏自治區方向跑。中國政府在十七條協議上說在西藏不實行民主改革，他所說的西藏是指西藏自治區，不包括其它藏區。但在西藏人傳統概念中，西藏也包括這些藏區。江那邊和江這邊，雖然在行政區域上有區分，但都是一家人，比如兄弟住在江那邊，我們住在江這邊，我挨打，當然要逃到你那去。同是一個民族、一個宗教、一個文化、一個傳統習慣，怎麼可能不影響不波及到那邊。以後越來越厲害，到五七、五八年，川滇甘青一帶開始叛亂，遭到鎮壓他們就逃到西藏自治區，可能一共逃去了幾十萬武裝難民。
安琪：國際上的介入起了什麼作用？
阿沛•晉美：國際上有介入，但根本起不了作用。像美國中央情報局訓練的那些特務，空投進去以後，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給抓住了，一點沒發揮什麼作用。主要還是內部自發的反叛，到最後越來越控制不住了，結果就釀成了五九年的大禍。
安琪：關於五九年的鎮壓數據有沒有做過詳細統計？
阿沛•晉美：沒有，這是很亂的。據說西藏六十年代的邊界游擊隊，曾經截過解放軍的軍車，繳獲過一些文件，說平叛期間消滅了八九萬叛匪。那個文件我沒看到過，看到過他們出版的照片。中國方面始終沒有提供任何這方面的數據，流亡政府方面後來提出的死亡數據是一百萬，又說是一百二十萬，當然它說的不光是被中國軍隊消滅的人數，也包括非自然死亡的人數，以及自然災害餓死的和在中共統治下因各種原因死亡的人數。按人口比例來算，這個數據太高了，我對這個數字始終是有保留的。我個人估計，整個藏區－－包括西藏三地區，大概有三、四十萬人。
中央給錢畸形西藏經濟
安琪：有人說鄧小平在西藏實施了一個拿錢買穩定的政策，每年要給西藏十幾個億。這種情況對西藏人來講，會不會促進觀念上的改變？
阿沛•晉美：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後期，特別是九零年以後，相當明顯的是在政治上的嚴密控制，另一方面，在物質上有很優厚的待遇。例如西藏自治區現在的財政收支，百分之九十幾都是中央撥款，就是說政府每年的預算開支不是從下收稅收上來的，而是直接從中央撥款撥來的，等於中央在養西藏自治區。八十年代初期搞過幾十個大型項目，如體育場、飯店、大型發電站等等，中央給了很多錢，對西藏的影響確實很大。
但是，隨著經濟上的大規模投資，西藏的經濟變成畸形發展。因為它不是很健康地在原有基礎上自然發展形成的，有自己的市場和生產，而是僅僅依靠中央給錢，如果中央不給錢的話，整個西藏經濟就要癱瘓，好多人就得沒飯吃。而且給錢這種方法，只是富了一部分人，不是社會上所有的人都能平均獲利，尤其農牧民和邊遠地區的農民，社會很少關注到他們。同時，中央給錢以後，養了一大批新的內地移民，很多經濟利益被他們得到了，西藏本地老百姓真正獲利的不是很多，我跟從西藏來的人交談了解，多數人都有這種反映。西藏經濟的畸形發展，造成了一部分人只想賺錢，經濟的衝擊帶來了道德的敗壞，甚至西藏的民族文化也受到了衝擊。
安琪：現代化發展本身對西藏的宗教、語言方面是否也有所衝擊？
阿沛•晉美：現代化、商業化的衝擊是相當厲害的，如果共產黨在這方面的政策得當，西藏的宗教文化受到的衝擊會小一些。西藏文化中有它保守的地方，但也有很開放的一面。例如西藏文化有很大的包容性，很容易吸收外來文化，並把它們囊括進來，佛教就是從外來文化中引進和吸收來的。共產黨在這方面如果採取保護政策的話，現代化的衝擊雖然會有，但是破壞性會少得多。
安琪：共產黨在九十年代是不是在西藏修復了很多寺廟？
阿沛•晉美：我自八五年以來就沒有回去過。據〔人民日報〕報導，共產黨在九十年代修復了一千七百個寺廟，它是花了不少錢。但是共產黨的宣傳很多人不信，因為它老是不把全部的情況說出來。比如它只說花了多少錢修布達拉宮，但就不說布達拉宮為什麼要修，不說一九五九年共產黨的大砲一轟，布達拉宮才被破壞的。它也不說文革中毛澤東深挖洞、廣積糧的時候，在布達拉宮山底下挖洞，整個地基都破壞了。但這些它都不提。
安琪：關於西藏語言和文化的延續，好多西藏人都有一種擔心，害怕西藏這個種族會在歷史上消失。你認為這種擔心有沒有依據？
阿沛•晉美：有依據。但是我認為西藏這個民族的消失不是特別容易。因為西藏是一個非常古老的民族，它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宗教，也有它比較頑固的某些方面，不會那麼輕易地就完全消失。但是現在衝擊是非常大的，西藏就那麼幾百萬人，內地十二億人，來個千分之一都能把西藏人給消化掉了。
安琪：西方媒體說中共對西藏採取了一種殖民政策，對此你的看法如何？
阿沛•晉美：現在我們還沒有看到大量的內地人進藏，就是說進西藏自治區。但是在四川、雲南、甘肅、青海這些藏區的民族成分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和四十年前完全不一樣了。例如青海有六個藏民州，有兩個州現在藏人佔百分之八十五，佔大多數。有兩個州藏人差不多是百分之六十左右。剩下的兩個州，漢人已經佔多數了，其中一個州百分之八十都是漢人。從中央政策來看，到目前為止，我們也沒有看到一個很明確的殖民政策，但是這五年很明顯地有很多內地人到西藏自治區做生意、工作，享受各種優惠條件。當然這些人也可能有很多並不想留在西藏，更願意回去，可是也有很多人不想回去，因為他回去掙不了多少錢，哪有像在西藏這麼容易掙錢，開始他可能不太習慣，但是呆下去就習慣了。這樣的人可能以後會越來越多。再說，西藏多年以來只進不出，或者進的多出的少，今天去看，好像沒有那麼多人，發展趨勢不能一下子看出來，但是如果再這樣繼續五十年的話，那可能就完全不一樣了。到那時問題就大了。
共產黨" 妖魔化的西藏"
安琪：在海外有關西藏問題的討論中，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就是漢藏衝突問題。據我所知，實際上大部分漢人對西藏並不了解，即使出於對宗教的敬畏，漢人對西藏人在感情上也是比較接近的。你認為漢藏衝突的根源是什麼？
阿沛•晉美：其實在傳統歷史上，漢藏之間沒有什麼衝突，而且西藏人始終認為漢民族有一種非常高的文明，對此他們非常佩服和尊敬。吐蕃王非要娶一個文成公主，他就是羨慕大唐的文化與文明，他覺得娶文成公主是他的光榮。而且西藏人在漢民族文化中學到了不少東西，比如西藏人開的餐館，很多都是中餐的變通，西藏的蔬菜名稱，除了土豆、豌豆是藏族名字，其它百分之九十都是漢族名字，像白菜、蘿蔔、韭菜、芹菜等等。所以說，歷史上西藏人對漢民族沒有什麼真正的衝突或者仇恨。當然，最早唐朝和西藏也有過戰爭，但那都是你打我，我打你，大家都有責任，而且西藏人的侵略性更強一些。也有很多和好的時候。像明朝，西藏的喇嘛爭先恐後地上北京，為什麼呢？因為當時明朝皇帝給他們很多禮物，說是送俸。所謂禮物並不是小禮物，西藏的喇嘛都是整車整車地從北京往西藏拉薩，所以他們特別高興給北京進貢。為此明朝還發過一個指示，說你們一年來一次就夠了，來人也不要太多。
漢藏間的衝突是從清朝開始的。清政府往西藏派駐藏大臣，在西藏用兵，清末在西藏邊境進行改土歸流，把藏人的社會社區完全摧毀掉，把藏區的當地人殺掉，給每個藏人家裡賜漢姓。滿清製造的這種民族之間的衝突，西藏人就認為滿人也好，漢人也好，反正都是中國人。
安琪：為什麼現在民族矛盾這樣尖銳？
阿沛•晉美：共產黨的政策是造成民族矛盾尖銳的主要原因。國民黨基本上沒有統治過西藏本土，對邊境上的藏區，它是通過當地的頭人來間接地統治。共產黨來了以後，西藏歷史上頭一次完完全全地被外族統治了，他們大規模地破壞西藏民族文化，造成達賴喇嘛和西藏十幾萬難民流亡印度，這都是在西藏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事。
安琪：有個問題一直想請教，共產黨宣傳的西藏，像我們從小看的電影〔農奴〕，其中農奴主對農奴強巴的殘酷壓迫是不是真有其事？
阿沛•晉美：共產黨對西藏的宣傳當中，從五九年開始，很多都是假的。現在中國有的人說美國" 妖魔化的中國" ，其實共產黨早已經" 妖魔化的西藏" 。最近有一篇文章說中共妖魔化西藏三十年，真是這樣的。像過去說的剝人皮，挖眼睛、人頭骨呀，還有把小孩活埋在寺廟的牆角，根本就沒有那麼回事。剝人皮、挖眼睛的這種事情不是絕對沒有，可能一百年裡有過那麼一次兩次，而且都是私刑。類似的私刑哪個社會都有，你要是這樣追究的話，哪一個社會，哪一個民族沒有一些殘忍的事情？漢人不久前還有女孩子裹腳，男孩子閹割。共產黨把西藏醜化成最野蠻、最落後、最愚昧、最黑暗的社會，在這種宣傳下，你想想內地人聽了會怎麼樣呢？到今天很多漢人一說起西藏來，首先想到的就是野蠻、殘酷。
承認西藏人有自決的權利
安琪：你怎樣看西藏傳統的宗教制度？
阿沛•晉美：西藏過去的僧侶制度，政教合一制度，不是一個很好的制度，與歐洲中世紀的情況很相似。這種神權政治，政教合一制度，也許在歷史上可能發揮過一些作用，但已經不太適合於今天的世界了，是需要改變的。西藏的活佛轉世制度，我覺得也要改變，因為這種制度帶來很多問題。在這方面達賴喇嘛也有很多想法，他說也許他是最後一個達賴喇嘛，今後的達賴喇嘛到底怎麼辦，要還是不要，達賴喇嘛制度是不是應該通過選舉產生，應該由人民自己去決定。還有，西藏人建寺廟的狂熱，很多人都去當喇嘛、當尼姑，一生積蓄下來的那麼一點錢，都放到寺廟去了，因為他覺得這對於他的來世很好。我特別同情這些人，你用這些積蓄改善生活也好，蓋個房子也好，幹什麼非得交給寺廟？這些方面的確需要有很大的改變，當然這些並不是一下子就能改過來的，是需要慢慢地去改變的。宗教這個東西自從有人類以來，在人的概念裡它總是存在的，不管你信馬列主義也好，信科學也好，總是有一種信念方面的需求。
安琪：達賴喇嘛很早就提到了政教分離問題，但是好像也不是他一個人可以決定。比如達賴喇嘛主張西藏高度自治，但西藏也有一些人主張獨立。你認為西藏人現在對達賴喇嘛的認同程度如何？
阿沛•晉美：西藏人對達賴喇嘛的認同感非常高，在西藏的很大一部分人中，達賴喇嘛享有至高無上的聲譽。但是這四十多年，中共在西藏也培養了一大批藏人，這些人在多大程度上會跟隨達賴喇嘛，也是個問題。至於達賴喇嘛說有些問題如達賴喇嘛制度，讓西藏多數人來決定等等，西藏多數人能不能接受，我還說不上。達賴喇嘛制度是歷史上產生的，也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是西藏的一分遺產。所以，這不僅僅是一個達賴喇嘛的制度問題，而是整個藏民族的歷史遺產問題。我們如何接受，如何繼承，如何在繼承的過程中不排除現代各個民族的不同文化，既吸收新的東西，又把舊傳統裡的好壞分清楚，這是藏民族面臨的一個非常重大的課題。能不能接受這個挑戰，是一種很大的考驗。
安琪：你認為民族自決的方法在西藏問題上能不能成立？
阿沛•晉美：民族自決是解決民族問題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則，也是避免民族壓制的一個比較合理的解決辦法，因為有了這個民族自決的權利，弱小民族才能夠以此來爭取保持他們自己應有的權益，宗主國也好，大民族也好，就不可能完全隨心所欲地欺壓弱小民族，而會非常慎重地對待小民族，尊重弱小民族的利益和權益，否則弱小民族就要跟你脫離關係，這是一種制衡的辦法。民族自決的提出正是基於這樣一個設想，而且還是一種不涉及武力和強權，而是通過人民表達意願的辦法來解決民族之間的衝突。當然在具體執行的時候，比如民族自決，你決什麼？又會有不同的方法。但是作為一個原則，民族自決原則對西藏問題是適用的。西藏民族從她的歷史、傳統、民族文化、特徵各方面來說，絕對有民族自決的權利。你先得承認西藏人有這個權利，至於他們作出什麼決定，那是另一回事。承認了民族自決的權利以後，未來中國的領導也好，西藏的領導也好，就要考慮各方面的利害衝突，中國的利益，西藏的利益，西藏跟中國呆在一起好，還是不呆在一起好，那都是可以討論，可以商量的，我想首先應該有些基本的認同。
安琪：海外的流亡政府和流亡藏人對西藏的進步和發展能起一個什麼作用呢？
阿沛•晉美：我一直認為海外流亡運動，可以起一個繼往開來的作用，能夠接受和保存傳統，同時又把外部世界的一些好的東西學到，再傳播進去，起一個傳播媒介的作用，但是真正起主要作用的不是海外這些流亡藏人，而是絕大多數生活在西藏內部的藏人。
爭取西藏民族的公正待遇
安琪：在這個過程中，你個人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阿沛•晉美：我從事的是一種爭取西藏民族的公正待遇，爭取對西藏權利的尊重的事業。我的生活經歷和我受過的教育，使我對西藏歷史，對西藏人的感情也了解很多。同時我對中國文化非常欣賞，非常熱愛，我覺得中華民族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民族，儘管她也有很多毛病，經歷過很多困難，但是這個民族既是一個古老的民族，又是一個很有前途的民族。我覺得在某些方面也許我能夠促成這兩個民族間的一些交流，能夠搭個橋，做點這方面的聯絡工作。
安琪：你現在主持對西藏的廣播工作，主要宗旨是什麼？
阿沛•晉美：因為西藏缺乏新聞自由，缺乏信息，所以我們向聽眾提供真正客觀公正的信息、消息等等。西藏這些年在獲取信息方面儘管有所進步，但是事實上沒有什麼新聞自由，人們對外部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對西藏內部的了解，由於新聞的封鎖，傳播的機會也很少。我們希望通過我們的廣播，能夠給聽眾帶來真正不受意識形態干擾的、真正客觀公正的報導。
安琪：信息來源如何？
阿沛•晉美：各方面的信息都有，包括各大通訊社的消息。我們有些西藏通訊員，主要是印度的藏人，我們很希望在西藏內部建立通訊員網絡，但是很難，有時連打個電話都很困難。
安琪：作為新聞從業者，你怎樣評價西方主流意識形態對西藏問題的宣傳？
阿沛晉美：我的觀察，西方主流社會對西藏問題的宣傳不是特別多，直到近年來才開始多了。一般來說，西方主流社會對西藏的自由、民族自決、保持自己的文化傳統宗教的努力，基本上是抱同情的態度。當然西方社會對西藏的了解程度也不一樣，對具體的情況並不是非常清楚。
安琪：有人說西方的宣傳和中國大陸的宣傳對西藏問題都有失實，是這樣嗎？
阿沛•晉美：有這種情況，表面的東西也比較多。另外，流亡藏人的宣傳工作也很厲害，西方傳媒比較傾向於相信這些。因為中共的聲譽不是特別好，所以中共的宣傳很多人不相信。我認為西藏流亡政府方面的宣傳在某些方面也有很多問題。西方傳媒從本質上說，倒是願意更多地追求真實，不是有意識地去歪曲事實。但它也受很多限制，到現在為止，中共很少讓西藏接待西方媒體的採訪和調查，西方記者在中國大陸其它地方基本上都可以去，唯獨去西藏受到控制，這樣就限制了西方媒體對西藏進行真正全面、客觀的報導。
安琪：前不久有部關於西藏的電影〔西藏七年〕引起一些反彈，對於其中一些包括宗教方面的細節，包括對阿沛•阿旺晉美的描述，都有失真之處。你怎麼看這部影片？
阿沛•晉美：我覺得這是一部非常糟糕的宣傳片，非常粗糙，很不真實。說是一部史實電影，但很多東西都是虛構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很不嚴肅，手法也很卑劣，很多情況都不真實，基本上不顧歷史事實。例如作者哈爾，說他看到解放軍進藏，多麼殘暴什麼的。其實他根本沒有見到過解放軍，解放軍進入拉薩之前，他已經離開了，他的書裡也沒有這些內容，書和電影也不一樣。( 巴黎古道且閒莊1998年10月)
(原標題:西藏人有民族自決的權利——專訪自由亞洲電台西藏部主任阿沛•晉美 )
資料來源： 安琪
